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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盤點李澤厚，決非趕時髦。
李澤厚已經不時髦了。去年冬天，——也許正所謂“世紀末”吧，李澤厚南下應邀作客一家開在大學附近的民營書店。書店老板是個做事低調的人，對此並未大事張揚，隻不過在店門口貼了一張不起眼的小告示，卻也引得一群青年學子注目。他們興高采烈地指指點點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澤楷要來了！
李澤楷？有沒有搞錯？！
實在地說，當我聽到這個真實的“笑話”時，卻有些笑不起來。沒錯，李澤楷與李澤厚，隻不過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為奇。問題是，他們當真是看走了眼嗎？未必。說白了，這些學生之所以把“李澤厚”看成“李澤楷”，隻因為他們心目中根本就沒有李澤厚。於是，在那一瞬間，我感到了世事的蒼涼。
想當年，李澤厚是何等了得啊！ 80年代的大學生、研究生，有幾個不知道李澤厚的,就連他那本其實沒多少人讀得懂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也是許多青年學子的架上之書。枕邊之物。有人甚至宣稱以七七、七八級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級研究生為代表的一撥人是“讀膝隴詩和李澤厚長大的一代”。這話也許說得“過”了一點。但不管怎麽說，當年李澤厚的知名度，決不亞於今日之李澤楷。然而今天的大學生，已大多不知李澤厚為何許人也了。老話說，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白雲蒼狗，本是當然。但，從80年代初到如今，不過二十年光景，李澤厚就“過”了“氣”，無乃過速乎？
我終於沒敢把這個真實的故事告訴李澤厚。畢竟他是我所敬重的前輩，何況我也是所謂“讀膝隴詩和李澤厚長大的一代”中之一員。麵對麵的，實在難以啟齒。但我還是忍不住要把這個真實的故事講出來。因為這已不是李澤厚或李澤楷個人的事。正如現在的年輕人隻知道比爾(蓋茨)不知道保爾(柯察金)，並非比爾或保爾個人有什麽是或不是，實在是時勢所使然。何況這個並不好笑的笑話背後，也不乏耐人琢磨的東西。
其實，就連我們這些人，現在也不讀李澤厚了。李澤厚出了新書，《世紀新夢》、《論語今讀》、《己卯五說》等等，也買，但未必讀，讀也不激動，更沒有當年那種如饑似渴先睹為快的感覺。我們買李澤厚的書，毋寧說是“懷舊”的成分多於“求新”。也就是說，李澤厚在我們這一代人這裏也已經“過”了“氣”。我不敢大言不慚地說我們已經“超越”了李澤厚，但對他不再感興趣，卻也是事實。這和現在的年輕一代倒是沒什麽兩樣。不同的僅僅在於，我們不否認李澤厚對我們影響，無論我們當年或現在是否讚同他的那些觀點(事實上也從來就沒有全部同意過)。畢竟，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李澤厚是重要的，他的影響也是抹都抹不掉的。
這樣一個整整影響了一代人的人物，為什麽轉眼之間就成了明日黃花？是李澤厚變了，還是我們變了，或者是時代變了結果李澤厚和我們都變了？這倒是應該也值得弄清的問題。
因此，我決定“盤點”李澤厚。為我自己，也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文化。
機 遇
所謂“盤點”，其實也就是“反思”(實際上我並不可能對李澤厚進行“全麵”的盤點)反思是哲學家愛說的話愛做的事。哲學家在教會了別人反思的同時，也使自己變成了反思的對象。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就像曆史學家也可能變成曆史研究的對象一樣，原本不過是他們的“宿命”。
李澤厚成為一個有影響的人物，有多方麵的原因。
李澤厚成名很早。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李澤厚就因一場美學論爭而嶄露頭角名重京城，競成了一個美學學派的“領袖”和‘宗師”。那時，1930年出生的李澤厚也還是個“小年輕”，年紀和現在名噪一時的“新青年”餘傑差不太多吧(可惜餘傑的成色卻差了很多，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想那時也真是個天真爛漫的年代。許多現在看來實屬低層次的問題，被朝氣蓬勃地討論著，並因此而人才輩出。李澤厚那個美學觀點——美是客觀性與社會性的統一，更可謂紅杏一枝，很是領了好些年的風騷。不過，李澤厚的影響超出學科範圍，真正成為一代青年學人的精神偶像，卻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隨者、讚同者、欣賞者和心儀者，則主要是七七、七八級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級研究生，以及他們的同齡人。
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
沒有比這一代人更倒黴的了。長身體的時候吃不飽飯，長知識的時候沒有書讀，最該有所作為的時候去了農村(據說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曆盡了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時已是“老大徒傷悲”。以後的情況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好事”未必有份，“壞事”件件攤上：生孩子要有計劃了，提職位要看文憑了，評職稱要考外語了，分房子要掏鈔票了。好容易熬出頭來，弄不好又要下崗了。真是步步緊跟時代變化，步步趕不上趟。隻有極少數“運氣好”的，總算能夠在已為人妻人夫甚至已為人父人母時，才又重新回到課堂。這就是七七、七八級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級研究生的主要組成部分。
然而，我們這一代人又是幸運的。中等教育是在“文革”前完成或接受的，那時學校裏推行的還不是或不完全是“應試教育”。升學的壓力沒有現在這麽大，有時間閱讀大量的課外書(這是其中許多人能夠以“同等學力”在恢複高考後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原因之一)。在“文革”中，在農村裏，我們經風雨見世麵，滾打跌爬，曆盡磨難，有如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裏狠狠折騰了一番。有的煉就“金剛不壞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藝”，有的已學會“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有的則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媽這碗酒墊底，什麽樣的酒我都能對付”！
更重要的是，我們趕上了“思想解放”的好時代。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號召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高層領導發動的，卻和我們這些剛剛從社會底層浮出水麵的大齡學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陳舊的知識早已不能滿足我們的需求，陳腐的說教更讓我們頓生厭惡。心有餘悸戰戰兢兢回到講台上的大學老師們，立馬就發現自己麵對的是一群“不好對付”的學生。
這時，李澤厚來了。
李澤厚來得很滯灑。
和一般意義上的專家、學者不同，李澤厚毋寧說是一個“思想家”。他擁有的財富不是“知識”而是“智慧”，他從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學”而是“思考”。他甚至沒有什麽“專業”。哲學、美學、社會、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領域；曆史、政治、文學、藝術，都是他研究的範圍。當然，他最擅長的還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影響深遠，而他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也意義非凡。相比較而言，他的《美學四講》。《美學論集》反倒顯得單薄了。隻有《美的曆程》是不朽的，盡管他自己更偏愛《華夏美學》。
思想家和學問家的區別之一，就在於學問家什麽時候都能有，思想家卻不是任何時候都能產生的。如果“生不逢時”，就算產生了也沒有用，或等於沒有產生。因為學問家的工作是傳承知識，當然總得有人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就總要有人當學問家。思想家的任務卻是對人類社會的曆史進程進行反思，總結過去，指導現在，設想未來。因此，思想家往往產生於社會曆史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而20世紀80年代便正是這樣一個關頭。
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是20世紀中國的第三次偉大變革，其意義並不亞於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變革和毛澤東領導的第二次變革。這就為李澤厚這樣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澤厚常常不無自得地說起他和鄧小平的“一致”。但正如駱玉明教授所言，當時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還是政治領導層發動的真理標準討論以及其他宣傳，李澤厚用學術詞語表達的意見遠非舉足輕重(《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他和鄧小平的“一致”，充其量不過隻能說明他“運氣”很好罷了。
李澤厚的“幸運”還不止於此。作為一個思想家，他還擁有一大批能夠理解和回應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應的，而智慧也隻能靠智慧去啟迪。如果說我們這一代人從李澤厚那裏得到的是智慧的啟迪，那麽，李澤厚則從我們這裏得到了思想的回應。回應不等於讚同，而毋寧說是一種共鳴，一種靈魂與靈魂之間的呼喚與應答。無論是“序齒”(年齡)還是“排輩”學曆)，李澤厚和我們都算“兩代人”。兩代人之間，是會有‘代溝”的。而且，通常的情況是，下一代理解老一輩，要超過老一輩理解下一代。比方說，我們看老媽老爸，就比老媽老爸看我們清楚；兒子女兒看我們，又比我們看他們透徹。李澤厚麵對‘代溝”偏能“馬作的盧飛快”，不能不說他運氣好，——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這實在是曆史給予李澤厚的機遇。
李澤厚抓住了這個機遇。因為他是有備而來的。
誠如駱玉明教授所言，李澤厚是在“文革”的荒唐年代仍然保持著清醒的思考並且從事著文字撰述的少數知識分子之一，盡管顧準比他尖銳(也比他深刻)，錢鍾書比他博學(也比他精專)。但錢鍾書的影響遠不如李澤厚(錢的著作並沒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而顧準的著作在當時還無法麵世。而且，沒有前期思想解放運動的鋪墊，顧準也未必能產生後來那麽大的影響。不管怎麽說，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能夠連續地在社會中造成震動，並影響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澤厚一人而已。
於是，李澤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現出他的魁力。
魅 力
也許李澤厚不知道，也許他知道了也不以為然，在20世紀80年代初那個春天那個花季，他之所以風靡了神州顛倒了眾生，首先是因為他的思想，二是因為他的文筆。
雖然已事隔二十年，我仍然記得讀李澤厚時的那份心情。那時，李澤厚每有新作發表，朋友間都要奔走相告。我們甚至特別喜歡的那些“小文章”。一句”八十二歲高齡的宗白華老先生的美學結集由我來作序，實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讚一言”(宗白華《美學散步》序，1981)，曾讓我們擊節不已；為《美學叢書》所作的那篇短序：“字數可多可少，範圍盡量廣泛，性質、題目、體裁不拘一格，中國外國鹹宜，介紹論說均可，或專題，或綜合，或重資料，或談觀點，或理論評述，或文藝欣賞，或高頭講章，或論文匯集。水平不求多高，隻要言之有物，實而不空就好”(1980)，則幾乎能整段地背下來。閑篇散章的魁力和影響尚且如此，更不用說他那本《美的曆程》了。
李澤厚的魁力在《美的曆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被視為“中國美學史外編”的《美的曆程》一書，起先曾以《關於中國古代藝術的劄記》為題，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美學》(第二期，1980)上發表了前三章。初刊這日，便廣為傳頌，紙貴洛陽。讀者盼其全書，如久旱之望雲霓。次年三月，該書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後，十年之內印了八次，後來又有了多種版本(比如廣西師大社的插圖本)，無疑是學術著作中最暢銷的。即便現在看，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因為它不但跨越五幹年曆史，貫通多種藝術門類，而且“兼具曆史意識、哲理深度、藝術敏感，還頗有美文氣質”(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這樣的著作能有多少呢？鳳毛磷角吧，以十幾萬字的篇幅來完成這樣一個"美的曆程”，高屋建領，勢如破竹，且能做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該細密處細密，該留連處留連，絲絲人扣，順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經心的巡禮中觸摸到文明古國的心靈曆史，誠非大手筆而不能為。
但最初打動我們的卻不是這些，而是它的氣勢和情調。這就像是欣賞藝術品。當我們剛剛接觸到一件雕塑、一幅繪畫、一個青銅器或一首樂曲時，我們是來不及仔細琢磨它的。我們很難一下子體會到它的深刻含義，也不可能馬上把它的形式結構看清楚。所有這些，都是以後的事，而且也許需要反複欣賞、反複體驗、反複品嚐、反複咀嚼，才能“品出味來”。而在當初，在與藝術品摔然相遇又怦然心動的那一刻，我們總是“一下子”就被感動和震撼了。我們分明感到有某種“說不清”的東西在吸引和呼喚著我們。《美的曆程》便正是這樣。甚至我們還可以說，它的魁力，正在於它的“說不清”。
的確，這是一部說不清該算什麽的著作。專論？通史?散文？劄記？都是，又都不是。它是一隻鴨嘴獸，是獸也是禽；它是一隻貓頭鷹，像貓也像鷹。你還可以說它是個“四不像”非驢非馬，不倫不類。但你無法否認一點，那就是：它是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的。與眾不同，正是《美的曆程》使我們心儀之處，也正是李澤厚使我們心儀之處。
不是隨便什麽人都能做到“與眾不同”的，它需要膽，需要識，還需要才。有膽才敢做，有識才能做，有才，才做得出、做得好。
李澤厚恰恰正是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人。《美的曆程》一書真是寫得英姿勃發，才氣逼人。單是標題，便氣度不凡：龍飛鳳舞。青銅暨餐。魏晉風度、盛唐之音，更不用說每過幾頁就有一段華彩樂章了。實際上，《美的曆程》是可以當作藝術品來看待的。它充分地表現著李澤厚的藝術魅力。
但更重要的還是膽與識。
我在《閑話中國人》等多部著作中說過，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而要求“大家一樣，人人有份”則幾乎是中國人的“集體文化無意識”。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標新立異，與眾不同，乃是做人的大忌。隻有曆史上數得著的那幾個頂尖級的大英雄大人物才敢如此。但即便英雄如毛澤東，一開始也是受排擠的。受排擠的原因，除路線之爭外，我猜想他的“咄格”也是其中之一。直到後來，毛澤東成了眾望所歸公認的領袖，與眾不同才不再成為問題。
毛澤東可以與眾不同，不等於別人也可以。恰恰相反，到了“文革”期間，六億人民就連衣服都穿得一模一樣了，何況寫文章那更是必須一個模式一個腔調，否則就是大逆不道。他李澤厚是什麽人，也敢與眾不同？顯然，這就必須有足夠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來支持。不少人指責他的許多結論過於武斷，但武斷的背後又何嚐不是自信，以及敢作敢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武斷”也不容易呢！就是借給你一個膽子，隻怕也不敢。正是在這裏，在“武斷”和“狂妄”的背後，我們感受到了李澤厚的人格魁力。
但僅僅如此顯然不夠。時間畢竟已進人80年代，敢於標新立異的人多起來了。社會上的那些“問題青年”，就膽敢身著“奇裝異服”，穿喇叭褲，戴蛤螟鏡，提收錄機招搖過市，能說他們也有“勉力”？真正具有人格扭力的人，背後必定有理想和信念來支持。對於一個思想家來說就更是如此。事實上李澤厚之所以會把他的文章著作寫得與眾不同，從根本上講就因為他的思想是與眾不同的。就在1981年，李澤厚在回憶起自己的讀書生涯時，便夫子自道雲：“我不喜歡人雲亦雲的東西，不喜歡空洞、繁瑣的東西，比較注意書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發現，比較注意科學上的爭辯討論。”(《走我自己的路》)這其實也就是李澤厚文章著作的特點：決無陳詞濫調，決不人雲亦雲，新意時見，新說迭出，充滿新鮮氣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現出人格魁力的同時，也表現出思想的魁力。
這實在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冒很大的風險。果不其然，他那篇《走我自己的路》刊出後，“一位標榜人道主義的善良領導”便緊張兮兮地跑到他家裏對他妻子說：“怎麽能用這種標題？這還了得？”
是了不得，因為年輕人聽進去了。五年以後，這句馬克思喜歡的格言成了年輕人最喜歡的格言，到處出現，誰不說誰不夠“品位”。就連小品節目中蔡明扮演的那個歌星都會說，隻不過被她說成了“走別人的路，讓自己說去吧”！
是啊，人生其實隻有兩種選擇：要麽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要麽走別人的路，那就隻能讓自己去說了。李澤厚不願意讓自己去說，他選擇了走自己的路。
李澤厚是一個先行者，他走在了前麵。
跟在後麵的，是崛起的新一代。
意 義
李澤厚的確具有一種先驅者的意義。
在1979年到1989年這十年間，李澤厚在學術界幾乎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他總是在出版新著作，發表新見解，提出新問題，闡述新觀點，甚至不斷引進和創造新名詞、新概念、新提法：異質同構、儒道互補、有意味的形式。文化一心理結構、主體性、積澱，等等。其中有的雖非李澤厚所發明，卻也多為李澤厚所倡導、傳布。應該說，改革開放以後，積極引進西方現代學術新觀念、新方法的倒也不乏其人，但能夠“活學活用”、“立竿見影”，做到“融會貫通”、“用人如己”的，還首推李澤厚。李澤厚有著過人的聰明。別人手中的兵器，到了他手裏，就能玩出新花樣來，而且用得出神人化、得心應手、舉重若輕。比如他用“有意味形式”來講彩陶紋飾，就讓人歎服，盡管他那個“有意味形式”和貝爾的“有意味形式”並不一回事。
李澤厚又是極為敏感的。他總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曆史脈搏，不失時機地把學術界的關注目光引向一個又一個新領域。80年代後的“美學熱”、“文化熱”，便都與李澤厚有關。幾乎可以說，李澤厚的目光掃向哪裏，哪裏就會熱起來。於是，他就在這十年間中國思想文化的進程中留下了自己明顯的足跡，甚至不少學說都打上了他的烙印。
現在再來討論前麵那些提法和論爭的是非對錯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了。事實上李澤厚的許多觀點和提法從來就沒有得到過普遍的認同。爭議一直存在，而人們的認識則在前進。但對於一個思想家來說，這並不重要。或者說，這很正常。馬克思說過，哲學並不要求人們信仰它的結論，而隻要求檢驗疑團。同樣，我們也可以說，真正的思想家並不一定非得別人同意他的觀點，而隻希望能夠啟迪智慧。
李澤厚的意義正在於此。
李澤厚是一個在學術界大多數人還一片茫然時本路藍的人。那時，學術界剛剛從“文革”的重創下醒過神來。一些人心有餘悸，許多人嚴重失語。不要說做學問，連話都不會說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幫”的時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幫”的腔調。這是一種連“黨八股”都稱不上的話語模式，色厲內在，外強中幹，了無生氣，乏味透頂。這種人人憎惡的文章套路之所以還能延續一段時間，除習慣使然和一些人膽小怕事(怕別人說自己不夠馬列不夠革命)外，也還因為大家不知道不這樣說話，又能怎樣說。
開始時李澤厚也一樣。他也寫了諸如《實用主義的破爛貨》(1979)一類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轍了。李澤厚1980年的文章便已讓人耳目一新。甚至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便已是純正的學術著作，全無八股腔調。同年出版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亦然。不過兩書均嫌太過“專門”和“學術”，其影響便不如《美的曆程》。《美的曆程》是隨便什麽人都可以讀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它和膝隴詩一起，起到了一種“啟蒙”的作用。
如果說股隴詩讓我們知道原來詩還可以這樣寫(甚至就該這麽寫)，李澤厚則讓我們明白原來學問還可以這樣做(甚至就該這麽做)。比方說，講哲學，可以並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爭；講文藝，也不一定要套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別。然而在此之前，這種套路是被視為金科玉律的。結果就鬧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來。比如李賀，照理說隻能算是“浪漫主義”的。又因為李賀的詩“鬼氣”太
重，便隻好算作“消極浪漫主義”(李白則是“積極浪漫主義”)。後來毛澤東的意見發表了，他老人家喜歡李賀。這下子文學史家們就狼狽了。偉大領袖怎麽會喜歡“消極”的東西呢？隻好另找證據，證明李賀其實是“現實主義”詩人。那麽李賀究竟是什麽“主義”？什都不是。中國文學史，根本就不能那麽講。李澤厚不這樣講，也就無此尷尬。這在當時，卻不能不看作一個“重大突破”。
但李澤厚的意義不僅在此。
就我個人而言，《美的曆程》以及李澤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讓我明白了一個大道理，那就是：人，為什麽要有學術研究，為什麽要做學問？不是為了功名利祿(如果那樣，就該“趨時合流”)，而是為了人生。也就是說，為人生而學術。因此，一個人文學者，就應該把學術研究和人生體驗結合起來，把曆史的遺產當作鮮活的對象，把做學問、寫文章、出版著作變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曆程》就是這樣做的。比如“蘇武的意義”一節，講到蘇東坡寫完“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雖“掛冠服江邊”，卻不過回家睡覺，並沒有“拿舟長嘯去矣”時，李澤厚說：“本來，又何必那樣呢，因為根本逃不脫人世這個大羅網。”如果沒有人生的體驗，這樣精辟的話豈是說得出來的？
曆史的遺產一旦被看作鮮活的對象並與自己的人生體驗相結合，就成了活生生的東西，也就不會有屍臭了。過去(也包括現在)一些學者專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麽僵硬呆板枯燥無趣，味同嚼蠟不堪卒讀，並不完全是一個文字表述能力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沒有把自己的研究對象看作活物。他們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時把自己也變成了木乃伊。哀莫大於心死。心已死，文字還能活起來？
學術著作變成木乃伊的另一個原因，還在於這些學者們總在說別人的話，至少是總在用別人說話的方式說話。因為他們並不是為人生而學術，而是為某種現實的利益而學術。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認的“學術規範”和“量化標準”，小心翼翼地不要觸犯了學術界的“規矩”。這時，人雲亦雲，別人怎麽說我也怎麽說，別人用什麽方式說我也用什麽方式說，無疑是最保險的。而當所謂“學術規範”其實不過“八股套路”，所謂“量化標準”也僅僅隻是論量不論質時，大量炮製八股文章甚至學術泡沫也就不足為奇了。
可見文體決不僅僅隻是一個表述問題。為人生而學術，就要講自己的話，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而不在乎別人怎麽說，怎麽看。總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顧忌任何陳規陋見，不必死守某種模式套路，信馬由級，另辟溪徑，走出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來，就看你有沒有足夠的才氣和知識準備了。
李澤厚有。於是李澤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實踐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一通百通。從此，我們的思想解放了，視野開闊了，目光銳利了，思路敏捷了，就連文筆也變得流暢了。這都得感謝李澤厚。沒有他，我們當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這是一種智慧的啟迪。許多人甚至從李澤厚那裏開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尋。
但同時，李澤厚的曆史也就終結了。
得魚忘簽，得兔忘蹄，過河拆橋，卸磨殺驢。我們現在已經過了河，李澤厚老師可以下課。我們會記住他這座橋的。
曆 程
其實，即便有人願意聽，李澤厚的“課”也未必還能講得下去。
一般都把李譯厚這近十年來的銷聲匿跡少有人知，歸結於他1990年後去了國外。實際上，他走也好，不走也罷，情況都差不太多。在我看來，他的敗跡，早在1988年7月由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出版、同年11月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12月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9年2月又由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華夏美學》中便已有征兆，已見端倪。
李澤厚很看重這本書，認為比《美的曆程》更重要，而且，認為誰喜歡《華夏美學》，誰就是“獨具慧眼”。但恕我眼拙，實在看不出它好在哪裏。印刷質量極差不說，文字表述也是低水平的。比如開頭這一段，就簡直讓人懷疑那是不是李澤厚寫的：
美，這在漢語詞匯裏，總是那麽動聽，那麽惹人喜歡。姑娘願意人們說她美；中國的藝術家們、作家們一般也欣然接受對作品的這種讚賞，更不用說美的自然環境和住所、服飾之類了。
這是什麽話！隨便找個中學生，也不會寫得這麽差！王朔有雲：一盤菜，不必都吃完才知道好壞吧！《華夏美學》的開頭如此，後麵想必也好不到哪裏去，盡管我從頭到尾都讀完了。而且，由於當時買不到書，還做了筆記。
不可否認《華夏美學》中仍有不少讓人拍案叫好的東西，也不難看出李澤厚在撰寫《華夏關學》時，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研究已比撰寫《美的曆程》時係統深刻。如果要研究中國文化思想，《華夏美學》倒是不妨一讀的（但我以為讀他那三部“思想史論”更好）。
問題是李澤厚之所以是李澤厚，就因為他比一般研究者多了份才氣和靈氣。然而《華夏美學》一書卻靈氣全無，就連書名也顯得呆板俗氣。開頭不好，結尾也不好。結語那句“是所望焉”在《美學文叢序》中已經用過一回了，現在又用，豈非才盡技窮？有人說，人生三大悲哀：美人遲暮、英雄末路、江郎才盡。1989年的李澤厚，即便沒到那個份上，也已是日薄西山。《華夏美學》出版後，幾乎悄無聲息，初版也隻有區區五千冊，和《美的曆程》的轟動效應截然相反，便是明證。
隨便翻翻1996年的《世紀新夢》就能感覺到李澤厚的老態。洋洋四十萬字的集子，實在是老調重彈，新意無多，就連李澤厚自己也承認“內容和詞句上都有大量雷同之處，因為翻來覆去也就是講這麽點意思”；其實，事情並不完全在於是否定要有新內容。一些觀點，尤其是一些基本觀點，確實需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反複講。問題是即便重複地講，也可以講得不重複。即便再三地講，也可以講得有新意。至少，你總可以講得有趣點，好聽一點吧？然而你看他和劉再複的那篇對談，簡直就是老太婆拉家常，絮絮叨叨，乏味之極。隻有那篇痛快淋漓的《後記》，才讓人覺得李澤厚寶刀不老。
還是回到《華夏美學》。
我一直鬧不明白，為什麽李澤厚對這部相對而言並不多麽出色的著作情有獨鍾？他自己的解釋是，“這可能是由於自己偏愛哲學的原故”，而“《華夏美學》涉及的哲學問題，比《美的曆程》要多”（《華夏美學》日文本序）。也就是說，李澤厚的內心深處，其實有一種“哲學情結”或“哲學家情結”。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對李澤厚的曆程就多了一份理解。李澤厚其實是想當哲學家的。在他放棄了中學時代成績一直很好的數理化，以第一誌願考人北京大學哲學係時，可能就有了這個念頭。否則，家境貧寒的他，何不去選擇一個既輕鬆又能掙錢的專業？他難道不知道“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當哲學家並不容易。在當代中國要當一個哲學家，就更不容易。你得選好自己的路。馮友蘭先生就想過這個問題。他說搞哲學通常有兩條路。一條是“照著說”,這是哲學史家的做法；另一條是“接著說”，這就是哲學家了。但馮先生的“野心”更大，他要當“哲學王”（也就是孔子那樣的“素王”)，使自己的學說成為欽定的官方哲學，讓全社會、全民族都“跟著說”。為此，他決定先“順著說”，即以退為進，欲為“王者之師”，先以“王者為師”（對此，夏中義的《九謁先哲書》裏有很好的分析）。結果，七順八順，並沒有人跟著他說，他自己反倒“順”到“梁效”裏麵去了。
李澤厚要“走自己的路”，就既不甘心“照著說”，也不願意“順著說”。然而一時半會的，也還不能“接著說”，便隻好“挑著說”、“繞著說”。所謂“挑著說”，也就是光揀那些相對而言可以“由著說”的話題說將起來，最後繞到最想說的領域裏去。
李澤厚選擇的是美學。
選擇美學是對的。李澤厚原本就有藝術氣質，內向、孤寂、憂鬱而易感，又從小喜歡文藝，兼具哲學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藝術家敏銳的感受能力，搞美學是再合適不過了。更重要的是，較之哲學的其他分支（哲學原理、倫理學、認識論等），美學離政治最遠，受政治的幹預和影響最小，自由空間也就最大。何況美學又畢竟是哲學的一個分支。七繞八繞，還是能繞回哲學來。所以，先講美學，再講哲學，通過美學來講哲學，應該說是行得通的。
李澤厚的“策略”大抵如此：曲線救國。事實上他的曆程也正是這樣：先以美學研究成名，同時進行思想史和哲學史的某些專題研究，最後則“直搗黃龍”。從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這廿十年間，李澤厚一定閱讀了大量的圖書，積累了大量的知識，進行了反複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下過笨功夫”）。唯其如此，他才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時大放異彩。我們看他那時的著述和言論，真可謂四路出擊八麵威風：評康德，論孔子，談文化，說思想，臧否曆史人物，指點當代文壇，梳理古今脈絡，暢議中西學說，直到最後建立和提出他的“主體性哲學”。其範圍之廣闊，氣勢之恢弘，見解之精辟，文筆之華美，讓許多號稱“美學家”乃至“哲學家”的人相形見絀黯然失色。
然而，就在李澤厚風頭正健時，批評也同時群起。
批評來自兩個方麵，即通常所謂“左派”和“右派”。兩派意見正好相反，一派斥其“離經叛道”，一派怒其“僵化保守”，但不喜歡他，則是一致的。李澤厚夾在當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正所謂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今天，以至於李澤厚提起，也隻能說“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這其實是一種無奈。
無可奈何花落去。曾經處於顛峰狀態的李澤厚．終於走向了自己的末路。
末 路
李澤厚這種進退失據左右兩難，也許為他始料所不及。因為他的初衷，原本是想長袖善舞左右逢源的。
早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學論爭中，李澤厚便表現出他試圖通過折衷調和另辟蹊徑的想法和思路。當時論爭的諸方，主要是以蔡儀為代表的“客觀論”，以呂熒、高爾太為代表的“主觀論”和以朱光潛為代表的“主客觀統一論”。但“主觀論”有唯心主義之嫌，“客觀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問題多多，而朱先生又是唯心主義美學舊陣營中過來的人，李澤厚顯然不願意把自己歸入他的旗下。
既要堅持“美是客觀的”（這在當時即意味著堅持“唯物主義”)，又不能把美歸結為事物的自然屬性（其實徹底的客觀論就得這麽說），還要自成一家獨樹一幟，於是李澤厚便提出了個“客觀性與社會性統一”的說法。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要麽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要麽是“社會性與個體性的統一”，哪有了什麽“客觀性與社會性統一”？客觀性和社會性根本就不是一個層麵上的概念，你叫它們如何統一？然而這條原本走不通的路，卻讓李澤厚走通了。一時間疑者甚少而應者甚多。這其實是當時學術界邏輯水平太低所致，而李澤厚卻認為他找到了條好路子。他以為隻要找到一個看起來合格或說得過去的框架，就能隨便把東西往裏裝。於是他就沿著這條路越走越遠，直至走向末路。
本來，如果李澤厚隻是在美學範圍內玩這一套，也沒什麽大不了的。美學畢竟是一種“虛玄之學”，隨你怎麽講，基本上都不與社會政治相幹，也不會成為敏感問題。然而李澤厚是不甘心隻當美學家的，也是不甘寂寞的。他確實並不怎麽願意給搞政治的人當“筆杆子”，但這絕不意味著他不願意當那種並不直接出謀劃策、卻給予理論指導或哲學思考的“山中宰相”。至少，他極願意發表他對曆史進程和未來走向的看法。這是他站在哲學家的高度，居高臨下俯瞰曆史得出的結論，不吐不快。這就實際上是在參與政治幹預現實了。然而一旦進人這個領域，他的內在矛盾便暴露無遺。
就說“西體中用”。
“西體中用”是李澤厚的得意之筆。從學理上講，也沒什麽問題。因為中西體用之爭的結果，也無非是四種選擇：一成不變、全盤西化、中體西用、西體中用。一成不變守不住，全盤西化行不通，中體西用早就聲名狼藉，剩下的選擇，也就隻有“西體中用”。
問題沒有，麻煩卻多。
麻煩就在於究竟於什麽是“體”,“西”又是什麽意思。對於這個關鍵問題，李澤厚自以為說得很清楚，其實吞吞吐吐，閃爍其辭，甚至前言不搭後語。比如他說“體”隻能是“社會存在的本體”，即人民大眾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為這才是任何社會生存、延續、發展的根本所在。至於“西”，則主要是現代化的意思。現代化雖然不等於“西化”,但現代化之種種（思想、觀念、方式、載體）卻又都從西方學習、引進得來，因此無妨謂之“西體”（《世紀新夢》）。這倒是不錯的，隻不過這些都用不著李老師來講來教。因為我們早就穿牛仔褲、吃麥當勞、開豐田車、用電冰箱了。一句話，我們早就“西體”了。隻是不知道如何“中用”，用進口收錄機放磁帶打太極拳算不算？
看不懂的地方還很是不少。比方說，李澤厚斬釘截鐵地一口咬定：“學”（學問、知識、文化、意識形態）不能夠作為“體”,“體”隻能是“社會存在”；卻又說“學”既然生長在“體”上，並產生、維係和推動這個“體”的存在，就當然應該為“主”、為“本”、為“體”。因此所謂“西體中用”，又仍然可說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這個“西學”不但包括馬克思主義，還包括其他理論學說，以及科學技術、政經管理等等（《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這可真是你不說我還清楚，你越說我越糊塗。體，既是“社會日常生活”，又是“社會意識形態”，還是“把發展科技生產力作為進人現代社會的根本關鍵”（它還同時也就是“西體”)，到底是哪個？西，既是現代化，又是新思想，還包括科學技術，又到底是哪個？ 都是，也都不是，全加在一起才是，卻又隻能分開來說，而且越說越說不清楚。因此李澤厚這個看上去頭頭是道，說起來振振有辭的提法，就麻煩多多。
如果“西”即現代化，則所謂“西體中用”就是“現代為體，傳統為用”；如果“西”即科學技術，則所謂“西體中用”就是“科技為體，人文為用”；如果“西”即馬克思主義，則所謂“西體中用”就是“馬列為體，儒學為用”。這倒可能是李澤厚的真實想法。晚年的李澤厚，津津樂道的課題是“新儒學”，而他的所謂“新儒學”，又據說是要把儒學和馬克思主義融合起來。或者說，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去奪取，占領“新儒學”的陣地。我想這大約又是一個兩邊不討好的事情。海外那些“新儒家”並不可能接受馬克思主義，國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也未必領他的情，至於年輕一代，則恐怕根本就沒有興趣。李澤厚的這種“紊亂”，或“雜糅’，正在我們的意料之中。因為他原本就喜歡搞折衷凋和，就連那個早就有人質疑的“體用模式”也不肯放棄。諸家學說都想一一顧及。
這種做法，貌似公允，實則中庸。其實，思想家的可貴，不在平和，而在徹底。如果兼容性不夠，或統攝力不足，那就可能自己心裏想著“集大成”，給人的感覺卻是“一勺燴”。這是一個教訓。以李澤厚之才智過人尚且如此，學力不逮者就更不用存那份癡心妄想了。 不能說李澤厚的“西體中用”完全沒有道理，更不能說他不是一番好意。他是很想為中國的現代化尋找一條康莊大道的。他設想的藍圖也很不錯，以社會存在（即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為本體，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科技生產力為關鍵，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既學習西方經驗，又弘揚民族傳統，以期平穩健康地實現現代化。這有什麽錯？差不多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思了。問題是，我們已經有了鄧小平理論，還要你那個含糊其辭歧義甚多的“西體中用”幹什麽？你那個“西體中用”，既不如鄧小平理論講得清，也不如鄧小平理論管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西體中用”呢，卻還要解釋老半天。單憑這一條，就不成功。
我看李澤厚是沒什麽事可做沒什麽路可走了。他恐怕隻能在“晚風”中，繼續編織他的“世紀新夢”。畢竟，“人活著，總有夢”。沒有夢，人，“特別是那些為人類製造幻夢的知識分子，又如何能活呢”？所以我們不能沒有夢，也不能沒有李澤厚這樣的知識分子，哪怕他們不過是“癡人說夢”。
李澤厚曾用孔子佛祖的話來為他的《世紀新夢》作結，我也借來結束本文吧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佛雲：不可說，不可說。
那就不說也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