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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談判破裂，美國開始加稅後，中國在經曆了短暫的休克後，輿論工具開始反撲。基調變成，美國在談判中強加了不可接受的條款，所以談判破裂；美國朝野已經達成一致，蓄意打擊中國，“亡我之心不死”，號召中國人民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打敗美國野心狼。
談判破裂，於理於法都有個曲直，責任問題。美國的哪些條款是不可接受的，那些事是可以談判的？對此。中國方麵都是語焉不詳，倒是美國報刊上登出來不少。我歸結一下，最關鍵的是“文字的平衡性”。中國要求，有些條件，不能寫得那麽直白，不要用法律形式，而是“行政方法解決”，就是私了。至於中共轉口說，美國已經是全國上下一條心要磕中國了，那也是瞎扯了，美國從來沒全國上下一條心過，珍珠港被襲後國會就宣戰表決時還有人投反對票，被警察護送回家。現在美國報刊上說美國會敗，美國無理的文章比正麵評論美國立場的要多的多，有中國報紙引用美國媒體批評川普的話，不是偽造的，美國媒體上到處都是。中國媒體上有與政府觀點不同的文章嗎？
如果要開戰，即使是冷戰，也得有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吧！如果不談了，是否那些美國的指責：不遵守WTO承諾，侵犯知識產權，不對等貿易都是事實，而且還要繼續下去啦？如果要談，是否隻要文字平衡了，這些條件也是可以接受的？談，可以！ 打，奉陪！ 欺，妄想！聽上去很解氣，實際上是廢話，沒有任何實質內容！
這似乎說明，習近平已經失去了朝綱獨斷的下最後決心者的決策地位，回到保證自己政治安全的舒適區，不知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現在的決策模式，仿佛是一有什麽事，就政治局以投票決定，最後領袖執行政治局的決定。這樣習相對輕鬆了，成敗都是黨的決定，而政治局參加投票的，其實也沒什麽責任，大家都是遵從組織決定。殊不知，這犯了管理學的大忌，幾千年前這種決策模式就被亞裏士多德描述為最差的決策製，而那些遵從這種決策製的民族和組織，早就被掃到曆史的垃圾堆裏去了。
1644年，李自成兵臨城下，平時剛愎自用的崇禎帝慌了，招大臣商量對策，結果七嘴八舌，無法達到共識，結果所有的機會都浪費了。崇禎帝殺了妻女，自掛煤山，死前還怪罪大臣們 ，“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其實他該斷不斷，想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罪莫大矣。蘇聯波列日涅夫晚期的集體領導製，對蘇聯的衰亡和解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即使西方的民主製國家，在危機時刻也會選擇最有領導力的人擔任領袖，把絕對權力集中在他手下。二戰時英國臨時換相，換上了鐵血首相丘吉爾；而美國破例讓羅斯福連任了四屆總統。蘇聯二戰前，軍隊為了防止兵變實行複雜的政委製，黨委決策製，戰時全改為軍事首長一人負責製。因為實踐證明，隻有一人負責製，才能有效地應對戰爭，危機之類的事件。
領袖對於國家興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決策也不是隻要迎合國民的感覺那麽簡單。孫子說過，“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和美國這樣政治經濟軍事全麵占優的超級大國對抗，避戰或至少避其鋒芒是必然的選擇。而現在這樣，似乎除了搞點宣傳上的花樣，沒有一個基本的戰略取向，處於不戰不降不逃的狀態，好像也沒人負責了。
領袖也不等於隻能接受榮耀，為了國家和組織的利益作出屈辱的決定，也是對領導力的一項艱巨的考驗。在此舉一個一般都認為不太光彩的例子，慈禧太後。從26歲掌握滿清的最高權力起，她執政近50年，其間波瀾壯闊，什麽危機都遇到過。慈禧沒給中國帶來什麽榮耀，但滿清在她手裏度過了無數危機，一度也有過中興。甲午戰敗後，主戰派叫囂打到底，慈禧站在滿族的角度上，注意到日本是以”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參戰的，再打下去，可能漢族會跟著日本人走，因此果斷決定談和止損。在辛亥國難後，慈禧主動向列強認錯，並顯示了自己對政局的掌控能力。最後中國雖賠款，但逃脫了亡國被瓜分的更悲慘的命運，滿清政權此後又延續了十幾年。可以說，這兩個屈辱的條約，對滿清乃至中國的存亡，都是很關鍵的，否則結局更慘。而隻有慈禧，能做到忍辱負重，簽下條約，而又能不擔心失去權力。
而現在的領導，逃避了自己的責任，躲到集體領導的羽翼下。如此，中國危矣！
現在覺得，貿易戰打打也好。和川總簽協議，沒有任何意義，浪費時間。
有人說中國人可以吃糠咽菜，美國人不行。錯！一旦中國人開始吃糠咽菜，漢奸和偽軍的數量一定超過正規軍。美國人真狠起來甚麽都豁得出去，下起手來也慘無人道。小日本當年也是這種想法，和美國硬碰硬，讓原子彈把整個民族都快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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