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裴毅然，參考諸多史料以及當事人回憶錄，撰文《延安情戀》，披露中共在延安時期高層之間的兩性軼事。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鬧紅，提著腦袋鬧革命，犧牲之事經常發生，不可能對部屬在情戀方麵約束過緊。1933年5月18日，陶鑄在上海亭子間被捕，下了南京大獄。其妻曾（1911～1998）在閩東任臨時特委組織部長，同時相好於宣傳部長葉飛（後為上將、福建省委書記）、遊擊隊長任鐵峰，遭組織處分，“當時我思想不通，為什麽要我負主要責任？！隻因為我是女人嗎？我並沒有去招惹他們，但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我認為戀愛是我的權利……我對葉飛是有好感的……當時，我與他們兩人關係較好，工作之餘較常來往……陶鑄來信說，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恢複自由遙遙無期。而那時我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做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1]
高崗在西安看到省委領導逛妓院，起初很驚訝，後來理解了——環境險惡，說不定哪天就會掉腦袋，過一天算一天，還不該及時行樂麽？！1934年1月，高崗因奸汙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央紅軍到延安後，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還有所發展。隨著權位日高，部屬投好，女人送懷，高崗從西北一直“玩”到東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來哭訴丈夫“腐化”。[2]但“生活小節”並未影響高崗政治上一路走強，若非毛澤東權衡利弊棄高保劉，高崗差點取代劉少奇成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戀很快成為“問題”。此時，無論性別比例還是擁擠的居住條件，都決定中共隻能以獻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實。1937年9月“黃克功事件”以前，延安執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規定學習期間不準談戀愛不準結婚——全心意心撲在黨的事業上。黃克功死刑宣判大會上，張聞天結語中有“不談戀愛自然是最好。”[3]毛澤東專門到抗大作報告〈革命與戀愛問題〉，規定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學習的原則、自願的原則”，[4]雖解“不準戀愛”之禁，仍須“一切行動聽指揮”，戀愛可以自由，結婚必須批準，打胎則需要組織部介紹信。高崗在批準範元甄刮宮時說：“讓她刮吧，是個可以做工作的女同誌。”範很感激：“刮子宮一次兩次，黨一句話沒說地批準了兩次。”[5]
紅小鬼陳丕顯（1916～1995）在皖南新四軍部工作期間，二十來歲，常有人介紹對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對這位“紅軍老幹部”有好感，但項英、陳毅不同意，陳丕顯無法“繼續”。項陳首長後替他選了一位軍部女機要，由曾山批準，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6]延安婚戀屬於標本式的“革命+戀愛”，個體性愛與社會改造緊密結合，微觀行為綁縛宏觀價值，雅稱“一根扁擔挑兩頭”——一頭挑著未來道德、一頭挑著過去觀念，俗稱“同誌+性”。[7]
1941年，胡耀邦與李昭在延河邊“約愛三章”：先是革命同誌，然後才是生活伴侶；成家以後，不忘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大事業；要經受得住各種考驗，同舟共濟始終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紅色情侶們對未來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義，又有民主建國的政治途，精神幸福指數相當高。但禍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熱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嚐政治的苦澀。十分強烈的泛政治化全麵滲透延安生活，最個人化的婚戀問題上，他們接受的誡律也是政治訓令：在這偉大的時代中，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誌男女問題，首先要遵從組織決定。我們對一個“愛人”的要求，也正像對任何同誌的要求一樣，脫離不了“階級尺度”。必須有堅定不移的“立場”，正確的“觀點”和良好的“作風”。男的對女的，女的對男的，也沒有什麽兩樣。所以正確的戀愛觀，必須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與政治認識為基礎的！他所謂的“立場”是指“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是指“勞動觀點”（亦即所謂為工農兵服務的觀點），良好的“作風”是指反對“自由主義作風”的意思。[8]
25歲的李銳與21歲的妻子相約：“兩人關係以政治為主，時刻關心到政治。”夫婦幸福度取決於“進步速度”——組織信任與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範元甄家書：“我十年來對你感情要求之強烈，從來是伴隨著政治的……如果雙方不進步，是不可能有美滿的關係的。我有時決心要離婚就確是這樣想。”[9]
趙超構記述，被極力誇張的“同誌愛”對於延安女性的戀愛與結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響。既然同誌愛應該高於一切愛，那麽戀愛結婚也應該以同誌為第一條件了。個人愛憎的選擇也隻能在同誌之間運用了。這正如舊式婚姻以門第為第一條件，難道不會損傷到個人的戀愛自由麽？[10]
延安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1]1944年4月8∶1。[12]赴延女知青大多來自城鎮，形貌氣質較佳，擇偶餘地很大，行情熱俏，自我感覺“多麽的稀有和矜貴”。她們定譜“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論”，[13]非大官、大知識分子不嫁。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雖然她們一腦門子婦女解放、獨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還拉起“不嫁首長”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霽雲拒絕過劉少奇，[14]一抗大女生拒絕林彪校長的當麵求愛。[15]但她們中的絕大多數最終還是隻能以“革命價值”為價值，以職級高低為高低，以嫁給長征老幹部為榮。
[16]海倫·斯諾記載：“彭德懷的清教徒氣質，這種態度很自然使婦女們對他發生了興趣，她們發現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戰士曾設法引誘他，遭到了他的拒絕。”[17]真正堅持“平等”，終屬少數。
城鎮女性的到來，中共高幹層掀起一陣離婚再婚熱。除了毛澤東離賀子珍娶江青，美籍醫生馬海德向韓素音揶揄：“劉少奇曾四次離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18]工農幹部與小知識分子甚吃癟，1942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大會上批評某婦因愛人當了驢馬隊指導員，就不愛了。[19]男性選擇標準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腳、三是識字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價是直線上升。……男找女的，幾乎到了饑不擇食的地步。”[20]
女大學生在延河邊洗腳，對岸男同胞列隊傻看，女生擠眼直笑：“瞧，咱們的‘尾巴’又來了！”時間一長，女生將常來河邊的男人呼為“河防司令”，內中還有後來的“開國元勳”。抗聯出身的留蘇女生黎俠，每天清晨都能在窯洞窗口發現幾封求愛信；哈爾濱姑娘郭霽雲“回頭率”極高，許多男性以各種方式求愛；南方姑娘鍾路遭南洋華僑及廣東男士“圍追堵截”，窯洞門縫、衣服口袋塞滿字條，人稱“被圍困的女八路”，被逼無奈，她隻好公開與張力克（後任沈陽市委副書記）的戀情，1941年早早結婚。[21]老幹部的求愛信，一般隻有幾句，但都有關鍵內容——“我愛你！”[22]
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門十分熱鬧，會客室擠滿男人，女大生謔稱：“禮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規定的團圓日，亦稱“陣地戰”，其它日子相聚，呼為“遊擊戰”。延安新歌謠：“女大窯洞方丈高！抗大學生夠不著……延水河邊一對一對真不少，西北旅舍遊擊戰爭逞英豪……”一般人對性欲還得掖掖藏藏，惟毛澤東敢於直言。一位抗大生寫信問毛為什麽與賀子珍離婚而與藍蘋結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則？毛回信：“同賀子珍同誌是為了意見不合，同藍蘋同誌是為了解決性欲……”[23]
“資源”嚴重匱乏，女青年拒婚幾乎不可能。丁玲〈“三八節”有感〉：“女同誌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若是嫁了工農幹部，會受到知識分子幹部的嘲諷：“一個科長也嫁了麽？”若嫁了知識分子，工農幹部也有意見：“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24]還有“組織分配”。1937年，二十二歲的長征女性王定國被安排給54歲的謝覺哉，組織告訴她這是一項莊嚴神聖的革命任務，王定國爽快應答：“保證完成任務！”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崗位。鄧小平與卓琳的婚戀，乃鄧從前線回延安，一眼相中這位北平大學生，留下一句“請幫忙做做工作”，組織一出麵，卓琳雖嫌其矮，還是嫁了。[25]19歲姑娘朱明嫁給50多歲的林伯渠。
如未經組織批準而戀愛（更不用說結婚），可是犯了大忌。不過，未婚先孕的“先行交易”，仍是免不了的風景。14歲赴延的夏沙，17歲與文工團同事戀愛，18歲懷孕，找到副政委張際春坦白，請求處分。張際春給了“無限期延長入黨預備期”。整風搶救運動中，“生活問題”與“政治問題”使夏沙成了抗大總校重點批鬥對象，她在大會上誠懇檢討“資產階級生活作風”。[26]新四軍畫家陳亞軍，與鹽城中學女生談戀愛，開大會狠批一場。[27]
組織“亂點鴛鴦譜”，老幹部窗前選美，認識24小時之內就結婚等“革命愛情”，一路“演出”不斷。一些新四軍高幹利用工作接觸或集體廣播操等機會，直選城市女生，陳毅、粟裕、彭雪楓……都是這樣抱回佳偶。八路軍的聶鳳智（上將）、向守誌（1988年上將），也是這一時期從女學生中得偶。[28]他們再轉身用同樣方法為部下解決“個人問題”。
“紅妃”張寧（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張富華（1911～1957，追授少將），江西興國人，1929年參加紅軍，時任膠東軍區某團政治部主任。女兵連清晨出操，軍區司令許世友在窗前問張：“你看上哪一個？”張指著一高個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馬！”此女就是張寧母親，膠東文登縣侯家集方圓百裏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組織談話，三言兩語介紹張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歲的“大洋馬”背著行軍包進了張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紅棗、一瓶土燒酒，就算禮成。“媽媽為逃避包辦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產黨員後，卻又由‘組織包辦’嫁給了比他大16歲的我爸爸。這種事在戰爭年代不稀奇，許多當年在戰爭第一線拚命的指戰員，他們的夫人有許多是在與我媽媽大同小異的情況下與丈夫結合的。這叫‘革命感情’。”[29]
延安報紙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畫〈新娜拉出走〉，諷刺一些青年女性為爭取獨立自由離家出走，到了延安又淪為大幹部附庸。在社會價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安女性婚戀選擇的價值多元化實為無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謝覺哉日記：“小資產階級的戀愛神聖觀，應該打倒。因為它一妨礙工作，二自找苦吃。”[30]
由於各級首長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紅色女生提出反對“首長路線”，襄樊女生林穎（1920～）乃倡議人之一，一時名噪“小延安”——河南確山竹溝（新四軍四師駐地）。但林穎收到彭雪楓（1907～1944）第一封情書二十天後，自破金身，“下嫁”給這位1930年的老紅軍。新四軍一旅老紅軍萬海峰（1920～，1988年上將），1943年10月得娶上海護校女生趙政。[31]
曆經五四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婚戀自由權，就那麽“高尚”地交出去了——黨員結婚離婚須經組織批準。馮蘭瑞欲與前夫離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報告，1944年才批準。三十二歲的團長高自如申請與二十九歲的鮑侃結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軍團長不能與非黨員結婚；1947年4月鮑侃入黨，獲得與愛人結婚的先決條件，可高自如已於1946年春在華北前線犧牲。[32]許多戀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組織勸止，甚至批判，鬧出一幕幕自殺悲劇。1948年冀察熱遼根據地，《群眾日報》電報員韓誌新，因與地主女兒戀愛，被批斥“包庇地主”、“接受賄賂”，韓誌新十分緊張，當晚用步槍自殺。[33]
延安還有“臨時夫人”。兩位蘇聯聯絡員與日共領導人岡野進（野阪參三，1892～1993），[34]分別擁有臨時夫人，事先聲明回國時不帶走。他們向中共提出找“臨時夫人”，組織便挑選說合。兩位蘇聯人回國時，臨時夫人結束任務，臨時丈夫各留下一筆錢。三八式女幹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的、自由的，怎麽可以由組織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真是不可思議。這兩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們的夫婦生活是怎麽過的。共產黨一直宣傳民主自由，反對封建，怎麽會答應蘇聯人的這種無理要求？”[35]
江西時期，中共就為李德物色“臨時夫人”肖月華（團中央粵籍姑娘）。[36]中共對幹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現象，相當寬容。1948年太嶽區薄書年有妻有子，參加革命後又與閻姓女子結婚，家妻攜子找來，組織令薄與閻離婚，薄懷怨，殺閻與同寢室黃氏（副專員之妻），閻死黃殘，僅判薄15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戰夫人”的謝覺哉評論：“一人二妻，革命幹部中頗多有，因戰爭關係，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責人。一旦相遇，隻要他們自己不發生齟齬，旁人何必多管閑事。必離其一，必有一方失所。”[37]意謂民若不舉，官何必究？
囿於條件，延安婚戀浪漫指數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訪問”，情人們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會。打穀場上，油燈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著草鞋跳舞。婚禮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長征老幹部舒同（1905～1998，後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與女知青石瀾結婚，中央黨校校長彭真主婚，舉行莊重婚宴——“粗麵饅頭，西紅柿炒洋芋片，並以開水當酒。”[38]這還算好的，有麵有菜，辦了婚席。大多數延安婚禮隻能吃到花生米，俗稱“花生米婚禮”。1938年11月20日，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也僅在鳳凰山窯洞外擺席三桌，很普通的幾個菜，一盆大米飯，沒有酒也沒有凳子，客人站著吃飯。毛澤東沒出來，江青出來轉了轉，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飯吃，吃完就走，也不辭行。
新婚青年沒有房子，十幾孔窯洞專門辟為“青年宿舍”，隻有一張床，被褥自帶，不開飯，一天五毛錢。每到周六，小倆口背著被褥來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單位。[39]生活供給製、組織軍事化、思想鬥爭日常化，延安人都有單位，無所謂家，夫妻在各自機關工作，每周見麵一次，同一機關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飯。
人多之處，愛情亦多。陳學昭：“愛情！愛情！‘前方正酣熱於炮火，後方一切還照舊繼續著，人們戀愛、嫉妒、相擠……’”[40]延安婚戀花絮多多，自由戀愛、組織分配、曆盡坎坷、第三者插足、愛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劉嫁三王”，各有各的戲，各有各的故事。
延安和平醫院王抗博醫生，與張看護生下一孩，王醫生不肯負責，張看護自殺於醫院。“在延安，像這樣的事是很平常的。”[41]也有一些封閉環境中長大的女孩，很少接觸異性，抵延後，一下子就倒在第一個敢於擁抱她的男人懷裏。延安屢鬧愛情風波，整風前結婚率離婚率相當高。革命並未改變男尊女卑的國色。
丁玲：“離婚大約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該女人受詛咒。”[42]也還有火夫們強奸並殺死女人的刑案。[43]
女性資源的缺乏，男性之間的爭鬥自然就會加劇。根據最新資料，蕭軍與丁玲談過戀愛，與青年女演員王德芬（1920～，榆中縣長之女）訂婚後輾轉赴延，大概王德芬又與蕭三談起戀愛。一次邊區文協開會，蕭軍、蕭三、艾思奇、吳伯簫等十來人到會，蕭軍從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蕭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麵麵相覷。還是老實人艾思奇慢慢說：“蕭軍，你有什麽意見，可以說啊，不能那麽野蠻。”蕭軍才把匕首收起來。[44]
禁欲主義畢竟是紅色意識形態主旋律，“個人問題”終究與革命大目標有衝突——顧家難顧國、顧卿難顧黨，沉溺於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組織至上，個人問題再大也是小事。也有個別反例，體現了革命時期的“自由”，胡績偉就突破傳統娶了嫡親堂姐，且未婚生女。[45]
延安夫婦還有一檔最麻煩的事——孩子。高幹有服務員給帶，或進保育院，一般幹部的孩子則很難進保育院。“女同誌懷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46]年輕夫婦李銳、範元甄，一邊是炮火連天的內戰與繁忙工作，一邊是麻煩日增的大肚子與哭聲不斷的新生兒，兩人不知吵了多少嘴、傷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範元甄家書：“我什麽也不能做，整日抱著，心似火燒。思前想後，隻想把他勒死。我帶他已至毫無樂趣的地步了。”[47]
中共一直有不得已“扔孩子”的傳統，嬰孩隨生隨送老鄉，且由組織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與陝公遷往前線，徐懋庸、劉蘊文夫婦隨行，新生一子，送給瓦窯堡居民。“解放後去信探問，經當地政府複信，說已因患天花死了。”[48]1943年春，石瀾生子，一個月後，“上級卻通知我，要我把嬰兒送給別人，而且聯係好了，送給王家坪附近的一戶農民”，因為石瀾有“特嫌”，要接受審查。[49]戰爭年代棄嬰尚可理解（賀子珍長征中棄女、張琴秋西路軍時期追兵在後棄子）[50]，延安時期再保留這一“革命傳統”，便帶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體現了“革命高於人權”的價值邏輯，屬於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烏雲。
米脂乃陝北首富縣份，該縣地富女兒絕大多數識字上學，“該地成為紅軍幹部選妻的重點。在解放軍內部，米脂縣被稱為‘丈人縣’。”[51]1949年進城後，不少中共幹部頂不住“糖衣炮彈”誘惑，蹬掉鄉裏原配，另娶地富女兒與城裏資產小姐，號稱“婚姻革命”。1953年，僅法院受理離婚案即達117萬件。[52]親曆者浩然（1932～2008）詳述共幹這一時段的“鳥槍換炮”：
邪氣是由那些吃上公糧、穿上幹部服和軍裝的農民們給攪和起來的。當初他們在村子裏幹莊稼活的時候，又窮又苦，很害怕打一輩子光棍兒，千方百計地娶上個老婆，就心滿意足地哄著老婆給他生孩子，跟他過日子。後來共產黨在農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種不同的動機他們靠近革命，最終被卷進革命隊伍裏。隨大流跟大幫地挨到勝利時期，他們竟然撈到一個以前做夢都沒想到過的官職。
地位變化，眼界開闊，接觸到年輕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腦袋裏滋生起喜新厭舊的毛病，就混水摸魚、乘風而上，紛紛起來帶頭“實踐”新婚姻法，生著法子編造諸般理由跟仍留在農村種地、帶孩子、養老人的媳婦打離婚。由於他們的行為，形成一種時興的社會風氣：凡是脫產在外邊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農村裏的媳婦鬧離婚，就被視為落後、保守、封建腦瓜，就沒臉見人，就在同誌中間抬不起頭來。
我們的老縣長，年近半百，很追時髦。他在貫徹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縣直機關起帶頭作用，跟鄉下那位與他同甘共苦患難幾十年的老伴離婚之後，馬不停蹄地跟一個比他兒子還小若幹歲的女青年幹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薊縣傳為新聞，傳為“佳話”，轟動一時，風光一時。有這麽一位領導做表率，縣直機關的男人們，不論年歲大小，不論原來的配偶與之感情如何，幾乎都比賽似地搶先進、追時興，吵吵嚷嚷跟鄉下的媳婦鬧離婚。
進入“火紅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戀幸福度達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戀也隨著一場場政治運動顛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與此後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與彭德懷的離婚。延安女幹部郭霽雲晚年還鬧離婚。[54]舒同與石瀾結婚40年，夫妻關係一直十分緊張。石瀾：“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緊張氣氛帶到家庭中來，因此與丈夫不斷發生齟齬和爭吵。”舒同向子女訴苦：“在社會上緊張工作，回到家庭裏麵也是緊張，這樣的家庭，還不如沒有。”1982年，舒同震怒石瀾對自己的揭發，堅決離婚。石瀾在〈離婚通知書〉上悔批八字——“獲罪於天，無所禱也”。[55]
李南央評母：“她這輩子過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範元甄自評：“我與李某有過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個有缺點的共產黨（真心革命而入黨的）和一個假革命之間的一場階級爭。”[56]1950年的李銳，對夫妻生活退守於“隻要不吵架，隻要有性生活”。範元甄甚至咒罵婆婆：“死，也沒什麽，隻解放了許多人。”陳雲聽說李銳跪母：“這種母親還要她作什麽？”1959年廬山會議後，李銳白天在機關挨鬥，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場批鬥在等著。為革命而結合、為黨籍而離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勵。1960年範元甄離婚不久，去看周恩來夫婦，吃飯時陳毅說：“老夫老妻離什麽婚嗬？！”周恩來正色：“嗯，這是大是大非嗬！”範因周恩來的理解頓感釋然。[57]
注釋：
[1]曾誌：《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1999年12月第1版，上冊，頁207～208。
[2]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大風出版社（香港）2008年7月初版，頁66。
[3]舒湮：《戰鬥中的陝北》，文緣出版社、譯書圖書部1939年3月30日發行，頁41。
[4]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頁352。
[5]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冊，頁219；下冊，頁234。
[6]陳小津（陳丕顯之子）：《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9年4月第1版，頁233～234。
[7]楊尚昆：〈中直學委會對大會討論的總結〉（1945年1月31日）。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冊，頁377。
[8]劉紹唐：《紅色中國的叛徒》，中央文物供應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版，頁80。
[9]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冊，頁272；下冊，頁180、256。
[10]趙超構：《延安一月》，上海書店1992年11月第1版，頁170。
[11]王實味：〈野百合花〉，原載《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3月13日、23日。
[12]朱鴻召：《延安文人》，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2001年9月第1版，頁88。
[13]陳企霞：〈丘比特之箭〉（長詩），陳恭懷：《悲愴人生——陳企霞傳》，作家出版社（北京）2008年7月第1版，頁127。
[14]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頁340。
[15]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頁349～350。具體細節：介紹人帶女生到林彪處即離開，女生並不知情，靜等校長說事，林彪一開口就是“我們結婚吧？”女生楞住了，等明白校長在求愛，推門哭出：“我不幹！我不幹！”
[16]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2001年9月第1版，頁191。
[17]海倫·斯諾（HelenFosterSnow）：《我在中國的歲月》（MyChinaYears），安危、杜夏譯，中國新聞出版社（陝西）1986年9月第1版，頁284。
[18]（英）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王弄笙等譯，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2年11月第1版，頁259。
[19]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冊，頁298。
[20]趙雲升、王紅暉主編：《元帥夫人傳》，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2月第1版，頁140。
[21]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頁184、186～187。
[22]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長沙）1986年11月第1版，頁97。
[23]齊世傑：《延安內幕》，華嚴出版社（重慶）1943年3月1日初版，頁17、15、17。
[24]丁玲：〈“三八節”有感〉，原載《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3月9日。
[25]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頁188～189。
[26]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曆史》，廣西師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7月第1版，頁244。
[27]黃仁柯：《魯藝人——紅色藝術家們》，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2001年12月版，頁68。
[28]郭本敏、袁玉峰主編：《回望硝煙》，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頁170～198
[29]張寧：《紅妃自傳》，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呼和浩特）1998年9月第1版，頁4～5。
[30]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上冊，頁189。
[31]郭本敏、袁玉峰主編：《回望硝煙》，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頁192～195、172。
[32]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頁232～233。
[33]李冰封：〈並非家務事〉，原載《書屋》（長沙）2001年第6期；參見李南央編著：《我有這樣一個母親》，開放雜誌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頁177。
[34]野阪參三（のさかさんぞう），日本慶應大學畢業生，1919年7月赴英考察工運，1920年加入英共，1921年被驅逐，1922年回國與
片山潛等創建日共。1928年3月被捕，1930年3月出獄，1931年1月任日共中委，同年2月～1940年任莫斯科第三國際日共代表；1940年4月
抵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1月回國，4月任眾議員；1955年日共第一書記，1956年7月參議員，連續四次當選；1977年辭去參議
員，1982年辭去日共主席，任名譽主席。1992年因共產國際時期告密陷害山本懸藏事件公開，日共第19屆八中全會開除其黨籍。其延安臨時夫人為總政敵
工部24歲的莊濤。宗道一〈日共主席野阪參三的延安戀情〉，載《同舟共進》（廣州）2010年第二期，頁55～57。野阪參三回國後，莊濤嫁黃興之子黃
乃，旋離婚；再參見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冊，頁258、517。
[35]沈容：《紅色記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頁97。
[36]餘伯流、淩步機：《中央蘇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1年9月第1版，第1069～1070。再參見宗道一載《同舟共進》（廣
州）2009年第11期，頁69。肖月華（1907～1983），廣東大埔人，1924年由彭湃妻蔡素屏介紹入團，1927年轉黨，時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
胡耀邦手下幹事，不漂亮但為人厚道，在組織磨泡下，抱著“為革命犧牲”的精神嫁李德，生有皮膚黝黑一子。丁玲嗤鼻：“她充其量隻不過是個鄉巴佬！”到延安
後，李德追求上海影星李麗蓮，肖月華哭訴至毛澤東處，堅決要求離婚，李德即娶李麗蓮。1949年後，肖月華任湖南交通廳辦公室主任，後返部隊，大校軍銜。
[37]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下冊，頁1264。
[38]石瀾：《我與舒同四十年》，陝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頁90。
[39]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頁353。
[40]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2001年9月第1版，頁224。
[41]齊世傑：《延安內幕》，華嚴出版社（重慶）1943年3月1日初版，頁14。
[42]丁玲：〈“三八節”有感〉，原載《解放日報》（延安）1942年3月9日。
[43]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冊，頁239。
[44]黎辛口述，馬馳等整理：〈“文藝座談會主要圍繞兩個人”〉，載《社會科學報》（上海）2012年3月15日，第八版。
[45]胡績偉：《青春歲月——胡績偉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9年10月第1版，頁343～354。
[46]李銳：〈我的延安經曆〉，載《爭鳴》（香港）2010年11月號，頁69。
[47]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冊，頁140。
[48]徐懋庸：《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頁117。
[49]石瀾：《我與舒同四十年》，陝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頁93～97。
[50]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2001年9月第1版，頁199。
[51]周錫瑞：〈“封建堡壘”中的革命：陝西米脂楊家溝〉，原載馮崇義等主編《華北抗日根據地與社會生態》，頁9～10。轉引自嶽謙厚、郝東升〈抗戰時期中共領導下的米脂地主經濟〉，載《中共黨史研究》（北京）2009的第六期，頁83。
[52]黃傳會《天下婚姻——共和國三部婚姻法紀事》，文匯出版社（上海）2004年5月第1版，頁99、103、211。
[53]浩然：《我的人生》，鄭實采寫，華藝出版社（北京）2000年10月第1版，頁96、167。
[54]丹丹：〈“送爛桔子”朋友的信〉，李南央編著《我有這樣一個母親》，開放雜誌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頁162。蔣巍、雪揚：《中國女子大學風雲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頁340。
[55]石瀾：《我與舒同四十年》，陝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頁252。
[56]李南央：〈她終於解脫！〉，載《開放》（香港）2008年3月號，頁70、68。
[57]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西安）2005年3月第1版，下冊，頁256、272、27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