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曆史
本人是喜歡曆史的機械工程師，有點風馬牛不相及。
公元545年中期，東魏丞相高歡為了和柔然修好，迎娶了柔然公主。十二月，東魏任命侯景為司徒，中書令韓軌為司空，孫騰為錄尚書事。
同時，南梁散騎常侍賀琛啟奏了四件事：其一，他認為“如今北邊已經賓服，現在正是鼓勵百姓生育和繁衍後代，重視教育的時候。然而全國人口下降，關外尤其嚴重。郡不堪州的控製逼迫，縣又不堪郡的層層搜括。他們互相騷擾，專門狂征暴斂，以致民不堪命，都忙著外流搬遷。這難道不是州郡牧守的過錯嗎！東部的戶口空虛，都是因為朝廷政令繁多的緣故。不管地方多麽邊僻遙遠，政令都必須送到那裏。每次有使者到來，地方總要受到極大搔擾，同時也給地方官員帶來很大困難，要不他們就拱手聽任使者魚肉百姓。那些刁鑽狡猾的長吏，又趁機發揮他們貪婪殘暴的本性去克扣百姓。即使有些廉潔公正的官吏，郡裏還找他們的麻煩。這樣一來，雖然朝廷年年都下了讓民眾恢複家業的詔書，多次下達減免賦稅的恩典，而民眾卻回不到他們原來的居住地。”
其二，他認為“如今地方守宰之所以貪殘，完全是由於風氣變得奢侈糜爛的緣故。現在有什麽喜慶，家家都互相攀比炫富。宴席上果品堆積得像一座座丘陵，菜肴擺得仿佛就是一幅幅刺繡。露台之產（即百金之資，典故出自《史記．孝文本紀》）不夠一次盛宴的費用，而賓主之間，早已吃得酒足飯飽。還沒下到廳堂，剩下的美味珍肴都已經腐爛發臭了。還有，現在不管職位高低，都在家裏養著妓女。出任管理百姓的地方官吏總可以在任上搜括到巨億財富，而離職後沒有幾年就都用得差不多了，全消耗在豪華的飲宴和歌女舞女這些東西上。他們浪費的東西堆積如山。尋歡作樂隻能一時，於是他們後悔當時還撈得不夠。如果能夠複職，他們一定會加倍貪腐。這是何等荒謬！其他奢侈淫逸的事還有成百，不勝枚舉。這些事習以成俗，一天比一天嚴重。麵對這樣的風氣，要讓人保持廉正清白，談何容易！實在應當製定嚴禁條文，提倡節儉，糾正浮華，使人耳目一新。失去氣節的嗟怨，也是大家都擔心的事，但因為害怕自己會變得孤芳自賞和不合群，所以很多人都勉強追隨潮流。如果朝廷能鼓勵並重視淳正樸素，那就足以改正這一弊病。”
其三，他認為“陛下憂國憂民，不辭勞苦，所以朝廷各個部門無不直接向陛下奏事。但那些無恥小人，既然得到了這樣的機會，便千方百計地想往上爬。他們不顧國家大局，毫無明信寬容的肚量，隻知道吹毛求疵，擘肌分理（即極端挑剔）。他們把苛求於人當作是自己的能力，把糾察彈劾官吏當作是自己的職責。表麵上看似乎是一心奉公，其實是借此作威作福。如今犯罪的人增多，用巧妙的手段避禍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增長弊端和奸邪，實在都是因為這緣故。所以真心希望朝廷能責成他們辦事公允，杜絕他們老進讒言的心思，那麽朝廷將上下安寧，再沒心存僥幸的擔憂。”
其四，他認為，“如今天下沒有大事，而陛下還忙得日不暇接。應當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公務和費用。公務少了則百姓得到休息，費用節省了則國家增添了財富。朝廷各個部門負責人應當檢查下屬部門。所有京師的治所、公署、官邸、市肆以及朝廷儀仗和武器裝備，各地的駐軍、驛傳、地方官府衙門，能夠取消的都應當取消，能夠精簡的都應當精簡。不是很緊急的興建工程，可以暫緩的賦役征收，都應當停止或節省，好讓百姓休養生息。所以說，積蓄財產是為了將來的大用場；養息百姓是為了將來的征大役。如果認為小事不會影響財富的積累，那將造成終年小事不斷；如果認為小役不會妨礙百姓的生存，那將造成終年小役不止。這樣一來，就很難說什麽國家富強和計劃宏偉了。”
梁武帝蕭衍閱覽了奏折後，勃然大怒。他把主書叫到麵前，口授敕書，嚴厲責罵賀琛。大致意思是：“朕已有天下四十多年，每天都從公車官署那裏聽到很多真誠的直言。他們陳奏的事情，跟你說的沒什麽兩樣。朕總是苦於時間倉促，但你的奏折隻是更增添了朕的不解和迷惑。你不應當把自己和卑微小人等同起來，隻為了自己的名聲，似乎向路上行人宣示說，‘我能上奏大事，隻可惜朝廷不能采用’。為何不具體明說：比如某刺史橫征暴斂，某太守貪婪凶殘，尚書和蘭台的某人奸詐狡猾，某使者漁獵百姓。為何不說出他們的姓名？索取和贈與的人又都是誰？把這些事情明白地說出來，該殺的殺，該貶的貶，然後朕再重新選拔良材。還有，士大夫們飲食過度揮霍，朝廷如果嚴加禁止，他們在自己的深宅後院，誰又能知道？如果挨家挨戶去搜查，隻怕更加增添了對百姓的苛擾。如果過分揮霍指的是朝廷，那麽我是絕對沒有此事。當年祭祀用的三牲太牢，已經很久都不再宰殺了。朝中聚會時的筵席也隻是蔬菜而已。這樣了還要再削減，那我不就成了《詩經·蟋蟀》所諷刺的晉僖公那樣的人嗎？如果你指的是為功德圓滿敬佛的事，那供品都是菜園裏的東西，把一個瓜作成幾十種，把一道菜變成幾十個味道；雖然花樣很多，又有什麽損失！
“我除非公宴，從不吃國家的夥食，已經好些年了。甚至後宮人員也都不吃國家的夥食。我所有的營造，從不用材官和國匠，都是自己花錢雇來或借來完成的。官員中有勇敢的也有膽小的，有貪婪的也有清廉的，並非朝廷為誰增添羽翼。你覺得朝廷荒謬，便自以為是。你應當尋找導致荒謬的原因！你說‘應當提倡節儉’，朕已經停止房事三十多年了，至於居所也不過一張床的地方，雕飾的物品從來進不了皇宮。朕天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所以朝中舉辦的曲宴，都未曾奏樂，這是大臣們都看得見的。朕三更就起床處理政事，根據事情的多少；事情少時午前就辦完了，事情多時太陽偏西才用膳。經常一天才吃一餐，也分不清楚白天黑夜。從前我的腹部超過十圍，如今瘦得少了二尺多。朕以前的腰帶還在，這不是隨便亂說的。這些都是為了誰呢？正是為了天下百姓。
“你又說什麽‘各個部門無不直接奏事，千方百計想往上爬’。如今要不讓宮外大臣們直接上呈政事，誰又可以勝任！可以將朝政全權委托的人，又到哪裏去找？古人說：‘專聽生奸，獨任成亂。’秦二世專任趙高，元太後專任王莽，結果指鹿為馬，難道我們可以效法他們？你說什麽‘吹毛求疵’，到底是什麽人？‘擘肌分理’，到底指的是那件事？京師的治所、公署、官邸、市肆，哪個可以取消？哪個可以精簡？哪處興造不很緊急？哪項征收可以暫緩？把這些事全給我列出來，具體詳細地奏來聽聽！富國強兵的辦法，息民省役的措施，也都一塊具體詳細地列出來！如果不能具體詳細地列出，那你就是欺罔朝廷。朕將耐心等待你的另一份奏折，會認真省閱，並交付尚書，向全國頒布。也許惟新的美好，今天又重新見到了。”
賀琛顯然嚇壞了，隻是對自己的過失致歉而已，不敢再說什麽。
梁武帝為人孝敬慈悲，溫良恭儉，博學多才，還能寫一手好文章。他對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棋，無不精通。梁武帝還勤於政務。冬月四更一完，他即起床處理政務。有時提起寒冷的毛筆，手都被凍裂了。自從天監中年（510左右）他信奉佛教以來，長期用齋，不再食用魚肉，一天也才用膳一餐，隻有菜羹和粗飯而已。遇到事情繁多時，中午過後他也就漱漱口罷了。他身上穿的是布衣，床上用的是木綿皂帳；一頂帽子戴了三年，一床被子蓋了兩年。後宮貴妃以下的嬪妃也從不穿拖到地麵的華麗長禮服。他天生不飲酒，除非宗廟祭祀或朝廷大宴以及各項法事，他從未讓朝廷奏樂。他雖然身居暗室，但總是把衣冠整理得清清楚楚；即使坐在盛暑之下，他也從未袒露過身子。即使對宮裏的太監或小臣，他也都像對待重要來賓一樣彬彬有禮。然而他對士人太過遷就，因此州郡牧守很多都浸漁百姓，朝廷使者的確也給郡縣帶來很大困擾。梁武帝也喜歡親任奸詐小人，有點失察。他建造了很多寶塔和寺廟，耗費了很多官府和民間的費用。江南因為長期沒有戰爭，所以奢侈糜爛的風氣盛行。賀琛因此在他的奏折裏談到了這些事。這些事實觸到了梁武帝的痛處，所以他非常生氣。
司馬光評價道：梁武帝的仁政不能做到有始有終，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主采納諫言時忌諱的是雜亂，而人臣進諫時害怕的則是煩碎。所以英明的君主駕馭萬機的關鍵是掌握住重要政策，而忠臣上呈的也應該是重大事情，好消除君主思考不周的東西。所以能做到不用太勞累，就可以收到長遠的功效，說的話非常簡約，卻能取得最大裨益。認真分析起來，其實賀琛的諫言並非那麽懇切直率，而梁武帝卻已經赫然震怒，為自己的短處辯護，為自己的長處驕矜。他要求賀琛列出貪暴大臣的名字，又問他浪費的具體條目，讓他陷入難以回答的處境，又用無法駁倒的言詞責備他。他自以為像吃蔬食這樣的節儉就是帝王的盛德，像早起晚睡這樣的勤勉就是國家的大治。他覺得自己作為君主已經無可厚非，而群臣的規勸和進諫也不值一聽。這樣一來，那些比賀琛還要耿直的建言，誰還肯進獻？於是奸佞的官員就在眼前也無法看到，政策的錯誤非常明顯也無法知道，最終自己的聲名受辱，身體受危，邦國顛覆，宗廟絕祀；弄得自己被曆史取笑憐憫，難道不可悲可哀嗎？
梁武帝崇尚優雅，忽視刑法，自公卿大臣以下，沒人在乎有關刑獄的事情。因此奸邪的官吏玩弄權術，公開納賄就像市場上做買賣一般，被冤枉的無辜很多。大約每年都有五千多人被判處兩年以上的徒刑。被判勞役的可以用技能服役，而沒有技能的則要上枷鎖。如果有病，可以暫時解下枷鎖。因此囚徒的待遇各有優劣，很不相同。當時王侯子弟驕橫淫逸，多人犯法。梁武帝已經年老，開始對繁雜的事務感到厭倦；他又專心佛教，精通戒律，所以每次處理重罪案件時，會整天鬱鬱不樂；有時發現了叛逆的大案，他也經常流著淚寬恕了罪犯。因此王侯子弟們日益驕橫，有的甚至在都市街頭光天化日之下殺人，有的在傍晚公開搶劫。有些逃亡的罪犯躲藏在王侯家裏，有司部門居然不敢前去搜捕。梁武帝雖然深知這些弊病，但卻因為對宗室成員過於慈悲溺愛，所以不能加以禁止。
現回到兩魏。西魏東陽王元榮出任瓜州刺史時，帶著他女婿鄧彥一塊前往。元榮病故後，瓜州的地方名望上表請求讓元榮的兒子元康繼任刺史，但鄧彥居然殺了元康，奪走了他的職位。西魏無法分兵出討，就順水推舟，任命鄧彥為刺史。朝廷屢次征召他進京，但鄧彥不去，還私下往南和吐穀渾勾結。丞相宇文泰因為瓜州路途遙遠，難以動兵，便打算用計取勝。這年年底，他任命給事黃門侍郎申徽為河西大使，暗中命令他去對付鄧彥。申徽帶上五十個隨從騎馬赴任，到那裏後，在賓館下榻。鄧彥見申徽沒多少人，便沒有懷疑。申徽派人去小心地勸說鄧彥回朝，但鄧彥不肯。申徽又派人去表示他讚成鄧彥留下，鄧彥信了，便親自來到賓館看望他。申徽早已和瓜州主簿敦煌人令狐整等人密謀好了，因此當場將鄧彥在他座位上拿下，譴責他後把他綁了起來，然後向地方官吏和民眾宣讀詔書，慰問和曉諭大家，還聲稱朝廷大軍很快就到。因此城裏沒人敢亂說亂動。申徽接著將鄧彥送往長安。宇文泰於是任命申徽為都官尚書。
翌年即公元546年二月，西魏任命義州刺史史寧為涼州刺史。前刺史宇文仲和占據該州，拒絕接受替代。瓜州平民張保殺了刺史成慶響應宇文仲和，晉昌平民呂興也殺了太守郭肆，在晉昌響應張保。丞相宇文泰派太子太保獨孤信和開府儀同三司怡峰與史寧一道出討他們。
史寧廣為曉諭涼州的官吏和平民，大家先後相率著前來歸附，唯獨宇文仲和據城不下。五月，獨孤信派諸將在夜裏攻打他城池的東北，並親自帶領壯士襲擊他的西南。到黎明時分，西魏軍攻下城池，生擒了宇文仲和。
當初，張保想殺了瓜州主簿令狐整，但因為他很有人望，怕自己失去人心，便沒有下手。他雖然表麵上敬重令狐整，其實內心對他非常忌妒。令狐整表麵上也表示親附，所以派人勸張保說：“如今東邊過來的大軍逐漸緊逼涼州。涼州勢孤力危，恐怕不能抵禦。使君應當趕緊分出精銳部隊去救。然而成敗的關鍵在於將領。令狐延保（令狐整的字）文武雙全，如果能讓他帶兵前往，不愁不能取勝。”張保答應了。
令狐整帶領精兵來到玉門時，召集地方豪傑前來，羅列了張保的罪狀，然後率軍回馬襲擊張保。他們先攻克晉昌，殺了呂興；接著進擊瓜州。州人曆來信服令狐整，於是紛紛拋棄了張保前來投降。張保隻好逃到吐穀渾去了。
大家推舉令狐整為刺史，令狐整說：“我們大家是因為張保叛逆作亂，擔心因此將全州百姓都陷於不義，所以才起兵討伐他。今天你們再推舉我，豈不是又讓我變成另一個張保嗎？”因此推舉西魏派往波斯的使者張道義代行州事，然後將詳細經過上報朝廷。丞相宇文泰於是任命申徽為瓜州刺史，然後召令狐整入朝，任命他為壽昌太守，封襄武男。令狐整帶領宗族鄉裏三千多人入朝，跟從宇文泰到處征討，經過多次升遷後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這是後話。
六月二十九（庚子），東魏任命司徒侯景為河南大將軍、大行台。七月初二（壬寅），東魏派散騎常侍元廓出使南梁。
兩魏的事暫且放下，又回到南梁。這年即公元546年正月初十（癸醜），南梁交州刺史楊瞟等人攻克嘉寧城，李賁逃亡到新昌獠人之中，各路梁軍進駐江口。
三月初三（乙巳），南梁大赦。三月初八（庚戌），梁武帝臨幸同泰寺，順便留在裏寺省開講《三慧經》。四月十四（丙戌），佛教講座結束，梁武帝為此再次大赦，並改元為大同。當夜，同泰寺浮圖（即寶塔）發生火災。梁武帝說：“這是魔造成的，應該廣泛舉行法事。”群臣也都讚成。梁武帝於是下詔說：“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決定大興土木，比往日增加一倍，並接著蓋起了一座十二層浮圖。寶塔即將落成時，卻因為侯景之亂而終止。
七月二十四（甲子），梁武帝下詔：“除非犯大逆罪的犯人，父母和祖父母都不連坐。”先前，江東地區隻有建康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等州使用錢幣，其餘州郡都混雜著使用穀物棉帛作交易，而交、廣二州專門使用金銀作貨幣。梁武帝自從開鑄五銖和女錢以來，兩錢並行，同時禁用各種古錢。普通中年（523），朝廷改鑄鐵錢，因此民間私鑄的很多，導致物價飆升，交易者甚至用車載錢，不再計數。還有，從破嶺以東，八十為百，稱作“東錢”；長江和郢州以西，七十為百，稱作“西錢”；建康一帶以九十為百，稱作“長錢”。七月二十六（丙寅），梁武帝下詔說：“朝四暮三，猴子們都高興了。其實實質沒有任何變化，但大眾的喜怒大不一樣。近來聽說外間多用九陌錢（即九十為百），陌數減低則物價上漲，陌數足夠則物價下降。這並非物有貴賤，而是心有顛倒。至於更遠的州郡，更為混亂，不但徒然地敗亂國家的製度，對百姓的財產也很不利。所以從今以後隻允許流通陌數足夠的錢！這道詔令下達的當天，以百日為期，不足陌數的錢一律禁止使用。如有違犯，男人將被罰去從事轉運的勞役，女人將被罰去當女仆謫運，為期都是三年。”詔令下來後人們並不當回事，錢陌反而日益減少。到了梁武帝晚年，各地居然以三十五為百。這是後話。
梁武帝年歲漸高，幾個兒子心氣高傲，互相猜忌。邵陵王蕭綸擔任丹楊尹，湘東王蕭繹在江州主政，武陵王蕭紀在益州當權，他們的權力都可以和人主相匹；因此太子蕭綱非常忌怕他們，經常挑選精兵保衛東宮。八月，梁武帝任命蕭綸為南徐州刺史。
要想知道南梁和兩魏後來的情況，請看下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