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也呼萬歲

（一）萬歲、千歲和永遠健康

這世界上，本沒有人可活到萬歲，也沒有哪一個社會組織能存在萬年以上，可這‘萬歲’的呼喊聲，卻響徹了幾千年——不管是自詡還是拍馬屁，抑或是人雲亦雲。但這並不代表一國臣民，都愚蠢到世世代代不知生命是短暫的。生活於宮牆之外的芸芸眾生，是不會存此老不死奢望的。即使富甲一方，也隻敢用金錢作身價，接受對女兒‘千金小姐’的恭維，更遑論常有衣食之憂的草民。

就像這個社會裏大凡有點身份的人一樣，這供呼喊用的歲，也是分等定級的，且級差巨大。當世的萬歲隻有一個（馬屁勁兒大發時，還可山呼萬萬歲、萬壽無疆，除了超級誇張，無有其他），萬歲之下就是千歲，那還是皇帝所封之王專有的，可不能亂呼亂叫。所以京片子裏又將皇帝稱為“萬歲爺兒”，一點也不含糊——雖然這些金鑾殿的主兒，壽數不過幾歲到幾十歲。

最後一個皇帝塌台幾十年後，蟒袍玉帶的皇上不再有了，但萬歲萬歲萬萬歲、萬壽無疆的呼喊聲，卻從金鑾殿擴展到了東西南北中、從官員放大到了草民。千歲自然也不會有了，但卻有了“永遠健康”做替代品。

“永遠健康”和“萬壽無疆”都不過幾年時間，就先後化成了沒有生命的物質——一個黑糊糊的落在了蒙古草原上，一個被玻璃水晶包圍了起來，可圍繞這萬歲的話題，被壓製了又壓製，卻依然不斷。

（二）撞到槍口上的李隊長

既然能創造出“白發三千丈”、“飛流直下三千尺”的浪漫和誇張，迎合皇上對長生不老的追求，創造出萬歲和萬壽無疆這樣的超級拍馬語言，一點也不奇怪。怪的是，它還能成為頂尖等級的標識，並連同這等級序列一道，成為治人以罪的魔咒。

由萬歲而千歲，由千歲而正一品到從九品的百官，這個由萬歲欽定的順序，是由不得其他人多言多語的。誰要是去任意增刪、非議妄評，就隻好吃不了兜著走。

在那個紅紅火火的革命年代裏，四川省體委下轄的體育運動隊，出過兩件名氣不小的事情。一是男籃隊以身高2.27米的石拉威為主力，奪得全國賽亞軍；另一個則是男子體操李隊長為首的一群革命小將，對上述排序胡言亂語，從而晉升為反革命集團。

革命其實有時很無聊，需要一點幽默來調劑。對偉大領袖忠心耿耿的李隊長，和他那幫身高看上去隻有石拉威一半多一點的隊員，也遇上了這種無聊。他們圍坐在火盆邊學習最高指示，按那個年代的常規，李隊長起頭，說了一句：“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第二個隊員接著說：“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那天也是合該出事。居然冒出了第三位接話者，說：“祝江青同誌永不生病！”  第四位說：“祝春橋同誌長胖一點！” 第五位說：“祝文元同誌不再長肉！”……權傾一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病懨懨的江青、瘦筋筋的張春橋、胖乎乎的姚文元，成員個個都被幽了一默。李隊長們在那個肅殺歲月，獲得了少有的愉快，有了難得的開懷大笑，但卻不知大禍正臨頭。

李隊長們的開心之作，不知怎麽就被捅了上去。很快，一樁“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小組”的反革命集團案件，擺上了主政者的案頭。過去隻聽說文人因言惹禍，沒想到這些活躍於鞍馬、單雙杠上的夥子們，也會禍從口出。他們玩轉吊環出神入化的雙手，被套上了與吊環有所相似卻那麽冷冰冰的手銬。

（三）老外呼的萬歲

我不知道老外會不會呼喊萬歲。居加多年，看到的、聽到的，都是對當政者的批評。很難想像千方百計挑執政者毛病的納稅人，會去恭維靠稅收養活的政客，去高呼他們萬歲、萬萬歲。但最近卻讀到了老外呼喊萬歲的文字。

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出現在一部西方的新聞紀錄片中。看了該片的澳洲工運領袖比爾*加德納，自此成為周的粉絲。1952年5月1日，他作為澳大利亞煤礦工會代表，應邀到北京參加勞動節觀禮，並列席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大會閉幕時，當毛、劉、周等領導出現在主席台上的時候，掌聲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成一片。這時，加德納不解地向中方翻譯齊錫玉問道：“為什麽隻喊毛主席萬歲，不喊周恩來萬歲?” 讓齊瞠目結舌，並在心中怪他：“怎麽會提出這樣沒有常識的問題呢。”

更沒有料到的是，會見結束時，外賓分成三隊同毛澤東、劉少奇和周 恩來握手告別。加德納在同周握手時用英語說：“向你致敬。” 周恩來直接用英語回答：“謝謝你”。但誰也沒想到，緊接著加德納竟用英語喊出“周恩來萬 歲！”的口號。周恩來立即擺手示意，不讓齊錫玉翻譯。

(四) 不由總理不緊張

身為總理的周恩來，深知這萬歲的沉重。加德納以為萬歲（Long live） 隻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種美好的祝福、願望，所以他很不常識地不顧常識，一定要喊“周恩來萬歲”，表達自己的心願。他不知道萬歲在中國政治中代表至高無上的神聖性和權威意義，不知道錯用萬歲有可能引起何等嚴重的後果。

李雪峰回憶說，在1966年4月‘第二次杭州會 議’（亦稱‘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彭真受到點名批判。

會後，由他與宋任窮將彭‘押送回京。不久，中共中央就正式 通知由他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主持北京市工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真曾態度激昂，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萬歲的！”，證明曆史 上是他先喊主席萬歲的。盡管是他第一個喊“萬歲”，但此時依然無濟於事，終未能擺脫首批被打倒、慘遭十年殘酷迫害的命運。

彭真的罪名之一是包庇長期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明史專家吳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吳晗的一篇《自傳》。吳晗的這篇‘自傳’大約寫於1956年，當時47歲的他任北京市副 市長，正是春風得意之時。這篇《自傳》也寫得非常自然、坦誠。談到自己思想、感情的轉變時他寫道：“在蔣介石統治區生活的日子裏，對蔣介石的以黨治國，獨裁專政，萬歲百歲，極端厭惡，聽了惡心。初到解放區，聽到專政，擁護共產黨，毛主席萬歲，很不習慣，心裏以為好是好，何必搞這套形式……其實是我當時還沒有和解放了的人民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還沒有體會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實感情。一句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勞動人民的感情。但是，這種錯覺很快就糾正了。經過學習，我用自己眼見的親身的感受，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不多日子以後，我從心坎裏喊出毛主席萬歲了……”。

雷頤先生在引述了上麵的史料後說：其實，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加德納的“沒有常識”恰恰更符合當代文明的“常識”、“常理”；而我們習以為常的“萬歲”，才真正違背了文明發展的“常識”、“常理”。正因為違背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常識、常理，才會發生“文革”那樣的浩劫。彭真、吳晗均為“文革”發動的祭品。或許，他們的悲劇在當年第一聲真誠的 “萬歲”和從“不習慣”到“習慣”的真誠轉變中便已鑄就。當然，這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而是一個時代、社會的悲劇。因為一旦全社會自覺自願地尊奉一人 為“萬歲”，“萬歲”的權力便不受任何監督與製約。權力一旦擺脫監督與限製，必然造成巨大的災難，絕無例外。

（參見《領導文萃》第1期，作者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