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59：“水鬼大盜”疑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159：“水鬼大盜”疑案

《啄木鳥》2020年第2期第94—第119頁共26頁

 作者：李西始、遲嬰

• 外輪失火又失竊

1949年7月2日午夜，沉寂的黃浦江上已經鮮有機動船隻航行了——當時的黃浦江水上運輸，遠不及七十年後的今天這樣繁忙。外灘那口著名的海關大鍾剛敲響十二下，突然，停泊在中山東二路27號英國太古輪船公司前方江麵的“尼雅號”貨輪倏地冒出一團火光，火勢漸漸擴大，在暗夜中分外醒目。但是，船上的船員並無反應，岸上太古輪船公司的夜間值班人員也沒有發現。

兩三分鍾後，還是附近小南門瞭望塔上的值班消防員首先發現了火警，撥通了輪船公司的電話。太古公司夜間值班員接到報警，拿起望遠鏡一看，斷定那是本公司“尼雅號”輪船，起火位置位於船舷外側的救生艇上，當即通過無線電呼叫“尼雅號”。

按照規定，輪船即便在停泊狀態，也應該安排專人晝夜值班。稍後知道，“尼雅號”上這天確實有船員值班，那是英國籍水手布特，可能白天工作累了，也可能喝了酒，反正值夜班時不知不覺就打盹兒了。被公司的無線電呼叫驚醒後，這老兄的腦子還處於混沌狀態，不知僅僅是救生艇失火了呢，還是另有情況，立刻拉響了警報。

頓時，全船驚動。太古公司經營的是遠洋航線，最遠的是西歐到上海，近的也是上海至營口，公司規模大，管理也規範，自有一套應急預案，平時也經常演練。所以，船員雖然緊張，但並沒有亂成一鍋粥，按部就班，各自按照平時的演練行動就是。像這種救生艇著火的情況屬於小事故，自是三下五除二就料理定當了，倒是接下來清理現場的活兒更麻煩些。甲板上的水手在忙碌，船艙裏的船長、大副等也不輕鬆，雖然事故小，也需要立刻向公司報告，還要接受當地公安、消防部門的調查。

夏季天亮得早，這麽一番折騰完，已是拂曉。大夥兒都去船上餐廳吃早飯，準備吃完後再補個覺。這時，有人從外麵慌慌張張跑進來，原來是英國二副。二副說先前聽見警報，隨手把手表往床頭櫃上一放就跑出去救火，等回到艙室一看，竟然沒了；再看枕頭下的錢包，也己經不翼而飛了。

二副這麽一咋呼，眾人都坐不住了，紛紛去自己的艙室查看。查看下來的結果令人大吃一驚：“尼雅號”是一條三千二百噸的遠洋貨輪，共有船員三十四名，失竊的竟有六位，分別是船長、大副、三副、輪機長、大管輪——都是高級船員。

被竊財物合計英鎊二百一十鎊、美金四百五十五元、港幣一千五百四十元、銀元四十七枚、手表三塊、照相機兩台、黃金框眼鏡一副、金筆三支，另有黃金戒指、項鏈等四件。

這下，“尼雅號”船長阿爾傑惱火了。

主要還不是因為他也遭受了損失，而是對“尼雅號”上竟然發生了這種顯然是內部人下手的盜竊案感到震驚。阿爾傑年近五十，在海上奔波了半輩子，光船長就當了十八年。航行在外的船隻，不管噸位大小，不論郵輪、貨輪抑或客輪，都是一個漂流於大洋上的獨立王國，船長就相當於這個王國的國王。輪船的安危，基於一個合格船長的管理，因此船長在船上是絕對權威。可以說，每個船長都把自己管理的這艘輪船的名聲看得非常重要，阿爾傑也不例外。現在，有人在他的“王國”裏做出這等下三濫的事，他當然不能容忍。

“尼雅號”是一艘出廠還不到兩年的新船，正式東家是倫敦卜內門遠洋運輸公司。出廠伊始，由於卜內門公司在經營活動中遭遇意外，導致頭寸緊張。為防止發生股票擠兌，就把這條新船租借給太古公司，借期三年。根據行業裏不成文的規矩，如果“尼雅號”在遠洋航行途中發生救生艇失火和盜竊案之類的小事故，船長可以不向太古公司、卜內門公司報告。但如若這種情況是在錨泊地發生的，至少要向對涉事輪船有掌控權的新東家報告。可是，本著“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思，阿爾傑僅僅向太古公司報告了救生艇失火的消息，至於盜竊案，他既沒有向錨泊地上海警方報案，也未告知近在咫尺的太古公司，而是決定自己調查。

阿爾傑不是偵探，對偵查這一行的了解僅限於在船上無聊時讀的《福爾摩斯探案》之類的推理小說，對自己是否能在三十多名船員中找出案犯，並沒有足夠的把握。不過，他卻有一種躍躍欲試，客串一回偵探的衝動。當下，阿爾傑下令：所有人都不許離開餐廳，參加一場全船人都參與的特殊遊戲。

先前指揮救火時，阿爾傑就已經在考慮救生艇上的這把火是怎麽燒起來的。大副猜測可能是由於天氣炎熱引發的自燃，阿爾傑對此觀點基本不認同，他是老船長，當然知曉夏日裏航行在毫無遮蔽的大洋上被強烈的陽光灼烤的滋味，也不止一次遇到過船上包括救生艇在內的設施、貨物因此自燃的情況，但這次火災事故明顯不屬此列——正是7月份。江南地區還沒“出梅”（梅，指黃梅天），空氣濕度大，日照並不強烈。所以，火被撲火後，阿爾傑已經下令封存從被燒損的救生艇裏取出的所有物品，準備拜訪當地消防部門，請專家進行鑒定，看起火的原因究竟是自燃還是其他人為原因。

盜竊案發生後，阿爾傑馬上斷定這是一場人為製造的火警，此舉並非為燒毀救生艇，而是想通過縱火引起全船混亂，作案者就能趁火打劫。於是，阿爾傑當眾要求縱火者自首，他以“尼雅號”船長的名義發誓：此事內部處理，不向上海警方報案，也不會向太古公司、卜內門公司報，自首船員的姓名，船長永遠不會向任何人透露，其工作崗位及薪水亦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阿爾傑說完，讓船醫兼報務員亞爾林拿來一遝白紙和一盒印泥，每個船員發一張紙，在紙上寫下自己的姓名，按上左手拇指印，折疊起來放進一個木頭盒子裏。阿爾傑解釋，這是給自首者一個機會，自首者隻須按上半個指印以示區別，阿爾傑會單獨打開這個盒子。對此，眾人都沒有不同意見，那就開始“遊戲”了。

阿爾傑自是以身作則，第一個把按上指印的紙張放進木盒。那麽，是否有效果呢？

很遺憾，阿爾傑把盒子拿回自己的船艙，打開之後逐一閱驗，每張紙上都是完整的指印。這就是說，全船三十四名船員都否認自己犯罪。

往下該怎麽辦呢？那就隻有挨個兒盤問了。阿爾傑讓每個船員當眾報出自聽到警報到後來的滅火、清理現場結束這段時間各自在幹些什麽，有誰可以作證。以刑事偵查的專業眼光來看，阿爾傑那個按指印自首的“遊戲”顯然過於輕率，但第二個主意是對路的，換了刑警也會這麽做。不過，這個主意還沒來得及實施，就被來訪者打斷了。

來訪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下轄水上分局的兩名警員，還有一名消防專家和一位精通外語的外事警察。盡管火警不大，估計損失也很小，但公安和消防部門還是需要到現場查看一番，了解一下情況。

一行人登輪後，方知“尼雅號”上除了火警，還發生了一起盜竊案。這起盜竊案的案值以中國方麵的標準來評估，已經算是“重大盜竊案”了。水上分局的兩位警員非常重視，在聽取阿爾傑的介紹時，對盜案的關注程度明顯超過火警。他們的看法也跟阿爾傑差不多：一是認為火警並非巧合，很可能是有人故意製造，為的是趁火行竊；二是也傾向於內部船員作案。

如果沒有消防專家薑先福在場，接下來的調查方向基本就是阿爾傑船長剛才的思路了。薑先福早年留學法國專門攻讀過消防專業，曾受滬上法租界、英租界聘用，負責踏勘與火警有關的刑事案件現場，後又被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聘為火警技術鑒定專家。上海解放後，以痕跡專家的身份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職。他是舊警察局的編外專家，主業是經營消防器材，所以不算留用人員。薑先福的專家身份不是吹出來的，這人有真本事。他一出手，立馬把阿爾傑船長給鎮住了。

聽取了情況介紹，老薑提出想查看一下已被封存的失火救生艇以及艇上的所有物品。這些東西就堆在船尾，用一塊大油布遮蓋，四周還用繩索緊緊紮住。待水手把繩索解開，油布揭去，薑先福發現那艘被燒得麵目全非的救生艇裏還有不少積水。他要求水手把艇裏的水舀出來，暫時盛放在容器裏，以備必要時取樣化驗。很快，水舀幹了，薑先福一樣樣檢查艇上物品，最後，用一根手指指著一堆救生食品對警員說：“請把這些拍攝下來。”檢查完畢，大家都去了餐廳。阿爾傑詢問接下來該如何調查，老薑從他隨身帶著的那個黑色公文包裏掏出一個拍紙簿，在上麵迅速劃拉出一幅草圖，眾人馬上認出，他畫的就是剛才拍攝下來的那堆救生食品。老薑指著草圖問：“阿爾傑先生，如果我猜的沒錯，這些救生食品應該是盛放在某件容器裏的，是嗎？”

薑先福是留學海歸，精通英語和法語，這話是直接用英語詢問的。阿爾傑當即點頭：“是的，救生食品都是裝在專用防水袋裏的。”

“那麽，現在防水袋到哪裏去了呢？”

“這......可能已經被燒掉了吧。”

“如果防水袋被燒掉了，盛放在袋裏的食品為什麽沒有被燒掉？如果說是撲救及時沒被殃及，外包裝上也應該留下焦痕。可是，這些食品的外包裝完好無損，這說明了什麽呢？”

薑先福這麽一說，兩個警員頓時領悟，頻頻點頭。阿爾傑畢竟是外行，猶自摸不著頭腦：“這能說明什麽呢？”

薑先福告訴船長，“尼雅號”全體船員應該都是清白的，他們中沒有人跟這次火警和失竊案有關，縱火和盜竊的案犯應該是從岸上或者其他船隻下水，遊到“尼雅號”舷側，設法攀爬上船，進入懸在高處的救生艇，撕開一包救生食品，把裏麵的東西倒出來，防水袋隨身收藏。然後，他點燃救生艇，悄然溜到甲板上，躲藏在貨物堆的空隙間。待全體船員一齊出動救火時，他趁機溜進艙室行竊。由於時間有限，他隻光顧了部分艙室，把贓款贓物放人防水袋，依舊是泅水而遁。

一番分析讓阿爾傑船長折服，繼而為“尼雅號”全體船員的清白長出一口氣，握著薑先福的手反複表示感謝。

那麽往下應該怎麽辦呢？薑先福對兩個警員說，這就不是我的活兒了，該您二位處置了。那二位都是科班出身的舊刑警，上海解放後被留用，調到水上分局。兩人合計，認為這是涉外刑案，水上分局沒有權力直接處置。遂一人留在船上保護現場，另一人上岸去十六鋪客運碼頭警務室，打電話向領導報告。

• 嫌疑對象杜和尚

水上分局領導接到報告，隨即致電市公安局。半小時後，市局回電：該案由市局刑警處和水上分局刑警隊組成聯合專案組進行偵查。

7月3日上午七點多，在中山東二路27號英商太古輪船公司門前，上海市公安局刑警處派出的三名刑警曲報國、孔和聲、鄒繁和刑技鑒識員老呂與水上分局刑警潘裕明、方森會合，乘坐汽艇直趨停泊在江麵上的“尼雅號”，這五人加上已在“尼雅號”上保護現場的刑警於一木、張何方，組成偵查“尼雅號”盜竊案的專案組，組長由八路軍武工隊出身的曲報國擔任，中共地下黨員（公開身份依舊是留用刑警）潘裕明任副組長。

由鑒識員老呂主持的現場勘查非常細致，勘查位置主要集中於船舷欄杆、係住纜繩的江中錨泊浮筒、失竊船員就寢的艙室、從甲板到懸於半空中的救生艇的攀爬通道（案犯在救生艇上留下的痕跡已在救火過程中遭到破壞，無法進行鑒識），發現了多枚清晰的指紋以及光腳足跡。經與“尼雅號”船員的指紋、足跡比對，證實了之前消防專家的判斷：案犯並非“尼雅號”船員，身高在一米七左右，體態較瘦。

昨晚輪到水手布特值班，由於他喝了酒，被江風一吹，涼爽舒適，倦意漸襲，不知不覺就打盹兒了，案犯沿著錨泊浮筒的纜繩攀爬上船的過程中，他一點兒動靜也沒發覺。從理論上來說，案犯可以采用兩種方式從岸上抵達浮筒：一種是乘坐小舟，另一種是泅水。盡管布特沒聽見動靜，但刑警判斷案犯是泅水抵達浮筒的，因為他在放火前竊取了盛裝救生食品的防水口袋。如果他是乘坐小船過來的，就沒必要使用防水袋盛裝贓款贓物了。

從案犯超常的攀登能力來看，可能接受過消防或者軍事方麵的訓練，也可能從事過電力、電話、船舶製造、建築等行業，有高空作業的經驗；結合案犯的作案過程，即“從錨泊浮筒沿纜繩攀爬登船，上到懸在半空的救生艇，縱火後躲藏於貨堆之間，趁救火時的混亂直奔高級船員艙房，得手後從容逃離現場”，可以推測此人對遠洋輪船非常熟悉，在上麵劃定的範圍中，最先考慮的應該是大型造船廠；根據其使用特製工具精鋼撬棒撬竊艙室鎖具的情況判斷，此人可能是個“外國銅匠”（舊時滬上對泔工、機修工的稱謂）；作案者策劃周密，來去從容，作案過程中沒出絲毫紕漏，應該是個慣犯。

那麽，應該采取什麽措施對該案進行偵查呢？專案組經過討論，決定采取三個步驟：一是對贓物進行布控。由於該案涉及的贓款贓物全部是“黃白綠”，即黃金、銀元和外幣，除了要向鍾表、首飾、舊貨行業發出協查通知，還應請全市各分局、派出所對倒騰“黃白綠”的“黃牛”予以密切關注；二是分頭走訪上海灘的六家大型船廠，即江南造船所（1953年易名江南造船廠）、英商馬勒機器造船廠（滬東造船廠前身）、英商英聯船廠（上海船廠前身）、中華造船機器廠（中華造船廠前身）、法商中法求新機器製造輪船廠（求新造船廠前身）、張華浜船廠（東海船廠前身）；三是對“尼雅號”停泊地點的浦西、浦東兩岸的臨江居民、小販、途經的路人以及江邊停泊的小型船隻上的船民進行訪查。

以上三路調查需要同時進行，這樣，專案組的人手就不夠分派。其時上海解放不過一個多月，治安形勢嚴峻，警力卻十分短缺，麵對專案組增加人手的請求，領導無人可派，隻得調撥七名青年治安積極分子（相當於現在的誌願者）給專案組打下手。

十四人一連調查了兩天，沒有獲得任何線索。六家造船廠家家跑到，其中五家都比較配合，英商馬勒機器造船廠卻把刑警拒之門外。廠方稱其老板馬勒先生已去香港，他們做不了主，得請示獲準後才能準許警方進廠調查。無奈，專案組隻好通過私人關係悄然約見該廠的管理人員，要求協助警方查摸相關情況。

馬勒船廠那邊還沒有消息，專案組忽然接到黃浦分局南京東路派出所打來的電話，說中央商場內一家專門做鋼筆買賣的小店收進了兩支鋼筆，正是協查通知中所列的“帕克”和“犀飛利”品牌，其中那支“帕克”的筆杆上還刻著一行英文字母（因字跡有些模糊，又是花體，難以辨認），與布控贓物特征高度相似。專案組副組長潘裕明即率兩名誌願者小劉、小常前往中央商場。

店主老羅原是騎著自行車沿街吆喝的修筆匠，繼承了家族長輩贈予的一點兒遺產，以此作為本錢在中央商場開了這家買賣舊鋼筆的小店。因為長期從事這個行業，他認識全市各區幾乎所有沿街吆喝招徠生意的修筆匠，受益於此，兩年生意做下來，不但掙回了本錢，還小有賺頭。7月3日傍晚，他收到南京東路派出所民警的口頭告知，要他多加留意如此這般的兩支鋼筆，一旦發現，立即報告。

今天上午十時許，一位顧客登門。這是老羅的朋友小麻，住南市老城廂，是個全市到處轉悠沿街吆喝的修筆匠。當時的規矩，修筆匠也兼做鋼筆買賣的小生意，昨天下午小麻被人當街喚住亮出兩支鋼筆時，便知道生意來了。對方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穿一件被滬上市民稱為“老頭衫”的白底無領汗衫，當胸印有正在波濤中航行的輪船圖案。小麻驗看過鋼筆，最終以三萬元成交（此係舊版人民幣，與1953年發行的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為10000：1。下同）。今天上午，小麻把這兩支鋼筆拿到中央商場老羅的店裏，老羅一看，尋思這不是派出所民警交代的那兩支鋼筆嗎？他跟小麻是關係不錯的朋友，但此刻當然不能對他明言，還得假戲真做，便按照老規矩加價一倍收了。送走小麻後，老羅就給南京東路派出所打了電話。

當下，潘裕明問明了小麻的住址及其平時的活動區域，帶上誌願者小劉、小常直奔南市老城廂。找到小麻後，因為要做筆錄，就將其帶到附近派出所。當時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較低，別說鋼筆了，就是一條用過的毛巾也可能被小偷盯上。

小麻幹這一行多年，已經不止一次因收購了贓物遭警方盤詰，倒也沒有大驚小怪，隻是自己剛剛收進的六萬元鈔票怕是保不牢了，想想頗有些肉疼，更擔心派出所還要因此留難他。好在潘裕明一見麵就跟他講清楚，贓物當然要沒收，收購贓物的錢款肯定也打水漂了，但隻要如實說明情況，警方絕不會以收贓銷贓為由難為他。小麻隻好自認倒黴，趕緊竹筒倒豆子吧。

小麻所說的情況與老羅吻合，他是在浦東洋涇鎮街上吆喝時遇上那個“老頭衫”青年的，對方比他高半個腦袋，一張準小白臉，伸出手遞過鋼筆時，手指頭顯得細長，疑是扒手。

返回水上分局專案組駐地，潘裕明把情況向組長一匯報，曲報國不住點頭：“咱們這就去洋涇。這麽一個小鎮，要訪得這主兒應該是比較容易的。”

當時上海有三十個區，位於郊區的有十個，坐落於浦東西北角的洋涇區是其中之一，洋涇鎮是洋涇區政府所在地。

曲報國、孔和聲、鄒繁、方森四名刑警加上三名誌願者抵達鎮上後，先去派出所，一說那個穿“老頭衫”的青年，民警馬上說知道。此人姓沈名國雄，綽號“小扁頭”——估計是取其後腦勺呈懸崖蛸壁狀之意，其父是盲人，以算命為業，據說算得比較準，在浦東這邊有點兒名氣，人稱“小鐵口”。小扁頭自幼體弱多病，七年前又患上肺結核，無業也無妻，終日在鎮上轉悠，結交三教九流，人頭很熟，不論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警察局下轄的警察所，還是解放後公安局的派出所，都經常找他了解一些當地的治安情況。至於他本人，倒是沒聽說涉及什麽刑事案件或治安糾紛。

不過這次，這小子多半要涉及刑案了，派出所民警隨即把“小扁頭”傳喚來所。原以為這廝會矢口否認，哪知刑警剛提起兩支鋼筆的話頭，他就點頭連稱“有這事，有這事”。既然有這事，那就說說吧——其實刑警一看這主兒的身材、氣色，就斷定他不會是在“尼雅號”上縱火盜竊之輩，估計鋼筆是從其他渠道獲得的。果然，“小扁頭”說他是受人之托，托他的那位是鎮東北黃浦江畔土地廟的杜和尚。擔心受連累，“小扁頭”又趕緊聲明：“兩支鋼筆一共賣了三萬元鈔票，我一分沒拿哦！杜和尚說改日請我喝‘荷蘭水’（舊時滬上對汽水的稱謂）。”

杜和尚並非僧人，“和尚”是其名字。這名字有點兒奇葩，現如今去派出所上戶口的話，民警大概會有異議。但在舊時，底層百姓起名比較隨便，阿貓阿狗都有，叫“和尚”也不足為奇。“和尚”是名字，土地廟卻是貨真價實的，不過早已敗落，漏屋殘牆，門窗俱無。杜和尚患有輕度智障，在此處孤身獨居。不過，他倒並非徹底的無產者。杜和尚有一條舢板，這條小舟還不算破船，收拾得非常幹淨，每年盛夏都要拖上岸塗拭桐油，因為這是杜和尚賴以謀生的工具。鎮上居民中的老弱病殘孕要去較遠的鄉下走親戚或者辦事的，都會雇其小舟作為交通工具；夜晚黃浦江輪渡停航後有人患急病有急事必須夤夜去浦西的，也會請杜和尚擺渡，不過價格是白天的一倍。杜和尚幹這一行已有十個年頭兒，這麽長時間日夜顛簸於黃浦江的波濤中，其水性和水上航行技術自是不言而喻。

由“小扁頭”帶路，一幹刑警到得土地廟，一看杜和尚那副酷似漁民的體魄和舉止，心裏已經為這家夥作了基本定性——十有八九涉案，但不一定是直接下手縱火行竊的正主兒。為什麽這麽說呢？其一，盡管他己經在江上搖了多年舢板，卻無緣跟遠洋輪船零距離接觸，不可能了解船上的艙室結構，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行竊作業；其二，如果他是盜案的正主兒，那手頭必有竊得的銀元，就不必急著把兩支鋼筆出手了。

既然已經基本定性，刑警也就沒興趣就地了解情況了，幹脆帶到浦西水上分局專案組駐地訊問吧。那條舢板，則委托派出所暫扣。杜和尚對於刑警的來意顯然心知肚明，一路上默默無語，到了水上分局，一進訊問室就乖乖招供。以杜和尚從事的職業，結識的底層人士遠比一般人多且雜，他不認識人家而人家認識他的則更多，經常有人在天黑後甚至午夜，突然摸黑來到土地廟把他喚醒，要求出一趟船。這種角色，杜和尚一眼就能看出是什麽人，不是小偷就是強盜土匪。白天有時閑著沒事在洋涇鎮上溜達，或者進小酒肆要上二兩燒酒一碟豬頭肉小酌，總會有不相識的人跟他打招呼攀談幾句，客氣些的還會替他付賬——這類主兒，大抵就是上述半夜將其喚醒要求出一趟船的朋友了。

解放後這種情況大為減少，但偶爾還是有的。7月2日午後，杜和尚沒活兒，正在土地廟打盹兒，忽然被人推醒。睜眼一看，麵前是一個三十來歲的陌生男子，一雙眼睛隱隱透著凶氣。杜和尚一個激靈，以為是來找他算什麽賬的——他以前曾遇到過此類對象，說是某月某日你替某某出過一趟船，把那人載到某某地方，然後那人就衝老子的一個好友下手，搶去了多少多少銅鈿，所以老子今天來找你算賬！說罷就是一頓拳腳。

正心驚時，那人忽然露出了笑臉，自稱姓金，說的是一口標準的浦西滬語。金先生說他今晚想請杜和尚出趟船，去哪裏到時候再說，讓杜和尚晚上不要離開土地廟，也不要接受其他的活兒，耐心等著就是。然後掏出兩張一萬元的鈔票遞過來，說這是定金，晚上辦完了事另有酬勞。當晚十點左右，金先生再次來到土地廟，讓杜和尚把小舢板往十六鋪方向搖，泊在外灘太古輪船公司黃浦江對麵岸邊的一處凹塘裏，讓杜和尚拿出漁網釣竿，佯裝捕魚釣蝦。

直到這時，杜和尚還不知金先生這是想幹什麽。他是船夫，不是合夥幹這件事的同黨，按規矩不能詢問，靜候主顧吩咐就是。海關大鍾敲過十二下後，金先生讓杜和尚把舢板劃向江心的那個浮筒。

至此，杜和尚方才明白，原來金先生要上那條外國大輪船。上去幹什麽？杜和尚也算是小半個江湖人物，自然猜得到。金先生悄聲吩咐：“靠上去之後，你立刻把舢板劃開，回洋涇就是，明天我會去土地廟找你，把剩下的酬勞付清。”杜和尚跟這類角色打過多次交道，知道他們說話算數，當下離開了現場。次日下午三時許，金先生果然來了，還帶了兩瓶酒、一些用幹荷葉包著的鹵牛肉。見麵也不說什麽，掏出五枚銀元、兩支鋼筆給他。杜和尚是文盲，對鋼筆沒興趣，正想詢問對方是否可以折抵鈔票，金先生卻把東西往他麵前那張破桌子上一放，轉身就走了。

這兩支鋼筆是世界名牌，單支的價格也超過金先生給他的定金。但杜和尚不識貨，尋思留在手頭也是累贅，不如隨便找個人出手算了。杜和尚的智障程度並不嚴重，隻是偶爾對其思維產生負麵影響，否則誰敢搭乘他的小舟？在這個問題上他也比較清醒，知道不能直接賣給修筆匠——像他這樣的角色，拿出兩支鋼筆要賣掉，人家肯定會以為是他偷來的。主意打定，杜和尚就找到了“小扁頭”沈國雄。“小扁頭”一口答應，兩支鋼筆一共賣了三萬元。老杜沒想到兩支鋼筆這麽值錢，覺得有點兒過意不去，想請“小扁頭”吃冷飲，現在折進局子，那就沒法兒兌現了。發現金某這條線索，對於專案組來說是一個比較有價值的突破。

當晚，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結合7月3日的分析對疑犯金某重新進行側寫：此人自稱姓金，多半是假的。不過，他對大型船舶的內部結構非常熟悉，攀爬纜索毫不費力，能在黃浦江中攜物涸遊，符合專案組之前對案犯從事過相關職業的判斷。作案者謀劃精細，對作案對象的選擇出乎“業界”意料，作案手法從容老練，精通溜門撬鎖之術，也與專案組對於此人是慣犯的分析相吻合。但是，從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該犯同時又缺乏反偵查意識，比如在作案現場留有多枚足跡、指紋，對贓物的處置（將兩支鋼筆作為酬金送給杜和尚）也顯得草率，由此推測，這個家夥應該不是職業罪犯。根據以上分析，專案組確定了下一步的偵查方向：一是繼續以滬上六大船廠（特別是因廠方阻撓未能順利進行調查的英商馬勒船廠）為目標進行查摸；二是加強對贓款贓物的布控；三是動用“耳目”打探消息，並在全市監所收集該犯的信息。

案情分析會結束，已是晚上十點。曲報國讓大夥兒趕緊休息，睡個好覺，明天按照分工全體出動進行調查。可是，這個好覺沒能睡成——下半夜兩點，又有一艘外輪發生失竊案！

• 拘拿三名嫌疑人

這次遭竊的是英商怡和輪船公司的三千噸級貨輪“榮生號”。怡和輪船公司是一家老字號，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怡和洋行與香港一些外國商人聯合組建了一家省港輪船公司，這是外商在中國海域組建的第一家輪船公司。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在上海成立華海輪船公司，經營上海至漢口的長江航線。怡和輪船公司的經營範圍江海合一，其規模也是外資在中國經營的輪船公司中最大的，旗下擁有二十多艘貨輪，經營數條遠洋和內河航線，還在上海擁有公和祥、順泰、其昌東棧、其昌西棧和華順等五座碼頭，其倉儲量在上海各碼頭居首位。

昨晚十時許，“榮生號”停靠在其昌東棧碼頭前的黃浦江中。碼頭裝卸繁忙，該輪被排在次日上午十點方能卸貨。按照規定，“榮生號”在停泊期間安排水手值班守夜。值班水手倒是沒打盹兒，卻也沒發現半夜有條黑影從錨泊浮筒順著纜繩攀爬登輪，然後，他就聽見了警報聲。不能不佩服“金某”的智商，這回，他沒有用縱火的方式調虎離山，而是直接溜進船首的駕駛室，打開警報器的總開關。可以想見全體船員被警報聲驚醒後的反應，由於不知警情發生在何處，三十幾個船員都衝出艙室，在甲板以及機艙裏到處亂竄。這麽一亂，足有五七分鍾時間失控。待到終於發現駕駛艙被人撬開，有人故意打開了警報器開關，船長薩帕塔馬上意識到可能是有人借機想在船上搞破壞，比如在貨艙放置縱火置，或在輪船要害部位放置炸彈之類。

“榮生號”這趟航線是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過來的，裝的是糧食。上海剛解放，各種生活物資都缺乏，特別是稂食，國民黨特務機關對裝運此物資的遠洋輪船有伺機破壞的計劃。離開符拉迪沃斯托克時，薩帕塔船長就接到蘇聯國家安全部門的特別告知，要求航行途中務須注意防範。當下，他命令船員按照平時的應急演練各自就嚇對貨艙、機艙進行檢查。

一番折騰，一切正常，於是各自回艙休息。直到這時，薩帕塔船長才發現自己先前聞警出動時鎖得好好的艙房門已被撬開，放在床頭櫃和寫字台上的手表、眼鏡、鋼筆、鬧鍾、錢包不翼而飛，寫字台抽鬥亦被撬開，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購買的三支上好特級野山參被竊。另外，船長專用的小型保險箱也有被撬的痕跡，隻是沒有得逞。可能是作案時間有限，案犯隻撬了船長艙房，其他船員的艙房都安然無恙。

專案組接到市局指令，當即全體出動，前往“榮生號”了解情況。市局派來的刑技鑒識員老呂也對現場進行了勘查，在船長艙房的地毯上發現了新鮮的水漬，判斷案犯是直接泅渡至浮筒，順著纜繩攀爬登輪的。

刑警返回駐地後，老呂又來電告知，經對現場提取的指紋、足跡、撬鎖痕跡進行比對，作案者與7月2日在“尼雅號”上縱火行竊的案犯係同一人。專案組決定繼續按照上一天案情分析會上製訂的調查步驟，全組刑警、誌願者分頭行動。

到次日，對滬上六大船廠的調查終於有了收獲，一下子發現了三個有作案嫌疑的目標——第一個嫌疑人叫段守淥，二十八歲，祖籍寧波，出生於上海，住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陽南路），係江南造船所電工。他是十五歲進江南造船所銅匠間做學徒的，三年滿師成為一名正式鉗工，技術處於中等水平。段身高一米七一，幼年曾拜師學武，常年不輟，練出一副好體魄，平時為人很講義氣，待人熱情，出手大方，在工友中口碑不錯。刑警調查時發現，此人年歲不大，經曆卻頗為豐富。

1941年春，上海公共租界發生了一宗特大盜竊案。當時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公共租界、法租界都還存在，該案的案發地在公共租界，其中有若幹名案犯之前在法租界巡捕房也掛有案子，所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聯手辦案。涉案的十四名案犯被捕後，段守祿忽然曠工了。三天後，租界巡捕驅車前往江南造船所（當時由日寇控製，改名為“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向船廠出示公文，稱該廠青年銅匠段守祿參與策劃案件且協助製作匕首、撬棍等作案工具，應予逮捕。

廠方說段已數日未來廠上班，巡捕房可去其住所找人。巡捕暗忖此人肯定已經驚覺，逃之夭夭了。來到其住處，果然吃了空門。

巡捕登門這天，段守祿己經到香港了。盡管是亡命天涯，但他的運氣似乎還不錯，剛下碼頭就看見英國皇家海軍的征兵廣告，說是歡迎華籍有誌青年加入皇家海軍。段守祿原是準備來香港打工的，既然英國佬招兵，他尋思倒不如去試試，當海軍薪餉高，比一般打工的強多了。當即前往報名，招兵的英國軍官聽說段是上海江南造船所的鉗工，麵露喜色，其中一個估計是主管技術的軍官當場問了他幾個專業問題，當然難不倒從造船大廠出來的段守祿。英國軍官如獲至寶，立刻拍板。

就這樣，段守祿由滬上租界的逃犯搖身一變，成了英國皇家海軍的一名技術軍士。他在英國軍艦上一直待到抗戰勝利，方才帶著一筆退伍金、兩枚勳章、一份退伍證書返回上海。租界早已不複存在，他的案底也無人再提，已被國民黨政權接收的江南造船所得知段守祿“榮歸”，立刻發出聘書，邀請他擔任該廠技術管理人員。段守祿去是去了，但聘書奉還，說我還是回原來的車間幹銅匠吧。

因為這段經曆，段守祿成為廠裏的傳奇角色，頗有些姑娘追求。半年後，他跟一個家裏開旅館的姑娘成婚。婚後小日子原本過得還可以，不料不到一年，妻子患了癌症，治療了年餘還是走了，段守祿欠了一筆金額不小的債務。一個人過日子，就又恢複了以前的那份無拘無束，債務還沒還清，又交了個女友，是永安公司的營業員。最近，段正籌措婚事，忙得焦頭爛額——倒不是折騰裝修，那時尋常百姓結婚沒那麽講究，搞點兒石灰化了水把牆壁天花板塗抹一下就成。他忙的是還舊債借新債，而解放後的人際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跟債權人商量緩還舊債也好，告貸新債也好，都不像以前那樣方便了。段守祿經常因此遲到早退，最近一周多，幹脆交病假單請假了。

前往江南廠調查的刑警聽到這裏，馬上查閱考勤記錄。7月1日、2日兩天，段休病假，3日是星期天不上班，4日段上了一天班，5日上午來廠去醫務室轉了轉，回到車間又交了一紙5、6、7日三天的病假單。這就是說，這家夥有去洋涇會杜和尚以及在2日和5日夜間作案的時間。

另據修理車間工人反映，6月下旬，段曾在上夜班空閑期間偷偷幹私活兒，用電動砂輪機打磨什麽物件。機修鉗工幹私活兒不算什麽稀罕事，幾乎所有人都有過這種“揩油”動作，也沒人過分關注。由此，專案組認為段守祿符合兩起外輪盜竊案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將其列入嫌疑名單。

第二個嫌疑人是英商馬勒機器造船廠描圖員章小純，三十一歲，浦東川沙縣人氏。十三歲時，章被過繼給上海市區的伯父，移居邑廟區。次年，經人介紹，進日升機修廠學電焊，三年後滿師成為一名電焊工。隨即跳槽至大隆機器廠，一邊燒電焊，一邊上夜校學習描圖製圖。二十歲那年，又跳槽到英商馬勒船廠，在技術室做專職描圖員。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侵華日軍對英商馬勒機器造船廠實行軍管，沒收其財產，更名為“三井造船所”，章小純被留用，仍做描圖員。抗戰勝利後，英商收回馬勒廠，章小純繼續在這裏工作至今。

章在廠裏的人緣還不錯，他喜歡踢足球，據說球技很好，常常作為馬勒廠足球隊的主力外出比賽，還多次被其他工廠、公司甚至舊警察局的球隊借去做外援，可想而之。可能正因如此，使章有機會參與一些商業投資活動，諸如股票、期貨、集資做臨時買賣之類，可惜這人財運不佳，十投七敗，不得不經常借債。最近同事還聽說他被人檢舉參與團夥詐騙，6月下旬曾有便衣警察到馬勒廠找其調查，跟專案組刑警的遭遇一樣，也被外籍管理方拒之門外。

前麵說過，因馬勒廠的外籍管理方拒絕配合警方的調查，專案組隻好通過私人關係進行查摸。偵查員孔和聲的妻子出嫁前有個鄰家閨蜜小嶽，後來嫁的丈夫老容是馬勒廠管理華籍員工人事檔案的，孔和聲就通過其妻跟小嶽聯係，約見老容，請其幫忙了解情況。老容查閱檔案，又跟員工私聊，發現章小純可疑，就悄悄把章的檔案拿給刑警。刑警翻閱檔案，發現章小純的身高、體態均與杜和尚所說的“金先生”相符。而且此人早在大隆機器廠工作時就參加了救火會義勇隊（工廠內部的業餘消防組織），接受過攀登訓練，章小純訓練成績突出，還因此獲得過獎勵。那麽，章小純是否有作案時間呢？老容有著長期從事人事工作的那份細致，設法搞到了技術室7月份頭幾天的考勤記錄，上麵顯示章小純自7月2日至今，均正常上常日班，但跟門衛室接觸下來，門衛鍾老頭兒說7月2日午前章小純騎車出去過一次，跟鍾老頭兒打招呼時說了一句話，因為自行車速度較快，聽著好像是“去配藥”。這一去，直到下午一點半左右才回來，還帶了一隻切成四塊的西瓜，取了一塊給鍾老頭兒。老容又找了技術室一個熟識的工程師，打聽下來，2日中午章小純確實出去過，帶回來切成兩半的半個西瓜，同一辦公室的四人分食了。還有四分之一的西瓜送給誰了呢？這個問題老容沒有想過，他畢竟不是刑警，沒有這種尋根究底的思維習慣。但孔和聲意識到這個問題必須搞清楚，當即請老容去問問廠裏能夠製作小型金屬撬棒的車間，比如鍛工車間、機修車間裏跟章小純關係比較好的工友。

不久，老容打電話告知，說打聽到了，章果然把那塊西瓜送給了鍛工車間的鐵匠小穆。小穆是章的鄰居，兩人關係一向蠻好，至於章是否請穆製作過撬棒，那就不清楚了。

專案組對章小純的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這人的一應特征跟疑犯相符，也有作案時間——他上常日班，兩艘外輪上的竊案分別發生在2日、5日夜間，他晚上不上班，有時間作案。7月2日中午章的外出，也與杜和尚交代的“金先生”前往土地廟的時間對得上。門衛鍾老頭兒說章外出的這段時間大約兩個半小時，而馬勒廠所在地浦東慶寧寺距洋涇鎮不過四五公裏，足夠跑個來回了。上述情況表明，章小純的疑點頗重，於是也被專案組列人嫌疑名單。

第三個嫌疑人叫王水根，三十二歲，祖籍江蘇鹽城，出生滬上，住浦東高橋區東街。王的老爸早年逃荒來到上海灘，從事過多份職業，還加入了青幫。借著青幫身份，進入公共租界巡捕房當了一名包打聽，後在緝拿逃犯的槍戰中殞命。那年王水根十七歲，已在米行當了兩年多學徒，身強力壯，手勁奇大，遂被租界警務處破例錄用，子承父業，也是在巡捕房做包打聽。幹了兩年不到，因徇私舞弊被開除。他想回米行，老板不接受，但也不敢過分得罪這種角色，就把他介紹到英商英聯船廠做了一名雜務工。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聯船廠被日寇強占，稱為“三菱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楊樹浦工場”，王水根繼續在這裏當雜務工。不過這人善鑽營，在幹雜務工的同時，抓緊一切空閑時間跟人學鉗工、電工活兒。1945年夏，王水根從原巡捕房同事（其時在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當特務）那裏得知，蘇聯紅軍出兵東北，把關東軍打得鬼哭狼嚎，遂斷定日寇要完了。王水根審時度勢，當即來了個不辭而別。臨離開那天夜間，還溜入日本工頭、職員的集體宿舍放了一把火。

不久，抗戰勝利，國民黨政府海軍部接收了“三菱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楊樹浦工場”，同年9月16日歸還原主，恢複原廠名“英聯船廠”。廠方向社會廣招技術工人，王水根即去報名，英國大班聽說王水根縱火焚燒日本高級職員宿舍之事，頗為欣賞，直接任命其為銅匠間（鉗工車間）副工段長。

可惜，王水根並不珍惜這個機會，在管理中大講江湖義氣，頻頻違規，最後職務被擼掉，做了一名普通修理工。王水根從此一蹶不振，上班出工不出力，下班後在社會上和一班狐朋狗黨吃喝嫖賭，可能還參與過違法犯罪活動。上海解放後，王水根認定英國佬不久肯定要滾蛋，幹脆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不是混病假就是假裝工傷，還把廠裏的有色金屬偷出去賣錢。因新政權規定中外私企一律不得解雇員工，廠方也拿他沒辦法。

英聯船廠提供的考勤記錄顯示，王水根最近半個多月（即6月16日至7月6日）隻在6月19日去廠裏上過一天班，其餘時間一部分是病假，一部分是“預支調休”（廠方並無此製度，是他自己發明的）。前往調查的刑警在廠方配合下檢查了王的工具箱，發現一半工具不翼而飛，其中包括一支尺來長的精鋼撬棒。據廠方透露，6月中旬飛下旬，曾有北四川路分局、普陀分局的便衣警員前往調查王水根其人，稱其可能涉及最近這兩個區發生的三起盜竊案。

另外，刑警還從該廠三個工人處得知，7月3日，他們在浦西南京路上與王水根巧遇。半月不見，這主兒渾身上下的裝束已是鳥槍換炮，不但衣衫光鮮，還戴著外國名表、黃金戒指。上述三人均有重大作案嫌疑，專案組決定立刻對段、章、王采取拘留審查措施。

• 曹家渡跟蹤失利

7月7日晚九時，第一名嫌疑人段守祿被帶到專案組駐地水上公安分局，他是在榆林區平涼路上的一個朋友家喝過酒離開時被刑警拿下的。市局痕跡鑒識員老呂和助手已經在駐地等候多時，人一帶到，立刻提取指紋、足跡，與“尼雅號”、“榮生號”兩艘外輪失竊案現場提取的痕跡照片進行比對，比對結果使專案組一幹刑警失望：段的指紋、足跡與現場痕跡不符。

拘拿第二名嫌疑人章小純費了一番周折。刑警先去北京東路一家飯館守候，未果；又去靜安寺溜冰場蹲守，還是撲了空。忽然想到這主兒的一個表哥是大光明電影院的放映員，他是可以蹭免費電影看的。刑警趕到電影院，當晚最後一場電影剛剛散場。刑警方森以前經常蹲守電影院，已經形成了經驗，說今晚放映的是最新蘇聯故事片，早就掛出“客滿”牌子了，章蹭看沒有座位，肯定進了放映室。此刻正在散場，他不會急著擠在觀眾群裏離開的。刑警徑奔放映室，這主兒果然還在這兒待著呢。

章小純被查獲後，也是提取指紋、足跡進行鑒別，結果還是對不上。如此，最後的希望就寄托在第三名嫌疑人王水根身上了。可是，負責捉拿這家夥的刑警鄒繁、張何方自出發到此刻己將近四個小時了，依舊杳無音信，估計也不順利。

午夜一時許，終於等來了鄒繁打來的電話，說王水根已經落網，他們一連追蹤了三個區，最後是在江灣鎮（江灣區政府所在地）王的一個朋友處將其拿獲的。慎重起見，他們把王的那個朋友也控製了，準備一齊帶到駐地。不料汽車壞了，司機折騰了個把小時也沒修好，江灣分局隻有一輛摩托車，沒辦法，隻好向專案組長求救。那年頭兒公安局辦案條件差，尋常案件的專案組別說配備汽車，有輛摩托車開就算不錯了，連自行車都是稀缺裝備。外輪盜竊案專案組要動用汽車押解人犯，必須向市局提出申請。曲報國的電話還沒打出去，倒先接到了市局夜間值班室的來電，說停靠在隆昌路錨地蘇聯老大哥的“十月之星號”貨輪發生失竊案，命令專案組立即出警。

“十月之星”是一艘排水量五千噸的遠洋貨輪，這是該輪首航上海。由於噸位較大，根據上海港務部門的安排，停泊於楊樹浦區隆昌路前的大型船舶錨地。

這幾天多艘貨輪集中到港，而當時的裝卸能力有限，“十月之星”一到港就被告知，請先在錨地停泊，將優先安排卸貨，但最快也要等上二十四小時。“十月之星”的船長奧涅金對此倒是沒什麽意見，根據當時蘇聯的經濟體製，遠洋輪的經濟效益隻跟國家（國有公司）有關，輪船停留時間的長短與船員個人收人沒有關係。這些船員都是首次來上海，正好趁此機會上岸逛逛。當然，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喝酒。

在海上航行時按規定是不能喝烈性酒的（船長、大副之類的高級船員肯定不能喝，普通船員至少不能公開喝），到了目的地港口，這些蘇聯船員終於可以放鬆了，他們不但要喝，還要搞個聚餐會，因為本月有包括船長在內的七名船員逢到生日。一艘五千噸級的遠洋貨輪，總共不過四十多名船員，其中七名船員的生日都趕在7月的上半月，這種情況並不是經常遇到的，況且其中還有船長。所以，在抵達上海的當晚，“十月之星”的船員們就在甲板上舉行了聚餐會。

蘇聯人嗜酒，全世界都知名，聚餐會的熱鬧情狀可想而知。這天晚上，包括當晚應該值班的五名水手都喝了酒，不過，奧涅金船長還是識大體的，隻允許他們每人喝兩瓶啤酒。這五名船員每人輪值兩小時，到點換崗，對於他們來說，兩瓶啤酒不算事，根本不會影響值班。案發後，輪到二十三點到一點值班的那個水手發誓說他絕對沒有打盹兒，一直守在崗位上，還兩次在甲板上巡視，既沒有看見人影，也沒聽見有甚動靜。可是，盜竊案確實發生了......

奧涅金船長四十來歲，畢業於蘇聯遠東國立海事大學，在遠洋輪船上工作多年，二戰期間還在蘇聯紅海軍的軍艦上從事技術工作，被授予海軍少校軍銜。這天晚上他雖然喝了不少烈酒，但並未喝醉，餐會結束後回到獨居的艙房，不久就休息了。他經曆過二戰時期的一線海軍戰鬥生活，戰後在遠洋貨輪上當船長，還保持著軍隊裏的那套作風，每晚總要醒來數次查哨。這晚也是如此，零點半左右，奧涅金開燈穿衣，當他習慣性地從枕頭下取鑰匙時，卻摸了個空。四下一看，鑰匙在床頭櫃上放著，不禁一個激靈：這不是我的習慣嘛，莫非昨晚喝多了？不可能，昨晚的事記得清清楚楚啊......

越想越覺得不對頭，便拿起鑰匙去開保險箱。箱門打開，奧涅金頓時目瞪口呆——裏麵放著的部分公款（至於為何是部分而非全部，稍後再說）以及自己的私款不翼而飛！回過神來，他馬上拉響警報，離開艙房時，發現房門鎖具已被撬壞。

發生了這等大事，奧涅金船長的頭腦還算比較冷靜，他已經留意到艙房內外地毯上、走廊地麵上的水漬，尋思應該是外盜，立即命令二副搬張椅子坐在艙房門口保護現場，自己則上甲板向集中起來的船員說明情況，要求檢查全船是否有登輪的痕跡。然後，指派三副和一名水手劃小舟登岸，向上海警方報案。

此時的專案組當然顧不上已被拘拿的慊疑人王水根了——“十月之星”發生竊案時，王水根己被刑警控製，這案子肯定跟他無關。專案組刑警和市局痕跡鑒識員老呂等十多人急赴隆昌路，由水上公安局的警艇送至江心錨地登輪。

蘇聯老大哥的現場保護做得好，現場勘查進行得很順利，很快得出結論：此係同一案犯的第三次作案，其作案手法跟之前兩起外輪盜竊案如出一轍，也是從水路遊至錨泊浮筒，順著纜繩攀爬上船，因動作輕疾，沒有驚動船上的值班水手。

不同的是，竊賊潛人船長艙房作案時，船長奧涅金正在熟睡。奧涅金習慣睡覺時把手表、錢包、鑰匙等放在枕頭下麵，而非床頭櫃上。竊賊進人時，奧涅金正好翻了個身，臉朝裏側，露出了枕頭下麵係鑰匙圈的金屬鏈。案犯輕輕一扯，便把鑰匙抽了出來，借著屋內的夜燈一看，發現了其中外觀比較獨特的保險箱鑰匙。

“十月之星”是一艘老船，二戰前由蘇聯黑海地區最大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廠製造。戰時被軍隊征用，承擔海上運輸任務，戰後回廠維修，因戰爭剛剛結束，一切從簡，所以船上的生活配套設施弄得比較馬虎。比如保險箱吧，就是從不知哪條破船上拆下來的沙皇時代的舊貨，裏外噴一遍漆，就給裝到船長艙房裏了。盡管外觀不那麽講究，質量還是不錯的，而且是雙保險設計，即除了箱門上需要用鑰匙開啟的傳統鎖具外，還裝有密碼鎖，這是一重保險；箱內底部還有個單獨的抽屜，也有密碼鎖，這是第二重保險。

刑警對此感到不解，既然保險箱需要鑰匙和密碼才能打開，案犯隻拿到了鑰匙，沒有密碼也開不了鎖呀？奧涅金船長也是後悔不迭——他是一位優秀的船長不假，但也有難以克服的弱點——惰性。對於每次開保險箱都要轉密碼這個程序，他覺得太麻煩，尋思船上也不太可能發生盜竊案。為什麽呢？一是跑遠洋航線的海員都是經過組織上精挑細選的，應該可以信任；二是輪船的環境相對封閉，即使有船員動這個腦筋，也很難處理贓款贓物，一旦案發，除非他不把贓物帶下船，否則根本躲不過搜查這一關。基於這種思維，船長就偷了個懶，把密碼鎖調整到直接可以開啟的位置，除非他本人需要離船上岸，才會恢複到鎖閉狀態，平時就憑鑰匙直接開門了。

接下來就要說到保險箱裏的公款為什麽隻丟失了部分了。這是因為保險箱內的“箱中之箱”——另一個帶密碼鎖的抽屜。這個抽屜船長平時不常打開，用一次鎖一次，倒也不覺得太麻煩。幸而大部分鈔票都是鎖在這個抽屜裏的，得以免遭盜竊。

即便如此，損失也令刑警咋舌。初步統計，被竊的盧布、美元和港幣折合人民幣一億兩千餘萬元（相當於新版人民幣一萬兩千元，這在那個年代是天文數字）。

有人可能要問，為什麽輪船上要放這麽多現金？因為在航行途中無法預測會遇到什麽意外情況，比如異國他鄉的港口突然發生騷亂、暴動、遭受人侵或地震、台風等，輪船要加油加煤補充給養維護修理，這都要花錢，緊急狀態下支票不一定被接受，人家隻認現金！

專案組刑警勘查過現場，走訪了船員，又向附近停泊著的幾艘貨輪了解情況，一番折騰下來，回到駐地已經天亮。

曲、潘兩個組長稍一交換意見，決定先讓刑警和誌願者休息，下午再開會分析案情。休息前，全組刑警先做一樁事：分頭向全市各分局和派出所打電話，要求收集外匯黑市交易的情報，著重注意是否有嶄新的連號美元、港幣和盧布露頭。

7月8日午後，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會議開始前，組長曲報國向眾刑警通報了市局治安處提供的最新社情信息。

自7月2日到今天淩晨發生的這三起外輪失竊案件，己引起了坊間的議論，傳言越來越邪乎，說黃浦江出現了“水鬼大盜”（“水鬼”原指“落水鬼”，即溺亡者的鬼魂；上海開埠後出現了潛水員，民間亦以“水鬼”相稱，泛指精通水性者），專偷外輪雲雲。市委市政府對此甚為重視，要求盡快偵破這三起案件，抓獲案犯。市局決定，自即日起，每天夜間十一時至次晨五時，水上公安分局、浦東公安分局將出動汽艇，在黃浦江各錨地進行夜間巡邏，嚴防盜案再次發生。

對於專案組一幹刑警而言，即使坊間沒有傳言散播，大夥兒麵對著如今這種局麵，也都很焦慮。聽了專案組長的通報，眾人一時無語。正冷場時，外麵有人叫“老曲電話”。曲報國一躍而起，離座出門，片刻返回，麵帶喜色，說看來我們的偵查方向還是沒錯的——誌願者小丁來電，他和小張、小儲去滬西五角場外匯黑市摸情況，發現有人在兜售嶄新的美元、港幣、盧布，小張、小儲已經盯上去了，他趕緊打電話報告。專案組長當即拍板：“咱們這就全體出動，先核實這條線索。唉——等了幾天，對方終於忍不住露頭了，看來，這家夥是等著花錢呢！”

上海解放伊始，金融奸商、投機倒把分子在漢口路422號證券大樓瘋狂倒騰“黃白綠”，致使“黃白綠”價格一日數漲，奸商狂叫：“把人民幣擠出上海灘”。

三人中，小丁眼睛最尖，個頭兒又高，他站起來向跑堂示意添水時，無意間朝馬路對麵一掃，發現斜對麵十米開外有一個穿白底綠花府綢連衫裙、足蹬絛紅色風涼皮鞋的女子，三十來歲，留著長波浪發式，手裏拿著一遝嶄新的“綠紙”（美元），正在跟一個賊頭狗腦的中年胖子侃價。小丁心裏一動，坐下悄聲說：“有情況！你們馬上拿著茶杯離開，不要讓對麵那個長波浪女人發現。一會兒她肯定會穿過馬路到這邊來，我看清楚那遝綠紙如果是連號的，就給你們發信號，你們跟上去。”

小儲、小張照辦，轉眼就躲進茶館裏。對麵那個“長波浪”跟胖子沒談成交易，果然穿過馬路到露天茶座這邊來了。她一看小丁這張桌隻有一人，就過來坐下。指指小丁放在桌上的折扇：“阿弟，我出門忘記帶扇子了，轉了一圈熱得來！儂把扇子借我用用好伐？”

小丁把扇子遞過去，對方謝過，一手持扇狂扇，一手掏出手帕擦汁。小丁示意跑堂拿一個杯子過來，倒了一杯茶放在“長波浪”麵前：“阿姐，吃茶。”

兩人就這樣攀談起來。“長波浪”想當然地認為小丁也是“黃牛”：“小阿弟，儂來此地是想出手還是進手，是調還是買？”

小丁的老爸是洋行買辦出身，後來自己開了一家公司專做洋貨買賣，小丁也算得上是小開，從小耳濡目染，人又活絡，對尋常生意場上的套路門兒清。當下就說是受朋友之托，前來相幫人家收點兒外幣。“長波浪”一聽就來勁兒了，挪動椅子湊近距離，音量調低：“阿弟，儂想吃進啥紙頭？”

小丁說：“人家是想去外頭用的，阿姐儂講需要啥紙頭？”

“長波浪”一聽就明白了：“想滑腳？當然先去香港再說了，紅紙頭、綠紙頭最好。”

“我那朋友精通俄語，以前跟白俄老板合作過，如果他先朝北跑，到老大哥的地盤歇歇腳，再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上船呢？”

小丁故意用俄語稱呼海參崴，“長波浪”聽不懂，睜大眼睛：“阿弟，儂講啥？”“就是老大哥在遠東最大的那個城市，中文講法叫海參崴。”“哦，聽說過，那老遠格！阿弟儂外語說得很溜的，是個人才！”“阿姐過獎。依阿姐看，應該進點兒啥紙頭比較合適？”

後來知道，“長波浪”並非“黃牛”，不過是臨時客串，而且是平生第一次接觸這一行，對這一行的了解甚至還不如小丁當下，“長波浪”以為遇到了下家，就據其所持的美元、盧布和港幣向小丁作了推薦。小丁聽得極為認真，一副恨不得用筆記錄的樣子，使“長波浪”覺得這位阿弟非常有誠意，便從她那個鯊魚皮坤包裏拿出美元、港幣、盧布各三張給小丁看。三種外幣均是嶄新的連號鈔票，其號碼正在“十月之星”船長向刑警提供的範圍之內（其時蘇聯對外匯的控製非常嚴格，明文規定不論公私，經外匯管理局批準向銀行兌取的所有外幣都必須記錄鈔票號碼）。小丁竊喜，於是開始談價錢。“長波浪”是銷贓，自是容易殺價，幾個回合下來就談妥了。

不過，小丁三人此行是來訪查，而非“釣魚”，事先沒想到會有這麽一出，身上沒帶多少現金，生怕對方當即就要交易，那可就露餡兒了。正考慮對策時，“長波浪”開腔了：“阿弟，那就這樣定下來了。我身邊隻帶了幾張‘花紙頭’，做樣子給你看的，你等在這裏，我去去就來。”說著，朝小丁身邊放著的那個鼓鼓囊囊的單肩背看了一眼（其實裏麵裝的都是廢報紙）。

這個動作提醒了小丁，他拍拍那個背包：“阿姐放心就是，我這裏是隨身帶著的。待會兒我們去茶館裏廂交易，雙方都要把數額點清爽。”

“長波浪”起身離座，茶館裏待著的小張、小儲兩個已經等急了，緊跟著出來，沿著馬路一邊一個，與“長波浪”保持二十米左右的距離。小丁則去找電話向專案組報告。

“長波浪”是從長寧路走的，經過江蘇路口，在一條小弄堂前駐步。後麵跟蹤的小張、小儲不知何故，又不敢跟得太緊。就在這時，一輛摩托車忽然從愚園路方向駛來，快到弄堂口時，倏地一個就地拐彎，驟停。說時遲那時快，“長波浪”快步上前，以出人意料的敏捷上了摩托車後座。摩托車一聲轟鳴，朝愚園路方向疾馳而去。小張、小儲眼睜睜看著摩托車越開越遠，急得跳腳，卻無可奈何。

“長波浪”落網後，刑警方才知道她突然逃脫的原因。她受“水鬼大盜”小龔指使——為敘述方便，姑且提前使用這個稱謂，前往曹家渡金融黑市出手昨晚從“十月之星”竊得的外幣（之前兩次竊得的贓款是由小龔出麵在曹家渡出手的），小龔跟她約好，僅拿幾張外幣尋找下家，談攏後可囑下家等候，她則到這條小弄堂口來取款。小龔騎著摩托車躲在附近某個角落，估計時間差不多了，就過來接她。此刻見“長波浪”站在弄堂口等著，以為已經談妥，於是開車迎上前去，忽見“長波浪”一手抓著坤包背帶不住地抖動——這是事先約定的“已被發現”的暗號，立刻就地調頭，載上“長波浪”匆匆逃遁。

“長波浪”之前跟小丁“阿姐阿弟”談得蠻妥帖的，怎麽突然意識到“已被發現”了呢？原來，先前她經過江蘇路口時，做了一個看似平常的動作，從坤包裏取出一麵小鏡子整理妝容，正巧在鏡子裏發現了後麵跟蹤的小儲、小張。她馬上認出，這不是在自己之前和“阿弟”坐在一起閑聊的那二位嗎？起初她以為是兩個“黃牛”，並不在意，沒想到現在卻在跟蹤自己。她意識到了危險，按照小龔之前的關照，寧可放棄成交機會，也要果斷撤離。

如此，曲報國等刑警趕到的時候，等著他們的，就隻有一臉沮喪的小丁、小張、小儲三個誌願者了。

• 輾轉調查摩托車

其實，誌願者還是有收獲的：一是在長寧路小弄堂口撿到了一個玫紅色玻璃發夾，那是“長波浪”急匆匆上摩托車時掉落的；二是小張看清了那輛摩托車的牌照號碼。

上海解放後，舊政權頒發的機動車牌照不能繼續使用，須換領新牌照。不過，換領牌照是需要時間的，不可能一夜之間全市都換掉，所以允許新舊牌照暫時並存。那輛接走“長波浪”的摩托車還是舊牌照，號碼是“國開213”（民國時的機動車牌照分“本省”、“跨省”和“全國”三種，“國”字意指可在全國各省通行）。

既然有牌照號碼，那就趕緊追查那輛摩托車吧。偵查員在市局交警部門查到了“國00213”所對應的摩托車車主，係美商上海電話公司電信工程師蘇森良，住榆林區江浦路169號。

刑警孔和聲、潘裕明、張何方先去了管段派出所，接待民警說轄區裏有這個人，是個四十歲的知識分子，人很和善，鄰裏關係不錯，其妻在私立小學教書。蘇森良確實有一輛摩托車，民警也曾多次看到他駕駛過，車技蠻好的。不過，大約十天前，老蘇的妻子鄔老師來派出所報案，說摩托車的牌照被人偷了。民警問了問情況，車牌是在本區長陽路被偷的。

蘇森良的一個朋友夫妻鬧矛盾，發生家暴，老蘇騎摩托車帶上妻子前往勸解，費了一番口舌，總算把兩口子勸和了。對方堅持要留他們吃飯，這頓飯局的時間有點兒長，從傍晚六點持續到晚上九點。老蘇喝了點兒酒，不過當時沒有禁止酒駕的規定，再說路也不算遠，兩口子就兜風似的回家了。到家停車時，才發現車牌沒了。次日，因為沒了車牌，老蘇是乘公交車去公司上班的，臨走時讓妻子去派出所報案。民警問明丟失牌照的地點後告知，那裏不是本派出所的轄區，根據規定，得去案發地派出所報案。

接著，刑警就去蘇家了解情況。這時已是傍晚，蘇森良下班回家，見到三個便衣，露出不解的神情——就丟了一個車牌，至於這樣興師動眾的？待到聽說他那塊丟失的車牌竟然被這幾天坊間正在議論紛紛的黃浦江“水鬼大盜”用於作案、銷贓，不禁大驚失色，忙不迭想表明自己跟“水鬼大盜”無涉。刑警讓他安心，此次登門並非懷疑其涉案，而是要追查那輛摩托車。現在刑警想知道的是，丟車牌的事最後是怎麽處理的？

蘇森良告訴刑警，那天鄔老師離開派出所後，因為惦著家務和孩子，就沒趕著去另一派出所報案。次日，老蘇給案發地派出所打了電話，一番溝通後，接受了民警的建議：由蘇本人到派出所開一個丟失車牌的證明，然後去交警部門蓋章，再到稅務局重新繳納捐照費用，交警部門根據納稅憑證補發牌照。不過，全市目前正在更換牌照，補發的牌照肯定是新的，但需要等候些時日。

沒辦法，蘇森良隻好照辦。昨天剛把納稅憑證送到交警部門，已經排上隊了，還得兩個星期才能領到補發的車牌。至於在交警部門的底檔，那要等拿到新車牌後人家才會注銷。

老蘇這邊提供不出有價值的線索，專案組隻好另想辦法。

刑警方森帶著丁、張、儲三誌願者前往曹家渡，在“滬西五角場”的那五條馬路上轉悠，走訪居民、路人，指望能夠查摸到關於那輛套牌摩托車的情況。

方森以前曾在汽修作坊做過學徒，對修理汽車、摩托車有點兒心得。憑經驗，他認為像曹家渡這類區域，人來車往向來熱鬧，附近應該有修車作坊。而那個駕車把“長波浪”接走的疑似金某的家夥，在等候“長波浪”期間，不可能開著摩托車一直在附近轉悠，那豈不惹人注目？如果運氣不好遇到警察，沒準兒會被攔下盤問一番。但如果他把摩托車停在修車作坊旁邊，就不容易引人懷疑了。

這個思路是準確的，五條馬路兜下來，他們發現其中四條馬路上都有修車攤或兼帶修車業務的車行，還有一家汽修社。方森跟修車工攀談下來，終於了解到一些有用的信息：那個疑似金某的家夥曾在兩家車行前待過一陣兒，都是停留了不到十分鍾，跟人家聊的內容都差不多，一是問修車師傅像他騎的這樣一輛摩托車如果請車行代為出售的話，大概可以賣多少錢；二是向人家請教，如果自己購買零件拚裝這麽一輛摩托車，估計要花多少錢。

人家的回答是：這麽一輛摩托車，如果代銷的話，出價二百四十萬元以下，估計有人會有興趣，一旦成交，車行要抽頭兩至三成。至於拚裝摩托車，那首先得在全市四處奔走購買零部件。舊貨行是不用去的，因為解放後政府取消了舊貨行出售車輛零部件的業務，隻能奔虯江路去淘，另外就是轉悠全市的修車攤頭、汽修行之類。待零部件收集齊全，在拚裝之前，最好去交警部門打聽一下，車子拚裝出來後是否可以上牌照，據說人民政府即將出台一個規定，所有舊汽車、舊摩托車、舊汽艇，凡是想申領新牌照的，都必須經過相關部門的檢驗。最後還有一點，購買零部件時，要記得請人家開發票或者打條子，以便向交警部門申請牌照時作為來路正當的依據。

“人家說的盡是拚裝車的內容，莫非他那輛摩托車是拚裝的？”“就是！好像還是外行拚裝的。通常別人拚裝時都會淘一個外國商標的銘牌釘在車上，淘不到的就自己用白銅銼一塊；他那輛徹底省心，什麽牌子也沒有。車身顏色倒噴得花裏胡哨，黑白相間的條紋，少有！”

方森返回駐地向領導匯報調查情況，建議去虯江路訪查每家店鋪的老板，打聽最近是否有人去他們那裏淘過摩托車發動機。7月9日下午，專案組全體出動，前往虯江路“淘寶”——這個“寶”，就是破案線索了。

虯江路東起九龍路（虹口港），西迄共和新路，共和新路，因1913年至1914年填虯江築路得名。1943年更名清河路，同年夏改回原名。該路有一段長達二三百米的地段，上海灘經營舊機電五金零部件的商鋪幾乎都集中在這裏，據說有的店鋪竟然有飛機零件出售。上海灘當時有句話：在虯江路還買不到的零件，那也不用跑其它地方了。

上海解放前後，由於中央商場斷了舊摩托車的來源，有內行的需求者就開始動自己拚裝摩托車的腦筋。機動車的核心關腱部件是發動機，要拚裝摩托車，首先得買到發動機。新貨當然是不用考慮的，別說上海了，就是跑遍全國（不論解放區、國統區）也沒有出售的，舊貨據說也隻有上海、廣州、南京這三個城市偶爾有售。而在上海，即使有，也隻有虯江路這邊淘得到。

一幹刑警趕到虯江路，分頭走訪店鋪，了解到最近到虯江路來淘舊摩托車發動機的顧客比較多，每天都有人來打聽，不過，都是失望而歸——虯江路這邊早就斷貨了，最後一台發動機是在三個星期前出手的，價格已經漲了三倍。

刑警統計下來，今年以來虯江路這邊一共售出舊摩托車發動機二十九台，其中上海解放後售出十七台。使刑警感到欣慰的是，因為要開發票，這些買家全部留下了住址。發動機這種東西，隻要是正規廠家生產的，出廠時都要在機身上標明製造廠商的名稱以及產品的編號。虯江路商家出售舊貨時，盡管沒有規定，還是在發票以及存根上記錄下這些編號。

刑警把這二十九台發動機的購買人和所購發動機編號全部抄錄，開始了新一輪的調查。

7月10日，“尼雅號”失竊案發生的第九天，專案組刑警分頭走訪名單上的購買人。下午三點，眾人陸續返回駐地匯總調查情況——這二十九位購買人中，已拚裝摩托車的有二十一人，未拚裝的八人，所購發動機或拚裝完成的摩托車，刑警都一一過目，核對發票、編號及商家記錄無誤。

二十一輛已完成拚裝的摩托車的車主都去交警部門進行了申請登記，正等候履行下一步程序。當然，這些車主既然能自己拚裝摩托車，腦子都是蠻活絡的，他們把車子裝好後，不可能老老實實扔在家裏不使用，不過是膽大膽小，使用次數有多有少，其中有八輛已被交警扣留。剩下的十三輛中，有一輛黑白條紋相間的摩托車不翼而飛，其特征跟長寧路上把“長波浪”接走的那輛完全相符。

這輛摩托車的車主叫許誌高，是北京路上“榮欣電氣行”的店員。刑警鄒繁和誌願者小林分工調查的三個車主中就包括這個許誌高，查看過購買發動機的發票，刑警問他：“摩托車丟了，有沒有報案？”

“沒有報案。”

“為什麽不報案呢？”

“摩托車是停在家門口丟失的，那肯定就是附近的人撬鎖開走的。我家住在提籃橋區虹鎮老街，民警同誌您肯定聽說過，那是上海灘有名的窮街。這種地方，人際關係最難相處。丟失車子後，我隻好托朋友幫忙尋訪，如果找到了，能私了就私了，不能私了再報案。因為一旦報案，警察肯定會過來一家家查問。老街人的觀念是，凡是被警察找過的人家都是有問題的，否則警察找上門來幹什麽？這就沒麵子了。等警察一走，我的麻煩就大了。客氣的堵著我家門口破口大罵，脾氣暴的打人砸東西甚至拆房子的都有——老街上都是些胡亂搭建的破房子，哪兒經得起這麽折騰，我還住不住了？”

回答刑警的提問時，許誌高的神情鎮定如常，上述理由似乎也說得過去。不過，往下再問，刑警立馬發現了破綻。刑警問他：“車子是什麽時候丟的？”

“那還是解放前的事了，大概4月份吧，好像南京剛剛解放。”

鄒繁是留用舊刑警，太知道舊警局對尋常百姓報案的反應了，不是殺人放火的大案，或者報案者屬於權貴階層，警察哪肯出警？還不是愛理不理，能推就推，筆錄都懶得做一個。再說，既然摩托車已經被竊了，解放後許為什麽還要去排隊登記申領牌照？當下，鄒繁也沒耐心再聽他胡說八道了，伸手從腰間掏出了手銬。“是在這裏說清楚，還是跟我到局子裏交代清楚？”

許誌高當然不想進局子，隻好實話實說：“那輛拚裝車，我己經作為賭債抵押給人家了：申領車牌的手續我也確實辦理過，是想手頭有了鈔票再把車子贖回的。”

許誌高有一手修理所有與“電”相關的民用電器的手藝，是多家電氣行爭相聘用的對象，他的收入在行業同類員工中屬於最高級別。可是，因為他嗜賭成癮，日子過得十分拮據，有時甚至連香煙都抽不起。1949年初，這種情況有了改觀，許誌高似乎時來運轉，竟然輸少贏多，到3月中旬，他不但還清了所有賭債，而且有了若幹積蓄。老婆勸他見好就收，就此歇手，贏到的錢去撐件大家當（“撐”在滬語中作“購置”解）。許誌高覺得有理，遂決定購買零部件，自己拚裝一輛摩托車。

折騰到上海解放那天，許家的這件在當時屬於“特大家當”的摩托車總算全部完工。這是虹鎮老街有史以來的第一輛摩托車，自是在鄰裏間產生了轟動效應。不過，因為沒有車牌，摩托車大部分時間都停在家裏，偶爾晚上許誌高才敢開出去遛一圈。

業餘時間一空，許誌高手又癢了。本來，戒賭幾乎跟戒毒有一比，有人戒了一輩子也未能戒掉，何況許誌高並非那種有超強毅力的人。再者，那些賭友聽說老許“撐”了件大家當，都說這件家當等於是吾等“同道”捐贈的。這主兒不夠朋友，輸了銅鈿就催著我們這些贏家繼續去賭，贏了錢反倒好意思不來賭了。這不公平啊——咱們這些輸家不是少了一個翻本的機會嗎？於是，就有人登門拜訪，說是討教拚裝車子的經驗，其實是催促他上場。也有人不時往老許供職的電氣行打電話，攛掇他“幾時出來動動”。許誌高知道，這其中還帶有威脅的成分。他們這種賭博不是打打小麻將，檔次還要高一點兒，雖跟大賭棍沒法兒比，但圈子裏的小賭棍還是頗有幾個的。這種人多少有些黑道關係，賭錢講究江湖規矩，即所謂“輸家不開口，贏家不能走”。一旦輸家向贏家發出邀約，贏家是不好拒絕的，否則就把人得罪了，而這些人許誌高是得罪不起的。

麵對威逼利誘，許誌高隻得重上“戰場”。可是，這回好運氣沒再光顧，不過個把星期，許誌高就輸掉了百來萬鈔票，等於是給電氣行白打了兩個月工。6月中旬的一個晚上，許誌高的運氣好像又回來了，竟然連贏了七局。在這種刺激下，他押了把大的，結果把先前贏的全都輸了回去。他咽不下這口氣，頭腦一熱，把摩托車押上，馬上有人接盤，作價一百七十五萬。老許拿了錢繼續賭，結果不用問，輸家還是他。如此，這輛剛剛拚裝好的摩托車，還沒上牌就不屬於老許了。

次日，專案組對許誌高交代的情況進行核實，找到了住在浦東三林塘的那個薛姓莊家，薛某證實了許的說法。刑警不是查賭博案子的，盯著追查那輛摩托車到哪裏去了。薛某說摩托車是浦西董家渡的“老江北”出錢收購的。那天晚上老許離開時，就把鑰匙交出來了。“老江北”不會駕駛摩托車，就把摩托車寄放到住在附近的賭友小蔣家裏，後來怎樣處理就不清楚了，“老江北”之後也沒跟他聯係過。

刑警又去找小蔣了解，蔣證實了摩托車易手之事，說那天晚上“老江北”確實是把摩托車寄放在他家。第二天下午，“老江北”就帶著一個小青年來把車子開走了，“老江北”是坐在後座一起離開的。

往下，就是調查“老江北”了。可問題也來了，那夥賭徒互相之間通常不報完整姓名，有的就隻有個綽號，比如“老江北”，姓甚叫甚誰也不知道，隻曉得操一口蘇北口音，五十來歲，身材粗壯，國字臉，絡腮胡子，麵目猙獰眼神凶狠，一看就不是個善茬兒。

沒名沒姓可怎麽找呢？領銜調查的孔和聲是經驗豐富的老刑警，他馬上調換思路，提出了另一個問題：“那個幫‘老江北’，把車子開走的小青年，你認識嗎？”

小蔣搖頭：“我跟那人第一次見，也就幾分鍾時間，互相之間話都沒說過一句話。”孔和聲耐心啟發：“那人沒跟你說過話，他跟‘老江北’，是否說過話呢？或者‘老江北’，有沒有跟他說過話？”

這麽一提示，小蔣馬上想起一個細節，他聽“老江北”用蘇北話對小青年說了一句：“小扣子，路上開慢點兒。”

那就行了！就憑“小扣子”加上“老江北”這兩個綽號，以及相貌特征和蘇北口音，去董家渡訪查料想是會有收獲的。

到浦西董家渡派出所一打聽，也沒提及“小扣子”，隻一說“老江北”，民警竟然個個知曉。那就煩請民警把他傳喚過來吧，不料民警卻是搖頭。怎麽呢？原來“老江北”死了！

“老江北”本名王興發，是江蘇建陽縣（因與福建建陽縣重名，建國後易名建湖縣）的惡霸地主，抗戰勝利後為逃避當地民主政府清算逃亡來滬，定居董家渡，開了一家魚行，兼做販毒買賣。因為有錢，吃喝嫖賭照舊，但在蘇北鄉下的惡霸行為被迫收斂。其在老家罪惡累累，欠有血債，當地民主政府一直將其作為重點通緝對象。但這主兒躲在滬上，家鄉人不知道其確切住址，即便知曉也沒法兒來拿人。

上海解放後，建陽縣公安局派出一支三人追緝小組來滬查緝，終於查到了王犯的蹤跡。6月29日深夜，追緝小組連同董家渡派出所民警共七人前往其宅捉拿，沒想到王犯竟然藏有手槍，發現情勢不對，開槍拒捕，將一名追緝人員打傷，自己被民警擊斃。

專案組刑警對己被拘捕的王犯的妻子朱某（逃亡來滬後所娶）和魚行的三個夥計進行了訊問，他們證實，王確實於6月中旬把一輛黑白條紋的摩托車弄回家，沒幾天就賣掉了，下家是誰不清楚，也未來取貨，是王老板自己把車子推出去的。

“小扣子”也找到了，是王興發的鄰居，平時跟王老板沒有什麽交往，那天隻是臨時幫忙前往浦東把那輛摩托車開回來。

• 妓院老鴇藍錦花

這條線索斷了，好在還有一條線索捏在專案組手裏，那就是“長波浪”在江蘇路小弄堂口掉落的玫紅色玻璃發夾。盡管被稱為“玻璃發夾”，其材質並非真的玻璃，而是當時的新鮮玩意兒——塑料。這條線索是和那輛拚裝摩托車的線索同一天獲得的，但專案組最初認為摩托車的線索更可靠一些，訪查起來也比較便捷。發夾之所以被排在第二位，除了訪查的難度，還有一個不確定性，畢竟小丁等三誌願者並沒有親眼看到“長波浪”的發夾掉落，隻是在脫梢後發現弄堂口的地麵上有這麽一個發夾。

那麽，現在為什麽確定發夾可以作為一條線索了呢？那是因為中間發生了一個情況——7月10日，曹家渡派出所向專案組報告，說兩天前“長波浪”脫梢的現場及周邊弄堂口的電線杆、行道樹上不知被誰貼了三十來張巴掌大小的“懸賞尋物啟事”，被尋找的物品就是那個玫瑰紅色發夾，但啟事上沒留失主地址，也沒有電話號碼，而是要求拾到者在啟事下麵留下住址或聯係方式，失主會登門取物並當麵酬謝。

之前專案組曾向附近居民調查過這一帶是否居住著“長波浪”這麽一個女子，未果。想想還不放心，就委托派出所協助了解情況。次日上午，戶籍警下街道例行走訪，有昨晚下中班午夜回家的居民反映，曾在弄堂口看到過幾張這樣的告示，可第二天早上他出門買早點的時候，卻發現那些“懸賞尋物啟事”都被撕掉了。

胡亂張貼啟事這種事，解放前就一直存在，並不稀奇。稀奇的是，上半夜貼出來，後半夜就撕掉，而且撕得一張不剩。民警聽說那啟事是尋找一個丟失的玻璃發夾的，也覺得不可思議，就在附近轉了轉，果然發現弄堂口的牆壁、電線杆、行道樹以及商鋪的門框上都有撕掉啟事後殘留的糨糊痕跡。查看過程中，又有群眾向他反映同樣的情況。

專案組認為此舉應該是“長波浪”所為。這麽一個發夾，就其本身價值來說，似乎不值得“懸賞”尋找。可是，“長波浪”卻這樣做了。專案組估計，多半該物對於她來說具有某種重要意義，擔心發夾一旦落在警方手裏，沒準兒可以順藤摸瓜查出她的底細。“長波浪”意識到這一點後，出於某種原因，沒有跟同夥“金某”（即騎摩托車把她接走的那個小龔）提及，自作主張想用“懸賞尋物”的方式把發夾找回。啟事張貼出來後，被小龔發現，小龔認為不妥，擔心弄巧成拙，反倒引起警方的懷疑，就連夜把張貼的啟事一一撕掉了。

能夠在下半夜把啟事撕掉，那說明兩人的下榻處應該在浦西而非浦東，因為午夜前浦東的輪渡就停擺了。

7月11日上午，專案組刑警全體出動，分頭前往百貨行業公會、小百貨批發市場、中央商場以及外灘一家已經開了三年多的專門出售塑料製品的私營商店，調查這個玻璃發夾的來路。

中午匯總情況，幾路人馬的調查結果如出一轍，受訪者都說知道滬上曾銷售過這種新穎發夾，但那是走私貨（類似這種新穎的小百貨商品，自抗戰勝利美國軍艦停泊黃浦江上以來常有出售，都是美國水兵帶過來的），數量不多，都是小攤販在出售，每次用不到半天就一搶而空了。

老刑警孔和聲對滬上諸多與民生有關的行業都有相當了解，知道小百貨行業一向是“蝦有蝦路，蟹有蟹路”，這種“蝦蟹之路”可以精確到具體某一種商品，比如被稱為“玻璃絲襪”的準透明卡普隆襪子，受到滬上時尚女性的瘋狂追捧。因走私貨比店家從正規渠道進的貨便宜至少三成以上，就出現了一個綽號“歪頭阿四”的“玻璃絲襪龍頭”，滬上走私玻璃絲襪的源頭就是此人。前年春上，“歪頭阿四”跟黑道關係沒有搞好，被海關緝私隊拿下，家產抄沒，判刑五年，現在還關在提籃橋監獄。因此、孔和聲認為，目前專案組調查的玻璃發夾肯定也有一個“龍頭”存在，有必要設法查明該“龍頭”是誰，通過此人了解走私發夾在上海灘的銷售情礦。如果運氣好，沒準兒能夠尋覓到“長波浪”的下落。

眾刑警認為這個思路值得一試，於是立刻行調查進行到次日下午，終於有了收獲——玻璃發夾的走私“龍頭”是一個中年女人，藍錦花，綽號“一窩蜂”，現住滬上新成區吳江身天樂坊。藍是江蘇鹽城人氏，早年逃荒來滬，頗有姿色，十七歲入四馬路（福州路）“聚樂院”從事妓女行當。十年後離開“聚樂院”，投靠青幫“啪”字輩成員朱柳平，自己開了一家妓院，名喚“蒔花坊”。1939年，“蒔花坊”失火，燒了個精光。屋漏偏逢連夜雨，藍氏的靠山朱柳平效力侵華日軍特務機關，被“軍統”暗殺。

藍氏沒了靠山，東山再起之念成為一個肥皂泡。有心放下老鴇身份再做妓女吧，這把年紀已是珠黃色衰。但其積蓄有限，想想還得活下去，總要找一條出路。她腦子還算活絡，本著“做生不如做熟”的原則，妓女做不成，就跟妓院做生意吧，於是開了一家專賣妓院用品的店鋪，用的仍是原妓院的名稱。藍氏會做人，即使在跟青幫打得火熱的時候，跟同行的關係搞得還是比較融洽的，別人認為“同行是冤家”，她卻堅持“同行是朋友”的理念，對偶爾遭遇挫折的同行提供幫襯。此刻她改行創業，人家也願意成全，以小百貨為主要商品的生意做得還不錯。

藍氏還是“蒔花坊”老鴇時，公共租界工部局一個美國籍技術職員卡梅倫經常光顧她的妓院，是藍氏的老客戶。全麵抗戰爆發後，卡梅倫回了美國。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卡梅倫響應政府號召投身行伍，成了海軍的一名技術軍官。抗戰勝利後，他隨美國軍艦來滬。軍艦停泊在黃浦江上，卡梅倫上岸前往四馬路，想再度“蒔花坊”，卻已物是人非。去其它妓院打聽，這才知道藍氏的情況。這洋人倒也念舊情，即刻前往看望，還自告奮勇為藍氏的生意提供幫助。此後，藍氏的小店鋪就成了包括玻璃絲襪在內的某幾種走私小百貨的批發點，其小百貨“龍”的地位就是這樣來的。

不過，藍氏也就隻發了三年小財。去年11月，她把店鋪關閉了，倒不是海關或者警察局找她麻煩，麵是病魔跟她過不去——她原先就有的梅毒嚴重發作，已經影響到其日常生活，生意也就沒法兒做了。

一路找藍錦花調查。哪知，興衝衝趕去，卻吃了一個悶羹——昊江路天樂坊某號確實是藍氏與丈夫嶽和山的住所，但現在卻是人去屋空，鐵將軍把門。問了鄰居、方知藍氏已在今年春節前去世，其夫嶽和山在上月中旬被人民政府逮捕，關押於蓬萊分局看守所。這對夫妻沒有生育子女，房子現在空著。不過，鑰匙在派出所，因為老嶽在裏麵關著，不時需要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看守所會打電話請派出所派員去取。刑警請戶籍警帶上鑰匙陪同他們入室查看。藍錦花並不涉案，刑警也沒搜查其居所，隻是出具條子借走了兩本厚厚的照相冊。

藍氏已死，但丈夫還在，專案組認為嶽和山可能會知曉其妻經營小百貨之事，遂前往蓬萊分局看守所提審嶽和山。

嶽和山是個四十多歲的粗漢，地痞出身，原本無業，靠敲詐勒索為生。經藍的靠山青幫朱柳平推薦，去“聚樂院”打工做雜役，就是北方謂之“大茶壺”的那類角色，由此與藍相識。不知怎麽的，藍氏竟然漸漸與其有了感情，遂離開妓院與其成婚。藍錦花開設“蒔花坊”後，嶽和山也跟去了，仍做老行當，直到妓院失火。後來藍氏經商，他自己找了一份看守倉庫的工作，算是擺脫了地痞身份，開始學做良民。到上海解放時，他自我感覺已經快修成正果了，不料分局收到群眾檢舉信，將其以前的斑斑劣跡翻了出來，被分局擔押。稍後，他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此刻刑警在看守所見到他時，老嶽倒是很樂觀的，他認為自己沒有血債，承辦員說他交代罪行徹底，認罪態度也不錯，有希望得到從寬處理。刑警不知道這主兒究竟犯了什麽案子，沒有發言權，隻是告訴他，如果他提供的情況對警方破案有用，肯定會記錄在案，對其將來的從寬處理有點兒作用。

接著言歸正傳，嶽和山對藍氏做玻璃發夾走私生意的確知情。他上常夜班，白天沒事，有時貨到上海了，還借了黃魚車去匯山、公平路、外灘等碼頭、江邊提貨，都是美國軍艦上卸下來的。

藍氏銷售的這種發夾屬於討俏貨，一直供不應求。為圖省力，藍氏就物色了五個下家。這五個下家屬於“一級代理”，跟他們說清楚了的，貨色拿到手後自己零售也好，轉批出去也好，都可以，不過有區域劃分：那個一條腿有點兒瘸的中年男子李揚清，隻能在東片區域轉批或者零售；已經四十多歲，但說話還像小姑娘那樣嘰嘰喳喳的周小玲，隻能在南片區域轉批或者零售；戴一副寬框近視眼鏡、人稱“史老師”的史慧娟，隻能在西南片和西片區域轉批或者零售；不過五十出頭卻已是滿頭白發的小老頭兒房國良，隻能在中片區域轉批或者零售；浦東地區的批零代理人叫祝美萍。

不過，這五人家住哪裏，嶽和山並不清楚，倒是和他們一起吃過幾次飯，都是這幾個男女做東。藍錦花也曾請五人吃過飯，就在吳江路住所附近的“梅龍鎮酒家”，但那天老嶽另有事情，沒參加。回家後聽藍氏說吃得蠻開心的，老李帶著照相機，還請飯店侍者幫他們拍了合影。

刑警就把從吳江路寓所拿來的兩大本照相冊拿出來請嶽和山辨認，嶽和山翻到那張合影，指著上麵的五個人一一介紹。

看到最後一個，刑警一個激靈——那女人燙著一頭波浪長發，難道就是那個“長波浪”？

返回駐地，馬上叫來丁張儲三個誌願者辨認，三人眾口一詞，確認這個叫祝美萍的女人就是“長波浪”！

調查進行到這裏，終於鎖定了一個目標。當然，“鎖定”是比較樂觀的說法，因為祝美萍住在哪裏刑警並不知道。不過，這難不倒專案組，可以走訪在浦東地區賣過玻璃發夾的小攤販，向他們打聽祝美萍的情況。這樣做的工作量雖然比較大，但把握也比較大。

進行人員分工的時候，有刑警提議：之前他們走訪吳江路藍氏夫婦的鄰居時，聽說夫妻倆曾雇了一個寧波娘姨淩嫂幫傭，藍錦花病歿後，嶽和山把娘姨辭退了，還多給了淩嫂一個月的薪水，吳江路鄰居都說老嶽厚道。據嶽和山說，這五個“一級代理”都曾去過他家，那麽肯定跟淩嫂打過交道。是否可以考慮先去找這個淩嫂問問她知不知道那五人的住址。

這個提議獲得一致讚同。7月13日，刑警帶上照相冊前往吳江路，向藍氏夫婦的一幹鄰裏打聽寧波娘姨淩嫂的去向。

這回運氣不錯，最近有個鄰居曾經遇到過淩嫂，得知她就在附近的茂名北路彭家做娘姨兼保姆。刑警找上門一問，淩嫂果然知道那五個“一級代理”的住址，“長波浪”祝美萍的住處距吳江路不遠——重慶南路205弄。

刑警前往重慶南路派出所，一說祝美萍其人，好幾個民警都知道。這倒不是因為她曾經做過玻璃發夾等時尚舶來品小百貨生意——而是因為其丈夫夏某是國民黨陸軍裝甲部隊的少校，抗戰即將勝利時，在行軍途中，他所駕駛的裝甲車發生故障，翻落山澗，當場身亡。戰後，夏某被國民政府追認為“烈士”，一些軍官曾特地登門慰問，在重慶路轟動一時。

要說祝美萍的運氣，真的不敢恭維。獲悉丈夫死訊還不到一個月，她八歲的女兒又在上學過馬路時被車撞死。接連的厄運，對祝美萍的打擊之大可想而知。

據說她原本是個本分女子，其已故老父是前清秀才，後以教私塾為生，因此她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否則也不可能嫁給軍校畢業的國軍軍官夏某。原以為抗戰勝利了，丈夫可以回家，她能夠過上滋潤的家庭生活了，哪知一月之間天翻地覆。自此，其性子就變了，不但學會了抽煙喝酒，還經常去舞廳溜冰場影劇院，和一班富家紈絝子弟廝混。她跟藍錦花就是在這類場所相識的，然後跟著藍做起了小生意。

那麽，是否有貌似小龔的男子與其交往呢？鄰居證實，確實有那麽一個男子大約自去年初冬以來頻頻出入祝美萍家，有時還在祝家過夜。最近該男子過來的時候，經常開一輛黑白條紋的摩托車。

還有鄰居反映，上月下旬某天，那男子騎摩托車載著祝美萍出門，駛過鄰居身旁時，聽見祝美萍跟男子說話，好像喚其“小龔”。之所以說“好像”，是因為摩托車引擎聲音很大，也可能沒聽準。

鄰居還向刑警反映，7月8日夜間，他們聽祝美萍跟那男子吵架。

之前，兩人一向很和睦，男的每次來總會帶些東西，有時是用幹荷葉包著的鹵菜，有時是盒果糕點，有時是一塊料作或者時尚衣衫。祝美萍對小龔也不錯，買酒買菜，精心烹飪，還給男方結絨線衫，兩人一起出門時總是親熱地勾著小龔的肘彎，一副小鳥依人的樣子。因此，8日夜間兩人突然爆發的一場爭吵還真是令眾鄰居吃驚。

那天晚上，在室外納涼的鄰居先是看見祝美萍膊上掛著個坤包離開住所，過了個把小時她回來了，還捧著半個西瓜。不一會兒，隨著一陣摩托車轟鳴，小龔騎車抵達。兩人在門口放了一張骨排凳吃西瓜，吃畢一起進屋。過了大約一刻鍾，就像打開了收音機開關似的，屋裏傳出小龔似乎已經盡量抑製但穿透力還是很強的咆哮聲，似是憤怒已極。祝美萍的聲音比較低，但也不是平時的慢聲細語，似是在分辯什麽。爭吵時間不長，也就兩三分鍾，就像倏然開始一樣，突然間聲音就沒了。不一會兒，鄰居看到兩人合騎一輛摩托車出了門。不到半小時，兩人又回來了，之後再沒動靜。

次日天明後人們發現，祝美萍家門上掛了鐵鎖，兩人顯然已經出門。估計摩托車是推出一段距離後再發動的，人們都沒聽見動靜。這一離開，直到今天也沒回來。

• “水鬼大盜”落網

刑警認為，所謂爭吵可能就是因為發夾丟失爆發的。祝美萍那天逃離現場後，發現發夾失落，回想下來，十有八九是在江蘇路弄堂口丟失的，擔心會被警方作為線索追查過來，就想了一個補救的主意：寫了幾十張“懸賞尋物啟事”，晚上悄悄張貼到現場，指望能把發夾找回來。

貼了啟事回家後，小龔來了。祝美萍跟他說及此事，小龔頓時有一種大禍臨頭的感覺，不由得大發雷霆，兩人爆發爭吵。估計小龔覺得爭吵已經無濟於事，把啟事全部撕毀了。但兩人依舊不踏實，遂決定先離開這邊再作計較。當然不敢驚動鄰居，所以是把摩托車推出一段距離再發動的。

那麽，會不會離開的隻是小龔一個人？祝美萍已經被就地滅口了？孔和聲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小。7月8日到現在已經五天，如果把人殺了，在這種盛夏天氣屍體擱不到今天就會發臭。不過，不能排除二人將部分贓物藏在這裏的可能。

專案組認為還是有必要進人祝美萍的住所查看一下。派出所隨即找來一個鎖匠，把祝美萍家的門鎖打開。

那是一套獨立平房，進大門有個天井，往裏有三進，前兩進共有六間房，第三進是一個院子。這麽大的麵積都搜查下來，頗費了一番工夫，刑警加上誌願者十幾號人一直折騰到黃昏，在天井角落一個看似要扔掉的破煤球爐裏，以及主臥室那張紅木大床的夾層中發現了部分贓物。

考慮到祝美萍或小龔有可能會悄悄潛回住所轉移贓物，專案組請分局、派出所安排專人蹲守，同時，由派出所組織周邊居民中的治安積極分子協助布控。

一幹刑警返回駐地後，隨即開會分析祝、龔兩犯的去向。首先排除已經逃離滬上的可能，因為直到今天下午刑警去重慶南路搜查祝宅之前，沒有任何跡象可以成為驚動祝、龔的觸點，兩人7月9日淩晨離開，不過是作為預防措施，沒有帶走贓物，並非真正想逃離，估計是臨時去哪裏躲一躲。

那麽，去了哪裏呢？這就需要對祝美萍在滬上的社會關係進行查摸，同時設法收集小龔的線索。上述兩步說來容易，但上海解放伊始，治安形勢嚴峻，警力短缺，在這種情況下實施起來有一定難度，最好是能找到一個切入口，不過，在當晚的會議上，大家反複討論，這樣的切入口卻沒有找到。曲報國看看表，說已經很晚了，大夥兒近日操勞，今天就這樣吧，好好睡一覺，明天再說。

專案組長讓別人好好睡一覺，他自己卻怎麽也睡不著，索性起來翻閱案件材料，指望能從中發現一些以往沒注意到的情況。

材料中有兩本從吳江路藍宅拿來的照相冊，曲報國隨手拿起來翻閱。

這是藍錦花的照相冊，祝美萍不過是藍的一個生意下家，有祝氏鏡頭的照片肯定是少而又少。曲報國瀏覽一遍，共找到四張有祝美萍鏡頭的照片——第一張照片即藍的丈夫嶽和山指認祝美萍的那張，專案組之前仔細研究過；第二張照片是藍錦花和兩男三女五個下家在外灘黃浦公園拍攝的，拍攝者應是在公園裏向遊人提供有償照相服務的專業攝影師，照片的天頭上印有兩行小字：“祝願合作愉快！民國三十四年冬至日”；第三張照片是祝美萍和藍錦花兩人的合影，藍氏端坐桌前，祝美萍滿臉笑容站立其後，從兩人身後窗外的商店霓虹燈招牌判斷，應是在南京路上某家飯店的包房內；第四張照片是用120相機拍攝的，看環境似是某戶民居內，攝影者肯定是個業餘的，技術不敢恭維，室內光線又暗，背景看不清楚。人物有三個，一個是藍錦花，正滿臉笑容雙手捧杯向一個年約六旬的老太太敬酒，祝美萍則手持酒杯站在老太太身側。

曲報國反複看下來，認為前幾張照片對於此刻查覓祝美萍的下落多半沒用處，第四張照片可能有戲，根據藍氏向老太太敬酒時祝美萍站立的位置判斷，那個老太太很可能是祝的長輩親戚。

次日，專案組請派出所協助，通知藍錦花生前那五名“一級代理”中的四位立即前往水上分局。曲報國把那張照片拿出來請他們辨認，這四位一看便想起來了，說那是在高橋鎮上的俞老太太家裏，那天是老太太六十壽慶，藍錦花和五個“一級代理”都前往祝壽。

俞老太太跟藍錦花抑或祝美萍是什麽關係呢？那四位說老太太跟藍錦花沒有關係，和他們四個也沒有關係，有關係的是祝美萍——俞老太太是她的寄娘（即幹媽）。

問明俞老太太的住址，專案組全體出動直奔高橋鎮。高橋鎮是高橋區的區政府所在地，市公安局在鎮上設有分局。

這個興起於清初的“凸”字形鎮子麵積不大，不到三平方公裏，分局警員以本地人居多，刑警一出示那張照片，馬上有人認出那是鎮上南街的孤身富孀俞老太太。

俞老太太的幾個鄰居被悄然傳喚到分局，刑警一個個洵問下來，都知道祝美萍其人，說是俞老太太在上海市區的幹女兒。

刑警隨即登門，老太太告訴刑警，小祝確實來過，那是9日上午，一起來的還有一個小夥子小龔，小祝介紹說是她男朋友，準備今年結婚。這幾天他們準備去一趟廣州，可能還要去香港小龔他舅舅那裏。兩人在老太太家裏吃了午飯就走了。

眾刑警一聽，都有點兒泄氣。不過，有偵查員提出質疑，認為他們不大可能去廣州，原因有二：其一，此時南方尚未解放，交通雖然未斷，但需要繞道，而且很不安全，進入浙江境內特別是江西境內，強盜土匪囂張得連解放軍的軍車、軍列都敢搶劫；其二，如果他們真的鐵了心要去，那麽7月8日下半夜他們離開時，也應該把贓物帶走。

其它刑警認為言之有理。當天晚上，專案組繼續開會研究祝、龔兩人的去向，七嘴八舌下來，終於理清了思路——

祝美萍作為藍錦花旗下浦東片的“一級代理”，在浦東奔波了兩年多，還在高橋認了個寄娘，由此可見，這個女人生性比較活絡，很善於搞人際關係。既然她在高橋可以以認寄娘的方式結交朋友，那麽在浦東三縣兩區（川沙縣、南匯縣、奉賢縣和高橋區、洋涇區）的其它城鎮上可能也會有這種動作。她是否會帶著小龔躲在浦東地區的其它朋友處呢？

另外，那個正主兒小龔料想也不簡單，根據其老練的作案手法，絕對是一個頭腦遠比祝美萍靈活的角色。這樣的人，江湖朋友肯定不少。再者，據見過他的人反映，他說一口地道的上海話，估計是上海本地人，他在上海也應該有親戚之類。

根據以上兩點，專案組決定從明天起，兵分兩路開始新一輪的訪查，一路在浦東訪查祝美萍做生意時的行蹤和社會關係，另一路在市區訪查小龔的情況。

7月14日，兩路刑警同時行動。其實，對於第二路調查，刑警起初並沒有什麽明確的思路，畢竟掌握的線索太少，僅僅知道外貌特征以及開一輛黑白條紋相間的摩托車，連其姓氏也不知是真是假。但誰也沒想到，由曲報國主持的這一路調查竟然爆出了一個大冷門，當天就查到了小龔其人的信息！

當天上午，曲報國、鄒繁、張何方三刑警沒有立即出動，他們還沒想好應該朝哪個方向進行調查，隻好在駐地喝著大葉茶，貌似輕鬆地閑聊該怎樣查摸這個小龔。聊著聊著，話題集中到小龔是怎麽跟祝美萍相識的。

據重慶南路祝美萍的鄰裏反映，小龔是去年初冬前後出現在祝美萍家的，也就是說，祝、龔是在去年11月之前認識的。通常來說，男女相處過一段時間後，才好登女方家門。這段時間不可能是短短數天，至少得數周——畢竟祝美萍不是風塵女子。照此推算，他們相識的時間應該在入秋前後。那麽，兩人是怎麽相識的呢？三偵查員想到了如下幾種可能——

第一種，因兩人所從事的職業形成了接觸。祝美萍原是家庭婦女，丈夫、女兒喪生後，做起了小百貨生意。能跟小百貨搭得上界的，好像隻有同行或者顧客了。原本偵查員也考慮到了社會局（上海解放前，工商執照的審發由社會局下屬的工商處負責）和稅務局的工作人員，但很快就把這兩種人否決了——像祝美萍這樣的“一級代理”，充其量就是擺個路邊攤出售點兒尾貨，既不用領執照，也不必交稅，跟上述兩種人都搭不上關係。至於同行和顧客，前者已經調查過（即另外四個代理），並未發現有效線索，而後者的範圍太大，靠三個偵查員調查不太現實，暫時不予考慮。

第二種，因間接人際關係相識。打個比方，祝美萍跟藍錦花相識，住得又不遠，經常有來往，而小龔恰恰也認識藍氏，某次兩人正好同時前往吳江路藍宅，就這樣認識了。類似的情況也可以是祝美萍認識小龔的親朋好友或龔認識祝的社會，等等。這樣的可能理論上來說難以排除，在調查的具體操作上卻無法證實兩人正好同時前往吳江路藍宅，就這樣認識了。類似的情況也可以是祝美萍認識小龔的親朋好友或龔認識祝的社會，等等。這樣的可能理論上來說難以排除，在調查的具體操作上卻無法執行——專案組如果掌握了這二位的（特別是龔的）社會關係，還不早就知道龔的情況了？所以，隻得放棄。

第三種，通過某種生活活動自然形成交往。人都有必需的生活需求，開門七件事自不待說，還有生老病死。祝美萍已經過了“生”這一關，“老”、“死”兩關還早，“病”有時卻是免不了的。尤其是丈夫陣亡、女兒橫死，其遭受的精神打擊可想而知，這種精神上的重創會影響到人體的免疫功能，那當口兒是比較容易患病的。此外，在搜查其重慶南路的住所時，刑警注意到屋子的內部裝飾比較新。她十有八九在丈夫、女兒過世後，請營造行對住宅進行過裝修。當然，可以成為交往媒介的觸點還有很多，諸如郵差、水電抄表、送煤球、上門修理或出門購物等，但這些情況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從觸點到真正交往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的成功過渡必須具備一些不可或缺的條件，比如接觸頻率，還有每次接觸的時間，隻有高頻率、長時間的接觸，才有可能積累起長期交往的情感厚度。

除了上述三種情況，刑警還想到了邂逅之類的可能，隻是，這些就不必考慮了。盡管生活中不乏這樣的實例，卻無法落實到調查上。如果這二人真的屬於邂逅相識、一見鍾情之類，那刑警隻有自認倒黴了。

三刑警一致認為，可以把上述第三種可能，即祝美萍看病和裝修家宅作為調查方向。聊到這兒，曲報國問另二位刑警：“搜查祝宅的時候，好像沒發現過病曆卡吧？”

鄒繁、張何方都說沒有印象。不過，並非所有患者看病時手頭都有病曆卡，有的醫院把病曆卡留在掛號處，病人再去看病時報出卡號或者姓名，護士會取出來；另外，私人診所也不用病曆卡，大夫都是記錄在一個本子上。曲報國說：“我們也別瞎猜了，還是再去祝宅走一趟吧，再說還得了解祝宅的裝修情況呢。”

到了重慶南路，分局、派出所負責蹲守的警員還在盡職，以為專案組長是來問情況的，報告說沒有異常。曲、鄒、張進入祝宅，翻遍了所有適宜放病曆卡的位置，沒有任何發現，隻得作罷。

然後就是向鄰居了解況宅的裝修情況。鄰居說抗戰勝利後，祝小姐確實裝修過房子，是附近沈阿姨介紹的營造商。刑警隨即拜訪沈阿姨，她說確有此事，營造商是她的侄子，最近把店搬到茂名路了。沈阿姨很熱心，刑警剛要開口問地址，她倒先開腔了：“我領你們過去，不遠的，幾步就到。”

沈阿姨的侄子是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兒，刑警一看，馬上意識到沒戲了，這跟小龔一點兒都對不上嘛。不過，來也來了，當然要問問。沈老板說祝美萍確實請他主持過裝修，他請了三個手藝很好的老工匠給她幹活兒，祝小姐非常滿意，一定要多付工錢，但她是沈阿姨的鄰居，沈老板堅辭不受。

返回祝宅的路上，沈阿姨對於這趟調查沒有收獲讓刑警白跑一趟有些歉意，不想冷場，就沒話找話不時閑扯幾句。沒想到，她無意間說起的一件事引起了三刑警的注意。

之所以說起這件事，是因為沈阿姨注意到刑警見到沈老板時驚訝的神情，想解釋一下。沈阿姨說：“我在家裏輩分很高的，這個做營造生意的侄子比我大整整十一歲，還有一個侄子跟我同齡，是在‘祥生’開出租車的。這個侄子心眼兒實，去年中秋開著車給我送月餅，正好祝小姐要去看毛病，在對麵弄堂口等車子。我對侄子講，祝小姐是鄰居，你送一趟吧，車鈿（車費、車資的意思，典型的上海話）要打個折。侄子把祝小姐送到後，幹脆一分不收。祝小姐過意不去，後來送了塊料作給我。”

料作，單指衣服麵料，衣服裏料不算。

這麽說來，祝美萍確實是看過醫生的。當下，曲報國向沈阿姨問明其司機侄子的姓名，直奔“祥生”出租車行。巧得很，沈師傅開的轎車出了點兒小故障，正在車行裏等著修理工處理。他還記得這件事，說祝小姐去的是一家西醫診所，在文廟路，具體門牌號沒留心，印象中診所門口一側掛著一塊白底綠字的搪瓷牌子，上麵的宣傳語有“海軍退役軍醫，專治內傷隱疾”之類的字樣。

三刑警喜出望外：海軍！這跟專案組最初分析的案犯特征再吻合不過了！曲報國說事不宜遲，咱們這就過去，先把人控製住再說。

就這樣，還若無其事穿著白大褂在診所坐堂問診的案犯龔曉君當場被捕。

搜查診所，發現了部分贓款。問祝美萍的下落，龔交代說在他虹口區漢陽路63號家裏躲著。稍後，同案犯祝美萍落網。龔祝兩犯對合夥作案的一應罪行供認不諱——

龔曉君時年三十歲，出身資本家家庭，自幼就喜歡運動，曾拜師學過國術和柔道。

1938年畢業於私立尚德中等醫學專科學校，在英商英聯船廠擔任廠醫務室醫士。

太平洋戰爭爆發，滬上租界被日軍占領，龔曉君遂離滬投軍。征兵處得知他是學醫出身，又在船廠供職，破例將其推薦去海軍，分派至在長江上進行軍事活動的艦艇上，擔任見習軍醫。那時候軍艦上人手有限，他這個見習軍醫也必須參加水兵技能訓練，遂擁有了幾年後成為“水鬼大盜”的足夠資本。

抗戰勝利，龔曉君退伍返回上海。幾年下來，他的閱曆有所增長，醫術也提高了不少，雖然見習軍醫始終沒有轉為正式軍醫，但原先船廠廠醫那類位置他肯定已經看不上了。

在資本家老爸的資助下，龔曉君自己開了一家西醫診所，打出海軍軍醫的招牌，兼治內科外科。診所開張不久，家裏遭遇變故，其老爸因戰時跟日本人做生意，於1946年早春被“軍統”以漢奸罪逮捕，罰沒家產。龔曉君的診所由其父投資，原本也要罰沒的，但辦案官員念及龔曉君係參加過抗戰的退役軍人，網開一麵。

老龔經此一折騰，還沒等到上法庭接受審判就死在看守所裏。龔曉君有個妹妹，1941年赴美留學，畢業後就留在紐約，嫁了個小開。回國料理了喪事，把老媽帶到美國和她一起過。妹妹也征求過龔曉君的意見，問他是否有意同行，他不假思索就拒絕了。

龔曉君經營西醫診所，自然需要各種西藥和醫療器械。正直戰後百廢待興，這些必需品幾乎全是舶來品，加之他的海外關係，想不跟走私貨搭界也難。

自1947年底，他就做起了西藥及醫療器械走私生意，其貨物來源跟藍錦花做舶來品小百貨走私生意相同——托其在美國的妹妹代購，再通過私人關係請跑紐約至上海航線遠洋輪的船員捎帶。不過，龔曉君的經營方式跟藍錦花不同。藍氏有自己的實體店鋪，一般商品放在店裏，緊俏商品通過代理商出手。龔曉君開的是診所，隻能按處方開藥，不能做藥械買賣。

所以，他搞的是“代理進口”，即由做走私生意的朋友事先把款子打給他，他則通知紐約的老妹辦理。藥械走私進來後，交給委托方，人家則給他一筆代理費。

一般說來，隻要官方不找上門來，這種買賣還是比較牢靠的。龔曉君的走私生意確實牢靠了一段時間，也掙了些錢鈔。

今年4月上旬，一個跟龔曉君合作時間最長、要貨數額最大的朋友忻某說他新交了一個北方關係，對方想進盤尼西林，要貨量比較大，給的代理費也高。可是，核算下來，頭寸周轉不了，想請老朋友幫忙墊付。龔曉君不疑有他，一口答應。

這筆貨款折合黃金四十兩，龔曉君做走私生意時間不長，而且開銷也大，積蓄有限，拿不出這麽些錢鈔，隻好向親戚朋友借了三十兩黃金去外灘證券大樓兌換成美元匯給老妹美元匯給老妹。

5月上旬盤尼西林到貨，龔曉君立刻轉交那位朋友。對方言之鑿鑿，三天之內必把墊付款連同傭金一並付清，然後——就失蹤了。

龔曉君被騙四十兩黃金，損失自不必說，還沒法兒向債權人交代。

往下就要說到祝美萍了。祝美萍去年春天患上內科慢性病，經常胃痛肝痛，皮膚也不時瘙癢起疹子。接二連三找了幾家中醫西醫看過都沒有效果，偶然路過文廟路龔曉君的診所，病急亂投醫，一頭撞了進去。要說龔曉君的醫術也就是一般水平，但他用的藥都是舶來品，頗有效果，盡管不能根治，但症狀也大為緩解。

此後，祝就經常去他的診所。一來二去，兩人熟了，漸漸產生了感情。往下，反正都是單身，這方麵沒顧慮，幹脆住到了一起。

5月上旬龔曉君被騙，壓力甚大。祝美萍得知，說自己有點兒積蓄，大約十兩黃金，願意拿出來幫他還債。龔曉君卻堅決不同意，說他自己想法子解決。他的法子，就是夜晚趁黑到黃浦江上停泊的外國輪船上摸一票，祝美萍竟然也表示讚同——丈夫和女兒死後，她的性情大變，從小家碧玉變成了倒賣走私貨的“一級代理”，膽子也漸漸大了。

於是兩人開始策劃作案。祝美萍以前在家閑著無事，《福爾摩斯探案集》、《霍桑探案匯刊》之類的偵探小說讀過不少，平時最關注報紙上新聞欄目刊登的案件報道。原是為消遣，此刻卻派上了用場。她對船舶情況一無所知，在如何作案方麵沒有發言權，但對作案後如何逃避警方的偵查卻給出了不錯的建議，那就是把警方的偵查視線引向浦東洋涇。

這幾年裏，祝美萍作為藍錦花的“一級代理”，其足跡踏遍了浦東二區三縣，腦子裏稍一搜索，就想到了洋涇鎮是轉移警方視線的最佳選擇。除了洋涇鎮地理位置的優勢，還因為她曾多次搭乘過杜和尚的小舟，知道這個人有輕度智障，容易擺布。

把主意跟龔曉君一說，後者深以為然。其實以龔的水性，夜間泅渡到輪船上作案根本不需要杜和尚的小船，但他還是從贓物中拿了幾枚銀元和兩支鋼筆，作為雇傭杜和尚的酬勞，為的就是誘使杜把鋼筆出手，吸引警方的注意力。

祝美萍畢竟是新手，遺失發夾後驚慌失措，才有了回現場貼“懸賞尋物啟事”之舉。等冷靜下來，二人覺得繼續待在祝家不太牢靠，還是祝出的主意，虛晃一槍，先去浦東轉一圈，對俞老太太謊稱要去廣州，讓警方誤以為他們二人已經逃離上海。

至於龔的作案細節，前麵都已作了交代，不再贅述。

1949年9月23日，上海市軍管會對外輪係列盜竊案進行宣判：龔曉君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祝美萍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杜和尚被關押半年後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