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的工作狂
英國式民主對於敗下陣來的領導人格外殘酷。大選第二天早晨，搬家小貨車從唐寧街陸續開出。這番熟悉的情景，的確有失尊嚴。1974年2月，撒切爾夫人目睹了特德·希思突然而意外地被驅逐出權力舞台的情景。當時特德沒有其他居所可去，被迫在一名保守黨議員借給他的小公寓裏蝸居了好幾個月。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德的窘境才促使撒切爾夫人在達利奇買了一所並不怎麽合宜的房子，作為一種保險來防止遇上與特德相似的命運。其實，和大部分被免職的首相相比，她的離去已經算不上多麽突然了：從決定辭職到最終離去，她仍舊有6天的時間去打包行李，作道別。不過，她的失敗卻更為殘酷，因為她不是被選民拋棄，而是遭到自己陣營議員的背離。在1983年6月和1987年6月，她也曾收拾行裝，做好了離開的心理準備，而1990年11月，她卻沒有這樣的準備。
撒切爾夫人是個難以自抑的工作狂。她仍舊充滿活力，對於政治以外的事情毫無興趣。失去首相之位，一夜之間似乎剝奪了她活下去的動力。她一直懼怕退休後的生活。“我想我對於地獄的定義就是有大把的時間，卻不知道如何打發”，她在1987年《她》雜誌的訪談中說道。“快樂並不是無所事事”，她在《婦女天地》上重申。“對於成年人來說，快樂是度過充實的一天，盡管這天結束時感到筋疲力盡，心裏卻明白自己擁有非常充實的一天。”說是充實的一天，她實際上是指從早到晚地工作；並且這些工作都是政治方麵的工作。她對於政治的依賴，就好比不能失去氧氣、不能停止呼吸一樣。
“總有工作需要我去做，而我也會找到這些工作。”她1989年說過。但是她不適合在任何一個國際組織性組織——北約、世界銀行，甚至聯合國擔——擔任顯赫的職位，盡管她的名字常常與這些國際組織聯係在一起：她從來就不是當外交官的料。約翰·梅傑最想在國外給她找個職位，讓她終日忙碌，但寫回憶錄時，他說“沒有可靠的職位能夠提供給她”。
其實撒切爾夫人與梅傑的關係隻能讓她的處境更為難堪。作為她的門生，梅傑在她的提拔下迅速超越了許多同輩人，後來更獲得首肯，接任首相職位。盡管同事們與評論家很快意識到，擺脫撒切爾的“保姆”陰影，證明自己的獨立性對梅傑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但撒切爾夫人卻仍舊把他當作一名羽翼未豐的副手，其職責就是繼續從事她後悔不能親力親為的工作。梅傑擔任首相首次在唐寧街10號外的人行道上舉行記者見麵會時，她希望跟梅傑一起見記者，而在梅傑首次“首相答問”時她也想坐在梅傑的身後，結果受到勸阻。她原以為自己仍舊有權獲悉一切，還能夠得到請示，加上梅傑麵臨的第一項挑戰——波斯灣戰爭，原本分明就是她的戰爭，這些都加強了她的這種期待：與梅傑一直待到1991年3月戰爭結束的查爾斯·鮑威爾，依舊每周向她提供情況報告，這些報告比傳統上提供給反對黨領袖的報告要詳盡得多。然而，在她看來，過去11年來她一直視為命脈的情報源已被切斷，結果她感到沮喪失意，也越來越持批評觀點。
隨著她的批評越來越公開化，人們指責她像希思當年對待她一樣，對梅傑極不友善。不The Iron Lady過，大眾眼中的希思無非是個滿肚苦水的失敗者，獨自發發牢騷而已；而撒切爾夫人卻在黨內、國內，甚至全世界卻真的擁有大批追隨者，因此她的批評比起希思的牢騷更有破壞性，這意味著她具有更大的責任，應該明智而謹慎地施加自己的影響力。然而她卻沒有這樣做——抑或壓根拒絕這麽做。結果就是在保守黨接下來當政的7年中，她讓梅傑與其保守黨後席議員之間關係緊張。她的行為無疑加劇了黨內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保守黨1992年的大潰敗。而在1992年之後，她繼續削弱著威廉·黑格以及後來伊恩·鄧肯·史密斯重整旗鼓重塑凝聚力的努力——直到她的健康情況開始出了問題。她的攪局對保守黨造成的創傷恐怕難以愈合，直到她那仍舊不安的靈魂遭到驅除。
不在其位難謀其政
撒切爾夫人和丹尼斯到達利奇的第二天，伍德羅·懷亞特就打來電話，懷亞特發覺她“‘嘭’的一聲回到了現實”。再也沒有秘書幫她打寫信件，或是簽收民眾寄來的數千封慰問信和花束。她甚至不知道如何打電話，如何使用洗衣機。昔日榮光延續的唯一體現就是警察保衛，警察們仍然每天24小時為她站崗放哨。發現自己甚至不會撥通電話的她，隻好求助於設在車庫的“特殊分支機構”官員。她在下院仍然擁有一個房間，約翰·韋廷戴爾是她的政治秘書。然而，她的首個實際需要就是一個合適的辦公室。阿裏斯泰爾·麥卡爾平仗義相助，把自己在大學院街的房子借給她，她很快又招了8名職員。這樣的安排持續了數月，直到後來新成立的撒切爾基金會在切舍姆找到了更合適的地方，並建立了總部。
與此同時，她很快就發覺達利奇並不適合她居住。對丹尼斯來說，這所房子唯一的可愛之處就是能俯瞰達利奇和西德納姆高爾夫俱樂部。然而，對於這位仍想全身心從事公共事務的前任首相來說，住在達利奇簡直不切實際，無可救藥。滿滿的日程要求她必須能在活動之間迅速回家換裝。不論是象征性地，還是實際上，她都要處於忙碌狀態。因此，從達利奇往返僅僅三周之後，她和丹尼斯就開始找更適合長期居住的房子。很快他們就在貝爾格萊維亞的伊頓廣場從亨利·福特的遺孀手中租了一處帶地下室的豪華複式公寓。最終，他們在離維多利亞車站不遠的徹斯特廣場租了一棟有五間臥室的五層樓房，租期10年，——後來又延期成了終身租約，1991年夏天就搬了進去。
在最初的幾周裏，常常有一些人前來慰問，緩解了被拋棄的感覺。出席梅傑出任首相後的首次“首相答問”時，她受到下院熱情的，也許帶有負疚的迎接；不管走到哪裏，她似乎都受到民眾的同情，對她的曆史地位表示敬意，對她在逆境中的昂然堅持表示欽佩。12月9日，女王授予了她殊功勳章，這是君王的最高獎賞，隻限定授予24位個人：撒切爾夫人填補了勞倫斯·奧利弗去世後留下的空缺。更具爭議的是，丹尼斯也被授予準男爵的封號。就在授勳的幾天前，她和丹尼斯還高調訪問了從倫敦過境的羅恩和南希·裏根，在克拉裏奇共進下午茶，重溫昔日榮光。
她仍舊精力充沛，決心向前看，讓自己忙碌起來。“我必須要做份積極的工作，幹點積極的事情”，她對懷亞特說道，“我打算繼續保持影響力。”她知道必須從日常的內政退步抽身，但立即給自己訂下三大任務。第一，她準備廣泛旅行，發表演講，尤其是在美國。一方麵是為了宣揚她的信念，另一方麵也是為了錢。很快，她與華盛頓演講局簽約，一場演講費為5萬美元，僅次於裏根。她對日本和遠東其他國家地區也都如此標價。不過，她訂下了清楚的規矩：在英國演講分毫不收，在俄羅斯、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和南非也分文不取——實際上，任何能夠讓她進行具有政治意義的演講，而不是僅僅利用她的名字的地方，她都樂意免費出場。在自己覺得仍然具有影響力的地方，她決意不在自己的獨立意誌上出現妥協。
從首相職位上退下不到兩年，她在《星期天時報》的英國富豪榜上排名第134位，個人財富估計高達950萬英鎊。不過，這筆收入的絕大部分都來自她的第二項任務——撰寫回憶錄。當然，她的回憶錄商機無限。6月，撒切爾夫人與一位美國經紀人馬文·約瑟夫遜簽約。馬文迅速就接受了默多克旗下的哈伯柯林斯出版社的350萬英鎊的合同，兩卷回憶錄分別定於1993年和1995年出版。
這是一筆價值不菲的買賣。但成稿時間卻十分緊張，要求她在不足18個月內完成第一卷，囊括整個首相生涯。她宣布每個字都是親筆寫就的；但沒人真的相信。她從來不對外宣稱自己是位作家。她的講演稿從來都是通過編輯、批注或者徹底重寫別人的草稿來完成的；其實，她的回憶錄也是這樣完成的。與辭職當天在下院發表的告別演說一樣(盡管篇幅上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撒切爾夫人對待回憶錄寫作的態度極其認真，仿佛是在曆史法庭上辯護一般，字斟句酌。她沒打算敷衍了事，她事實上也從未如此。她全身心投入，指導回憶錄的寫作，過得充實而認真；最終如期完成回憶錄真可謂成就驚人。
她的第三項任務是建立某種機構，保存她的遺產，並向全世界傳播她的思想。然而，這個構想有悖於英國的慈善法律。1991年7月，英國慈善委員會以撒切爾基金會不保持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授予其慈善地位：這項決定嚴重削弱了撒切爾基金會籌資能力，因為捐款的公司不能申請免稅。到1993年為止，隻籌集了不到500萬英鎊。盡管如此，基金會在切舍姆(Chesham Place)(靠近海德公園角)設立總部，為撒切爾夫人提供了會見外國訪客的相當有氣勢的辦公場所：有人說那裏精致的樓梯和水晶吊燈、來自福克蘭群島的紀念品，以及那樽大地球儀讓人想起唐寧街，不過這些裝飾比唐寧街更為華麗。
華盛頓和華沙也設立了基金會的分部，目的是在新興中東歐民主國家傳播自由市場思想和西方商業慣例。然而，宣布的具體行動倡議卻微不足道。基金會逐漸變成了一個教育性的信托基金。在1998年，基金會捐贈劍橋大學200萬英鎊，資助設立一個新的企業研究教授職位。1997年，撒切爾夫人將自己的文件贈予丘吉爾學院，還提供資金擴建檔案中心來存放這些文章，並將它們編入目錄。基金會還向牛津大學出版社支付資金，用以製作撒切爾夫人政治聲明全集的CD光盤，並分發給了世界各地的圖書館，還投資建立了瑪格麗特·撒切爾網站。所有這些項目都給曆史學家提供了她一生的記錄；但這些卻沒能實現撒切爾最初的設想——在全球宣傳撒切爾主義。
在短期內，她能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廣泛旅行，不僅讓梅傑省了不少心，又讓她得以享受到世界各地崇拜者的奉承。作為一位世界級超級明星，她的名聲比默默無聞的繼任者要響亮太多，不管走到哪裏，都受到人們的熱情接待。1991年，她5次訪問美國——2月去加州參加了羅納德·裏根的誕辰80周年慶典，還到洛杉磯北麵的西米穀市視察了建設中的裏根圖書館；3月在白宮的豪華慶典上領取了布什總統頒發的國會自由獎章，之後又去了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和加利福尼亞的橘子郡，在共和黨重鎮首次做有酬演講；6月，她去紐約和芝加哥做了兩場關於世界事務的重要演講；到了9月和11月，又分別進行更多的巡回演講。較之以往，美國越發變成了她的精神家園。波斯灣戰爭期間及結束之後，她仍在華盛頓有一席之地；盡管這一地位也隻是能讓她常常與副總統丹·奎爾共進早餐，而不是與總統會麵。5月，她去了南非，補償自己做首相時從未能夠成行的訪問；在那裏，她一方麵受到了德克勒克總統的盛情款待，另一方麵又遭到非洲國民大會的抵製。後來她又奔赴俄羅斯，與戈爾巴喬夫和鮑裏斯·葉利欽進行了會晤，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街頭被蜂擁的人群包圍。9月，她忽然對日本產生了極大的興致，又在中國得到了紅地毯式的高級接待(蓋過了梅傑不久後訪華時的風頭)。10月，她作為女英雄在波蘭受到人群的歡呼喝彩。11月，她重返科威特“激蕩著活力”，受到科威特人民的熱烈歡迎，她被視為科威特的解放者。
不論走到哪裏，她都熱心於當地政治，絲毫不感到拘謹。在南非，她敦促曼德拉和布特萊齊酋長進行對話，甚至暗示說，她願意居中調停，讓雙方和解。到了俄羅斯，她對四麵楚歌的朋友戈爾巴喬夫給予強烈支持，催促莫斯科大學學生對改革保持信心；與此同時，她又堅定地支持波羅的海各共和國要求獨立的權利(當時英國政府並不持這種立場)。三個月後，戈爾巴喬夫在共產主義強硬派發動的政變中被臨時罷免，西方元首在表態前靜觀其變，而撒切爾夫人首當其衝，極力主張蘇聯人民走上街頭進行抗議。她公開支持藏在俄羅斯議會大樓裏的鮑裏斯·葉利欽采取的抵抗行動，甚至還設法給他打了25分鍾的電話，表示對他的鼓勵與支持。波蘭的後共產主義政府一直在大幅削減補貼和公共服務，同樣，她一到華沙，就“毫不回避地涉入波蘭大選的競選活動，讚賞飽受非議的金融部長，抨擊左翼政黨”。現在整個世界都成了她的選區：或者，她習慣性地使用皇家專用的第一人稱複數發表評論，“我們如今在全球範圍內運作。”
然而，她未能將自己完全限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她感受最強烈的問題必然影響到了國內政治。任何針對政府立場的批評，如在伊拉克、南斯拉夫解體，尤其在歐洲問題上對政府的批評，不可避免地成了對繼任者梅傑缺乏判斷力、缺少經驗、猶豫不決的批評。至少她不能抱怨解放科威特的戰爭行動。2月28日，在下院首次介入中，她就戰爭勝利結束對梅傑僅僅表示祝賀，並接受了梅傑對她上年8月采取的堅定立場所表達的讚賞。她仍然沒有批評盟軍未能推翻薩達姆政權，但她明確指出伊拉克問題並未解決，還憂心忡忡地警告說“和平的勝利比戰爭的勝利需要更長的時間”。然而，幾周之後，她要求政府派部隊保護從北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中逃出的庫爾德人民。實際上，梅傑正在製定一項計劃，為庫爾德人建立“安全區”，並能得到法國、德國以及最終美國的支持；因此，在這個時候，他有能力削弱她的幹預行為。然而，並非每次都能如此簡單。
在南斯拉夫解體的問題上，撒切爾夫早在1991年秋就表達了明確而大膽的觀點。隨著該地區極為複雜的種族衝突的逐步升級，她的這一舉動使自己與英國政府之間在後來幾年裏產生了嚴重的矛盾。當塞爾維亞人希望借助軍事力量維持他們在前聯邦的統治地位時，她大膽地支持了各共和國脫離聯邦、尋求獨立的權利——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到波黑。在一定程度上，她把南斯拉夫爭端看作是民族自決問題之一，與她抵製布魯塞爾的聯邦政府要求遙相呼應。與此同時，南斯拉夫問題也是民主與共產主義之間持續戰爭中一條新戰線。
然而，梅傑與赫德決心防止英國或北約陷入巴爾幹內戰，主張不幹預政策，對交戰各方實行武器禁運。盡管塞爾維亞人罪行滔天，梅傑和赫德卻嚴格執行這一政策。接下來的幾年裏，撒切爾夫人好戰的反共主義卻與全世界人道主義的良知不謀而合，要求對塞爾維亞人采取行動，並徒勞地抨擊英國政府謹慎的實用主義政策。當然，的確是英國政府帶頭阻止了北約、歐盟及聯合國對巴爾幹內戰直接進行幹預。
其實，撒切爾夫人本人之所以毫不妥協地反對其繼任者，問題並不在巴爾幹上，而是不可避免地出現在歐洲問題上。從布魯日演講開始，她對於歐洲的態度一直非常強硬，然而，隻要依然位居首相，需要為英國討價還價，達成最劃算的交易，她就不得不抑製心裏對歐洲愈來愈強烈的反感情緒。一旦離開了唐寧街10號，這種抑製作用頓然消失。現在她可以自由自在地跟著直覺走，批評梅傑與赫德達成的交易。她批評起來毫無顧忌，也從未設身處地替梅傑考慮過這番批評會帶來怎樣大的壓力。恰恰相反，她義無反顧地帶領著保守黨裏的一小簇人，激烈反對以任何形式推進歐洲一體化。這種做法把保守黨未來7年的重心從開明地支持歐洲聯盟的立場，推到了強烈懷疑歐盟、甚至恐懼歐盟的立場上。她帶頭反對推進與歐盟一體化，不僅削弱了梅傑將英國變成“歐洲中心”的模糊抱負，同時在更大的範圍內削弱了他的權威，點燃了保守黨的內戰。這場內戰不但在短時間內摧毀了梅傑政府，還破壞了保守黨未來作為執政黨的信譽。這是她對1990年11月的複仇。
顯然，隻要撒切爾夫人留在下院，無論何時她選擇發言，她都會占據主導地位。因此，當她宣布下次大選時退出下院時，梅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到底留在下院，還是去上院，她一直猶豫。盡管並非一位偉大的議會活動家，她非常清楚自己必須在下院或是上院保留一席之地。她的一些支持者敦促她留在下院，其主要作用就是使政府一直保持勝任狀態；同時，未來出現危機時，她也有可能重新出山。到了3月末，她仍舊舉棋不定。最終，她明確地排除了重返權力中心的可能，做出了更能自由表達自己想法的選擇。
盡管她對梅傑失去信心，她仍然希望保守黨贏得即將到來的選舉。12月12日，梅傑夫婦和內閣大部分成員去克拉利奇出席撒切爾夫婦結婚四十周年紀念日慶典，表麵的友好關係重新得到恢複。1992年的前幾個月，她專注於回憶錄寫作，隻訪問過美國兩次，訪問期間也盡可能地不說任何引起爭議的事情。
梅傑決定在4月9日舉行大選。梅傑讚賞撒切爾夫人的克製，無疑希望這份克製可以保持到大選之日。他送了撒切爾夫人二十四枝粉色玫瑰。然而，她絲毫未被打動。“一束鮮花可不能彌補280億英鎊的財政赤字，伍德羅”，她抱怨說。但是，在那段時間裏，她還是緊咬牙關，保持緘默，3月17日當時在梅傑手下工作的安德魯·特恩布爾(這是服務於梅傑)竟然對懷亞特說：“她的表現是絕對一流的……超出了我們的希望。她真是棒極了。”
在競選過程中，她相當謹慎，僅與梅傑同時出席過一次保守黨候選人的集會。在集會上，她對梅傑的領導力給予了強勁的支持，以此鼓舞士氣，還為選擇的邊緣席位做了一些走訪活動。在梅傑的回憶錄裏，他宣稱“前任首相的盟友們”不遺餘力地暗中破壞他的競選；但大選前一周，撒切爾夫人身在美國，直到選舉日晚上才回來，剛好趕上參加了一輪選舉夜集會。她和懷亞特在阿裏斯泰爾·麥卡爾平家頂樓的一個小房間裏關注選舉結果，氣氛醇厚，大度慷慨。她現身後對媒體說：“這是一個偉大的夜晚。”第二天，她為梅傑取得的“著名勝利”而歡呼，還督促他現在就應該“全力以赴”。
然而沒過幾天，美國雜誌《新聞周刊》就發表了她極具破壞力的訪談內容，表達出她自己的真實感受。在《不要抹掉我的工作》的標題之下，她痛快淋漓地諷刺了繼任者在繼續她的事業方麵的能力：“我不接受那種認為梅傑突然之間成為獨立自主的人的看法。他已經做了17個月的首相，繼承了之前十一年半取得的所有偉大成就，這些成就從根本上改變了英國。”
她堅持認為，梅傑隻能在她所開創的領域界限內有規劃自己路線的權力。這種對民選首相公然的詆毀離梅傑那場的“著名勝利”僅僅過了短短幾天的時間，真讓人感到吃驚。但這麽說她並不感到後悔。“我隻是說我會在選舉期間保持沉默”，她對懷亞特說。她決心不再緘默了。
人們猜測她會選擇哪種類型的貴族頭銜。按照傳統，做了首相就該被授予伯爵頭銜，因此她有可能成為女伯爵。既然之前已經恢複了其他人的世襲貴族頭銜，自然她也應該獲得屬於她的世襲貴族頭銜。然而，頗為奇怪的是，撒切爾夫人覺得丹尼斯和自己缺乏維持世襲貴族頭銜的手段。馬克已經有丹尼斯的從男爵爵位可以繼承了；因此，她最後得出結論：“我覺得終身貴族頭銜已經足夠。”6月6日，她被正式宣布為林肯郡凱斯蒂文撒切爾女男爵。憤世嫉俗者們注意到，她從來不喜歡格蘭瑟姆；凱斯蒂文聽起來可要氣派得多。
6月30日，她正式進入上議院——“猶如一頭母獅意識到自己闖入了籠子裏”——恰好趕上參加7月3日關於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的辯論。“您的首次演講應該避免引起爭議，”懷亞特提醒她。“但我應該遵循前任的慣例”，她反駁道。“當初麥克米蘭在他的首次演講中攻擊了我。”話雖如此，但實際上查爾斯·鮑威爾為她寫的演講卻相當優雅和藹，甚至還有些機智詼諧。盡管她不同意政府支持馬斯特裏赫特條約，但她又對梅傑的領導能力給予肯定，相信他能夠發揮英國在歐共體部長會議上的領導作用，從而將歐共體的發展引往正確的方向。
然而，她的克製還是時間太短暫了。8月她在瑞士寫作回憶錄期間，波斯尼亞副總統前來拜訪，請求她為他的國家再做一番呼籲。她立刻在大西洋兩岸發表一係列文章和電視訪談，呼籲采取軍事手段製止塞爾維亞人對戈拉日代和薩拉熱窩的襲擊，終止“種族清洗”的殘暴政策，挽救波斯尼亞人的祖國。她聲稱，波斯尼亞的慘劇“讓人聯想到納粹最殘暴的惡行”。她對歐盟的“麻木”態度感到絕望，呼籲美國帶頭阻止種族屠殺。她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認為“最實用的工具”就是北約組織。巴爾幹半島並不是“局外地區”，而是歐洲的一部分。有些人認為西方幹預隻能加劇衝突。對於持這種觀點的人，她回應說，自己並未提議進行全麵的軍事入侵，隻是轟炸塞爾維亞的補給線，並放鬆對波斯尼亞的武器禁運，讓波斯尼亞人民能夠購買武器武裝自己。然而，各方對她的話都充耳不聞。除了幾個例外，兩黨大多數議會議員，社會上層大部分，以特德·希思為代表的資深政治家，以及大多數評論員都支持英國外交部的立場，即英國對插手巴爾幹爭端毫無興趣。坦白地講，許多人認為最好的結果就是塞爾維亞人迅速獲勝。梅傑和赫德最多能做的，也不過就是派遣英國軍隊參與聯合國部隊，保護人道主義的救援行動；但是這種行動隻能加劇各界反對軍事幹預的呼聲，因為北約組織一旦轟炸塞爾維亞，英國軍隊就會成為複仇的靶子。道格拉斯·赫德仍然相信，西方的積極幹預隻能讓流血衝突愈演愈烈，讓本已糟糕的局勢雪上加霜。
然而，撒切爾夫人仍舊堅持自己的主張，在之後的3年裏對政府怠惰的鄙夷與日俱增，直到美國最終插手巴爾幹衝突，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把塞爾維亞人重新逼到談判桌。1992年12月，她對波斯尼亞可能發生的“大屠殺”提出警告，堅稱：“我們本可以阻止屠殺的發生。現在阻止也還為時不晚。”她說，由於西方把這場衝突視為純粹的內戰，“實際上縱容了劊子手”。1993年4月，斯雷布雷尼察發生了第一次大屠殺，1995年7月又發生了第二次大屠殺，殘酷血腥的程度更是變本加厲。她駁斥赫德反對放鬆武器禁運的借口——放鬆禁運隻能擴大“死亡地帶”——不過是“蹩腳而可恥的”措辭。波斯尼亞“早就成了一個屠殺場，我相信在歐洲再看不到第二個”。正在發生的恐怖行為“不配歐洲，不配西方，不配美國……這裏屬於歐洲的影響範圍，也應該在歐洲的良知範圍之內……我們簡直就是大屠殺的從犯。”據說她私下曾經對赫德說：“道格拉斯啊，道格拉斯，跟你比起來，張伯倫就像個戰爭販子。”
回頭看來，撒切爾夫人的觀點可能是正確的。人們尊重梅傑、赫德還有最初的比爾·克林頓(於1993年接替喬治·布什擔任美國總統)采取不偏袒的立場，不願使戰爭升級的態度。他們的本能反應一直是通過一係列的調停行動達成停火，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他們不相信塞爾維亞人會如此殘忍而無理。然而，無情的事實卻是，正是部署了美國軍隊，最終才讓塞爾維亞人1995年簽署了代頓協議。盡管有些自我標榜為“現實主義者”的人堅持實用主義立場，然而撒切爾夫人對人性的悲觀看法以及她所堅持的必須采取軍事力量打敗侵略者的立場卻更為現實。假如歐洲能夠在自己的後院堅決地采取行動的話，這場屠殺本可以早點終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貫反對歐洲形成單一外交政策的她，居然呼籲歐洲各國在波黑采取統一行動。可悲的是，波黑發生的一係列事件證明了她對歐洲的懷疑是有道理的，並再次證明了她的觀點——如果美國不發揮領導作用，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爭端都不會得到解決。
英國政府更容易忽視前首相在波斯尼亞問題上的說教。到1992年秋，當馬斯特裏赫特條約呈現議會麵前時，她在家門口對他們造成更大的困難。9月16日被稱作“黑色星期三”，諾曼·拉蒙特十分丟臉地被迫放棄英國歐洲匯率機製成員的身份，政府在關於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的辯論上拉開了可能最糟糕的序幕。在加入歐洲匯率機製問題上，在與勞森和豪經過那麽多的爭執與較量之後，1990年10月撒切爾夫人終於勉強默許加入。然而僅僅在兩年後，英鎊被迫以150億黃金儲備的代價，被擠出該機製，對政府金融管理方麵的聲譽構成沉重的打擊，這方麵的聲譽以後再也沒有得以恢複。梅傑擔任財政大臣時，爭取撒切爾夫人同意英國加入已經延遲了的歐洲匯率機製曾經是他個人的重大勝利：然而現在，提早退出該機製毀壞了他的首相生涯。當時身處華盛頓的撒切爾夫人不免感到欣喜。“試著與市場作對，那麽市場就會跟你過不去。”盡管她不能公開地表示幸災樂禍，但在私下她卻毫無拘束地宣揚自己的判斷何其正確。拉蒙特告訴懷亞特，她“給所有的朋友打電話說，‘還不精彩嗎？我早就跟你們這麽說過，還有……’”她對任何重新加入歐洲匯率機製的想法都提出警告，敦促政府通過降低利率抗擊經濟衰退，充分利用退出該機製這一機會。
11月4日，回到威斯敏斯特，在舉行所謂“鋪墊性”投票中，政府麵臨兩個至關重要的分歧。這次投票是梅傑發起的，目的是在馬斯特赫裏特草案進入委員會審議階段之前，穩住他的歐洲盟友。由於保守黨整個多數議席隻有21席，而且有二三十位歐洲懷疑派議員威脅要投政府的反對票，梅傑的首相之位命懸一線。議會督導全力以赴，但撒切爾夫人卻把搖擺不定的後排議員召集到她的房間，明確地告知她期待他們怎樣去做。在最後一刻，梅傑親自將幾位主要歐洲懷疑派人士哄進了政府的遊說團，承諾隻有在第二次丹麥全民公決後政府才會最終批準這項(馬斯特裏赫特)條約。通過這個手段，政府以6票的優勢贏得了第一個分歧，又以3票的多數贏得了第二個分歧。梅傑差點丟了烏紗帽。但是他不能忘記，在自己遭遇首相生涯的最大危機時，他的前任卻不惜餘力地要毀掉他。
1993上半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撒切爾夫人集中精力寫作回憶錄，而下院通過了馬斯特裏赫特法案，在委員會討論階段僅僅遭遇兩次小的挫折。然而到了6月，該法案到上院時，撒切爾夫人再次現身，在上院帶頭發動攻擊，她否認該條自然地沿襲了她之前簽署的《歐洲單一法》，宣稱“我可永遠不會簽署這種條約”，並要求在政府批準該條約之前舉行全民公投。然而有威利·懷特洛、傑弗裏·豪以及約翰·韋克姆替政府說話，條約還是以壓倒多數獲得通過。但是，條約通過給保守黨內部造成的深深裂痕卻一直難以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