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相對其祖，其父，乾隆是個極端保守的人物。把通商口岸限製在廣州一隅，就是這種保守性的反映。其思想基礎就是限製中華物資的外流，避免明亡的覆轍。但是這得有個前提，就是中國除了白銀，的確不需要外國的任何產品。你有白銀，就到廣州交易，沒有白銀就拉倒。這個前提根本就是虛幻的。第一，中國的確對外國產品有需求。英國沒有我們要的東西，但是印度有啊，自從印度加入到中印英三角貿易以後，英國對華貿易逆差可以用印度對華貿易順差來平衡。1840年前後，中國的白銀之所以大量流出，一個大前提就是印度對華順差越來越大。其順差金額足以填補全世界對華貿易逆差，完了還有餘。印度海關錄有自華白銀淨流入數據。1814-1840年，年平均流入245萬兩，總數5879萬兩。[1]第二，自有商業以來，就沒有發生過商人僅因為手中沒有貴金屬就不出門交易的。商人牟利，一定會千方百計尋求貴金屬外的支付手段，隻要利潤大到足夠，道德，法律都可以在所不顧。鴉片隻是湊巧成為了對華貿易中的結算物。不用鴉片，用印度棉花照樣有機會使中國白銀外流，當時廣州進口的印度棉花和英國棉紗的數量逐年增大，基本上和鴉片平分進口金額。隻是因為英國的棉紡業生產效率不斷提高，對原棉需求巨大，印度棉花才沒有大量湧入中國。當然和棉花比，鴉片的貨幣特征更好，利潤也更高。
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這幫沒良心的帝國主義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人類要到1890年以後才做到了真誠地檢討內心，從道德高度強調鴉片對人類的毒害。之前，比如1840年，無論加害方還是受害方都是從財政角度看待鴉片問題的，道德觀點不是沒有，不占第一位。那麽什麽是問題的關鍵呢？你看看1830的廣州好了。當時廣州的洋人中間存在著倫敦匯票的買賣市場。比如東印度公司，比如美國，以前都是船載白銀入廣州，現在隻在口袋裏放張倫敦匯票就來了，廣州的鴉片商倉庫裏有的是白銀，或者東印度公司有對華白銀債權，二相交換了就可以在廣州采購了。而且它的進口貨量也大了許多，白銀的噸位讓給貨物了嘛。這個就是外部世界利用銀行係統自行調節，軋平對華貿易差額。完了以後居然每年還有245萬兩流入印度。這245萬兩不能在廣州辦貨，僅運回印度存放，那是商人的損失啊！為什麽會這樣？廣州作為唯一的出口口岸，其瓶頸作用日益凸現。長江流域有大量的現成生產力，不能和外部世界相通，就不能產生效益，不利民生。隻有開放口岸，讓長江流域的生產力加入對外貿易，增大中國的出口，貿易逆差自然會消失，白銀外流自然會停止，甚至還會轉為流入。這就是鴉片戰爭之後發生的曆史。
清政府的中央財政是以白銀為單位的會計財政，實際收支都發生在地方，而且是用銅錢出納的。比如，賦役全書上規定，我的稅額是白銀一兩。繳稅時我不繳一兩白銀，而是繳銅錢。那匯率呢？1820年河北寧津地方上的匯率是1226錢=1兩。那麽我是不是繳1226錢呢？才不是呢！折算率是官府的專利，他說多少就多少。一般都在3000-5000錢合一兩，良心黑的達到9000錢合一兩的。官府收妥這幾千錢後向戶部申報入庫一兩白銀。調撥單下來，著送這一兩白銀去某處，交某人查收。長途運輸一般運白銀，不會運銅錢，省運費嘛。於是官府撥出1226錢從市場裏購買了一兩白銀送走。餘下的都屬於地方財政。清朝的國地二稅就是這樣來分配的。
好，現在白銀大量外流，銅錢和白銀的匯率到了1840年是1643錢=1兩白銀。這個局麵誰最吃虧？地方當局。中央財政還是在白銀上走賬，看不出一點變動。普通百姓日常使用的是銅錢，主要日用也是銅錢計價的。影響也不大。嚴中平先生編的近代史統計資料裏有河北寧津縣大柳鎮統泰升記在1840前後的賬冊，銀價上升，日用百貨的價格沒有上漲。而地方當局卻因為銀價上升多支出了35%。其收入部分由於已經是高折算率了，失去了創收的彈性。那他當然不幹了。所以禁煙主要的是那幾個督撫叫得最凶，嚇唬皇帝也最厲害。其實從中央的角度看下去，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無非是地方財政從幾個富裕省份向貧窮省份轉移罷了，那一兩銀子到了接收方還不是能換1643錢？人各有時運嘛，你富裕省份就不能吃虧哪怕一點點？！還“長此以往，國家幾無可用之銀，無可用之兵”。曆史恰恰給了你一個證明的機會，1842年後，鴉片照樣貿易了77年，直到1918年才正式結束。事實是國家的財政越來越富裕，兵也是越來越多的，不但有了新式陸軍，還有了新式海軍。
鴉片的流入導致白銀的流出，的確是一件事關國運的大事。不過在1840年，中國人還隻當它是一個財政問題。而且是一個富裕省份本位利益受損的地方財政問題。既然事件主導權落在了幾個富裕省份督撫的手中，那麽解決問題的思路就隻能局限在禁煙，截停白銀外流上麵，任何全麵的貿易解決方案都是不可能的。這些方案隻能從外部提供。從今天看回去，這個開啟中國近代史的曆史事件裏麵包含著貫穿整個近代史的主題：貿易不平衡導致收支不平衡，再導致財政危機，進而引發社會危機。1934-35年的白銀大外流，幾乎就是鴉片戰爭的翻版，同一主旋律，在中國近代史的開始和結束的地方相互呼應。
中國的孔子，歐洲的博拉圖，印度的佛陀出現的時代正好是書寫文字出現的時代，文字的出現應該對人類的精神世界有深遠的影響，有白紙黑字的記錄在，人就不能在天馬行空，要一步一個腳印地走邏輯理性路線，文化的傳承也容易多了，我有本書就專門探討白拉圖時代文字的出現對人類思想文化的影響，可惜沒時間看在書架睡大覺，儂也許可以探討一下貨幣的出現對經濟金融的影響。
我覺得祭祀宗教星相這些高大上的東西，都是玄而又玄，當代人很難理解的。
不過具體的技術，現代人還在繼續使用，比如有些教徒把自己抽的渾身是血，
有些人勒脖子以產生某些快感，像磕藥也許久以有之
西周是個燦然的時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孔子這樣的大家能傾心仰慕西周，一定是由人文上的理由的。劉仲敬認為西歐封建製是現代西方社會的理念，製度基石。其實這種製度和理念我們也有過。就是西周。西周封建和西歐封建及其相似。這裏麵是有人種血緣的關聯的。我一直認為周人是西來的印歐語部落。漢語裏的印歐語特征這樣的濃烈，應該是周人帶來的。後來周人的文化變成了儒家理念。東夷的越苗依靠人多勢眾，主導了中國的政治製度，如果不是全部的文化的話。東夷從來都是血海統治。鮮血本身就是統治工具。祭祀，落葬，奠基都要靠活人殉，有些觀念匪夷所思。一個大星相家的墓葬有徒弟殉葬不說，自己屍體被切開，擺成星相的形狀。這些觀念和周人不在一個時空裏麵。難怪孔子自己是個夷人血緣，卻衷心仰慕周人。就像我們現在仰慕美國。嗬嗬，有點種族主義的傾向了。人種真是很重要，有些東西真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比如瑪雅人，那幅浮雕，貴婦人在祈求神示，她將自己的舌頭上穿了個孔，穿根長繩子，一麵拉繩子，一麵滴血，從劇痛中產生暈眩，在暈眩中和神靈相交。這些東西絕對和我們理解的世界不是一回事。一想起來，就起雞皮疙瘩。東夷之人和瑪雅有相通的地方，他們對鮮血的理解有相通的地方。古代算卦，國之大事。擺掛的君主，為了和神相通，擺出正確的掛，要叫人抽打自己，打得鮮血淋漓，神誌恍惚。這樣的種族，叫人承認人的尊嚴和生命的價值，真的是對牛彈琴。
老百姓繳稅的時候是按銅錢數額繳還是按照折成銀子後的銀兩繳？
清朝在稅法方麵徹底實現了一條鞭法，
在貨幣金融方麵還是有很多弊端，
一直到民國才慢慢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