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 | 楊國強：上海引進的西方文化改變中國了麽？

洞見 

上海的文化空間究竟有多少西化因素？   楊國強

 

說起上海的近代史，離不開一個話題——上海的租界史，上海因租界而繁榮，與之相應，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造就了獨特的海派文化，這幾乎成為共識。

 

近日，由上海社科院近代上海史創新型學科團隊、日本蘭心大戲院研究會、上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主辦的“文化空間與文化融匯——上海都市文化曆史演進暨蘭心大戲院1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滬舉行。會上，華東師範大學楊國強教授提出了“上海引進的西方文化能否影響中國”的疑問。

 

 

— 華洋雜處對文化交流的有限性 —

 

從上海學、上海史的角度，文化空間應該從口岸開始，口岸就是空間。對西方來說，西方人進入口岸就是進入中國，或者說進入中國文化。但是西方人進入的每一個口岸都是進入中國的一種地域文化，而不是整個中國文化。上海後來形成海派文化，但廣州就沒有，廣州作為貿易口岸的曆史比上海長得多，卻出不了海派，這與廣州和上海的地域文化有關。

上海的地域文化屬於江南文化，江南文化非常複雜。我們很多時候隻能感覺，現在那一代留存下來的材料，典型的如《王韜日記》，日記中提及他自己、李善蘭、蔣劍人、龔半倫（龔自珍兒子），記述他們的行蹤，流連勾欄酒樓，很容易使人想起江南文人唐伯虎、文征明、祝允明、徐禎卿，還有清初的金聖歎，想起他們在民間傳說的市井形象，這是廣州沒有的。雖然民間傳說未必都是真實的，但卻說明文人與市井是融合的。這對後來的海派文化的形成肯定是有影響的。這些市井形象是廣州沒有的，廣州的文人被市井化的很少。因此，一個地方的地域文化構成了一個地域的人對文化類型的選擇以及對文化接受程度的限定。

 

具體地說，口岸的文化就在租界。租界的一個意義是華洋雜居之地，實際上華洋的界限分得很清楚，華的個體與洋的個體是兩群人，除了買辦、西崽之外，很少交往，因此從文化意義說華洋雜處很難說清楚。曾經在上海與中國人接觸比較密切的是教會的人，廣學會、萬國公報中人與戊戌變法時期康梁之間的接觸比較多。租界是一個華洋雜處之地，但從文化交流角度是看不出兩群人之間直接的華洋交雜。

 

— 法外立論：說話不用負責任 —

 

租界的另外一個意義是法外之地，即法律管不到的地方，中國法律管不到，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也管不到。

就公共租界而言，其間有一套另外的章程。這種法外之地對一般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來說，沒有什麽很大影響，但它造成兩種可能：一種做犯法的事，一度盛行的黑幕小說所反映的上海下層社會，以及實際存在的幫會都反映這一點；另一種是講犯法的話。我們讀中國近代史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之一是中國人辦的報刊，從其影響力的角度看，起點就是與朝廷立異。

 

上海的近代報紙大體上有過三個時代：時務報時代、蘇報時代和民國初年（包括國民黨在上海辦的報紙），報紙這種東西肯定是從西方學來的。現在講新聞史都是從宮門抄開始講，對於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個題目恐怕扯得太遠。問題是中國的報紙與西方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西方報紙賣的是消息，中國報紙講的是政論，蘇報雖然也講消息，但最吸引人的部分還是政論。

 

由於報紙的長期存在和延續，實際上就使得三十年洋務運動以後中國開始的另一個以思想改造社會的時代能夠得到實際上的支撐。洋務運動講製器、開礦、鐵路，做的都是形而下，從戊戌變法開始有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結構，為中國畫藍圖，用我所構想的來改造中國，中國肯定會好，非常自信。後來每一代人，出一個新的學說都有足夠的自信。

 

問題是自信從哪裏來？隻有上帝不會犯錯，人都會犯錯。如果犯錯了呢？你就是在為四萬萬人造命。因此從這時開始，對思想的信仰，對思想的自信，造成了一種誌士仁人的上帝意識。這部分東西是報刊所滋生出來的。報刊一開始的著眼點是政治而非文化，從甲午戰爭到民國初年這二十年產生的人群精神世界不同於前代，他們在報刊的影響下發生變化。報刊的文章、詞匯、旨義被移到大臣的奏折，再從大臣的奏折被移入上諭，皇帝的聖旨，從這時開始上海的確成為輿論中心。

 

但這個過程報也帶來很大的問題，第一，租界提供了報紙發表犯法的話的空間，但用來表達思想的觀念都是從日本來的，不是租界裏麵產生的。第二，在法外立論，使得中國知識人從此以後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化：講話不負責任。以前中國古人講“立德立言立功”，講話是很鄭重，要負責的。法外立論則不要負責任。蘇報曾發布消息說，有聖旨要捉拿留學生，朝廷馬上否定，報紙又說這從兩江總督那裏抄來的。解放以後，章士釗回憶說這是捏造的。這就開了後來的風氣。

 

另外，在做消息方麵，選擇性地報道，蘇報開始大力渲染學潮，因此，學潮不斷也與新聞有關。這個過程中報紙傳播的思想大半是前後矛盾的，是片斷、多變、膚淺、雜亂的，而且往往是在講自己也不懂的話。梁啟超後來辦《新民叢報》的時候說過，從這時候回頭看《清議報》，看《時務報》，常常汗流浹背。為什麽呢？因為常常講錯，不懂裝懂。他自己可以糾錯，但報紙有影響力，受眾不會糾錯，由此形成一種彌漫於社會的流質多變的思想，沒有固性的思想。

 

— 租界形成的文化脈絡難以產生學術 —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報人和新黨與革命黨人的關係。維新黨人和革命黨人中大半都有過報人經曆，這些人中產生出後來的民國的政客，把報紙的特質移到政治上，政治遂不能不亂。另一麵，以這個為起點的報紙在後來成為一個產業，報人成為一種職業，那就是一種經濟驅動下的存在狀態。《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成為我們今天很有名的晚清小說，那時都是報刊連載，因為可以招徠讀者。

晚清到民國初小說發展起端是報紙。像商務印書館，印書又辦報，著名《外交報》就是商務辦的，還有《小說月報》，由此帶來民國初年小說在上海的繁榮。但是由報紙派生的文化，自成脈絡。沿這個脈絡下去，上海可以比較興旺的是小說、戲劇、電影、舞廳、遊樂、還有服裝。即使是南社，當年以反滿為立場，到民國初年，以報人資格寫小說就是鴛鴦蝴蝶派，鴛鴦蝴蝶派大部分是南社的人。鴛鴦蝴蝶派同古代相比當然有現代性，但問題是一點沒有西化，這實際也是江南文化市井讀者的選擇。

 

因此，在租界中由此形成的文化脈絡不會有學術，雖然上海有很強大的出版業，出版過很多書籍，但是整個民國初年上海沒有一所好的大學，好的學校都是教會學校，他們培養出來的是西化的中國人，沒有很明顯的文化意識。後來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興起，市麵做得很大，但當時左翼作家聯盟有其時代的背景，新文化運動促成人的解放，人個體化，人離開家庭，進入大城市，他們獲得了解放，但相伴的是孤獨，他們需要另外找一個家，左聯正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家。我看過倪墨炎編的《民國名人談上海》這麽一本書，魯迅、陳獨秀、周作人、胡適、郭沫若、茅盾、梁實秋等人沒有一個人說上海好話，他們對上海都有一種外在感，這是一種文化上的異己感。相比北京，北京有長居於北京的學者，而上海則沒有。

 

由此而言，上海引進的西方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我完全沒有把握。江南製造局翻譯了很多書，但上海本地人其實買的並不多，倒是康有為一個人買了很多。清末革命，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都各有背景，興中會以華僑、商人居多，華興會以兩湖學堂的學生為主，離上海最近的光複會，以及蘇州的南社，文化保守主義恰恰是最強的。

 

與此相對比，民國初年，中國最大的問題是重造一個文化載體。我們常說中國數千年文化源遠流長，但數千年中國社會都提供了一種載體，使文化有所皈依，漢代有太學，太學衰落以後，在亂世中，魏晉南北朝是世家大族，宋以後則是書院。近代以後，這個載體沒有了。民國初年的學校在梁啟超的眼裏就像一個交易場，師生之間是買賣關係。此時的文化附生於報章，猶如一池斷梗飄萍而無從聚匯。蔡元培在北大做校長，把北大重新建成了一個中國文化的載體，以北大為範式，全國南北大學都重新成為民國時期中國文化的載體。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便成了一種文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