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器官移植實現“不中斷血流”移植

何曉順教授及團隊從肝移植到多器官移植再到“不中斷血流”移植，何曉順團隊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不中斷血流’的肝移植手術，已經成功完成4例。”8月中旬，在廣州中山一院器官移植學科帶頭人辦公室裏，我國著名器官移植專家、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舒了一口氣，笑了。看似輕描淡寫的話語背後，是人類器官移植事業的新篇章——
文/ 記者 豐西西 實習生 王建 通訊員 李紹斌 彭福祥
2017年7月23日，中國醫生何曉順團隊成功完成全球首例“不中斷血流”人體肝移植手術，通過自主研發的多器官功能修複係統，從根本上解決了傳統器官移植過程中“器官缺血損傷”這一困擾移植界半個多世紀的技術難題，讓器官以更“鮮活”的狀態在受者體內“立即工作”。
著名器官移植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學浩說，這項技術是對現有器官移植技術的顛覆性創新，該理念完全有可能拓展至其他器官的移植，有望將器官移植學科的發展帶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對於這樣的結果，熟知何曉順的人並不感到意外。從1988年接觸器官移植到現在，何曉順這個名字總是會和“國內首例”、“亞洲首例”、“國際首次”等這種字眼聯係在一起。就像一名“拓荒者”，何曉順不斷奮力開辟器官移植領域新的天地。
“其實，所有的創新靈感，都來自患者的實際需求。”何曉順說，作為挽救各類終末期疾病患者的最後手段，器官移植手術和其他手術最大的不同在於：如果做，風險極大；如果不做，患者往往失去救治的機會。近30年來，他和他的團隊，就在這樣的艱難選擇中不斷前行，曆經艱險磨難，創造出一個個新的奇跡。
師從黃潔夫教授 重啟肝移植項目
何曉順如今是中山一院副院長、東院院長，而他更為人熟知的名號是中山一院器官移植學科帶頭人。1988年，到中山醫科大學讀研究生的他，師從當時剛從國外回來的中山一院教授、後來曾擔任國家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潔夫。當時，中國肝移植項目已經停頓了十多年，黃潔夫從國外帶回了先進的經驗，打算“重啟”這項需求量非常大的項目。
選擇肝移植方向，何曉順也曾遭遇勸阻，“別人覺得，這個方向短期內沒有前景，但我總是覺得，在中國這個‘乙肝大國’，終末期肝病病人那麽多，總是值得去試試。”於是，從24歲到29歲，何曉順都跟著黃潔夫“泡”在器官移植領域裏，逐漸成為了老師的第一助手。
當時，我國肝移植剛剛重啟，硬件軟件都跟不上，國內早期肝移植的成功病例也並不多，加上國內外疾病譜的差異，這5年裏，黃潔夫、何曉順這樣的“先行者”們幾乎嚐遍了所有的失敗和挫折——“幾乎有一種看不到曙光的感覺，但還是堅持了下來。”
1993年4月，何曉順參與了第一例人體肝移植手術。黃潔夫是主刀醫生，此時的何曉順博士尚未畢業，負責取供體。時隔24年，他仍對那台手術印象深刻：一位30多歲的男患者，肝癌複發，除了器官移植已沒有別的辦法。
1993年至1997年，中山一院僅做了10台器官移植手術，而同時期，全國器官移植手術總共也才做了19台，“當時我們經常很無奈地開玩笑，醫院器官移植手術量占了全國一半以上。”
1998年，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單獨成立科室，手術量也比之前有了較大的增長，當年就做了十幾例肝移植手術，一年的手術量是前4年的總和。2001年，黃潔夫赴任國家衛生部副部長，2003年，器官移植科元老陳規劃調往中山三院，科室的重任落在了39歲的何曉順身上。正是這樣的“臨危受命”，讓何曉順毅然挑大梁。“那時候的器官移植科很有意思，一個主任帶著幾個剛畢業的研究生，我就是那個主任。”每每說到艱難處，何曉順總是會笑，仿佛那是別人的經曆。

患者多器官移植 全亞洲首例成功
2004年-2006年，中山一院肝移植手術迎來高峰，每年有150-180例。期間最為人稱道的，是2004年5月28日，中山一院成功為一名胰腺癌合並多發性肝轉移的女患者實施了多器官移植手術：一次切除病人的肝、膽、脾、胰、胃、十二指腸、大小網膜及部分小腸，換上健康的肝、胰及十二指腸。這是全亞洲首例獲得成功的多器官移植病例。
“在此之前，國內有人嚐試過多器官移植，病人沒出ICU就不幸離世了。”何曉順說，多器官移植手術中，患者腹腔幾乎被掏空，其風險可想而知。得益於充分的術前準備，持續9個多小時，手術順利結束，非常成功。術後恢複也非常順利，幾個小時後，這名28歲的女患者順利轉出ICU。
不過，將患者腹部“掏空”的傳統做法，又碰到了新困境。器官切除越多，並發症發生概率越高，需要免疫抑製的強度越高，帶來的感染問題越嚴重。很多患者術後死亡，就是因為感染。
圍繞這個新問題，何曉順和他的團隊又開始攻堅。經過近10年的探索，何曉順終於首創出“簡化式多器官移植”這一新術式，創新了含動脈和靜脈重建、消化道重建，以及低強度免疫抑製治療方案等簡化式多器官移植技術體係，不但極大地縮短了手術時間，也顯著減少了患者的創傷和術後並發症。得益於此項新術式，中山一院實施的該類手術不僅數量上全球最多，而且100%的手術成功率使得該院的該技術在國際上傲視群雄。從此，晚期肝病合並糖尿病的患者有了新的理想治愈手段。憑借腹部多器官移植及器官聯合移植的技術創新與臨床應用，何曉順及其團隊獲得2015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之後，何曉順團隊在多器官移植手術成功的基礎上，還將此技術運用於胰腎聯合移植治療糖尿病患者。何曉順說，把壞了的胰腺和腎髒一起換，不僅可以治療糖尿病、糖尿病腎病，而且不少病例的隨訪結果顯示，此前由糖尿病引起的其他病變如視網膜病變等並發症也得到逆轉。2005年，他的團隊首次為尿毒症合並糖尿病的患者實施了手術，患者術前每天要打六七十個單位的胰島素“續命”的治療方式得到改變，術後恢複特別好，生活質量大幅度提高，現已健康存活了12年。
為解決器官短缺 致力於自願捐獻
2008年，何曉順被調任中山一院黃埔院區擔任院長。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他著手了一件誰也不看好的新事物——公民身後器官捐獻。其實，時至如今，器官短缺仍是製約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發展的瓶頸。根據國家衛計委估算，我國每年需要接受移植的患者約30萬人，而實際能接受移植患者不足1萬人，大量患者在等待器官過程中死亡。
“器官移植事業，都是被逼出來的。”事後證明，在當時那種條件下，牽頭做公民身後器官捐獻，是何曉順做的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在中山一院黃埔院區，他把院內各個科室協調起來，創立了國內最早的院內器官獲取組織（OPO），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據了解，他和團隊在我國公民器官捐獻的起步階段，一直是領跑者。不僅捐獻例數長期位居國內首位，還創立了我國首個“器官捐獻誌願者登記網站”；創辦了器官捐獻國際合作論壇；主編了國內首部器官捐獻專著，主持製定了國內首部器官捐獻指南；牽頭建立包括哈佛大學等在內的國際器官移植研究平台。在總結大量器官捐獻臨床經驗的基礎上，該團隊立足於中國國情，建立了我國公民器官捐獻的支撐技術體係，為我國器官移植的成功轉型發揮了先鋒與示範作用，受到國家衛計委和國際社會的肯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還編寫了全國第一本器官捐獻科普教材《器官捐獻500問》，麵向普通讀者，普及器官捐獻科學知識。
在2012年全國器官捐獻總結大會上，何曉順作為唯一的專家代表發言，介紹器官捐獻的“廣東經驗”。也就是在那一年，中山一院在全國率先實現了公民身後器官捐獻成為首要器官來源。
創器官捐獻製度 被譽為亞洲典範
國際上，移植器官主要來源於腦死亡器官捐獻，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製度與技術體係。然而，因傳統觀念及法律背景的差異，腦死亡概念在我國尚未被廣為接受。何曉順團隊花了十多年鑽研，創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以心髒死亡捐獻為主體的器官捐獻模式。在這套模式下，可以用技術判斷評估什麽樣的供體適合捐獻，把潛在的捐獻者找出來，並預測對方的心跳死亡時間，同時，針對缺血狀態下的器官損傷，能夠評估其損傷程度。在他們的努力下，這一切都成為了一整套體係。
也正是因為這一模式的誕生，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在十多年裏增加了百倍之多。而這一名為《公民身後器官捐獻的支撐技術創新與推廣使用》的研究成果，獲得了2016年度廣東省科學技術獎一等獎，何曉順教授本人也榮膺廣州市科技市長獎。據統計，至2015年底，來自公民身後捐獻的器官移植，已經挽救了14000多位終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使得中國成為國際上器官捐獻工作進展最快的國家和全球第二大移植大國。世界衛生組織對此的評價是“亞洲地區器官捐獻改革的成功典範”。
“不中斷血流”移植 將成為移植主流
一個又一個成果被拿下，他的腳步卻從未停歇。何曉順似乎已經習慣了當“拓荒者”，他始終保持著極強的敏感性和高度熱情。於是，便有了此次轟動全球的“不中斷血流”肝移植手術。這項被業內高度評價為“開啟器官移植2.0時代”的成就，並沒有讓何曉順打算稍微地停頓。“我們這一代人，吃過苦，處於現在的時代，幸福感很強。我隻想在有限的時間裏做出一些事情。”何曉順說，在中山一院，文化的傳承格外明晰，老一輩醫生們高潔的職業操守和精神，像旗幟一般激勵著後人學習。
如今的何曉順，依舊保持著一位臨床醫生的日常，查房、看診、手術、科研。“隻要我有空，我就會去病房看患者，哪怕他的數據指標已經被放到我辦公桌，隻有親眼看到他們的狀態，我才能真正放心。”何曉順說，無論如何，他的首要身份還是一名醫生。
如今，他和團隊正在籌備將“不中斷血流”肝移植技術逐漸優化，將其中的主要技術環節重新編寫，形成規範，逐步推廣。下一步，用這種技術開展的，很可能就是腎髒，接著是心髒，等等。“很可能，我會把我以前做過的全部推翻，邊走邊看吧，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它將會成為器官移植的主流術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