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水晶球（9）

9、挨板子

上學的日子就這樣開始了，我也慢慢地習慣了，盡管每天起早貪黑地來回急匆匆趕路，我也不像開始時那樣覺得特別地累，到了晚上回到家後，我還能堅持在油燈下複習功課。媽媽為了我們能保持體力，中午的食糧也從兩根山芋改成了自家攤的麵餅，我不知道她是從哪搞來的麵粉，聽說也是配給的，它比我在上海租界裏吃的還要糟糕，粉是灰黑的顏色，大部分是麩皮，吃進嘴裏很難下咽，特別是大便幹結，鬧到後來，每次大便定要我媽媽把我的屁股朝天翻起來，用她的手指一點點地從我肛門裏去摳。當然“好處”也是明顯的，至少東西吃下肚能撐在那裏有種墜墜的感覺，用媽媽的話就是“頂餓”。

我跟同學們的關係也有點熟了，每次下課，我都可以站在一旁看他們相互追逐，相互嬉戲，他們也不避著我，但也不會帶我玩，我永遠是個局外人，是因為我窮還是因為我太小，我沒有想過。

人說人生九九八十一個劫難，我就在這種不冷不熱的環境中，在毫無預感的情況下，撞上了來到人世間的第一場天降大劫。

那是發生在美術課上。

教美術的是錢老師，男的，從他看我的第一個眼神，就讓我脊背發涼。因為他臉長得像長條燒餅，同學們背後都偷偷叫他“板條臉”。

那天是上午的最後一堂課，錢老師讓大家照他掛在黑板前的一張畫臨摹。畫麵上是一條魚，在水裏遊著。

要說這世上最令我如魚得水的功課就是畫畫了，我記得，從我學會走路的時候起，我就整天坐在小板凳上，握住一支短短的石筆在石板上畫呀畫呀，越畫越像，連爸爸看了都吃驚地說，“洪武好像有畫畫的天分呢。”所以當我看見黑板前的那張魚畫，我就立刻在媽媽手縫的畫本上畫起來。我唯一擔心的是，按照錢老師的規定，必須用蠟筆塗上顏色，但我根本就沒有蠟筆，我知道家裏窮，我連課本、作業本都買不起，我用的鉛筆都是四哥用剩下來的鉛筆頭，我的“橡皮”——如果那能稱作是“橡皮”的話——是爸爸給我的幾小條邊邊角角的破毛邊紙，爸爸說，把紙揉成小團兒死命地蹭，就能把寫錯的字給蹭掉。你想想，連橡皮都買不起，我還敢讓爸爸買蠟筆嗎？這將是何等的奢侈啊！我一邊擔心著，一邊腦瓜子在轉，我想，我沒有蠟筆，我就多畫幾張吧，我要讓老師看到我的畫是何等的好，也算是“將功補過”了吧——盡管這個成語我當時並不知道，但念想已經有了。於是我一連畫了四張，畫成了一個小故事。快到下課的時候，我們把畫冊都交上去了，正準備放學，突然錢老師從交上去的作業本裏抽出了我那與眾不同的“自產”畫本，打開一看，臉色就陰沉下來，他翻到封麵，看到我的名字，說，“誰叫汪應果？站起來！”

我一聽叫，心就抖了，那一刹那，我特別地感覺孤立無助，在同學們的目光中，低頭站起來。

“過來！”錢老師命令道。

我慢慢地沿著課桌間的走道從後排走向講台前。我不敢朝兩旁邊看，隻看著自己移動的腳尖，但我感覺得到同學們射向我的目光，像一支支的箭，全射在我身上，冰冷冰冷。

“我開學就說過，一定要用蠟筆畫！你沒聽見？”

我沒吭聲。我不知道該怎麽回答。我如果說我是插班生，不知道有這個規矩，但我確實又是沒有錢來買蠟筆，這說跟不說，有什麽兩樣呢？

不知是誰在下麵小聲地提醒，“老師，他是插班的，他不知道。”

“誰在下麵說話？啊？”錢老師怒喝一聲，然後就對我一頓訓斥，“你看看，你看看，自以為聰明，還畫了好幾張，我讓你畫的？”

我還是坑著頭，不言語。

“看來，不給你一點教訓你記不住。把手伸出來！”

我的心一緊，早就聽說學校裏對不聽話的學生要打手心，難道是要打我嗎？我的腦袋嗡的一聲，像要炸裂開來一樣，全身的血都在朝頭上湧。

“把手伸出來！”錢老師幾乎是在吼叫了。

我偷偷一瞥錢老師，隻見他的右手裏已經拿起了一塊厚厚的板子，原來他上課是帶板子的！一刹那間，我突然明白了同學們喊他“板條臉”的意思，這塊木板真像他的臉啊。也正是這一瞬間，我想到了右手要寫字，我伸出了左手，而且在心裏迸出了兩個字：“不哭”！

我不知道在這短短的一瞬，我怎麽會變得這樣的思路敏捷？我怎麽會想到堅決不哭？我才五歲呀，誰教我的？事後許多年回想起這一幕，我隻能歸因為遺傳基因，在這上麵我太像爸爸了。

錢老師的大手立刻捏緊了我伸出的四個手指，用今天的話說，動作很“專業”，因為他特意把我的手指往下一翻，目的是讓小小的掌心充分突起，完全暴露在他的手掌之上。隨著他一聲“我叫你記不住！”板子就已經落下。

“啪！”聲音很響。劇痛令我、也令全班同學都驚恐失聲發出了“啊！”我的手像被火燒的一樣，立刻腫了起來。血仿佛衝上了我的眼睛，滿臉滾燙。還沒等我緩過氣來，“我教你記不住！”又一記打下來。我渾身一顫，喉頭一陣痙攣哽咽，幾乎要哭出來。

“不哭！”我大聲在心裏喊。“他是想打死我呀，媽媽呀，救救我！”

我這一輩子隻遭過兩次毒打：一次是日偽時期，一次是“文革”，可說是受了魔鬼撒旦的特殊恩惠。兩次都有一個共同經驗，就是不喊疼。特別是“文革”中，那個挑高籮的兒子用鋼絲鞭在猛抽我頭頂的時候，鞭梢越過眼睛帶到了我的麵頰，令臉上的肌肉反射似的彈跳起來，我也沒吭聲，以致令那位“紅衛兵”惡狠狠地問，“你怎麽這麽頑固，始終不出聲？”與此同時，我的三哥，一位優秀的中學老師，在另一個場合，也遭到了幾個“紅衛兵”的輪流鞭打。他因為戴過“右派”的帽子，所以待遇比我更優厚：鞭頭上焊上了鐵塊。他被打得從腰部直到大腿彎一片紫黑，他也是死不吭聲——由此我更堅定了是爸爸的遺傳基因使然。

我在不經意間重複了十八世紀巴黎聖母院廣場上鍾樓怪人的遭遇，在眾人的注視下，經受體罰。隻是，我那一刻，我的艾斯米拉達在哪裏？多少年後，當我閱讀雨果的《巴黎聖母院》，聯想起那個瘋狂的年代裏那麽多的“遊街示眾”，突然領悟到曆史上所有的暴君之所以選擇示眾性懲罰，那是因為，它既可以讓受懲罰者在肉體上經受痛苦，更可以讓他們在精神上完全被人群所拋棄。我在那個刹那，所體驗的就正是這番滋味，我就像渾身上下被扒得光光扔到了大街上的一隻赤條條的狗！

板條臉打完了，下課走了。同學們都遠遠繞著我走出了教室，仿佛我帶著傳染病菌。直到所有人都走光，我才壓抑不住地抽泣了兩聲。我的手已經像有萬根針在紮一般的漲痛，我看看手掌，已經腫起了好高，這時候淚水就不聽話地湧出來了，我怕哭出聲來，隻是不住地哽咽。我忘掉了要去找四哥吃中飯，忘掉了下午還要上課，一個人坐在座位上不知把左手放到哪裏才好，放什麽地方都是火燒火燎的，真恨不得把左手甩掉。我隻能忍住哭聲，任憑淚珠兒沿著腮幫往下滴。

我不知道什麽時候文老師已經站在我的跟前，她問，“你怎麽哭啦？”

我趕緊用衣袖在臉上擦了一把，把頭低得更低了。

“你的手怎麽啦？”

我剛想把左手藏起來，但已經被文老師看見了，她輕輕地拿住我的手腕兒，吃驚地說，“為了什麽？”

“我、我……”我為了壓抑強烈的抽泣使勁地吸了口氣，為的是不哭出來，“我沒……蠟、蠟筆……”

文老師好像立刻就明白了，她沉著臉說，“太過分了！我找他去。”邊說邊從口袋裏取出她的手帕，替我輕輕地包紮起來，然後說，“你先找你哥哥吃飯去吧。”

我這才想起中午跟四哥的約定，給文老師鞠了一躬，慢慢向著操場走，等到了那兒，發現，四哥不在那兒。我慌了，我喊四哥，沒人應答，我的眼淚又出來了。我不知道該怎麽辦，這種事從來沒有發生過，我不知道中午不吃飯再接著上課人會不會死掉？我更不知道沒有了四哥我怎麽回家？剛剛才被從人群裏踢了出來，如今又被高高地拋起在四不著地的空中。我隻有再往教室跑。路過老師的辦公室，我聽見文老師正跟板條臉在爭執，兩人的聲音都挺高。

“我說過，他是個插班生，才五歲，你下手怎麽這麽狠！”是文老師的聲音。

“不就是個小窮鬼嗎？你心疼什麽？”

“什麽叫‘小窮鬼’？錢老師，我真不知道你心裏怎麽還有這些……這些……”

“不高尚？是吧？我替你說了。”板條臉話裏有話，說，“你當然高尚：平等，博愛，自由，對，還有愛國……是吧？所以你盡忙著愛國呢。其實這裏就是‘中華民國’，你盡可以‘和平反共救國’，用不著偷偷摸摸的。不過我也提醒你，這裏畢竟還是日本人的天下，是皇軍的天下。”

“你說這話什麽意思？我是級任老師，我要對班級的每一位同學負責，這跟愛國有什麽關係，你幹嘛扯到愛國上去？你想暗示什麽？”文老師流露出明顯的憤怒。

“沒有意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哼哼。”板條臉發出威脅的冷笑，接著辦公室門砰地一聲打開，他衝出來又猛地把門一甩，走了。

文老師追了出來，一下子看到了我，有點驚訝。

“怎麽，你還沒有找到你哥哥？”

我哭著，搖搖頭。

她平靜了一下自己的情緒，問，“你哥哥是幾年級？”

“三下。”我囁囁嚅嚅地說。

文老師愣了一下，想起了什麽事，“哦，三年級下午好像有課外活動，他們是去了朝天宮。”

我也呆了。我終於知道四哥已經跟著班級走了，隻剩下我一個人，我怎麽辦？

文老師看我急的直哭，說，“不要怕。讓我想想。汪應果，你認識回家的路嗎？”

我搖搖頭。真的，我一直是跟著哥哥走的，南京城南那亂如迷魂陣的小巷，看上去在我眼裏都差不多，最主要的，中間還要橫穿兩條大馬路，媽媽是一再關照不準我單獨過馬路的。

“你不要急。你還記得你家的門牌號碼嗎？”

我點點頭，“陳家牌坊十八號。”

“好吧，”文老師鬆了口氣，“我看你手打成這樣，下午也沒法上課了。我給你叫輛黃包車，你先回家去吧。”

文老師說的“黃包車”，就是人力車，南京人都叫“黃包車”。

我一聽“黃包車”三個字，嚇了一跳，我哪有錢坐黃包車啊？我拚命地搖頭。

文老師明白我的意思，說，“你不要怕，車錢我付。記住：手上破的地方不要進水，也不要碰到髒東西。過兩天會好的。”

就這樣，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坐上了文老師替我叫的黃包車，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