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帕斯捷爾納克拒絕力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想到的

由帕斯捷爾納克拒絕力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想到的

現代史上的革命，通常都是由這個社會裏最激進的知識分子發起和領導的， 但是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卻是最後投入革命的。 這些先行的知識分子把喚起社會大眾的覺醒和支持而不是鼓動他們的同類作為首要任務。而大部分知識分子最後投入社會覺醒的運動，是看到社會大眾的投入而跟著參加和投身進去。俄國現代史這樣告訴我們，中國的現代史也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正因為如此， 知識分子的大多數，當他們投入社會變革的運動時，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覺悟和期望革命後的回報與社會大眾是完全不同的。說句更實際的話，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在更大程度上，隻是希望借著革命除掉他們眼下所遭受的那份壓迫，他們更希望革命成功後，能保留和鞏固他們眼下沒有遭到壓迫和他們認為理應享受的那部分。但是， 革命的要求卻是單一和無差別的， 要求社會大眾做到的，同時也要求知識分子做到的。而社會大眾對革命的要求和期待， 不僅是要求改善自己的處境，而且，更大程度上，是要求社會的大變革，這包括社會大眾認為， 革命不應保留和授予某種特權給知識分子階層，如同他們在舊政權下所能享受到的， 而這正是知識分子希望保留的。

隨著革命的深入和革命的成功及新政權的建立， 知識分子馬上麵臨著對革命的態度，他們對新政權的好感和支持是以新政權能給與他們多少回報或擔保決定的。有些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後代， 就以他們得到多少回報，和得到多少利益來決定他們的立場。 在這種情況下， 知識分子，他們通常不是以社會發展的尺度來看待社會變革，而是以自身利益的得失來決定自己的態度，有些甚至可以走到革命的反麵，進而反對當初他們也參加的那場革命。當革命後發生的社會變化，他們在執政集團內部的地位和利益的變化， 或是被輕視，或是被錯誤對待，或是個人利益沒有得到滿足等等。這樣， 他們就會懷疑當初是否要參加革命。 但是， 話又說回來， 這部分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後， 對革命的進程基本上沒有產生什麽重大的影響。 問題在於他們往往過高估計自己的 份量和作用。通常情況下，知識分子比一半社會大眾更難適應社會和政權的變化，因為和一般的社會大眾相比較，他們有著更多個人 利益和財產的考慮。

所以， 新政權建立後，我們看到，對知識分子都是要求他們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場， 新政權不希望， 也不想看到知識分子和新政權為敵。因此， 在政權建立之初， 雙方的關係還能保持融洽。革命的目標，往往是超越知識分子能夠想象的深度和廣度， 於是， 對立就會出現，知識分子也通常是在革命成功後， 開始改變對革命的看法和立場。

一場偉大的暴力革命和社會變革不可能， 也不會像個精密儀器那樣不發生誤差，革命總是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之後向前發展。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場革命是相同的。 盡管遵循的理論相同，但各自所處的曆史和現實的環境不同，其發展過程自然也不盡相同。當革命的洪流滾滾而來時，被洪流卷入的， 自覺的和不自覺都有，革命洪流難免泥沙俱下。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最偉大的運動，最純潔的革命， 仍然會有這樣一幅圖畫， 投機分子靠著隨機應變的本領優勢竟會飛黃騰達，而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反而會成為他們權謀的犧牲品，在動蕩的年代個人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 有時還會含冤負屈， 悲慘犧牲。於是， 就有人對革命抱懷疑態度， 對革命持否定態度，甚至進而走到革命的反麵，而把自己又重新和舊政權捆綁在一起，甚至懷念舊政權時代的生活。

這種現象以五十年代發生蘇聯文壇上，以帕斯捷爾納克獲得一九五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尤為典型。一九五八年秋天，瑞典科學院授予蘇聯作家，詩人帕斯捷爾納克文學獎， 以表彰他在俄國詩歌方麵做出的卓越貢獻。 但是， 任何人都知道授予帕斯 捷爾納克諾獎的根本原因，決不是他對俄國詩歌方麵的貢獻， 在這方麵，他甚至連二流詩人都算不上。真正授獎的原因，在於他寫了那本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

小說《日瓦戈醫生》，描寫作為醫生的日瓦戈，從熱切和自覺參加革命， 到對革命產生迷惘和不理解，進而否定自己參加的革命的必要性。 因為革命的發展超出了他自己 對革命的展望和理解。因為革命的發展沒有按照他所認為的那樣， 最重要的是，他覺得，他已經無法跟上革命的節奏和認同革命的必要性。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使得他對過去擁護革命，到消極革命到最後否定革命。 一句話，他對革命的態度的變化， 是以他個人的感受出發，以他個人的取舍為標準。

小說是在西方出版的，接著在西方引起一陣轟動。當這本小說在蘇聯為當時的蘇聯大眾閱讀之後，蘇聯文學界對帕斯捷爾納克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傾向提出了責疑，他們要求帕斯捷爾納克公開申明自己對十月革命的態度，而不是借著小說的主人公來隱晦的遮蓋 自已 對十月革命的態度。蘇聯社會為帕斯捷爾納克的對十月革命的政治態度感到不可理解， 並且建議他移民國外。 既然他這麽仇視和反對十月革命和革命給俄國社會帶來的變化， 那麽，他可以自由的去國外生活。針對諾獎評委會邀請他出席頒獎儀式。蘇聯政府表示， 決不會阻攔他出國領獎，也願意為之提供方便，同時申明， 如果帕斯捷爾納克在出席頒獎之後， 決定不再回國，蘇聯政府將尊重其意願。

在獲悉蘇聯政府這一態度後， 帕斯捷爾納克深感他已經挑動蘇聯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即 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和革命對俄國社會的影響。 他通過私下的了解和觀察，到底社會大眾對十月革命的態度和他有多大不同， 他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會主流的意見。 最後，他得到反饋是是令他沮喪和失望的， 於是， 他害怕出國領獎會永遠回不了祖國， 接著他提筆寫新給赫魯曉夫， 信中寫道：。

“我生在俄羅斯，長在俄羅斯，我同它是分不開的， 離開它到別的地方去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很後悔，我仿佛斷言， 一切革命都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這種非法的事件之一。。。這顯然違背了我的社會對這曆史事件的解釋。”

接著，他決定拒絕接受諾獎， 並給評委會寫信道：鑒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用意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經決定授予我的， 不應得的獎金。他私下也承認，授予他諾獎決不是他因為對俄國的詩歌創作有多大貢獻， 而是因為這本小說。

帕斯捷爾納克是曆史上唯一 一個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者， 他後來在給全蘇文學工作者聯合會的信中寫道，當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我時， 表麵上是我一人獲得榮譽， 但是卻使得全體蘇維埃人民蒙受恥辱， 因為我書中所描寫的，並不是社會大眾 對革命的態度， 也不是大多數知識分子對革命的態度。

二年後， 帕斯捷爾納克在憂鬱中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