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台灣從威權政體轉變為憲政民主，固然是合力作用的結果，但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親手啟動終結威權時代的政治工程 ——馬英九：《曆久彌新的身影——蔣經國》
一、政治轉型的基本思想
1.向曆史交代，對曆史負責
1978年5月蔣經國當選“總統”，成為台灣地區集黨(此前已任國民黨中央主席〉、政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強人”。蔣經國可以像一切專製者或威權者那樣，握緊“槍、筆兩杆子”，利用軍警憲特鎮壓一切異見人士，固守“基業”，享盡特權。事實上，蔣經國在上任“總統”的最初幾年仍實行威權政治，在繼續振興經濟、厚植“國力”的同時，繼續白色恐怖，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但是，蔣經國沒有陶醉在台灣經濟的騰飛和一呼百應的感覺之中。
1986年10月10日，蔣經國在“國慶”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向曆史交代”的講話，表示要對曆史、對十億同胞、對全體華人有個交代。1987年5月，副“總統”李登輝向應邀訪台的美籍學者楊力宇提交了蔣經國“總統處理國家大政決策的基本原則”：“一、一切作為向曆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毀譽，而在於將來曆史上的評價。二、因應現實情勢所作成之決定，常不受他人之影響左右。三、企圖建立製度，求國家之長治久安，不求一時之方便。（楊力宇：《向曆史交代——蔣經國晚年的重大決策》)正是這種向曆史交代、對曆史負責的精神，使蔣經國力行政治革新，領導了一場不流血的“寧靜革命”。對此，馬英九感慨道：“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曆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曆久彌新。（馬英九：《曆久彌新的身影——蔣經國》）
2.尊重憲法，依憲治“國”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限製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利器，是現代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價值。台灣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於1946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通過，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該憲法遵循主權在民的理念，明確了公民權利的保障，規定了五權分立和地方自治的權力製衡製度等。但因國民黨當局在台灣長期“戒嚴”，使憲政受到很大束縛，憲法基本成為掩蓋一黨專政的遮羞布。
蔣經國晚年多次強調要尊重憲法，依憲治“國”。1979年12月10日，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強調，實行民主憲政是“國家”政治建設應走的大道，必須繼續向前邁進，決不容許後退。1984年3月蔣經國連任“總統”後表示：“當秉承憲法及大會賦予之職責，為‘國’效命，為民服務”。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說：“‘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他聲明：切按憲法行事，不允許任何違憲行為。據《國民黨下台內幕》一書透露，1985年12月25日，蔣經國在主持行憲紀念大會等三個會議聯合典禮時，突然離開預先準備好的講稿說：“現在，有兩個問題，經國想做一個明確的說明：第一就是，‘總統’繼承者的問題……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生……有人或許要問，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複是，不能也不會。第二就是，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向來統治‘國家’？我的答複是，不能也不會。執政黨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莊大道，絕不會變更憲法，同時也絕不可能有任何違背憲法的統治方式產生。”這是蔣經國首次公開表態，斷言力行憲法，排除軍人幹政，結束蔣家獨裁。蔣經國還強調，要保障憲法前提下的公民集會、結社、組黨權利。
1986年10月7日，他對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說：“我們向來都理解人民有集會及組織執政團體的權利。不過，他們必須承認憲法，並且認同根據憲法所製定的‘國家’體製……不得從事任何分離運動——我所指的是‘台獨’運動，如果他們符合這些要求，我們將容許成立新黨。”〈《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15輯第417頁）當時在現場傳譯的馬英九回憶說，當他把蔣經國所說的“開放政黨合法登記”等關鍵詞翻譯給訪客時，他好像觸電一樣，產生了一種“我們正在改寫曆史”的強烈感覺。
3.順應"社會變遷和民心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主浪潮席卷全球。在亞洲，韓國民主鬥士金大中與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誓死反抗李承晚、樸正熙、全鬥煥獨裁政權。1986年2月菲律賓獨裁者馬科斯政權被推翻，更成為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在台灣，1979年12月10日，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在高雄市組織數千民眾舉行紀念“國際人權日”集會遊行，民眾高呼“打倒特務統治”、“反對國民黨專政”等口號，要求民主與自由。軍警奉命鎮壓，釀成雙方近200人受傷的“美麗島事件”，或稱“高雄事件”。
1986年3月底，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張，強調“要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麵革新”。會議決定調整政策，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地方自治法製化、推動黨務革新等。台港輿論界一致認為“國民黨以今春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為契機，也下了求變的決心”。毫無疑問，這些“新政”的實施，必會推動國民黨向現代民主政黨轉型。不解、懷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蔣經國在一次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上明確作答，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製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15輯第323頁)蔣經國努力順應時勢和民意這一點，對其屬下影響至深。宋楚瑜回憶說跟隨經國先生十四年，有幸與聞機要，參與變革，我所學到與體認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為政者要從民眾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不要光從政府或政黨的角度看問題，政府不一定全是對的，民眾的聲音常有它的道理。我們隻要以民眾的角度來理解問題，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順利推動；並得到民眾肯定。”（宋楚瑜：《蔣經國先生的改革之路》）
4.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
晚年蔣經國的眼界已超越了個人、家族、黨團利益，用其手中之權努力推動社會民主化。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在台北正式成立，因當時“黨禁”未開，民進黨從程序上屬於非法。一些國民黨要員要求對民進黨施以鎮壓，情治部門也向蔣經國提交了抓捕名單，但蔣經國沒有批準“抓”、“殺”，他忠告這些人：“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他強調：“應采取溫和的態度，以人民、‘國家’安定為念處理事情。”他指出：“黨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針、原則，不能因客觀情形的變化而改變，必須維持下去(李登輝1986年9月30日記，見台灣《中央日報》1993年12月2日）蔣經國默認民進黨成立，這是台灣政治轉型的重大突破點，對此，一些人是難以理解的。1986年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再次強調：“個人的生死毀譽並不足惜，重要的是‘國家’、民族的命脈。”“凡執政黨同誌，應以中國國民黨一向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誠意和開明的豁達，積極求進的作為，與所有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憲政更充實、更完美”。
5.“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蔣經國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觸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權，招致種種反對和阻力。在蔣經國簽署解除“戒嚴令”前後，國民黨內許多人向蔣經國提出質疑，擔心開放黨禁報禁之後，國民黨會否丟掉權杖？會否就此亡黨？會否“天下”大亂？……“國策顧問”沈昌煥提醒蔣經國：“這樣做，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淡定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還說過：“世上沒有萬年的執政黨，即使被人民選下台，將來政績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選上。”在2000年大選時，國民黨被多數台灣民眾拋棄，成為在野黨。國民黨下台後，經過痛定思痛，割癰去疽，在2008年被台灣民眾重新舉上執政之位，驗證了蔣經國的預言。
二、蔣經國關於政治轉型的主要措施
蔣經國不僅有上述政治轉型的基本思想，而且采取了一係列政治轉型的措施，推動了台灣社會的政治轉型。
1.調整決策機構
為了推動政治轉型，蔣經國根據對“政治革新”的態度調整領導成員，提升開明派力量。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後中常委撤換了4人：撤下的是孫運璿、馬紀壯、閻振興和趙自齊，換上的是李煥、吳伯雄、施啟楊和陳履安。這一措施，減少了中常會內部對“政治革新”的阻力，為政治轉型創造了決策層條件。
2.組織“革新小組”
要實現政治轉型，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設立專職機構，加強民主研究，指導民主實踐。蔣經國從中常委中選出嚴家淦、謝東閔、李登輝、穀正綱、黃少穀、俞國華、倪文亞、袁守謙、沈昌煥、李煥、邱創煥、吳伯雄12人，組成“革新小組”，專門研究“政治革新”。蔣經國要求他們：“先選擇最重要的來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3.解除“戒嚴令”
1949年5月台灣當局和台灣警備司令部頒布“台灣地區緊急戒嚴令”，規定“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布謠言”等。
蔣經國指示“革新小組”：“戒嚴問題應列為第一優先”，“應朝解除戒嚴及準許新黨成立的政策方向前進”。1986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根據蔣經國提議，以舉手表決方式通過“解除戒嚴”決議。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公布施行“國家安全法”，同時正式解除在台灣實施了38年的戒嚴。蔣經國指出‘解嚴’將使台灣邁向一個更民主、更自由、更進步的時代。”解除“戒嚴”，是保障台灣人民的權益、實現台灣民主化的關鍵措施。
4.開放“黨禁”
即恢複民眾結社自由權力，準許成立包括政黨在內的政治團體。早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後，蔣經國就曾有與黨外反對者溝通的安排，據宋楚瑜回憶：“當黨外運動崛起，經國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開始介人與黨外和各種反對勢力溝通。（宋楚瑜：《蔣經國先生的改革之路》）蔣經國在接受聯邦德國記者采訪時，公開承認黨外反對運動對社會進步有助益。1986年9月初，蔣經國對美國記者表示，國民黨已在研究開放黨禁問題。1986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在通過“解除戒嚴”決議的同時，通過開放“黨禁”決議。
正式解除“戒嚴”、“黨禁”後不久，台灣就有60多個政治團體申請注冊成立政黨(其中20個獲得通過截止到1991年底，登記注冊的社會團體多達137個，未登記的黨派和政治團體也為數不少。
5.開放“報禁”
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中華民國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在“戒嚴”期間，這些自由在台灣地區並沒有完整履行。
蔣經國主政後對媒體界較為寬容，《八十年代》《美麗島》等黨外政論性刊物都被允許出版。1988年元旦亦即蔣經國過世前13天，在蔣經國的指示下，正式解除“報禁”。從此，自由媒體不再被視為起哄鬧事、“動搖國本”的“亂源”，台灣進入全新的資訊流通時代。
到2007年9月，台灣擁有報紙2273家，廣播電台178家，通訊社1260家。到2010年7月，雜誌達7088家。1990年台灣允許私人開辦有線和衛星電視企業，至2005年台灣已有63個有線電視係統。
6.“革新黨務”
為適應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開放“報禁”後的新形勢，必須改進國民黨的工作，把國民黨轉型為現代政黨。蔣經國強調“黨務革新”是“政治革新”的關鍵，而“黨務革新”的重點，“最要緊的是放棄自私自利的觀念，糾正心理上的錯誤（《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15輯第336頁）在蔣經國努力“提高黨的競爭能力”的要求下，國民黨從思想、觀念、組織、訓練等各方麵進行了重新規劃和改進。國民黨“置之死地而後生”，今天已脫胎換骨，成為新型政黨。
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後，由他開創的政治轉型事業繼續深人。1991年4月，台灣製訂了“憲法增修條文”，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2年5月，廢止了“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1994年12月，省長及台北、高雄市長直選。1996年3月，首次“總統”直選。
今天的台灣，民主競選、分權製衡、輿論監督、結社自由、地方自治，被稱為是“亞洲和世界 民主的燈塔(《美國總統布什2008年3月22日致馬英九賀函）馬英九在蔣經國逝世15周年時發表的追思文章《曆久彌新的身影——蔣經國》中說：“15年來，在任何一個‘誰對台灣貢獻最大？ ’的民調中， 經國先生始終高居第一。”
（作者為河北大學馬列教研部教授）
本文來源：炎黃春秋
一、政治轉型的基本思想
1.向曆史交代，對曆史負責
1978年5月蔣經國當選“總統”，成為台灣地區集黨(此前已任國民黨中央主席〉、政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強人”。蔣經國可以像一切專製者或威權者那樣，握緊“槍、筆兩杆子”，利用軍警憲特鎮壓一切異見人士，固守“基業”，享盡特權。事實上，蔣經國在上任“總統”的最初幾年仍實行威權政治，在繼續振興經濟、厚植“國力”的同時，繼續白色恐怖，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但是，蔣經國沒有陶醉在台灣經濟的騰飛和一呼百應的感覺之中。
1986年10月10日，蔣經國在“國慶”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向曆史交代”的講話，表示要對曆史、對十億同胞、對全體華人有個交代。1987年5月，副“總統”李登輝向應邀訪台的美籍學者楊力宇提交了蔣經國“總統處理國家大政決策的基本原則”：“一、一切作為向曆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毀譽，而在於將來曆史上的評價。二、因應現實情勢所作成之決定，常不受他人之影響左右。三、企圖建立製度，求國家之長治久安，不求一時之方便。（楊力宇：《向曆史交代——蔣經國晚年的重大決策》)正是這種向曆史交代、對曆史負責的精神，使蔣經國力行政治革新，領導了一場不流血的“寧靜革命”。對此，馬英九感慨道：“我們崇敬他，就因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曆練乃至意識形態的局限，務實肆應變局，進而開創新局，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影，不僅不曾褪色，反而曆久彌新。（馬英九：《曆久彌新的身影——蔣經國》）
2.尊重憲法，依憲治“國”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限製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利器，是現代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價值。台灣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於1946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通過，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該憲法遵循主權在民的理念，明確了公民權利的保障，規定了五權分立和地方自治的權力製衡製度等。但因國民黨當局在台灣長期“戒嚴”，使憲政受到很大束縛，憲法基本成為掩蓋一黨專政的遮羞布。
蔣經國晚年多次強調要尊重憲法，依憲治“國”。1979年12月10日，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強調，實行民主憲政是“國家”政治建設應走的大道，必須繼續向前邁進，決不容許後退。1984年3月蔣經國連任“總統”後表示：“當秉承憲法及大會賦予之職責，為‘國’效命，為民服務”。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說：“‘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他聲明：切按憲法行事，不允許任何違憲行為。據《國民黨下台內幕》一書透露，1985年12月25日，蔣經國在主持行憲紀念大會等三個會議聯合典禮時，突然離開預先準備好的講稿說：“現在，有兩個問題，經國想做一個明確的說明：第一就是，‘總統’繼承者的問題……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生……有人或許要問，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複是，不能也不會。第二就是，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向來統治‘國家’？我的答複是，不能也不會。執政黨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莊大道，絕不會變更憲法，同時也絕不可能有任何違背憲法的統治方式產生。”這是蔣經國首次公開表態，斷言力行憲法，排除軍人幹政，結束蔣家獨裁。蔣經國還強調，要保障憲法前提下的公民集會、結社、組黨權利。
1986年10月7日，他對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說：“我們向來都理解人民有集會及組織執政團體的權利。不過，他們必須承認憲法，並且認同根據憲法所製定的‘國家’體製……不得從事任何分離運動——我所指的是‘台獨’運動，如果他們符合這些要求，我們將容許成立新黨。”〈《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15輯第417頁）當時在現場傳譯的馬英九回憶說，當他把蔣經國所說的“開放政黨合法登記”等關鍵詞翻譯給訪客時，他好像觸電一樣，產生了一種“我們正在改寫曆史”的強烈感覺。
3.順應"社會變遷和民心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主浪潮席卷全球。在亞洲，韓國民主鬥士金大中與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誓死反抗李承晚、樸正熙、全鬥煥獨裁政權。1986年2月菲律賓獨裁者馬科斯政權被推翻，更成為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在台灣，1979年12月10日，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在高雄市組織數千民眾舉行紀念“國際人權日”集會遊行，民眾高呼“打倒特務統治”、“反對國民黨專政”等口號，要求民主與自由。軍警奉命鎮壓，釀成雙方近200人受傷的“美麗島事件”，或稱“高雄事件”。
1986年3月底，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張，強調“要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麵革新”。會議決定調整政策，包括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地方自治法製化、推動黨務革新等。台港輿論界一致認為“國民黨以今春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為契機，也下了求變的決心”。毫無疑問，這些“新政”的實施，必會推動國民黨向現代民主政黨轉型。不解、懷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蔣經國在一次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上明確作答，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製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15輯第323頁)蔣經國努力順應時勢和民意這一點，對其屬下影響至深。宋楚瑜回憶說跟隨經國先生十四年，有幸與聞機要，參與變革，我所學到與體認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為政者要從民眾的角度看問題。’我們不要光從政府或政黨的角度看問題，政府不一定全是對的，民眾的聲音常有它的道理。我們隻要以民眾的角度來理解問題，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順利推動；並得到民眾肯定。”（宋楚瑜：《蔣經國先生的改革之路》）
4.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
晚年蔣經國的眼界已超越了個人、家族、黨團利益，用其手中之權努力推動社會民主化。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在台北正式成立，因當時“黨禁”未開，民進黨從程序上屬於非法。一些國民黨要員要求對民進黨施以鎮壓，情治部門也向蔣經國提交了抓捕名單，但蔣經國沒有批準“抓”、“殺”，他忠告這些人：“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他強調：“應采取溫和的態度，以人民、‘國家’安定為念處理事情。”他指出：“黨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針、原則，不能因客觀情形的變化而改變，必須維持下去(李登輝1986年9月30日記，見台灣《中央日報》1993年12月2日）蔣經國默認民進黨成立，這是台灣政治轉型的重大突破點，對此，一些人是難以理解的。1986年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再次強調：“個人的生死毀譽並不足惜，重要的是‘國家’、民族的命脈。”“凡執政黨同誌，應以中國國民黨一向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誠意和開明的豁達，積極求進的作為，與所有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憲政更充實、更完美”。
5.“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蔣經國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觸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權，招致種種反對和阻力。在蔣經國簽署解除“戒嚴令”前後，國民黨內許多人向蔣經國提出質疑，擔心開放黨禁報禁之後，國民黨會否丟掉權杖？會否就此亡黨？會否“天下”大亂？……“國策顧問”沈昌煥提醒蔣經國：“這樣做，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淡定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還說過：“世上沒有萬年的執政黨，即使被人民選下台，將來政績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選上。”在2000年大選時，國民黨被多數台灣民眾拋棄，成為在野黨。國民黨下台後，經過痛定思痛，割癰去疽，在2008年被台灣民眾重新舉上執政之位，驗證了蔣經國的預言。
二、蔣經國關於政治轉型的主要措施
蔣經國不僅有上述政治轉型的基本思想，而且采取了一係列政治轉型的措施，推動了台灣社會的政治轉型。
1.調整決策機構
為了推動政治轉型，蔣經國根據對“政治革新”的態度調整領導成員，提升開明派力量。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後中常委撤換了4人：撤下的是孫運璿、馬紀壯、閻振興和趙自齊，換上的是李煥、吳伯雄、施啟楊和陳履安。這一措施，減少了中常會內部對“政治革新”的阻力，為政治轉型創造了決策層條件。
2.組織“革新小組”
要實現政治轉型，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設立專職機構，加強民主研究，指導民主實踐。蔣經國從中常委中選出嚴家淦、謝東閔、李登輝、穀正綱、黃少穀、俞國華、倪文亞、袁守謙、沈昌煥、李煥、邱創煥、吳伯雄12人，組成“革新小組”，專門研究“政治革新”。蔣經國要求他們：“先選擇最重要的來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3.解除“戒嚴令”
1949年5月台灣當局和台灣警備司令部頒布“台灣地區緊急戒嚴令”，規定“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嚴禁以文字標語或其他方法散布謠言”等。
蔣經國指示“革新小組”：“戒嚴問題應列為第一優先”，“應朝解除戒嚴及準許新黨成立的政策方向前進”。1986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根據蔣經國提議，以舉手表決方式通過“解除戒嚴”決議。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公布施行“國家安全法”，同時正式解除在台灣實施了38年的戒嚴。蔣經國指出‘解嚴’將使台灣邁向一個更民主、更自由、更進步的時代。”解除“戒嚴”，是保障台灣人民的權益、實現台灣民主化的關鍵措施。
4.開放“黨禁”
即恢複民眾結社自由權力，準許成立包括政黨在內的政治團體。早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後，蔣經國就曾有與黨外反對者溝通的安排，據宋楚瑜回憶：“當黨外運動崛起，經國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開始介人與黨外和各種反對勢力溝通。（宋楚瑜：《蔣經國先生的改革之路》）蔣經國在接受聯邦德國記者采訪時，公開承認黨外反對運動對社會進步有助益。1986年9月初，蔣經國對美國記者表示，國民黨已在研究開放黨禁問題。1986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在通過“解除戒嚴”決議的同時，通過開放“黨禁”決議。
正式解除“戒嚴”、“黨禁”後不久，台灣就有60多個政治團體申請注冊成立政黨(其中20個獲得通過截止到1991年底，登記注冊的社會團體多達137個，未登記的黨派和政治團體也為數不少。
5.開放“報禁”
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中華民國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在“戒嚴”期間，這些自由在台灣地區並沒有完整履行。
蔣經國主政後對媒體界較為寬容，《八十年代》《美麗島》等黨外政論性刊物都被允許出版。1988年元旦亦即蔣經國過世前13天，在蔣經國的指示下，正式解除“報禁”。從此，自由媒體不再被視為起哄鬧事、“動搖國本”的“亂源”，台灣進入全新的資訊流通時代。
到2007年9月，台灣擁有報紙2273家，廣播電台178家，通訊社1260家。到2010年7月，雜誌達7088家。1990年台灣允許私人開辦有線和衛星電視企業，至2005年台灣已有63個有線電視係統。
6.“革新黨務”
為適應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開放“報禁”後的新形勢，必須改進國民黨的工作，把國民黨轉型為現代政黨。蔣經國強調“黨務革新”是“政治革新”的關鍵，而“黨務革新”的重點，“最要緊的是放棄自私自利的觀念，糾正心理上的錯誤（《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15輯第336頁）在蔣經國努力“提高黨的競爭能力”的要求下，國民黨從思想、觀念、組織、訓練等各方麵進行了重新規劃和改進。國民黨“置之死地而後生”，今天已脫胎換骨，成為新型政黨。
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後，由他開創的政治轉型事業繼續深人。1991年4月，台灣製訂了“憲法增修條文”，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92年5月，廢止了“陰謀內亂罪”和“言論內亂罪”。1994年12月，省長及台北、高雄市長直選。1996年3月，首次“總統”直選。
今天的台灣，民主競選、分權製衡、輿論監督、結社自由、地方自治，被稱為是“亞洲和世界 民主的燈塔(《美國總統布什2008年3月22日致馬英九賀函）馬英九在蔣經國逝世15周年時發表的追思文章《曆久彌新的身影——蔣經國》中說：“15年來，在任何一個‘誰對台灣貢獻最大？ ’的民調中， 經國先生始終高居第一。”
（作者為河北大學馬列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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