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係列二十：文宗治世之十七：唐文宗貶斥李德裕與信賴李訓鄭注

大和九年即公元835年春正月初九（乙卯），唐文宗李昂任命以故成德節度使王庭湊的兒子王元逵為成德軍節度使。正月二十六（壬申），退休致仕的司徒李逢吉去世。

二月初九（甲申），唐文宗任命司農卿王彥威兼禦史大夫，出任平盧軍節度使。

在京城的昭義節度副使鄭注上言說秦地有災，朝廷應當大興土木工程好禳災。二月十二（丁亥，通鑒作四天後的辛卯），唐文宗征發神策軍一千五百人去疏通曲江及昆明池。他還下詔，要求賜給有財力的朝廷諸司曲江的閑置地段，讓他們在那裏設置亭台館舍。

二月三十（乙巳），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左仆射、同平章事段文昌去世。段文昌字墨卿，是西河人。他高祖段誌玄，是陪葬昭陵並圖形在淩煙閣的初唐名臣；他祖父段德皎死後追贈給事中；他父親段諤曾任循州刺史，死後追贈左仆射。段文昌家在荊州，為人倜儻而有義氣，節度使裴胄知道他而不能啟用。韋皋在蜀地時，上表授他為校書郎。李吉甫任忠州刺史時，段文昌曾寫文章求取進位。當李吉甫身居相位時，與裴垍一同提攜他，授段文昌為登封尉和集賢校理。很快他就官拜監察禦史，升遷補闕，改任祠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816），他守本官，兼任翰林學士。段文昌是宰相武元衡的女婿。武元衡與宰相韋貫之不和，唐憲宗本想召段文昌為學士，但韋貫之奏稱：“段文昌沒有誌向，不能提擢他身居機密近臣。”直到這時韋貫之罷相，李逢吉才啟用段文昌為學士。不久他轉任祠部郎中，賜予緋色官服，依前兼職翰林。元和十四年，他加兼知製誥。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即位，正式拜他為中書舍人，很快又拜他為中書侍郎兼平章事。

長慶元年（821），他上表請求退位。朝廷覺得段文昌年輕時就在西蜀，便下詔授他為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段文昌曆來了解蜀地的民情，到任後以寬政為治，嚴靜有斷，蠻夷畏服。長慶二年，雲南入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略上言，朝廷因此感到憂慮，便下詔讓段文昌嚴加防備。段文昌隻派了一介使者對蠻夷加以勸喻，蠻夷當即就撤退了。唐敬宗即位後，征他回朝官拜邢部尚書，後轉兵部，兼判左丞事。

唐文宗即位後，升遷他為禦史大夫，很快又升他為檢校尚書右仆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大和四年（830），他移鎮荊南。段文昌在荊、蜀兩地都有先祖的故第，到這時他將故第贖為浮圖祠。又因為先人墳墓在荊州，他便另外修建了居第，用以安置祖先的牌位和圖像影堂，每年時季和夏冬以及良辰美景時都要前往享薦。撤去祭品後，他總要繼以音樂歌舞，如同事奉生者。大臣們對他的做法頗有非議。大和六年，他重新成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大和九年這天（《舊唐書-段文昌傳》作三月），朝廷賜春衣的中使到了成都，他接受宣旨後，突然無病而卒，終年六十三歲。唐文宗追贈他為太尉。段文昌留有文集三十卷。段文昌尚未發跡時，一直不順。當他騰達時，曆任顯要，出入將相，長達二十年。他的服飾器玩、歌童妓女，隻要自己喜歡，不在乎花錢多少，以至奢侈過度，遭到輿論的貶低。

三月初六（辛亥，《舊唐書》作二月二十六辛醜，通鑒作三月，此處依《新唐書》），冀王李絿去世。他本名李淮，是唐順宗第十子，最初授予太常卿，封宣城郡王，貞元二十一年（805）進封。三月初十（乙卯，《舊唐書》作二月二十八癸卯。依《新唐書》），京師地震。

次日（《舊唐書》作二月二十九甲辰），唐文宗任命幽州留後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三月十五（庚申），唐文宗任命劍南東川節度使楊嗣複為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西川節度使，取代段文昌。

三月二十（乙醜），因為饑年，河北尤其嚴重，朝廷賜給魏博六州穀粟五萬石，陳許、鄆州、曹濮三鎮各賜糙米二萬石。

三月二十五（庚午），禦史左丞庾敬休去世。庾敬休字順之，他祖先是南陽新野人，祖父庾光烈和他仲弟庾光先都被安祿山逼迫出任偽官，但他們都潛伏逃竄。庾光烈後來成為大理少卿，庾光先成為吏部侍郎。他父親庾河，當朱泚盜據宮闕時，曾與季弟庾倬逃進山穀。庾河在兵部郎中位置上過世。庾敬休進士及第，以宏詞登科，被授予秘書省校書郎，在宣州幕府當從事。不久他被授予渭南尉和集賢校理。後來他升遷右拾遺和集賢學士，以及右補闕，任上稱職，轉為起居舍人，很快又升遷禮部員外郎。接著他入為翰林學士，在升遷禮部郎中後，罷免翰林的內職，回歸禮部官職。不久他又升遷兵部郎中兼知製誥。在母親去世丁憂離職起複後，他改任工部侍郎，並代理吏部選事，升遷吏部侍郎。

唐文宗將立魯王為太子時，很慎重地為他挑選師傅，因此改任庾敬休為工部侍郎，兼魯王傅。他上奏說：“劍南西川和山南西道每年的稅茶以及除陌錢，按照舊例都要委托度支下屬的巡院征收，專賣的榷稅應當由京師的部門負責，召商人方便時兌換。大和元年時，戶部侍郎崔元略與西川節度使商量，為圖穩當和方便，便奏請茶稅事讓各司自己征收，每年交付四萬貫錢送給台省。近年以來，沒有依照原奏，三道的各色錢物，都被州府扣留，大多不送交台省。臣請求采用江西的先例，在歸州設置一座巡院，負責征收管轄區裏的各色錢物送交台省，希望能避免拖欠的現象。還希望陛下讓巡官李濆專門前往與李德裕和李遵古一道商量措施，接著具體奏聞。”唐文宗準奏。他又上奏說：“劍南兩川米價飛漲，造成百姓流亡。臣請求將兩川缺官職田的祿米，平價出售以賑救窮人。”唐文宗也準奏。庾敬休後來再次出任尚書左丞。這時他在家裏去世。庾敬休姿容溫雅，胸襟開闊，不飲酒，專門吃素，也不近聲色。他著有《諭善錄》七卷。唐文宗追贈他為吏部尚書，還為他取消一天的朝會，並下詔說：“官至丞、郎，都是朕所親信的。不幸去世的，應當為他們廢朝。自今以後丞、郎應當依照各司三品官員的慣例，罷朝一日。”

夏四月十一（丙戌），唐文宗改任鎮海軍節度使兼浙西觀察等使李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他還任命桂管觀察使李從易為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

當初，漳王傅母（負責輔導和保育親王的老婦）杜仲陽受到宋申錫事件的牽連而被放歸金陵，朝廷下詔讓浙西的李德裕好好安頓她。剛好李德裕已經離開浙西，他便留下文書讓留後李蟾遵照詔旨辦事。這時，左丞王璠和戶部侍郎李漢上奏，指控李德裕厚賄杜仲陽，暗中通過她勾結漳王，圖謀不軌。唐文宗非常憤怒，召宰相以及王璠、李漢、鄭注等人前來當麵質問。王璠和李漢等人極力誣陷李德裕，宰相路隨則說：“李德裕不至於做出這樣的事。如果真像他們說的那樣，臣也應當獲罪！”那些誣陷李德裕的人這才不再堅持了。

當初，京兆尹河南人賈餗，因生性急躁偏執，為人輕率，所以與李德裕有矛盾；他又和李宗閔和鄭注關係密切。三月上巳節時，唐文宗在曲江亭賜百官宴席。按照慣例，京尹必須在外門下馬，然後對禦史拱手拜揖。賈餗仗恃他的權勢，卻乘馬直接入門。殿中侍禦史楊儉和蘇特和他爭執，賈餗罵道：“你們這黃臉兒膽敢如此無禮！”賈餗因此被罰俸。他以此為恥，因此請求出朝任職。四月十六（辛卯），唐文宗根據他的意願，任命賈餗為浙西觀察使，取代李德裕。他還任命工部侍郎楊虞卿為京兆尹，並賜給金紫官服；同時任命給事中韓佽為桂管觀察使。

四月十八（癸巳），唐文宗任命鄭注守太仆卿兼禦史大夫，鄭注這時才接受任命，並舉薦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說：“李款當時彈劾臣的罪，雖然道理上臣是無辜的，但就李款的誠懇而言，他算是做到了盡節事奉君王。”當時人們都嘲笑他的偽善。

太子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路隨早些時候替李德裕抱不平。四月二十一（丙申），唐文宗因此將他罷相，改任鎮海軍節度兼浙西觀察等使，還催他馬上赴任，不用麵辭。

兩天後，顯然在鄭注他們的慫恿下，唐文宗在新任浙西觀察使賈餗離京前，又提攜和改任他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月二十五（庚子），唐文宗又下製，說當初自己剛得病時，王涯曾叫李德裕回來探望病情起居，而李德裕竟然沒來。又有，李德裕在西蜀時，曾征收百姓拖欠的錢三十萬緡，導致西蜀民眾憂愁困苦。因此他現將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讚皇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李德裕貶為袁州長史。

四月二十六（辛醜），長安刮大風，含元殿屋頂的四個鴟吻全都被刮落，大風還損壞了金吾的仗舍，毀壞了四十多座樓觀城。

次日，吏部侍郎沈傳師去世。沈傳師字子言，是吳人。父親沈既濟博學多識，尤其擅長史筆，吏部侍郎楊炎見了後對他十分讚譽。建中初年，楊炎為宰相，推薦沈既濟才堪史任，唐德宗於是召拜他為左拾遺兼史館修撰。沈既濟覺得吳兢撰寫的《國史》，將武則天的事跡立為本紀，便上奏表示非議，說：

“史學的宗旨，本來在於懲惡勸善，用以端正君臣和維護家國；往前追仿千古，往後引導萬代；使人們生時不敢行為差錯，死時不會胡亂懼怕；經緯人倫和世道，成為百王的準則。史學所以不止是記載往事，僅僅日月的編年而已。所以說：善惡之道，在乎勸誡；勸誡之柄，存乎褒貶。根據《春秋》大義，尊卑輕重的升降非常細致，即使不過一字二字，也必定包含微妙的宗旨。何況鴻名大統，怎能隨便應付？

“臣覺得則天皇後，最初以她的聰明睿智，內輔時政，厥功至偉。但當弘道（683）之際，孝和（即唐中宗李顯）作為長君嗣位，而太後靠專製臨朝；很快又廢黜皇帝，要麽幽禁要麽遷徙。繼而她又即位稱帝，甚至改變國名，牝雞司晨和燕啄皇孫的蹤跡，難以詳細備述。最後複唐五王建樹大策，皇運才得以複興。議論她的諡名之際，也沒怎麽降損。春秋大義，為親者隱；禮製常規，從國家諱。如果不能降損，也應當遵循常理，卻怎能不顧舊典，讓她超居帝籍？從前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所以夏、殷二代為帝者三十世，而周人通通稱他們為王；吳、楚、越之君為王者百餘年，而《春秋》通通記載他們為子。這是因為地位的高下自然出自彼時，而是非的判斷卻出自我手。過分的史書必須壓抑，不夠的史書必須增補；不因為弱小而減輕應有的地位，也不因為僣越而奪走應得的名聲。史臣必須握中持平，不振不傾，非分的不可強求，值得的無法掩蓋。這正是先古君子之所以對正名異常慎重的原因。

“則天皇後作為女人本應溫順，位居乾坤之極，卻以柔克剛，導致天紀倒置。她進位全靠強取，退位並非謙讓。如今史臣追書近史，應當稱她為太後，而不應稱‘上’。孝和雖然迫於母後的命令，降居藩王官邸，然而畢竟是正統繼代，本該是我們的君主。史臣追書近史，應當稱他為‘皇帝’，而不應稱‘廬陵王’。睿宗在景龍（707）以前，天命尚未降臨，不過稟承太後的製令，臨時登上寶位，於倫理而言尚未輪到，就大義來說也沒有名義。史臣書寫近史，應當稱‘相王’，而不應稱‘帝’。如果覺得是得是失都已過去，因此不用過分計較，那麽是非和褒貶，將如何辨正？提筆執簡記載曆史，又有什麽意思？則天皇後廢黜國家的曆數，改用武周正朔，廢置國家的太廟，改立武周七廟。帝鼎皇命都被她革去，朝廷徽號也被她更易；旌旗官服也全都不同了！今天怎能用周氏的年曆去排列《唐書》的帝紀？參考各部禮經，這正是所謂的亂名。況且孝和繼承大位是在太後之前，而史書在記敘年代皇紀時，他卻位居太後之下。這類似於春秋時的躋僖（魯僖公是魯閔公的庶兄，繼閔公而立，廟位應在閔公之下。後人將僖公的牌位躋即升到閔公之上，所以說是逆祀，即不合理的祭祀），是不明智的舉動。認真考察現代和古代的做法，這麽做都是不對的。

“或許有人會說：‘班固和司馬遷都是優良史臣。他們編述漢朝往事時，用呂後繼續漢高祖的本紀，難道有人非議這事？’臣答道：‘呂後稱製，是因為她缺乏後嗣，所以隻好為諸呂封王。她這樣做的確有負漢朝，然而卻沒有遷鼎革命那麽嚴重。何況那時惠帝已經去世，文帝還隻是在外地的藩王。宮中兩個兒子，並非劉氏的血統。如果不紀呂後，又將紀誰？雖說還行，但輿論還覺得不太對頭，更何況遷鼎革命的則天皇後？

“或許有人會說：‘如果則天皇後不入本紀，那麽皇帝的順序就欠缺了，她二十二年的統治，又如何記載？’臣答道：‘孝和年輕時登上大位，晚年又恢複舊業，雖然尊號在中間被褫奪，而大唐的天命未改；所以足以記載開始的事，也足以編年，有什麽必要將這段曆史分裂為兩個本紀？’從前魯昭公出走，《春秋》編年還記載他的居所，說‘公在乾侯（他流亡在晉國的乾侯）。’因君主還在，雖然失去大位，史書也不敢廢棄。如今臣請求將《天後紀》和《孝和紀》並為一紀，並在每年年首，書寫孝和所在的地方：即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後行某事，改某製，等等。也就是紀年稱孝和，而具體事情則闡述太後，使得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這樣，名禮兩得，人們就不會有非議了！則天皇後的姓氏名諱，入宮的由來，在位的資曆，以及她的才藝和智略，年辰和崩葬，則另外纂錄進《皇後傳》，列於廢後王庶人（唐高宗的前皇後）之下，將該篇的題目定為‘則天順聖武後’。”

他的提議雖然沒有實行，但史學家都對他稱道。唐德宗剛即位時，勵精求治。建中二年（781）夏，他下敕給中書和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在現任和前任官員及同正九品以上試官和攝官中，挑選精通文學理道和深知兵書律法的人擔任，全根據品秩給予俸錢，膳食、助手、雜器、館舍設施；並用官府的錢作本錢，收取利息補貼這筆費用。輿論認為兩省充滿知名的侍臣，足夠起到朝政顧問的作用，沒必要另外設置多餘的冗員。沈既濟上疏論奏：

“臣覺得陛下今日的理政，擔心的是官吏煩雜，而不是官員太少；憂慮的是不能顧問，而不是無人顧問。況且中書和門下兩省的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共有四十員，以及常參待製的官員，每天都有兩人等待陛下顧問，數量也不算少。其中還有二十一個職位，空缺尚未填補；其他部門的空缺，加起來是這數的幾倍。陛下如果認為現任官員才幹不夠，不足以和他們討論政事，那就應當選求能幹的人取代他們。如果一心為了拓廣視聽，啟用全部被埋沒滯留的人才，那就應當挑選可用的人填補缺員。那樣朝廷就沒有屍位素餐的官員，也不至於浪費俸祿。而且用本錢生利息，是有司部門的權宜，並非陛下該插手的事。如今這三十員新官，都發給俸錢，加上助手以及膳食和雜器，還有建造廳堂樓宇，約摸估計每月不下百萬。按照其他部門收取的利息推算，當需要二千萬錢作為本金，才能獲取百萬的利息。如果將本金平均分配給富商，得封二百戶人家，或者可以允許他們入流（即進入九品）。臣反覆考慮，覺得這樣做的害處更大。當今關中和三輔的嚴重問題，都是因為朝廷百司用高利貸生息，導致民眾破產，紛紛聚集在府縣鬧事。陛下的確應當考慮如何改革，以端正本源。又有，臣曾分析，耗費天下財賦最厲害的隻有兩件事：最多的是軍隊的開支，其次是官員的俸祿。其餘的混雜費用，不到這兩樣的十分之一。所以黎民百姓困難重重，紡織機前也都空無一人。陛下正勵精求治，必定得靠裁減費用。如今全國各地的形勢，看來取消征伐是不太可能。開銷如此之大，的確都是迫不得已。陛下親自實行儉約，節省用度，愛護百姓，豈能讓閑散官員再次增加冗食？利用原有的官員出任新職，還能省點，何必另外加授？陛下如果覺得製令一旦出台，就不好更改，臣請求還是重視這些困難，慎重選擇，將這事拖延擱置，自行消失好了。”

這三十員待詔官的事最終也就不了了之。後來楊炎獲罪被逐出朝廷，沈既濟也受到牽連，被貶為處州司戶。後來他重新入朝，最後官至禮部員外郎。

沈傳師進士及第，登製科乙第後被授予太子校書郎、鄠縣尉，直史館，接著轉任左拾遺、左補闕，並兼任史職。他後來升遷司門員外郎兼知製誥，還出任翰林學士。他接著出任司勳和兵部郎中，升遷中書舍人。沈傳師生性恬淡，與世無爭。當時翰林沒有固定的承旨，當輪到沈傳師任承旨時，他一再稱病不肯出任，朝廷宣召他也不去，並請求以本官兼任史職。很快他兼禦史中丞，出任潭州刺史和湖南觀察使。不久他入朝任尚書右丞，後來又出任洪州刺史和江南西道觀察使，接著轉任宣州刺史和宣歙池觀察使，最後他入朝成為吏部侍郎。這時他去世，終年五十九歲。唐文宗追贈他為吏部尚書。當初，沈傳師父親沈既濟撰寫了《建中實錄》十卷，為當時人們稱道。沈傳師在史館時，參預修撰《憲宗實錄》，但尚未成書時，就被派出廉察（即觀察使）湖南。朝廷特詔讓他攜帶一份史稿，結果他在湖南寫成了該書。

五月初三（丁未），唐文宗任命浙東觀察使李紳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五月十一（乙卯），他任命給事中高銖為浙東觀察使。三天後，他任命禦史大夫溫造為禮部尚書，吏部侍郎李固言為禦史大夫。

五月十七（辛酉），太和公主進獻善於騎射的女子七人和沙陀小兒二人。

當初宋申錫獲罪時，宦官日益驕橫。唐文宗雖然表麵上包容他們，但內心卻無法忍受。李訓和鄭注得寵後，揣知了唐文宗的心意。李訓利用入宮進講的機會，多次用婉轉的話打動唐文宗。唐文宗見到他有才辯，便覺得李訓是個可以和他密謀大事的人，並因為李訓和鄭注都是靠王守澄的推薦進來的，便希望宦官們因此不會對他們猜疑，所以秘密將自己的心思告訴他們。李訓和鄭注便以誅殺宦官為己任，兩人互相依賴，朝夕計議，進言的事唐文宗無不聽從，因此權勢顯赫。鄭注大多時間都在禁中，偶爾休假回到府邸時，總是賓客盈門，人們給他的賄賂和饋贈堆積如山。外人隻知道李訓和鄭注倚靠宦官擅自作威作福，卻不知道他們和唐文宗已有密謀。唐文宗的繼立，右領軍將軍興寧人仇士良有大功，但受到王守澄的壓抑，因此和他頗有嫌隙。李訓和鄭注為唐文宗謀劃，建議提擢仇士良以分散王守澄的兵權。五月二十一（乙醜），唐文宗任命仇士良為左神策中尉。王守澄因此很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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