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ZT）陳向陽：我們，“壞人老了”的一代
都說中國人素質差。其中壞老人出奇地多：自己摔倒了，誰扶就訛誰，跳廣場舞擾民，對抗議聲不理不睬，上車逼人讓座，不讓就罵還敢動手。如今凶悍的老人真不少，一反老爺爺老奶奶的慈祥形象。
有人問：老人怎麽變壞了？有人答：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壞人變老了”是在說整整一代人。早就有人這麽說過：“喝狼奶長大的”“紅衛兵一代”。
筆者就屬於這代人。此處不打算使勁辯白“我們沒那麽壞”。不管用，每個人都會從身邊的事實得出自己的結論。這裏隻想說說我們這代人的一些共同經曆。光說壞，也不能“隻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吧？
人分成“代”，是依據與年齡相關連的經曆。有些經曆，時過境遷一去不返，後人再也得不到，這才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點。
如今，“壞人老了”的一代年紀高不過70餘（出生於解放前夕），低也要50大幾（出生不晚於1960年代）。再老的人屬於上一代，他們的記憶中還有“解放前”，而我們這代人卻“長在紅旗下”，從小“受黨的教育”。再年輕的呢，沒有文革的記憶。文革不光“觸及靈魂”，也塑造靈魂。沒有文革經曆，我們這代人不會是現在這樣子。
與其他人相比，我們的生活經曆“相似度”很高。比如，今日的中國孩子有吃不飽肚子的，但絕大部分足吃足喝，還有許多小胖子，真正的胖子，營養過剩造成的。可我們童年時，除了內分泌失調的“病態胖子”，真胖子極少，因為極少有營養過剩的，連足吃足喝的人家都不多。“三年大饑荒”許多人餓死了，活著的也都饑腸轆轆，包括“皇帝腳下”的北京人，包括絕大部分幹部家庭。用王朔的話說：“都是苦孩子出身”。當年我們男孩幾乎個個都能“數排骨”，就是一條條肋骨清清楚楚。估計女孩也一樣，隻不過她們不光膀子，看不見而已。當年我們盼春節可比現在的孩子要強烈一百倍，而最大盼頭就是有好吃的。
盡管如此，我們當年毫無“吃苦倒黴”的感覺。如果周圍的人日子都過得差不多，你就感覺挺正常。雖然那時比現在窮多了，但是相當“平均”。更何況，我們還被告知是“長在蜜罐裏”了，解放前才是苦日子。而且“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也曾經相信了。大人的話能不信麽，我們那時還是孩子。
我們這一代受的啟蒙教育很一致。“一致”可不是說教學質量，論質量，城裏的學校和農村的學校能相差十萬八千裏。這個一致是指課堂上教給我們的政治觀念。其實，課堂內外，書籍報刊，電影廣播，所有我們聽到的都是“一種故事”。從小聽著這種故事長大，我們對社會的理解很簡單：以1949年的“解放”為界，中國曆史劃分為舊社會和新社會。舊社會裏壞蛋掌權，欺壓剝削窮人，而新社會天翻地覆，共產黨領導好人打倒了壞蛋，最大的好人是大救星毛主席。文革之前，我們的政治觀念就這麽簡單，又非常一致。就連許多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孩子也一樣，他們怨恨自己的家庭出身，真的願意“劃清界限”。
應該說，這種新舊社會的觀念並非100%的欺騙，尤其在“新社會”的初期。比如老舍就曾衷心地謳歌新政府如何清理老北京的垃圾，改造龍須溝，肅清娼妓等等社會新氣象。那些都是真事。而我們的父輩也大多認為解放前國民黨實在太貪汙腐敗了（今日台灣的國民黨已經浴火重生，大不一樣了）。本來麽，完全與身邊事實相違的謊言是難以騙人的。
隨著一個又一個的運動：反右、社會主義改造、公社化、大躍進、階級鬥爭教育、四清，社教，我們的思想越來越“革命化”。接著，文革開始了。那是出人意料的大震撼：我們天天準備著革命，時時警惕著階級敵人，但做夢也沒想到，革命的對象、最大的敵人竟然在共產黨內！居然是二號領袖劉少奇！那時劉主席和毛主席兩張畫像都並排貼了，有人喊完毛主席萬歲順口都喊劉主席萬歲了。多麽出人意料！但震撼之後是極度的興奮：太有意思了！居然比小說電影都離奇。
文革初期，整個社會秩序大崩潰，造反了！誰能想到在“好人當家作主的新社會”也能造反？太好了！不用再聽老師校長的話，不再上課，不再擔心考試、升學。可以在學校幹革命，也可以不去學校在家玩，隨便。全中國的中小學整整停課一年多，空前絕後。那時的北京（估計全國的城市都差不多），大街小巷，大院小院，每天從早到晚到處是閑逛和玩耍的孩子群。
筆者記得有一天，一個老頭大聲訓斥我們幾個閑得無聊的孩子：你們呀！寶貴時光啊！就這麽浪費呀！當時覺得老頭神經病，現在卻感到老頭的話痛徹心腑。我們確實浪費了太多的時光（應該說“被浪費”吧？）。
我們中的69屆和70屆初中畢業生（那兩屆根本沒有高中）接受的文化教育比小學生高不了多少，因為從1968年進了中學就沒上幾節文化課。“天天讀雷打不動”，每天第一節課學毛著，然後還有政治課。動不動就上街遊行：慶祝毛的最新指示發表，黨的某屆會議召開，抗議美帝支援越南，抗議蘇修，夾道歡迎外賓。每年三夏下鄉支農收麥子，一幹十天半月，備戰挖防空洞，五一、十一慶祝活動，提前小一個月就開始操練。真沒多少時間上課。而老三屆的呢（66、67、68屆初中高中生），更是自打1966年停課鬧革命就再沒有上一天文化課，到1968年底就全體畢業上山下鄉了。
上麵是抱怨：我們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我們更有不容回避的另一麵：許多人也是文革的加害者。我們中的許多曾是紅衛兵，曾經批鬥打罵老師校長，還曾“殺向社會”：破四舊又燒又砸，毀壞不少文物財產，還抄家暴打“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牛鬼蛇神，資本家等等）。我們曾真以為他們是死有餘辜的壞蛋，毫無憐憫地痛打。光是在北京，1966年的“紅八月”就有數千個黑五類被活活打死。看到本應天真善良的十幾歲孩子竟然如此凶狠瘋狂，那些仍然頭腦正常的善良人該是多麽恐懼又絕望。不少人就被這絕望逼上了死路。直接逼死老舍的就是一群十幾歲的紅衛兵。
紅衛兵為什麽那樣殘忍？他們放縱自己的人性惡罪責難逃。但十幾歲的孩子怎麽能犯下如此重罪？少不了教唆犯吧？至少也要挖一挖“思想根源”吧？當年寫檢查可都這麽幹。
那時紅衛兵抄家有不少街道積極分子（後來的“小腳偵緝隊”）甚至派出所警察引路指門。因為當時上麵有指示，要他們協助和保護紅衛兵小將橫掃牛鬼蛇神和舊社會的殘渣餘孽。
而紅衛兵的凶殘也不光來源於先天的人性惡，更有後天的教育：殘忍教育。我們當年從小學就開始常聽“憶苦報告”、“革命故事”、“階級教育”，其中一部分內容就是壞蛋如何對好人施以酷刑，什麽老虎凳、釘竹簽子、關水牢、“披麻戴孝”、“點天燈”，多了。聽得我們這些孩子毛骨悚然。記得當年北京民族宮有個關於西藏的展覽，其中有用農奴的頭蓋骨做的碗，用人皮做的燈罩，筆者看完不止一次做惡夢。也許這些並非都是編造，但如此殘忍的內容是不是也該考慮“少兒不宜”？特別是：我們的頭腦中已經被灌滿“階級社會”“階級鬥爭”，再加上這種殘忍教育還能是什麽結果？我們在驚嚇之後就有了一種潛意識：向所有“壞蛋”報複，並且同樣殘忍。
當然，說到紅衛兵作惡，也決不該籠統地用“我們”。因為我們這一代中有許多人根本沒有參加過紅衛兵，當年紅八月裏打人的也隻是全體紅衛兵裏的一小部分，主要是最早由幹部子弟成立的“老紅衛兵”。而且，老紅衛兵裏也有一些沒打人、反對打人的。打了人的老紅衛兵還會說，紅八月之後的那些“造反派紅衛兵”搞武鬥打死的人更多。
確實，紅衛兵根本就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全中國隨便哪個學校隨便幾個人就能成立一個紅衛兵。成千上萬互不隸屬的紅衛兵組織千差萬別：激進的，保守的，暴力的，溫和的，造反的，保皇的。可現在，紅衛兵卻有了“固定形象”：黃軍裝，紅袖章，大皮帶，街頭破四舊又砸又燒，炒家暴打黑五類，天安門跳著腳喊“毛主席萬歲”如傻如醉。把這樣一個“標簽”貼到所有紅衛兵身上是個極大錯誤。比如說1969年之後，北京各中學的紅衛兵曾一度成了共青團的“準替代組織”，受學校老師領導了，都是些聽話守紀律根本不造反的好學生才能加入。把我們這代人都說成紅衛兵是更大的錯誤，我們之中不僅有許多從沒參加過紅衛兵的，還有許多甚至是紅衛兵的加害對象，比如出身不好的，當年被稱作“狗崽子”。
當然，我們畢竟有共同之處。我們都經曆了那段“無法無天”的日子，並深受影響。文革中，什麽遵紀守法、公共秩序，都被一掃而光。那時，“徹底砸爛公檢法”，連殺人（打死黑五類）、搶奪毀壞財物（破四舊抄家）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幹，還有什麽法律法規可言？盡管後來又努力恢複法律法規，但也很難再得到我們真正的尊重。
我們許多人留下了無視法紀的後遺症。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哪些規矩要遵守，主要的判斷是“有人管嗎？”。凡有人管，你一幹就會受到“提醒”、喝斥、甚至懲罰的事就不能幹，或小心地幹，別讓人看見。至於這事是合法還是非法卻很少考慮。在法規淪為廢紙的文革中這麽做簡直是當然的。但我們許多人把這習慣延續下來了。當有權力管的人（比如警察、穿某種製服的、戴紅箍的）不在場，自然就會鑽個空子，把個人利益擴展到最大範圍。比如，在貼著“禁止吸煙”的場所，如果吸煙並無人管，那就隨便吸。
文革中，“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成了許多人的生活習慣，包括我們中的佼佼者。看看《七十年代》那本書中北島的文章，他們一夥人當年曾長期使用自己畫的月票，還從工廠“順”（就是偷）東西，而且文章中毫無“做過錯事”的意思。那時做這種事也確實不算什麽。在工廠裏幹點私活（做魚缸、打刀子、甚至做家具），順走點東西，太普遍了。問題在於，文革之後仍然有太多的人習慣不改，依舊最大限度地追求個人利益，不在意法規和道德，隻在意“有人管嗎？”。
如今有人說，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低下是因為沒有宗教信仰，所以無所畏懼，在“沒人管”的場合就隻顧自己方便不管別人和法規。這話有道理，我們確實缺少督促我們行為高尚的信仰。但是應該說，我們這代人也曾經有過“宗教信仰”：毛主席就是太陽般的神，共產主義和關於新舊社會的革命世界觀就是神聖教義，就是我們的信仰。那種不惜獻身的虔誠，失卻理智的盲從，完全可以和宗教信徒相比。但是，這個宗教講階級鬥爭，不講行為高尚。
我們的“宗教信仰”在文革中登峰造極，然後是崩潰，一瀉千裏。毛神用完了紅衛兵的“引火柴”價值，一下就把“革命小將”變成了需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青發送農村。而農村的極度貧困大大的動搖了有關新舊社會的革命世界觀。尼克鬆訪華，我們又開始從“門縫”看到了一些外麵的世界，那個“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神話也破滅了。而林彪的叛逃則是對我們“宗教信仰”的致命一擊。林副統帥一夜之間從九天之上跌落，我們大多數在震驚之後則喪失了心中對毛神的虔誠崇拜。當然，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還在崇拜毛，但我們大多數人從上山下鄉開始，到林彪事件之後就基本喪失了“宗教信仰”。
糟糕的是，沒有什麽崇高的信仰來接替，我們的精神沒有在“驚醒”後升華，隻是變得很實際，很物質。也有道理，當時不少插隊知青連肚子都吃不飽。當然，我們中的佼佼者從不甘心精神淪喪。他們很早就開始了地下讀書活動，從事政治理論鑽研、文學藝術創作。他們努力攀登，力圖站得高一些，能看穿周圍的混沌，能看到遠方的希望。
但佼佼者畢竟是少數，多數人的精神就停留在了低處，關注的就是活著，活得更好一點。本來，這也是人之本性，無可厚非。但是，文革的瘋癲不僅打破了許多政治和社會的常規，也打破了許多日常生活中基本的做人底線。“高尚的行為”失卻了存在的基礎。
今日的腐敗在文革後半期就已廣泛孕育。辦事找熟人走後門，行賄受賄已經非常普遍。隻不過人們都很窮，行賄隻是用煙酒土特產之類。那時一個售貨員一個司機都可以用手裏那一丁點權力撈取好處。盡管好處不大，權力微卑，但“性質”仍屬以權謀私，或者說：腐敗。可怕之處在於：這種細微的腐敗太普遍，以致可稱“全民腐敗”。如今的腐敗難以禁絕，蒼蠅老虎前赴後繼，就是因為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當然，腐敗問題很複雜，不可都歸因於文革。但有人竟說根治腐敗需要再來一場文革，這實在是天大的笑話。
文革經曆還使我們喪失了誠信。說大話假話，人前人後說兩種話擺兩副嘴臉太普遍了。當年在許多場合這樣做簡直就是生存的必需。別管真相如何，別管你心裏怎麽想，當眾隻能說一種話，表一種態，不如此馬上就是“現行反革命”。政治層麵如此，生活層麵又能好到哪裏？弄虛作假成了生活習慣，為歇兩天設法弄張病假條，說爹媽病重請個探親假，為了病退返城，體檢時作手腳查出個重病，撿廢車票報個假賬，畫個月票、糧票、油票。事情都不大，但是太普遍。太多的人喪失了做人的是非觀，隻想盡量多得一點私利。就這樣，不講誠信的政治也毀掉了生活中的誠信。
我們還使用過文革語言，至少在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必須表態的政治學習中模仿過。這種語言就是對敵人的戰鬥語言，氣勢洶洶，不講道理，不講邏輯，更不容分辨，因為對方罪該萬死，隻需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文革語言的基礎是“唯我正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蠻橫思維。有人幹脆描述為“心中有個小毛澤東”。我們文革中的孩子還曾滿嘴髒話，什麽“他媽的”、“我操”、“你丫的”，隨口出來無數，說者聽者都習以為常，並無罵人或被罵的感覺。當然，我們大多數早已擯棄了文革語言和髒話。可惜，也有些人“中毒太深”，如今一急眼，那些曾經順口的詞語又會噴湧而出。
不光語言曾經富有戰鬥性，我們中的不少人還有過“戰鬥經驗”：在文革的武鬥中，還有那時城裏的孩子打群架。時至今日，這種戰鬥經驗仍然會讓一些人在日常糾紛中咄咄逼人。
文革對我們的塑造還有不少，不再贅述。
當然，上麵隻提到“不好的”那麵，肯定還有“好的一麵”。比如，我們吃過苦，沉到過“社會底層”，生活節儉，做事實在，不怕吃苦受累。我們中的佼佼者還作出了驕人的成就。不過這裏不想擺好兒，老王賣瓜容易惹人反感。
還要再次強調，任何一代人都有千差萬別，本不應該放在同一個標簽下。但我們這代人經曆了一個很特別很畸形的年代，每個人身上都留下了或多或少那個年代特有的印記。
因為我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太特別，難以讓後人理喻，更容易被誤解。連我們自己回想起來都常常理不清楚，爭論不休。我們不少人寫了書和文章記述當年，這很好。如果留待後人自己去“挖掘真相”，恐怕距離真相更遠。
寫清當年的事，也許並不能得到後人的諒解，但至少可以幫助他們了解，減少他們誤解。我們許多人都有這願望吧？
來源：貓眼看人
小夥子用手把本來就躺倒在地的大爺一推， 上去就用腳使勁地踢， “我叫你碰瓷我叫你碰瓷， 打你個碰瓷的老東西！ 反正既沒探頭又沒其他人看見， 打你也是白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