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陰影—回望明清

談論清朝並不是想去比較曆史上那個朝代更強大，或那個朝代對中國曆史貢獻最大。直至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一直是世界上的超級強權，對於全世界一直是一個“盛世”。而到了清朝中國為何徹底落在了世界後麵? 

先進生產力為什麽沒有在中國發展；或者說資本主義為什麽在歐洲產生了。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西漢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貞觀之治”之所以被認為是盛世，並不僅是由於其當時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質生產水平. 更重要的是漢朝和唐朝的文化與精神麵貌。

漢唐具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和最高昂的民族精神，而這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品格和財富。清朝早期雖然也讓人看到一線希望，但康雍乾在製造盛世景象的同時，所采取的一係列措施都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已經高度集權的封建專製皇權，從而使整個國家機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

鴉片戰爭後中國屢戰屢敗，表麵原因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實際上這種極端保守的封建專製製度本身才是根本原因。清朝隻是運用這種製度的最後一家，中國曆史一路下來秦漢隋唐宋元明，哪個脫得開關係？清朝末期中國之所以沒有被完全的殖民化，與其說是還有一個沒落腐朽的王朝存在，不如說是還有一個行將垂死的製度存在。

不管怎樣，曆史已經選擇了清朝，從1644年到1911年共268年，前後有十個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皇帝：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共134年，正好是清朝的一半。乾隆禪位於嘉慶皇帝後僅僅44年，就發生了鴉片戰爭，中國一敗塗地。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始終處於被列強不斷侵略、割地賠款、幾乎被瓜分的危難之中，直到1911年清王朝被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

順治入關的時候，當時的世界上，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剛剛開始萌芽，法國還沒有發生大革命，德國沒有統一，美國還沒有成立，俄國沒有進行農奴製的改革，日本也沒有明治維新。這時的清朝依然是所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不容否認，清朝政府長期推行閉關鎖國、重農輕商、禁錮思想、輕視科學的政策，極大阻礙了中國的進步和發展，但我們如果將近代中國落後挨打的曆史責任完全歸咎於清朝，則是有失公允的。中國開始落後於西方有一個量變的漫長過程，清朝的治國理念並沒有任何創新，依然是前朝的沿襲和強化。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戰敗求和、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屈辱和苦難，實際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專製製度種種積弊與矛盾，在資本主義列強大規模入侵的曆史條件下的總爆發；或者說新興的，工業化的生產力擊潰了曾經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農耕文明。這個源於歐洲的工業化浪潮，在歐洲的思想啟蒙運動的啟動下，伴隨著文化和科技的迅速發展，以勢不可擋之勢擊垮了中國。

事實上從明朝中後期開始，中國封建社會就已經走向了沒落和腐朽，清朝的“康雍乾盛世”隻是給這個奄奄一息的製度打了最後一針強心劑，也不過是回光返照，落日餘輝罷了。

評價康雍乾三朝的曆史地位，不妨把它放在世界曆史的總坐標中來觀察，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是上、下兩卷，上卷是公元1500年前，下卷是公元1500年之後，把公元1500年做一個分水嶺。他說：公元1500年以前，人類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絕的地區當中，而直到公元1500年後，各個種族集團，各大洲才有了直接的交往，彼此之間有了真正的相互了解。換句話說，從人類曆史的角度來看，歐洲從這個分水嶺開始走向了世界。因此公元1500年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本來隻想回望一下清朝，承史迷兄，黃楊兄及各位啟發，又看到公元1500年這個分水嶺，就借用大家砸的磚頭讓自己站高一點，能回望得遠一些，張望一下明朝。

明朝（1368年至1644年）對稱的跨過了公元1500年。與明朝相對應，歐洲國家在14至16世紀文藝複興運動正方興未艾。新興的殖民文化也蓬勃發展，此時的歐洲渴望了解世界，他們四處出擊：

1486年，葡萄牙人迪亞斯發現後來被稱為“好望角”的風暴角；
1498年，葡萄牙人達·迦馬繞過好望角，找到通往印度的航路；
1492年至150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
1520年，葡萄牙人麥哲倫從大西洋來到了太平洋，環繞地球一周。 追隨著這些先驅者，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聞風而動，瘋狂地去滿世界殖民。

明朝也沒閑著，早在公元1405年至1433年，鄭和就下西洋了。比哥倫布和麥哲倫早了近一個世紀，明朝的中國處在絕對的領先地位。

鄭和當時的艦隊是全世界最大的也是最強的艦隊，比一個半世紀後的無敵艦隊強大得多。但是中國到過那麽遠的地方，非洲，阿拉伯國家，中國沒有留下一個總督，沒有留下一個士兵，沒有要一塊殖民地，僅僅以鄭和是中華文化的和平使者，中華文化是一種和平文化能夠解釋嗎？試想若自鄭和下西洋以後，中國從此也打開國門，四處出擊，占地殖民。中國曆史會改寫，世界曆史也會改寫。由此看到農耕文明的局限性使中國錯過了這一極好的曆史機遇。

無獨有偶，中國旅美曆史學家黃仁宇先生，他寫了一本書：《萬曆十五年》。萬曆十五年是1587年，這本書寫得好，它通過萬曆十五年這平常的一年，那一年發生了幾件看起來很平常的事情，做了個案分析，很深刻地描述出明朝政治的腐敗，和走向衰落的原因。在明代中後期，國力確實很強大，手工業非常發達，經濟繁榮，思想活躍，但依然沒有跟上世界的步伐。中國本來有可能走向現代化的機會沒有去把握。有人把這一失策歸結為明末的政治動亂，農民起義，清兵入關等等，我覺得不是主要原因，症結在於製度本身，製度禁錮了觀念的與時俱進。

而此時的西方，在文藝複興運動的衝擊下，整個16世紀，歐洲在進行宗教改革，把自由意識從宗教的禁錮中分離出來。最具代表的是1543年波蘭人哥白尼發表《天體運行論》，提出了太陽是宇宙中心的觀點。隨後經德國人開普勒，意大利人伽利略等的宣傳，動搖了黑暗的神學基礎，把自然科學從神學中解放出來，是自然科學史上的一次革命。歐洲的思想從此自由了。

看明朝的中後期，萬曆時代（1572年至1620年），張居正從1573年也開始進行改革。雖然短短幾年就夭折了，但對明朝中後期仍然產生了影響。

政治上，在傳統的君主製度下，其它的製約因素也在產生。天主教的傳入是其一；而東林黨人聯合民間的各方勢力，在東南遙執朝政，和中央集權相對壘。對於東林黨人而言，他們慨然以天下為己任，關心帝國的財政和軍事，企圖拯救這個腐爛的皇朝；直至張溥創建複社，這種傾向更加明顯。複社雖無政黨的名目，其實在行使政黨的功能，也是中國曆史上從古至今罕見的真正意義上的在野黨。

學術上，中國科學史上的顛峰之著，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完成於天啟三年（1623年），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和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均完成於崇禎十年（1637年），方以智的《通雅》和《物理小識》則完稿於崇禎十二年和十六年,以及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巨著，都在短時期內密集的產生。

方以智說：“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通雅》卷首之一）。作為十七世紀中國最傑出的學者之一，他在自然科學和哲學上的成就，在於全麵總結了中國的古代科學文化，亦融合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成就。

雖然明代以虐待士大夫著稱，但士大夫們仍以自己的血肉之軀，以自己的生命維持著知識的體麵。

即使有這樣一個好的形勢，但由於明代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追求一個盛世的表象。在明朝高度的君主專製下，大搞廠衛特務機構，推行八股取士，鉗製思想。鄭和下西洋以後，明朝實行“片板不許下海”的國策，對工商業橫征暴斂，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而西方此時在轟轟烈烈的文藝複興運動的推動下，資本主義快速發展。

明朝的政治，經濟，教育製度的弊病如果和已經處於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相比，落後已經非常明顯了。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整體實力仍遙遙領先，而歐洲則剛剛起步。中國本來完全有機會發現自己的弱點和別人的優點，進行趕超。隻可惜由於滯後腐朽的體製，集權的優越感和農耕文明的短視阻礙了資本主義化的曆史進程。

由於時間上的巧合，現在把明末的現代化曙光夭折的原因歸結為滿人入關，我覺得是不科學的。這裏有一個因果關係，正是因為明朝的治國理念的僵化腐朽，才造成了後期的亂象，才沒有把握住曆史機遇。 從世界曆史的角度去看，中國直到康乾時代對於世界都是一個盛世，隻不過康乾是這一漫長盛世的終結。清朝初期的統治者急於想鞏固皇權，隻得去發揚光大已有的宋明理學，因為一套全新的，與時俱進的治國理念是不能在短時間內製造出一個盛世的。

造成清朝把自己和世界的發展割裂開的症結在於一脈相承的封建政治製度，而這個製度有著“農耕文明”這一肥沃的土壤讓它茁壯成長。後來中國落後於西方世界的原因在觀念上，造成觀念僵化腐朽的原因在製度上。這種製度需要用“太平盛世”，用“穩定壓倒一切”作借口而愚民與專製，壓製自由的生活環境與活潑的學術氣氛以換取政權的穩固。

22 Nov.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