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傻子一定要在草原咽氣

薑傻子拉二胡全校聞名

 

作者：老鬼

 

薑傻子一定要在草原咽氣

 

有人說薑傻子太愛出名，就想幹惹人注意的事；也有人說他極左，步行到西藏完全是異想天開，根本不現實

1968年共有4000多北京知青來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草原。薑傻子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叫薑一凡，21歲來到內蒙古錫盟，21年後死在內蒙古錫盟。

他是47中高二的，文革中我們來往很多。早在長征去狼牙山時，我們就一起從狼牙山上的某處懸崖上吊著往下爬了一段，體會懸崖的滋味。他的故事很多。他拉二胡非常棒，全校數一數二。他小學時就常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表演拉二胡，並還與馬連良等著名藝術家一起參加過春節茶話會。文革前中央樂團就想破格要他，被他謝絕。學校廣播員朗讀憶苦思甜文章時，常常把他拉的二胡《江河水》當作背景音樂。

他是獨生子，出身民族資本家，家裏很有錢，自己有一個德國蔡斯相機，還有一特高級的曝光表，這在當時的中學生裏極其罕見。但他平時總穿一身舊藍布製服，非常簡樸。他說話有些羅嗦，一句話會反複說半天，生怕別人不懂，經常口吐白沫……平時愛剃個小平頭，有時候還剃光頭，來學校總騎一輛舊的鳳頭牌自行車。

因為他的一些苦行僧舉動，同學們就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薑傻子”。比如他曾經用饅頭換別人的窩頭吃；他的鳳頭牌自行車成了公車，大家隨便騎；他公開表示不考大學，要到邊疆務農，與工農結合一輩子；還發誓要像胡誌明學習，革命至上，終生不結婚……

由於他特別愛幫別人跑腿辦事，助人為樂，群眾關係很好，被譽為活雷鋒。文革前就加入了共青團，還當了個團支委之類的小幹部。在強調貫徹階級路線的年代，像他這樣出身不好，能被發展入團，還能當個小幹部，是很不容易的，足可見他在同學中的威信之高。

文革初期，學校盛行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風靡一時，反對者甚微。他卻寫了一篇很長的大字報，批判血統論，不同意對聯，言辭溫和。除了署自己姓名外，還特地聲明：本人出身民族資本家。

這樣不合潮流的大字報，即便和風細雨講理，找不出什麽破綻也特別招恨，再加上他又公開了自己的出身，自然引來猛烈的圍攻，一幫初中生就差動手了。全校出身不好卻敢公開貼大字報反對對聯的屈指可數，薑傻子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思想很左，對父親態度生硬，冷冷冰冰，說不理就不理，似乎真把資本家父親視為階級敵人。文革前，他就表示要到西藏落戶，從1968年起即開始策劃步行去拉薩。為經費、綱領、人員四處奔走……到這年秋天，他終於從首都中學紅代會處搞了些錢，組織了七八個同學，開始實行他步行西藏的壯舉，走時轟動了全學校。

那天，他帶著隊伍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留影宣誓，然後正式出發。全校有近百人去天安門廣場為他們送行，有的女生感動得流了淚。但步行去西藏雖然很悲壯，實行起來卻困難重重。在狠抓階級鬥爭的年代，他們剛走出北京不遠，在保定附近就被農村的民兵給抓住，逐一審查出身。

民兵們對他們長征去西藏，走什麽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根本不相信，認為他們在胡說八道，形跡可疑……扣留了他們好幾天。最後縣革委會指示釋放，他們身上的錢財卻被洗劫一空，連車費都沒給留。最後，他們這行人又灰灰溜溜折回學校。為此，薑傻子的威信大跌……

人們開始對他的動機產生懷疑，覺得他在吹牛，愛出風頭。他這支隊伍的前後遭遇，給人感覺像演戲，剛開始慷慨激昂，相當氣壯山河，不久卻像打敗仗的逃兵一樣返回，垂頭喪氣，萎靡不振。

更慘的是回來不久，他們隊伍中的一位女生王羅蘭就被公安部抓走。一時間說什麽的都有。有說王羅蘭作風不好，有說她是日本特務（其父在公安部工作，通曉日語）……而薑傻子因為和王是一個班的，王又是團支書，他是支委，關係比較密切，自然受到牽連，處境孤立。

這時很多人都疏遠了他，刻意與他保持距離。他不得不一天到晚向人解釋他和王羅蘭的關係，他們是正常的，沒有任何不正常之處。不管人家想不想聽，他翻來複去解釋，說得口吐白沫。

有人說薑傻子太愛出名，就想幹惹人注意的事；也有人說他極左，步行到西藏完全是異想天開，根本不現實。過了段時間，王羅蘭的問題有了新的說法：她自己並不是什麽日本特務，而是她父親有日本特務嫌疑，她公開替她父親辯解和翻案，觸怒了公安部一些人，才招致被抓。這樣，薑傻子的處境才稍稍好了一些。

大約是1968年秋，薑傻子報名去內蒙古，沒批，顯然是政審不合格。初冬，在去內蒙古的同學們走後不久，他買了張火車票，自己一個人悄悄闖到了內蒙古阿巴哈那爾旗，投奔47中同學。

這次他一點沒聲張。走之前，他嚴正告訴母親，繼續上班，不要送。可那天，母親還是提前回了家。他斥責母親為什麽回來？母親辯解道我不是送你的，是身體不舒服。薑傻子離開家來到汽車站後，依然看見了母親瘦小身影，偷偷跟隨著他。

薑傻子生氣了，大聲喝斥：你回去！有什麽可送的。母親隻好假裝返回，但沒走遠，繼續躲在另外一處角落，目送著自己的獨生子上了車（這是多年後，薑傻子的母親對我講的）。

薑傻子給人的感覺，就是堅決要跟他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事事都要表現出對父母的敵意態度。他離開北京時對父母毫無眷戀之意。

這次，他成功了，阿爾山公社接收了他，與我們學校下鄉的同學相聚在一起。不久，因為挖肅，北京知青與當地牧民發生衝突。北京來的紅衛兵剛勇好鬥，積極投身挖肅。在對立派的某武鬥頭頭首先動手打人的情況下，我們學校的眾多同學蜂擁而上，失手將這人打成重傷，後不治身亡。死者有個親戚是旗公安局的，不依不饒，一定要將凶手和後台捉拿歸案。很快高二的閻小紅被逮捕。薑傻子也成了通緝對象，因為他是這夥人中歲數最大的，被對方認為是武鬥的策劃者。在同學們的大力掩護下，他躲過了一次次抓捕，秘密逃回北京。

旗公安局也曾派人到北京抓過他，但都撲空。這時47中的同學都勸他，傻子，你出身不好，那兒又出了人命，你趕緊另外再找地方吧，千萬不能回去了。反正你戶口還沒辦。薑傻子在北京同學家躲了一段時間後，風聲漸漸平息。他感到弟兄們都在那邊挨整，自己一個人跑了不像話，決定返回。他來到學校取戶口。管戶口檔案的老師問他：“給你開到哪兒？”他說：“阿巴哈那爾旗。”“你怎麽還到那兒？回去要給你抓起來怎麽辦？”他說：“沒關係。我一點都沒參與，說清楚就沒事了。”“你可考慮好了，戶口一開到那裏，就再也不能改變了。”他堅定地說：“我想好了。我得回去。”“你別那麽死心眼兒，你們那兒出了人命，你再去那兒，可要想想後果。”

47中全校的人都知道到內蒙古錫盟阿巴哈那爾旗的同學出了事，打死了人，已經抓了一個，還要再抓薑一凡。老師同學自然都向著47中的，希望薑傻子能平平安安度過這段危險期。

薑傻子懇切地解釋：“那兒的同學們歲數都小，出了事最需要有人出麵應付。我不能在他們有困難的時候，離開他們。”在傻子反複要求下，老師隻好給他辦了戶口手續。同學們都替他著急，說他回去是自己往虎口裏送。罵他沒有智慧，傻B！父母也急壞了，幾乎要跪下給他磕頭，乞求他別逞能。哪兒都可以插隊，幹嗎非到出了人命的地方去？傻子卻毫不猶豫地拿著戶口又返回了內蒙古阿巴哈納爾旗。在北京躲的這段時間，他雖然躲過了被抓之苦，良心卻不舒服。他有點像張學良一樣，本來完全可以不失去自由，卻偏偏要自己走進牢籠。

1968年底全國自己奔赴邊疆農村的青年學生成千上萬，但像薑傻子這樣，好不容易從出了人命的地方逃出來，再重新回去，自投虎口的恐怕不多，恐怕也就他一個。

果不其然，薑傻子一回內蒙古就被專政起來，說他是這幫打人凶手的黑後台……他被剝奪了各種權利，連他曾為之擔心的一些初中小同學也不再理他，說他步行去西藏是沽名釣譽，偽君子……有一個女生竟然說他是隱藏在革命隊伍裏的階級異己分子。傻子據理力爭，這女同學竟然氣急敗壞，抽他一耳光，罵他狗崽子，窮狂。薑傻子怒不可遏，又還了這女生一耳光，結果立馬被批鬥，說他搞階級報複！被就地監督改造。整日與隊裏的五類分子一起幹最繁重，最苦的活兒。背過死屍、起過廁所、打過石頭、趕過馬車……幸虧當時挖內人黨很亂，錫盟的公檢法也半癱瘓，旗公安局內部也分成兩派，結果沒顧上逮捕他。他這一段經曆如果寫出來，肯定是本很有可讀性的書，但由於時間久遠，大多細節已經遺忘。5年後打死人的事終於不了了之。閻小紅也被釋放，他才解除了本隊監督改造的日子。

慢慢的，阿爾山公社的知青們一個一個都走了，隻剩下了他在草原上放馬

傻子愛騎馬，也喜歡馬，為了給本大隊的馬群改良品種，增加集體收入，他千方百計從種畜場搞來一匹種公馬（據他神采奕奕對我講，其實是騙來的，也可說是借用幾天），並用兩匹當地馬從伊利特公社換來一匹卡巴金種母馬。他還弄了不少參考書，花好大精力搞人工配種試驗，興致勃勃，鼓搗得有滋有味。

下牧區後，他繼續幫別人跑腿辦事，這是他的生活習慣。每逢探親回北京，他的小本子上寫滿了要給牧民辦的事，整天整天給牧民買東西。所采購的物品堆了半屋子。父親感歎道：“薑一凡要是把對蒙古老鄉的感情給我們十分之一，就是個大孝子呀！”

慢慢的，阿爾山公社的知青們一個一個都走了，隻剩下了他在草原上放馬。他騎馬騎羅圈了雙腿，臉被曬得黢黑，滿是疙瘩。與牧民親如兄弟，整天喝酒吃肉，不住地抽煙。有一年春節他為了給一對新結婚的牧民捎高級蛋糕，不惜大年三十返回內蒙古，把老媽氣得撲簌簌流淚。

後來，盟文工團和盟烏蘭牧騎都曾想要他去拉二胡，他沒同意。

他本人是獨子，完全可以辦回北京，但他沒有。他對我說，我這麽老大不小了，回北京幹什麽？隻能到工廠當個工人，一想到每天按鍾點上下班就頭疼，我自由散漫慣了，還是草原比較適合自己。

什麽樣的生個子，傻子都能騎

直到1981年，盟檢察院缺人手，檢察長親自請他去當信訪接待員，他才同意了。挨過整的人，最知道上訪的苦楚，最想混進公檢法給老百姓幹點事。1983年他又去呼市上了兩年政法幹部管理學院，回來繼續在盟檢察院幹。工作起來後沒日沒夜，啥也不顧。全錫盟檢察係統一提起薑一凡，沒有不知道的。能喝酒，能拚命，能說一口流利地道的蒙語。由於他有群眾基礎，處理來訪，解決糾紛都很有一套，下去辦案從沒出過差錯。

現在回憶起來有兩件事，有點對不住傻子，隱隱作疼。

那是1969年初冬，當傻子在最困難，最需要人幫助時，曾給我打過一個電報，說“十萬火急，火速來我旗”。我已聽說他們出了事，打死了人。但當時我在兵團處境也很不好，如果向指導員請假，肯定不批，就沒有過去。我們西烏旗離他們阿旗300多裏地，來回要用好幾天時間。不過我去不了，也應該寄封信或打個電報告訴他，而我當時卻沒顧上理他，這很不對。薑傻子這封電報還真加重了指導員對我的懷疑，認為我們北京的有一個集團。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慚愧。薑傻子長年挨整，一直單身。大約1983年左右，我的一陝西插隊同學問我：“有沒有男的，幫幫陳愛紅吧，她現在還沒對象。”陳是我們學校老初一女生，文革初期去門頭溝煤礦煽風點火，我們因為打了流氓而被工人團團圍住。在和工人們辯論中，她挺身而出，臨危不懼，表現出眾，舌戰群雄，把對方批駁得啞口無言。到陝西延安插隊後，可能因為戀愛問題，精神受了刺激，有點不正常，弄得沒人敢和她來往。再加上多年吃藥，把她吃成肥頭大耳，遠不如學校時漂亮。父親雖是個大使，也成了困難戶。

我想，陳愛紅這種病如果有了男朋友，結了婚，可能就會好的。就把薑一凡介紹給了她。當時曾有同學勸我，不要幹這事，陳愛紅有精神病。我卻僅憑跟她談過一次話，就斷定她沒病，同意了她本人的說法：是有某人害她，想封她的嘴，才說她有病，因為她知道這人幹的壞事。

薑傻子很快就和陳愛紅結了婚，並還把陳帶到錫盟住了一段。兩年過後，再見薑傻子時，他苦笑著對我說：“她確實不正常，而且越來越嚴重，生活都不能自理。沒一點記性，什麽都忘。睡覺時就把一堆帶血的月經紙扔在枕頭旁邊；屋裏蒼蠅成群，還不讓打，說蒼蠅也是小生命；衣服泡了一個月不聞不問，在水裏都漚出了臭味。成天就是睡覺，什麽家務活也不幹。” 我望著薑傻子那飽經風霜的臉，無言以對。

薑傻子每天下班後都要給妻子做飯，收拾被妻子扔了一地的東西。家被陳愛紅給弄得像豬窩般亂，又髒又臭。有一次她竟然一絲不掛爬到房頂曬太陽，轟動了錫林浩特市的左鄰右舍，給傻子帶來了數不清的苦惱。

我後來改變了立場，勸他離婚。他妻子也成天叫嚷離婚。但傻子的傻勁又上來了，雖然也埋怨過對方隱瞞了病情，卻始終下不了決心。以後陳愛紅的病情嚴重到砸鍋砸碗，不讓傻子吃飯。剛生的孩子也不管，寧肯抱著小狗把自己的奶奶喂小狗，卻不喂孩子，孩子給餓得老哭。沒辦法，傻子隻好把陳愛紅送回北京娘家治病休養。他們的小男孩薑炯，由薑傻子母親照料。

後經過反複折騰，聽說妻子最後還是跟他離了。

他用他42歲的生命實踐了當初去農村牧區落戶的誓言。他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就這一點來說，他值得人們懷念

多年草原生活，讓傻子有一大幫牧民朋友，這些牧民一到錫林浩特就找他喝酒。他成了個遠近聞名的“酒鬼”，肝兒不好，還總大碗地喝。全身喝得胖了一圈，腦袋出奇地大。插隊前我比他塊兒，插隊後他比我塊兒，體重足有90公斤以上。他回北京去見老同學聊天，總要帶瓶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

1986年因肝病他回北京治療，曾找過我前妻，幫他聯係到302醫院住院。醫生說傻子的病情很危險，已有肝硬化的症狀，讓他一定不能再喝酒。傻子一笑置之。出了院，就天天幫同事和牧民老鄉采購東西。每次在京期間，他就是采購員的角色，大部分精力用來幫別人買東西。有一次為買個假眼球，他跑遍了全北京城。他父母感傷地對我說：薑一凡從沒這麽熱心地為老兩口跑過腿。

1988年秋，薑傻子父親查出癌症晚期，他趕回北京守護照料。這時他自己的肝病也很嚴重，腹水使他係不上腰帶。可陪床期間，一有空還出去幫別人跑腿辦事買東西。來日無多的父親望著兒子的背影，默然無語。

等辦完父親的喪事，傻子匆匆來我家打個招呼就走了，因為我曾幫他父親找過一位施今墨的弟子，著名的治癌專家看病。薑傻子特地向我致謝。同學們和老媽都勸他在北京住一段，好好養養病，恢複一下體力。這一階段，他太累了。可他不幹。他早已把草原當成了家，北京的家當成了客棧。離開草原時間一長，他總坐臥不寧，日夜思念。

與老媽、孩子告別後，他拖著病軀返回錫林浩特。路上因身體疲倦，病情加劇，把公文包丟了，裏麵有持槍證。傻子心情沉重，到了錫林浩特就寫檢查，絞盡腦汁寫。兩三天後在辦公室昏倒，住進醫院。醫生檢查後通知了傻子的單位，薑一凡的門靜脈性肝硬化已到晚期，日子不多。

單位決定馬上送他回北京，在母親身邊度過最後時光，並給他買了3張飛機票，讓他能躺著回去。傻子卻死活不同意。他固執地說：“趕緊把飛機票退了，給我留在這兒！不會有人比草原上的人對我更好了。我是這兒的人，是死是活我都和錫盟的老鄉及同事們在一起，我要在這兒咽氣。”

檢察長隻好同意退票。是呀，錫盟各地來看望他的人，從早到晚，絡繹不絕。在個小地方，他才顯出了他的價值。在北京的茫茫人海哪有人知道他？1989年秋天那段時間，有個北京知青快死了，卻不回北京死，一定要死在草原的消息傳遍了全錫林浩特市。

認識他的蒙古牧民送來了各式各樣的營養品，把病床下麵塞得滿滿。仍在錫林浩特的知青們，北京的、天津的、呼市的，認識的，不認識的都紛紛前來探視。他的幾位蒙古族朋友，一到周末就提著酒菜與他相聚。大家知道他快要走了，聚會的機會有限。其中有個冷凍站的朋友，特地給他留下兩罐液氮，以備後事。

在3個月的住院期間，盟檢察院的同誌日日夜夜陪床，100多名幹警都為他喂過飯菜，端過屎尿。為此他們準備了一百多副手套和幾身隔離服。用檢察長的話說：“為了一凡，我們整天去照看，冒著檢察院關大門的風險。”

到最後時刻，他進入深度昏迷狀態。一名女知青在病床前不斷地呼喚著他：“薑一凡，堅持住，你媽媽就要到了，堅持住！”這名女知青用濕毛巾一遍一遍地擦拭著他幹裂的嘴唇。任錫林副檢察長親自把他母親和孩子從北京接到錫林浩特。但母親走進病房，無論怎麽喊他，他也無力睜開眼睛。

4歲的孩子拚力大叫“爸爸，爸爸！”他毫無反響，孩子急得用小手揪著父親耳朵，把嘴對著耳朵眼，使勁大叫：“爸爸！你睜開眼看看我呀！” 人們這才突然發現傻子的眼角處滾動著一粒巨大的淚珠。可他連睜開眼皮的力氣都沒有了。

1989年10月8日，薑一凡因肝硬化死在了錫林郭勒盟大草原。留下了一個4歲小男孩和一個孤零零的老娘。牧民們痛哭失聲，把一瓶一瓶酒往他身上灑，讓他喝個夠。有個蒙古老漢跪下來給薑傻子咚咚磕頭，念叨著薑傻子臨終前，還囑咐同事幫這老漢把買藥的錢墊上。

知青們自發地湊了4000元送給了薑傻子的母親。並對她說：當年和一凡一起來錫盟草原的有4000多人，您就當是他們每人都盡了一點心意吧。

望著一撥又一撥來送行的人群，有人感歎道：薑一凡這輩子值了，咱盟檢察院最大的官兒死了也未見得有這麽多人來看望。

薑傻子自投虎口，熱心於為牧民辦事，真正在邊疆紮了根，把生命的終點選擇在了草原，很是與眾不同。確實有點傻子精神！唯一的缺憾就是他與蒙古牧民“同流合汙”，喝酒喝得太厲害了。還有，他對父母過於冷淡。

我當時正在巴黎。他去世後一年多才知道。非常後悔，要知道他將不久於人世，最後那次見麵怎麽也得多和他說幾句話。

薑傻子在北京生活了21年，在內蒙古大草原上也生活了21年。他用他42歲的生命實踐了當初去農村牧區落戶的誓言。他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就這一點來說，他值得人們懷念。他當初步行去西藏是他生命中的一次認真的嚐試，沒有什麽錯。退一步說，就算有點沽名釣譽，出風頭的思想也很正常，可以理解。

青年人腦子一熱，說些革命的話，幹些革命的事，出出名，逞逞能都很容易。但真正付諸實行21年，把一生都搭上，死也非要在草原上咽氣卻不容易了。

我們的薑傻子做到了！了不起！

來源：新三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