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實的心聲
我多麽期望有一天，我們的民族能夠把自由、民主和人權大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而以嶄新的麵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我們一家與Stan在他的小船上）
二十六年前的秋夜，一個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來到紐約肯尼迪機場。他對跨出國門感到興奮，對周圍一切都感到新鮮。但他又忐忑不安，因為這畢竟是第一次出國。他在美國舉目無親，口袋裏隻有出國前按規定兌換的40美元，如果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中心沒派人來接，今晚將如何度過？突然，他驚喜地發現十多米前的玻璃牆外，有塊牌子寫著他的名字。他迫不及待地隔著玻璃牆，指指牌子，再指指自己；而舉牌子的老美則報以微笑。這個訪問學者就是筆者，而來接機的就是斯坦。他那時五十歲出頭，穿著隨意、眼睛微凹、目光深邃、頭發蓬鬆、胡子略顯零亂。從那晚起，我們就一直保持著友誼。
斯坦是心理學博士，所以特別善解人意。他深知剛來美國的我，語言是最大困難，就想方設法同我交談。我請斯坦品嚐中國的山楂糕，他稱讚“甜甜酸酸的，味道好極了”，問我這是什麽植物製成的。我查了漢英詞典，告訴他是“Haw”。他說美國好像沒有這種植物，又問我：“Haw長什麽模樣？”然後耐心地聽我磕磕巴巴地解釋。我們去中國城一家叫“三六九”的飯店，他見招牌上沒寫英文，就問：“這家飯店叫什麽名字？”我直譯成“Three-Six-Nine”。斯坦不解地問：“為什麽起這個名字，有什麽含義嗎？”其實斯坦並非對這些事好奇，他是有意要我多講英文。
科學家大致分成兩類，一類是事業型、一類是職業型。事業型科學家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成就感，視科研為第二生命。“廢寢忘食”、“夜以繼日”是他們的生動寫照。事業型科學家的典型是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他鑽研哥德巴赫猜想入了迷，走路碰到電線杆都不知道。職業型科學家則不同。在他們看來，科研與其他行業差不多，也是謀生的手段。職業型科學家對科研拿得起，也放得下。他們認為科學家的生活可以豐富多彩，不應當一頭紮進研究裏出不來。如果把事業型科學家比作鮮花，那麽職業型科學家就是綠葉。鮮花固然美麗，卻離不開綠葉的陪襯和扶持。
斯坦是典型的職業型科學家，發表過不少論文，不過他既不是第一作者，也不是最後一個作者。按照科學界的慣例，第一作者往往是對研究作出主要貢獻者，而排名最後的作者通常是課題組負責人。斯坦的名字排在中間，說明他參與研究，卻並非研究的創意者或負責者。斯坦是資深的統計學家，負責多項課題的數據分析。他的英文功底紮實，經常幫助同事修改論文。不管誰有困難，往往都能從樂於助人的斯坦那裏得到建議和幫助。
對許多人來說，人生夢想就是別墅、汽車加上子孫滿堂。斯坦沒有別墅，他與妻子住在普通的兩房一廳公寓裏。斯坦也沒有汽車，他騎摩托車上下班。後來他因交通事故摔斷一根肋骨，連摩托車都不騎了，就乘地鐵上下班。斯坦也沒有孩子，有一次我問他：“我有兩個女兒，你呢？”他回答：“沒有，我和妻子不想要孩子。”我不由得驚訝：“為什麽不想要孩子？”他反問：“為什麽非得要孩子？”我意識到這已觸及隱私，趕忙轉移了話題。斯坦對生活的瀟脫，由無房無車無孩可見一斑。
難以置信的是，斯坦連電視都沒有。沒有電視的美國家庭恐怕不會超過百分之一，斯坦就屬於這百分之一。他當然絕不缺買電視的錢，而是認為值得看的電視節目太少，廣告又太多。他說想知道新聞可以聽廣播或看報紙，不值得把時間耗在格調低俗的電視節目中。
那麽斯坦是如何度過業餘時間的呢？相處久了，我知道斯坦夫婦的生活很充實。他們特別愛讀書。下班回家，吃過簡單的晚飯就各自讀書。既沒有小孩吵鬧，也沒有電視幹擾，夫婦倆都在知識海洋裏遨遊。難怪斯坦的知識麵那麽廣，總能給大家以幫助。
除了讀書，夫婦倆的另一愛好是航海。他們用全部積蓄，買了艘二手帆船。為了保養這條船，他們付出了大量金錢和精力。船必須停在錨地，光是停泊費就是一筆可觀的支出。每年入冬前，必須把船從水裏吊起來，夫婦倆自己動手，把船裏裏外外油漆一遍。
每逢周末，夫婦倆就駕船到哈德遜河的入海口，在船上度過兩天。為了滿足我的好奇心，斯坦邀請我一家隨船去玩。登上斯坦的船，我吃了一驚：他的船可以用“小、擠、累”三個字概括。船的長度不過六米、寬度不過兩米，與輪船的救生艇差不多大小。船艙狹小，後麵有個迷你廚房，前麵有個迷你廁所。剩下的地方隻夠容納一張小桌與兩條長椅。桌上堆放著許多海圖，看書與吃飯也在桌上。椅子與公園的長椅差不多，晚上還要當床。斯坦個子高，連腿都伸不直。帆船操縱起來特別累人，船的前進靠兩張風帆；而風帆的升降與角度調整，全靠人來操縱，純粹是體力活。
斯坦讓我們穿上救生衣，在長島北麵的海灣裏航行了兩小時。斯坦夫婦升帆、轉舵、避讓船隻、擦拭甲板，忙個不停。我們卻被海浪顛簸得暈了船，妻子和女兒躺在船艙裏，我則坐在甲板上不敢動，差一點就要吐，好不容易堅持到返回錨地。斯坦夫婦忙著把風帆疊好放進套子裏；我們則像霜打的茄子般無精打采，心想這不是沒事找罪受嗎？
（未完待續，後麵的內容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