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災難的形成機製
與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秦以後中國曆史的明顯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時，“秦製”不像“封建”那樣領主林立多內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國崛起”的成就。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說“鴉片戰爭前中國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傳甚廣，我以為難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馬可·波羅和鄭和的時代，中國的王朝盛世要比當時的歐洲繁榮許多，則應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曆史的一大特點是始終無法擺脫“治亂循環”，即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國秦以後曆代王朝的壽命不但比“封建”時代的周“王朝”和歐洲、日本的宗主王係（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換代”的巨大破壞性更幾乎是人類曆史上獨有的。
古代沒有精確統計，惟一能反映國家興亡、社會榮衰的指標就是人口的增減，而曆史上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說是任何別的民族都沒有的。固然，人口（在農業時代基本也就是經濟）的升降並非傳統中國獨有。羅馬帝國極盛時人口據說達到一億，帝國崩潰後原領土上的居民估計還有七千多萬。在整個中世紀“封建”時代，歐洲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是有起有伏、時進時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與氣候，而不是政治與戰爭。六七世紀之交與14世紀的兩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嚴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則有說減少四分之一，多則說減了三分之一，並由於生產破壞引發了社會失序和動亂。但這兩次大衰退與“改朝換代”和政治變故並沒有什麽關係：那裏的“盛世”並無秦皇漢武，“末世”亦無漢獻唐昭。黑死病之災後，又有以三十年戰爭為穀底的16－17世紀危機，據說使戰爭波及地區的人口損失三分之一。根據如今學者的研究，這次危機是“小冰河期”宏觀氣候異常導致的。
而所有這幾次“封建”歐洲史上的大難，都與“改朝換代”無關。近幾十年，歐洲中世紀史學界關於中世紀危機原因的爭論主要發生在強調“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論”觀點和強調瘟疫與氣候災變的“偶然”論觀點之間。前者受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啟發，認為危機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過剩，瘟疫隻是過剩嚴重後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種表現形式。“瘟疫是中世紀舊大陸人口數量增加和活動的擴張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產品之一”， “即使沒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況仍會發生”。而後者則認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與氣候變遷一樣，屬於偶然性災變，與歐洲社會上的人口“過剩”與否沒有什麽關係，正如後來的工業革命在一些人看來就是因為煤和鐵恰巧同時富集於英格蘭一樣。
曆史上兩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歐洲人口嚴重下降，但這仍然無法與中國“改朝換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壞性相比。圖為尼德蘭畫家老勃魯蓋爾的名作《死亡的勝利》（約作於1562年），反映了黑死病之後社會的動蕩與恐怖。
西方爭論的中國版
有趣的是，近年來這樣的爭論也從西方漢學界擴展到了中國史領域。這就是近年來影響極大的、由美國漢學界發起、很快國際化並傳入中國的爭論，即“加州學派”與“人口論學派”的“華山論劍”。前者認為中國傳統時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間）一直都是世界第一，並沒有什麽大的製度缺陷，曆史上的大亂都是“小冰河期”這類氣候災變。歐洲史學界的一些“反人口論者”認為中世紀歐洲人已經會以原始計劃生育手段因應經濟變化、以積極調整來打破“馬爾薩斯鐵律”，中國史學界同樣有人發現了傳統時代我們先人的計劃生育天賦。而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似乎也隻是因為江南沒有富集的煤鐵。反之，後者則堅持認為人口過剩使中國淪於“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過密化”和“沒有發展的增長”，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滯和危機，更別提發生工業革命了。
耐人尋味的是，這場爭論號稱是為了打破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但顯然這樣的爭論幾乎就是西方史學界類似爭論的中國版，隻是有個時間差而已。這恰恰是再明顯不過的國際學術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現象。應該說，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這種爭論都是很有意義的。它不僅提出了許多、並且解決了其中的一些實證問題，而且從方法論上對過去那種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並且把差異很大的前近代中國與歐洲都歸結為來自“奴隸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的“封建社會形態”的史學模式是一個很大的糾正。由於這種模式改革前在中國史學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壟斷性，因此這場爭論在中國的意義尤其大。
但是，如果說過去那種關於“封建社會”的西方中心論史觀有問題，那麽如今這種圍繞“人口、氣候和瘟疫”做文章，並且熱衷於爭論古代“GDP”數值的新西方中心論史觀，恐怕也有同樣的毛病。過去那種史觀是“製度決定論”，尤其是經濟製度（即所謂生產關係）決定論，這當然有很大的問題，但是今天無論講“必然”、“偶然”都不談製度，恐怕也有問題。如果說必然性的“人口規律”與偶然性的氣候、瘟疫災變對西方中世紀的盛衰確實有某種作用，那麽在中國它們也有同樣作用嗎？就像過去說中國古代和西方中世紀都是“封建社會”因而有同樣的“規律”那樣？
這顯然是可疑的。首先，像“小冰河期”這樣的氣候災變，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紀的盛衰與中國傳統時代的治亂明顯不同步。西方於六七世紀之交發生第一次鼠疫大災難時，中國卻出現“貞觀之治”；14－15世紀發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災時，中國卻又出現永樂、宣德“盛世”。而中國兩漢之際大亂時，西方卻正值繁榮的“羅馬和平”時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麽解釋這些相反的事實？
其次，如果說到“人口周期率”，那麽中國與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顯。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現為瘟疫，次數比中國少，下降的幅度也沒有中國大，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現為殘酷的戰亂，與政治上的“改朝換代”高度重疊。如果說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麵上總還是一種自然現象，那麽中國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現為“人禍”了。
當然，從另一方麵講，“人禍”之前中國也有勝於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禍福相倚”，對比極為鮮明。中國人口繁榮時期增長比歐洲快，而崩潰時期的劇減更是駭人聽聞。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災難程度，中國不僅災難頻率更高，每次災難的程度，如果我們相信史書的說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漢末年人口將近6000萬，王莽時期發生大亂，幾十年間就使人口損耗三分之二，東漢光武帝恢複天下太平時，人口隻剩下2100萬。
東漢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桓帝時人口又恢複到5648萬，但馬上又發生了更嚴重的黃巾之亂與軍閥戰爭，就像曹操詩中講的“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很多地方變成了無人區，重歸一統時，魏、蜀、吳三國人口加起來隻有760萬，可以說消滅了七分之六。西晉維持統一三十幾年，末年人口1600萬，隻有西漢盛期的四分之一。
緊接著又大亂幾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時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盛世，人口發展到四千六百多萬，接著又發生了隋末大亂，也是毀滅性的，到唐高祖統一的時候，第一個人口統計是200萬戶，按中國傳統的五口之家，當時的人口有1000萬左右，隻剩下五分之一。
經過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發展，在安史之亂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達到最高峰，有5291萬，仍比西漢平帝時要少。第二年“漁陽鼙鼓動地來”，又陷入了百年大亂，到了唐代宗時期，中國的人口又劇減70％，降為1692萬。
曆經晚唐藩鎮，五代十國之亂，到了宋太祖統一的時候，剩下309萬戶、1500多萬人的樣子。
宋代人口發展比較快，經濟比較繁榮。南北宋之交的戰亂對人口的影響也相對小些，到1190年，宋金對峙的雙方人口合計達到7633萬，第一次超過西漢末年，再創高峰。
元滅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從南宋的259萬戶劇減到元初的20萬戶。元朝的太平隻維持了八十幾年，元末大亂又使中國人口受到嚴重打擊。
明代的人口記錄很怪，在明太祖統治的31年內，人口增長出奇地快，到朱元璋臨死時據說已經達到5987萬，以後一直沒有超過這個數字。到了明末農民戰爭爆發前，人口大概是5200萬左右，經過農民戰爭與明清戰爭又一場浩劫，清初恢複統一後，統計數字剩下1900多萬。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長很緩慢，乾隆中葉以後，人口增長突然加速，這是中國人口史上的第三個謎，在100年間中國人口先後超過1億、2億、3億，到鹹豐元年達到4.3216億，形成中國人口史上的又一個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亂，太平天國戰爭加上回撚之亂，1863年即太平天國滅亡的前一年，中國人口的數字已經掉到2.3億。以後一直到1949年中國人口數字一直都在鹹豐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與“亂世增長”
當然，上述都是史書上的官方數字，其中宋代的戶、口比例，明代洪武後的“人口停滯”，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這三大謎都存在著嚴重的統計爭議。一些研究認為實際情況沒那麽駭人。其中，複旦大學葛劍雄教授掛帥的集體項目六大卷《中國人口史》可以說是對曆史上曆次大亂的災難程度估計最為緩和的了。該書綜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潛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斷代人口史的頂級專家，反映了該領域研究的當代水準，尤其對以上三個“人口之謎”的真相作了具有說服力的澄清。根據該書各卷的研究，西漢末年與新莽大亂中，人口從6000萬降至3500萬；東漢末年大亂，人口再從6000萬降至2300萬；隋唐之際大亂，人口從6000萬降至2500萬；安史之亂後以訖五代，戰禍連綿，人口從7000萬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萬；宋元之際大亂，中國（指宋遼金夏之地總計）人口從1.45億降至7500萬；元明之際，從9000萬降至7160萬；明末大亂，人口從近2億降至1.5億， 清初順治至康熙初的戰爭損失還有約2000萬。以太平天國戰爭為中心的清末鹹、同大亂，人口由4.36億降至3.64億。而辛亥革命後的整個民國時期，盡管實際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戰禍不斷，屬於兩個穩定“朝代”之間“改朝換代”的亂世，人口卻破天荒地出現“亂世增長”，從1910年的4.36億增至1949年的5.417億。
因此根據該團隊的研究，曆史上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現象，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換代”人口通常都要減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第二階段是元以後至清末，每次大亂人口減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正如《中國人口史》作者所說，這種變化其實主要是因為元以後中國人口基數大了，分布廣了，而且出現了多個人口稠密中心，大亂不可能席卷所有這些地方。但在大亂涉及的地方，人口損失的比例與元以前相比，駭人聽聞的程度並不稍遜。而整個大亂造成的人口減少絕對數甚至遠比前一階段更大。第三階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後，民國時期人口的“亂世增長”是此前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其意義我們以後再說。
顯然，辛亥革命前兩千多年帝製時代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書戶籍數字所顯示的那樣極端，也是夠觸目驚心的。世界史上別的民族有遭到外來者屠殺而種族滅絕的，有毀滅於龐貝式的自然災變的，但像中國這樣殘忍的自相殘殺確實難找他例。民國時期外敵（日本人）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30萬，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永不能忘的慘痛記憶。可是兩千年前，在短短幾十年內，秦一次坑殺趙降卒40萬於長平，楚一次坑殺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而當時整個中國人口也不過才兩千多萬！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國看到好幾本書說美國南北戰爭是人類迄那時為止最殘酷的內戰。真是少見多怪了。國人自相殘殺的殘忍讓人聽來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國戰爭，雖然全國人口減少的比率沒有元以前那麽高，可是戰爭波及的那些地區，人口減少之驚人絕不遜於前代。按地方誌記載，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成為戰場的江浙一帶，人口耗減都達到一半以上，像蘇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縣，不是僅蘇州城）耗減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減了五分之四，屠城、屠鄉的記載比比皆是！
如此仇恨為哪般？
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為了反滿大力渲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實漢族的內戰中更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僅就明清之際的“張獻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統計，四川有人口385萬，到清初順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後統計，隻剩下一萬八千丁！丁是納稅單位，加上婦孺，加上未錄人口，充其量也不超過10萬人吧。從385萬到10萬，要說是人口滅絕，一點都不假。現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後移進去的。
我當年治明清之際史，喜歡看地方誌，康熙初年出現入清以來第一輪修誌高潮，四川各地多有援例而為的。那都是一批怎樣的誌書啊！亂後之作，紙差印劣，篇幅單薄，不少注明是縣官或同仁私人湊錢印的，因傳世極少，如今多屬善本。而其中內容，賦役誌則多有一縣僅數十丁者，有縣官和移民來到無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來移民數十戶一年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藝文誌》則多為虎口餘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紀實，令人不忍卒讀。
清初十餘年間，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與遺民在山中結寨自保。當時清朝的四川巡撫駐川北邊遠的保寧（今閬中縣），明朝（南明）的巡撫則駐川南彝區邊緣的洪雅縣一處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雙方你攻我伐，多次路過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駐守，因為那時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沒的灌木叢，鄰近府縣皆無人區，駐軍則無處覓食。直到順治末年，清朝的巡撫才回到廢墟成都重新設置。
過去傳統文人把“屠蜀”歸罪於“流寇”，說是張獻忠把四川人殺光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意識形態出發，為了維護張獻忠這個“農民領袖”，很多人寫文章論證“不是張獻忠屠蜀，而是統治階級屠蜀”。改革後有人就說，其實兩說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瘋狂殺人。
清代文人記載說，張獻忠為證明他殺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許多“聖諭碑”，就是張的語錄碑，文曰：“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所以又被稱為“七殺碑”。到底有沒有“七殺碑”？經過1950年代以來的研究，的確發現了幾塊傳說中的“大西皇帝聖諭碑”，如今四川廣漢市的公園裏還豎著一塊。隻是碑文與清人的說法有點出入，文曰：“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後麵不是七個殺字，但正如當代著名南明史家顧誠先生評論的：此碑殺氣之明顯，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爺對（四川）人百般照顧，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該殺。刀下鬼們，你們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該吧！顯然張獻忠殺人如麻是無可置疑的。
但是老實說，川人的確不是他張獻忠一家可以殺光的。尤其是，張獻忠發狂地進行滅絕性屠殺，是在他敗象已露、絕望掙紮的順治三年，那時他早已不能控製全川。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東，被明將曾英控製，以嘉定（今樂山）為中心的川南，則是明將楊展的地盤。張獻忠的屠刀所及，隻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帶。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軍屠戮、賊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實上，那時四川何止“官軍”與“流寇”，一般的人們在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下，為了自利甚至僅僅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幾乎已如那句老話說的，“人對於人是狼”了。
如今國際上對“中國”或“中國人”往往有兩種極端的看法：或者說中國人在“傳統”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極力宣揚“中國威脅論”，其實抽象地談論“中國”和“中國人”是很少有意義的。中國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們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樣，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陰暗。當權力不受製約時，在社會衝突爆炸之際，人性之惡便會導致種種殘暴不仁之事。對本族人是如此，對其他民族，又何嚐例外！中國古代的專製者與別國的暴君一樣搞過領土擴張，搞過種族屠殺乃至種族滅絕。遠的不說，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準噶爾人就幾乎被清朝軍隊殺絕。被稱為“進步思想家”的漢族著名學者魏源記載說：
初，準部有宰桑六十二，新舊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賽九，共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致我朝之赫怒，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合圍掩群，頓天網而大獮之，窮奇渾沌、檮杌饕餮之群，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幹戶，此外數千裏間無瓦剌一氈帳。
漏網之厄魯特各賊眾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軍）分兩路圍獵，所至獮剃，搜山網穀，櫛比擒馘，無孑遺焉。
甚至連親清的準噶爾沙克都汗“不從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誠清朝，竟然也被清軍將領“襲坑之”，全部活埋了。
與頗為得意於“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維新誌士譚嗣同則痛斥“本朝”對準噶爾人的滅絕：
《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即彼準部，方數千裏，一大種族也，遂無複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為何如矣。
他甚至憤而說出了這樣的話：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製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於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為務。
這話今天聽來，怕要被指為漢奸。幸虧人人皆知譚嗣同是為救國變法而死的烈士！
這當然是過激之言。實際上專製權力如果不受製約，“欲尚存噍類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國人自己。即使國力孱弱談不上擴張，專製暴政下的漢族與其他民族照樣有遭屠殺乃至滅絕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際的“蜀難”，後者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冉魏政權對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滅，這次大屠殺不僅使時稱“五胡”之一並建立過後趙王朝的羯族從此絕跡，大量漢人也僅僅因為長相“高鼻多須”疑似羯人而橫遭“濫死”。
重審曆史上的“製度”問題
過去很長時間，我們習慣於以“租佃關係決定論”、“土地兼並危機論”和“農民—地主鬥爭論”來解釋曆史上的這種周期性的浩劫。筆者曾對此提出質疑。傳統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不在於“土地私有製”導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國家何其多多，但哪個像傳統中國那樣周期性地發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轉的“農民戰爭”？
近年來我發現這樣看的人越來越多，已不是什麽新奇的認識。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集體的大項目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對清代就是這樣看的。該書認為：在整個清代“土地兼並”與土地分散是兩個互相平衡的過程，因為富人的大家庭不斷分家造成家產分散，而赤貧者多無力成家延續後嗣，其家庭趨勢是歸於消滅，隻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規模延續的最大幾率。因此鄉村人口的階級結構是長期穩定的，“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並不存在。具體地說，清初盡管“土曠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卻絲毫不比清代中、後期為弱。反過來講，晚清的土地也並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謂的土地兼並，並不會影響社會結構的穩定，“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淩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級官員”。
然而過去那種一切歸咎於租佃製的“製度決定論”衰落後，完全不談製度之弊的另一種時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論”與“氣候災變論”的爭論就是如此。無論是規律性的人口周期，還是偶發的自然災變，總之都已不把傳統時代的製度問題當回事。其實如前所述，這兩種解釋用在歐洲還可以說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國這樣明顯的“人禍”就尤其不合理。
西方中世紀史的前述爭論發生在中世紀製度早已終結、現代化早已完成的發達國家，爭論隻涉及人口劇減的機製，並不涉及其他方麵，爭論雙方都無意於肯定中世紀製度，也無意於懷疑西方走出中世紀是否錯誤。但我們如果也去趕這時髦，情況就不一樣了。過去我們說“傳統”很糟糕，因此對這些浩劫有一套解釋，但這種解釋並不成功。現在我們不能改說“傳統”很優秀了，就根本不解釋，好像那些浩劫沒有發生過，或者發生了也隻怪“小冰河時期”。即便某次大亂可以如此解釋，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的一次次“爆炸”，難道都能歸因於“小冰河”？惟獨中國曆史上每隔約兩百年就出現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國家則不曾有。這可能嗎？
我們不能回避這些事實，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國文化，乃至所謂中國人的“民族性”就很惡劣的結論。我寧可認為，而且的確也有充分的證據認為，那些問題並非作為民族標識的“中國文化”使然，更不是中華民族不可救藥的“劣根性”的證明，而是那時的製度的確有某種問題。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使中國在曆史上社會危機不爆發則已，一爆發就那麽慘烈呢？大家都讀過《紅樓夢》，《紅樓夢》裏說，大家都像烏眼雞一樣，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國人之間有什麽深仇大恨，在社會危機中發生這麽凶狠殘酷的屠殺？我們要在人類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從中國文化中發掘解決人類生存困境的資源，就不能不研究這個問題。
中國的曆史有輝煌的篇章，但也的確有許多血腥的頁碼。近代以來中國長期國弱民窮，人們怨天尤人，難免怨及祖宗，“反傳統”的確反得過分；乃至出現所謂“劣根性”之說，把中國的曆史塗抹得一片漆黑。對此予以糾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現在我們不能倒到另一極端：因為日子稍微好過了些，就小富即狂，把曆史說得花團錦簇。
（本文發表於南方周末。並結集成為禁書《走出帝製》的一部分。）
附：
秦暉：辛亥革命“成功”了嗎？
1911年武昌城頭一聲炮響，辛亥革命爆發，至今已經整整一百年了。
辛亥革命要幹什麽？要推翻帝製。辛亥革命幹成了什麽？也就是推翻了帝製。辛亥以後百年，當時先進者追求的民主、自由、憲政、人權等等依然任重道遠。但是帝製這玩意，後來再也行不通了。盡管民初的中國兵荒馬亂，內憂外患，人禍天災連綿，複辟派說是今不如昔，客觀地講很多方麵的確如此。相比起過去很多人誇張渲染東歐、泰國等地民主化以後的所謂“亂象”，民初的亂象何啻百倍，比之更甚的恐怕隻有俄國革命後引發的慘烈內戰了。
但所謂人心懷舊不過是想入非非，袁世凱、張勳兩次嚐試複辟帝製，都立即成為國人公敵，身敗名裂。人就是這樣怪：有的事情人們就是認準了不能回頭的。正如世上不少國家獨立後長期治理不善，但就是亂到盧旺達、索馬裏那種地步，也沒有人把重回殖民地作為選項。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後治安問題嚴重，過去也曾被一些人引為民主有害的證據，但南非現在就是白人也無人想恢複種族主義的“好秩序”了。同樣，辛亥以後國人告別帝製也是義無反顧，民國再“亂”，複辟也是不得人心的。
但是辛亥革命畢竟沒有“成功”——當然，有人說它沒有成功是因為它“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因而沒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務”，對此我們姑置不論，但孫中山先生臨終的遺囑也說是“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可見革命後的現實的確令人失望。如果把革命當作富國強兵的手段，革命後的民國年間顯然沒能實現這個目的。如果把革命當作製度的更替，那麽帝製雖然廢除，民主卻未能建立，無論是軍閥割據，還是國民黨專政，顯然都大有違於辛亥時賢的初衷。當初的民主派固不待言，就是立憲派，乃至保皇派，也都是既不希望看到軍閥割據，也不希望看到專製獨裁的。
“辛亥觀”的演變
因此後人的“辛亥觀”便成為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麵辛亥革命，連同其象征性人物孫中山先生，一百年來一直得到各種不同立場甚至互相敵對的中國人的共同稱頌。可以說自清開國以來三百多年的曆史中，兩岸三地（加港澳）四方（加海外華人）諸派，有兩個人是得到一致推崇的，這兩個人都生當“鼎革之際”這種中國曆史上最期待英明領袖的時代，即明清之交和清末民國，但他們一當然不是蔣介石，二肯定也不是毛澤東，三也並非明末清初包括南明、李順的諸位成功或失敗的帝王，而是鄭成功與孫中山。但是不同的人稱讚這兩位偉人的緣由卻大有區別：如鄭成功，大陸方麵認為他驅逐荷蘭“收複”台灣，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台灣兩蔣時代稱讚他堅持反清複明，“退守”台灣延續明祚並希望“光複大陸”，而後來的“綠營”又視他為與海峽對岸分庭抗禮的“台灣政權”開創者。
孫中山就更是如此了。作為中華民國的“國父”和中國國民黨的創黨“總理”，國民黨對他的崇敬自不待言。共產黨對這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尊敬則不僅因為他發動革命推翻帝製，更因為他後來的“聯俄聯共”（台灣稱為“聯俄容共”）。有趣的是，台灣的綠營很反蔣介石，卻也很崇敬孫中山。因為據說蔣“鎮壓台灣人”，而孫是同情、支持台灣人的，而且綠營作為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推動和獲益者，他們也高度評價孫中山的民主民權事業，甚至因為揚孫抑蔣還借用了大陸的資源。2003年筆者在台北的國父紀念館音像廳看到，那裏放映的居然是珠江電影製片廠拍的《孫中山》，而且正好看到孫中山斥責孫科和蔣介石的一幕。我想這顯然與當時是綠營執政有關。
然而另一方麵，各方中國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思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方麵自然是大陸這邊更為突出。改革開放前，我們主要是強調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局限性”，責備革命派軟弱，向袁世凱讓權，沒有解決土地問題等等。改革時代這種話語並未消失，但一種相反方向的反思，即對“激進主義”的反思卻時興起來，而且從1990年代起它不僅似乎成了民間思想界的主流，而且也獲得了從“革命黨”思維日益向“執政黨”思維轉變的官方思想界的逐漸默認。清末立憲日益獲得好評，許多人為中國沒有走向君主立憲製而遺憾。而更典型的“保守主義”則走得更遠，諸如“革命不如立憲，立憲不如維新，維新不如洋務”；“孫黃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鴻章）張（之洞），孫中山不如袁世凱，光緒不如慈禧”等等說法都開始出現，有的還很流行。
這些說法讓人聯想起漢景帝時有名的“轅黃之爭”：轅固生鼓吹湯武革命推翻暴君，皇上擔心今人效法就會犯上作亂；黃生譴責湯武弑君造反是亂臣賊子，皇上又擔心會顛覆了高祖起兵以漢代秦的合法性。弘揚“革命”不行，斥責“革命”也不行，景帝隻好下令：“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你們再也不許討論這種敏感問題了，沒人說你們是傻子！非要講湯、武，你們就不能談談他們的私生活八卦嗎？結果“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大家都不談“宏大敘事”了。我們過去有時也麵臨這種狀況。幾年前有大型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由於多人撰寫而且左右為難，於是前後兩部分顯得頗為扞格：前麵部分像是“黃生”所寫，對慈禧、李鴻章等人給予了深切同情和肯定，在他們麵前連康有為都顯得像個無事生非的“激進”搗亂分子，後半部分卻是“轅固生”筆法，高調讚揚革命，把孫中山譴責專製、弘揚民主真諦的長篇大論演繹得大義凜然、慷慨激昂。結果是兩頭的話都說了卻兩頭不討好。
革命軍。
“細節化”的辛亥敘事： 什麽是政黨
不過話又說回來，過去的“宏大敘事”無論哪種說法也確實有“空疏”之弊，“曆史總是表現為細節的”，這話也不無道理。而對曆史細節的考證也為我們再說“宏大敘事”時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實證基礎。而且，就是宏大敘事，也不是不能說。畢竟這次革命在近代中國的曆次革命中不是最敏感的，它總是“別人的革命”嘛。所以與台灣兩蔣時代辛亥革命（在國民黨看來那是“自己的革命”）研究基本上屬於“官學”、民主化以後孫中山也仍然是藍綠雙方很難得的共同偶像不同，大陸關於辛亥革命的研究在改革以來取得的進展，平心而論，是海峽對岸不能比的。無論就“宏大敘事”的開放度而言，還是就細節考證（這方麵大陸顯然也有資料的優勢）而言，都是這樣。尤其是改革前大陸辛亥革命研究的“官學化”比台灣更嚴重，相形之下改革後的進步就更突出。
這些研究的進展有的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我覺得最為醒目的，一是清末民初辛亥前後的人們對憲政、民主、共和、自由、人權、法治及其相關概念的討論之深入，了解之清晰，多有今人不能及者。換句話說，許多他們那時認識清楚了的問題，在今天還是顯得振聾發聵，十分前衛。例如清末國人從日文引進了用“黨”字來譯稱的西語“party”概念，當時就有了一場關於“黨”的討論。因為傳統漢語中的“黨”，貶義非常強，與“黨”有關的詞如“會黨”、“朋黨”、“亂黨”、“死黨”、“結黨營私”、“黨同伐異”、“狐群狗黨”等等都不是什麽好詞。而聖賢都強調“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尚書·洪範》），“君子不黨”（《論語·述而》）。於是當時的人們就認真討論了我們要引進的作為好東西的現代“政黨”與傳統時代的壞東西“會黨”、“朋黨”有何區別。諸如政黨是公民以政見認同為紐帶的自由結社、會黨是賊船能上不能下的依附性組織；“朋黨是專製政治的產物，政黨是民主政治的產物”；政黨隻要求彼此政見相合，而會黨則要求黨員忠於黨魁個人；政黨是議院中“明目張膽主張國是者”，而朋黨是“鼠伏狐媚以售其奸”的秘密組織；政黨是多元的，“足以並立，而不能相滅”，而朋黨、會黨則是傾軋無度、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如此等等。
參與討論的各方對這些似乎都有共識。例如辛亥革命大量借助會黨力量，但是包括革命派在內都認為會黨不是政黨，將來要被取代。立憲派認為秘密結社紀律森嚴的暴力革命組織值得同情（他們與革命派並不那麽敵對，說詳下），但此“民人結作一黨，而反抗君主之權，以強逼君主，是革命黨耳，非我所謂政黨也”。而革命黨雖認為非法狀態下秘密結社是必要的，但也承認“本黨（按孫中山指其建立的中華革命黨）係秘密結黨，非政黨性質”。（雷家桓：《近代資產階級政黨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史學集刊》1985年第4期，47－54頁）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後來這些組織在結束非法狀態甚至掌權以後，並沒有變成他們所共同認同的那種“政黨”，而是仍然長期處於他們清楚地指出過其弊的“會黨”狀態。這還僅僅是認識問題嗎？這是“思想啟蒙”所可以解決的嗎？有趣的是，最近大陸研究國民黨的後起之秀、北大王奇生教授，針對國民黨為何失敗，發表了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其結論就是國民黨後來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革命黨”模式，紀律鬆懈，組織渙散，忠誠度嚴重下降，官員也腐敗不堪。但除腐敗是權力無製約的必然後果，與是否革命黨無關外，其餘“紀律鬆懈”等等，考諸上述，這不就是孫中山等人在從事革命時就已經希望革命後能夠走向的“政黨”方向嗎？國民黨的紀律難道比美國共和黨還“鬆懈”？美國民主黨黨員的“忠誠”能超過國民黨？所以王奇生教授的研究，真正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堅持乃至發揚“會黨”傳統才有可能成功，而走向“政黨”卻會導致失敗，這究竟是為什麽？難道“政黨”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真就那麽水土不服？中國人真的有一種厭惡“政黨”、喜歡“會黨”的特殊“價值觀”？如果是這樣，為何當初幾乎所有的人又都對“政黨”向往備至，並眾口一詞地反感“會黨”呢？
革命還是立憲：也許是個假問題？
再如，改革時期的研究可以說是基本顛覆了過去對“革命派”和“立憲派”（又曰改良派）的傳統認識。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史料體現的立憲派的政治形象越來越激進、越來越像革命派的結果，隻有小部分是革命派的人格形象和策略主張受到新資料質疑的結果。如侯宜傑先生引述的四川保路運動中立憲派的宣傳：
這就是違法欺良善，立憲國哪容這等不好官。我們根據法律來問辯，問窮了大家把臉翻。做官人都把法律犯，小百姓一齊要動蠻，不是亂來不敢反，抱定道理守定秩序總要鬧出天外天。這等對抗為哪件？還是立憲國民的自由權。（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保路運動檔案選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71－172頁）
如此宣布與官府“翻臉”，號召“小百姓一齊要動蠻”，這還是“改良”嗎？
如果說革命與改良不是手段（和平或者暴力）之別，而是目的之別——革命派要求民主共和製，立憲派要求君主立憲製。那麽這種區別今天也已被大大地淡化了。
近年來，不少論者都指出清末朝廷與民間的“立憲派”雖然都講要立憲，但實質完全不同。朝廷想搞的是“日本式立憲”，明治維新把權力從諸侯（諸藩）那裏收歸中央，以強化天皇的權力，即所謂“廢藩置縣”，在中國人看起來就像是“西化”形式下的一次“周秦之變”，即從“封建”變成真正的帝製，使天皇從類似中國古代周天子式的“虛君”變成秦始皇式擁有實權的“實君”。這種立憲當然也有西方憲政限製君權的一點影子，但最終還是權歸天皇，而責任卻在“立憲”名義下推給了臣下（內閣等）。後來二戰時那種戰勝了是天皇權力的英明聖斷、戰敗了天皇卻不承擔戰爭責任的狀況，就是這種日本式立憲特點的集中體現。
當然，這樣的立憲雖然“憲政”的色彩不濃，多少還是有一點，如政黨、國會不管怎麽說還是有了。但對於日本而言這其實不是問題的關鍵。對於明治以前還處在諸侯林立、類似“周製”那樣的“封建”狀態的日本來說，廢藩置縣（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的日本版），實行中央集權還是具有重大意義，對於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強化是一大進步。明治維新並非“光榮革命”，倒更像亨利八世的“反封建”，明治體製下的天皇完全不像光榮革命後的英王，但與中國的秦始皇相比還是有了一些“都鐸式王權”（類似於亨利八世，或法國路易十四、俄國彼得大帝）那樣的特點，也確實發揮了類似的作為。
但是中國就完全不一樣，“周秦之變”已經在兩千多年前完成，大清朝已經不是“封建”而是帝製，而且這個老大帝國已經暮氣深重、弊端百出。中國的立憲並不是要走出“周製”，而恰恰是要走出“秦製”。而中國傳統古儒對“周秦之變”一直保留的潛在的不服氣，雖然遠遠談不上最近秋風兄講的“儒家憲政”那麽誇張，但向往“三代”、不滿“秦製”的思想脈絡還是有的。毛澤東所謂的“儒法鬥爭持續兩千年”雖然也很誇張，但他作為商鞅、秦政的支持者對古儒“封建”價值觀與帝製相衝突的敏感，也非僅空穴來風。這種“封建”與帝製、貴族與君主、周製與秦製的矛盾雖然不能被誇張成“憲政”與帝製的矛盾，但是在西方憲政大潮東漸的背景下，那些對“秦製”不滿的古儒傳人至少不會敵視憲政，相反卻容易從不滿“秦製”走向反對專製、接受憲政，卻是不難理解的。筆者過去就指出鴉片戰爭後的學西之風首先就是從這些“反法之儒”開始的。
及至清末，那些立憲派的紳士們盡管對憲政的真諦還未必完全了解（但是也遠遠不像過去有人所說的那樣膚淺），然而毫無疑問，他們談論立憲就是衝著“秦製”來的，搞立憲就是要改變帝製（雖然未必廢除帝號，也並不特別仇視某一個具體皇帝），卻是毫無問題的。因此他們當然不能接受朝廷希望搞的那種“日本式立憲”。正如論者所言，當時絕大多數立憲派要求的是“英國式立憲”，他們“在選擇君主立憲政體時，除了極少數外，絕大部分都崇尚英國的議會政治即虛君共和模式，堅決反對政府師法日本。何況政府的預備立憲措施不是直接仿效日本立憲後的製度和精神，不少是立憲之前的過渡形態，層次更為低下”。（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557頁）
“政治革命”還是“種族革命”
因此，雖然朝廷與立憲派都說要搞立憲，但兩者的差別之大，可以說遠遠超過所謂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差別。日本式立憲就是要學日本在“西化”形式下實現的“周秦之變”，它是要維護“秦製”、維護君權的。而英國式立憲就是要廢除秦製，廢除君權，雖然保留帝位，但那就像英國女王一樣不過是個象征而已。其議會民主的實質與革命派所要的共和製可以說並無區別。革命派和立憲派其實都知道這一點。如革命派的汪精衛說：“今日之英國非君主政體，乃民主政體也。”（精衛：《希望滿洲立憲者盍聽諸》，《民報》第3、5期） 而立憲派的英國式立憲，他們自己的另一個說法就叫“政治革命”：“政治革命者，革專製而成立憲之謂也。”（飲冰：《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叢報》第76期）他們自稱與“革命黨”的區別，不在革命不革命，更不在立憲不立憲，而在於“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原來，革命派之所以反對保留君主，不在於英國式憲政與共和製憲政有什麽區別，關鍵在於革命派以“反滿”為號召，滿族是征服者，必須趕走，如果說漢人皇帝能否保留還可商量，清朝的滿族皇帝那是絕不能保留的。這就是革命派的“種族革命”與立憲派的“政治革命”真正的不同。換句話說，這種差別不在於“革命”與否，而在於“排滿”與否。事實上也的確如此，辛亥元老李書城先生後來曾回憶說：“同盟會會員在國內宣傳革命、運動革命時，隻強調‘驅逐韃虜，恢複中華’這兩句話，而對‘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意義多不提及。”（李書城：《辛亥革命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
可見，那時的立憲派與革命派其實都是要廢除帝製實行憲政民主，而清廷的“立憲”卻是要維護帝製。追求如此南轅北轍，清廷與立憲派後來的決裂也就不難理解。革命派既然非要搞掉“異族”皇帝，除了用暴力自然別無他途。而立憲派則留了一條皇帝若能放棄皇權甘當“虛君”，就不必強求廢君這樣一條和平變革的出路。但是假如皇帝堅不放棄皇權，那立憲派們也是不排除“小百姓一齊要動蠻”的。而清廷隻想學日本天皇，決不願意當“虛君”，那革命終歸就很難避免了。後來也正是立憲派與革命派加上中國傳統的反對勢力（會黨、民變之類）匯成大潮一齊“動蠻”，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和平的君主立憲可能嗎？
由於近20年來人們了解的立憲派已經與過去截然不同，而現在凸顯的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實質矛盾，即是否要“排滿”的不同，按今天的價值觀顯然又是立憲派更為進步，他們“更注重民族團結”，反對漢族獨尊，而革命派則顯示出更多的民族偏見和狹隘報複意識。再加上立憲派和平改革與“動蠻”兩手都不排除的思想也比革命派的“唯暴力革命”論更符合當代潮流。所以如今至少在大陸，辛亥研究中為立憲派討公道已經是蔚然成風。區別隻在於有人認為立憲派與革命派各有所長難分伯仲，不宜褒此貶彼，有人更走上指責革命派、獨褒立憲派的思路，至於那些認為連立憲派都是太“激進”（如上所述，就事實而言他們確實相當激進），而同情清廷的日本式立憲（其實是次於日本式的立憲）設想的主張，也已經不算稀奇。
就以肯定立憲派的代表性學者侯宜傑先生而言，他考證了立憲派與革命派勢成水火其實隻是國外“政治僑民”中的現象，根源在於海外生存環境下對有限的華人捐款和人力資源的爭奪（秦按：其實這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僑民”中的極常見現象，並非隻有中國政治僑民有這樣的“劣根性”），並不是真正的思想上的南轅北轍。而在國內，立憲派與革命派的矛盾就小得多，更多的是互相協作和互相支持，甚至很多情況下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分別就很模糊——正如革命黨與會黨的區別也很模糊一樣。而後來的辛亥革命，實際上是他們共同發動的。所謂立憲派“逼革命派妥協”，甚至“竊取革命果實”等等說法，也是不公正的。
筆者以為這些見解都是極有價值的。基於這種見解，現在很多人都為立憲派的和平改革設想未能實現而扼腕憤歎，認為君主立憲製其實是當時中國最有利的選擇，如果能走這條路，中國後來的政治現代化會順利得多，沒準就成了日本、英國了。而這條路之所以沒走成，除了革命派太“激進”或者清廷太“保守”以外，很多人都認為關鍵還與清朝皇室是滿族有很大關係。如果中國當時是個漢族王朝，革命派的“排滿”就沒了理由，朝廷的“恐漢心理”也不會那麽重，君主立憲之路是很可能會成功的。
曆史當然很難假設。不過我卻認為，對立憲派的重新評價當然很應該。但是由此就說立憲派的設想有多少可能，確實不好說。我不是文化決定論者，也不相信“曆史必然”的宿命。但是要從既定條件出發來估價事件發生的幾率的話，我認為恰恰從“中國傳統”來說和平立憲的可能是極小的，即便當時中國是個漢族王朝。當然，傳統並非固定不變，中國絕不是任何情況下都沒有和平的政治改革機會，但在那時，幾乎可以說是沒有。
為什麽這樣說呢？這就要涉及到更深的曆史背景。我們以後再詳細道來。
細節越來越清楚，背景卻越來越模糊
說細節越來越清楚，是因為這些年來，尤其是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對辛亥當時以及前後的有關人和事的考證有了極為可觀的進展。這些細節廓清了因1911、1927和1949幾次政局大變動造成的主流敘事大擺動製造出來的種種話語，各種神化與妖魔化的說法逐漸受到了史料的檢驗，新發現的史實林林總總，總的來說就是：“革命”者未必那麽激進，“保皇”者卻也相當進步；勝利者不那麽聖潔，失敗者也不怎麽肮髒；革命派其實會黨習氣多於“共和”精神，而立憲派追求的是“英國式”憲政而非“日本式”憲政，其激進程度看來也與革命派相去不遠；甚至連清廷，從新政的決心“遠超戊戌”，直到“清帝遜位詔中體現的共和真諦”，於立憲派、革命黨亦不遑多讓乃至有所過之。所以有人說辛亥革命是“很不‘革命’的革命”。
但另一方麵，這革命、立憲和清廷等諸方據說區別其實不那麽大，而變革的後果卻又非常不理想——這裏指民國的“亂象”和憲政至今不能走上軌道。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專業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是：這些年來在辛亥前後曆史細節的考證逐漸清晰的同時，這場革命的宏觀背景卻越來越模糊。由於過去這些年來對“中國傳統觀”、“中國曆史觀”認識的多元化，對“帝製”的評價本身越來越成了嚴重的問題。與辛亥時期無論革命派還是立憲派都極度反感帝製，而辛亥以後盡管時事日艱，拒絕帝製的全民共識卻毫無改變的情況大異其趣的是：如今的人們似乎對帝製有了一種越來越帶有玫瑰色的描述。如果按照這種描述，是否應該否定帝製，本身都是個問題，立憲派與革命派都是愚不可及，根本就沒有必要分別高下了。
到底是辛亥時代的人們（絕不僅僅是革命派）錯了，還是我們錯了？他們當時如此決絕地不惜“動蠻”也要擺脫帝製，卻為什麽至今還沒能完成憲政大業？過去教科書都說辛亥以前，或者說晚清以前是專製黑暗、“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而現在從一些洋人開始，時興說中國從來經濟上是“世界中心”、政治上是父愛式的仁政（或者用秋風先生的說法叫“儒家憲政”）、倫理上更是盡善盡美的桃花源。如果說晚清以前確實不錯，以後為什麽就不行了？是因為傳統弊病導致的王朝周期性治亂循環？是某種“小冰河期”的氣候異常使中國進入了“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的下行期”？還是西方來的禍害毀壞了我們傳統的桃花源，而受西化影響的無論是革命派還是立憲派都要對此負責？
同樣地，辛亥以後的民國時期，過去都視為兵荒馬亂、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時代。但近年來懷念民國的風大起，經濟上的“黃金十年”，外交上從“改訂新約收回利權”的“革命外交”到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強”之一，當然更不用說當年新文化的風起雲湧和傳統國學的雲蒸霞蔚，都獲得高度評價。最近的人口史研究中有人也指出：刨除當時連綿不斷的戰爭與天災，僅就相對和平時期與地區而論，那麽由於經濟社會醫療的進步導致人口變化模式由傳統的“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向發展中階段的“高低高”（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轉變，在中國既不是發生在1949年以後也不是發生在清中葉傳說中的“人口爆炸”時代，而就是開始在民國時期。這是真的嗎？
顯然，對辛亥的認識離不開對其前因後果的認識，否則細節再清楚，也就像一部活劇，如果劇本糊裏糊塗，演員再怎麽活靈活現，觀眾還是會一頭霧水。前麵說過，辛亥革命就是要推翻帝製，辛亥革命也就是推翻了帝製。那麽我們對辛亥這場活劇的了解，就要從帝製的興衰入手。
（本文發表於南方周末。並結集成為禁書《走出帝製》的一部分。）
張維迎：中國不融入西方價值觀就死定了
(博訊北京時間2015年2月06日 轉載) 我想從大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發展。
順應全球化理念
我們看全球化的曆史，需要知道在全球化之前很久，人類有一個走向全球的過程。我們知道現代人（“智人”）大約是20萬年前在現在的東非出現的，10萬年前人類走出東非，先到了西南亞（中東）這個地方，6萬年前已經到了澳大利亞，4萬年前到了歐洲，也到了中國（到中國的時間也可能在6.8萬年前，但這個時間有爭議），1.3萬多年前跨過了白令地峽，到了美洲。
這樣，大致來講，到一萬多年前的時候，我們人類已經從一個地方走向全球所有適合人生存的地方。之後大冰期結束，冰蓋的融化使得海平麵上升，人類從此被分割在三大不同的世界，即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美洲世界區，以及澳大利亞、巴布亞新幾內亞世界區，這三個世界之間上萬年人類沒有什麽來往，盡管每個區域內還是有交往的，如連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但分割一萬多年之後，也就是五百多年前開始，這三個世界開始又相互聯係起來了，開始了一個我們現在叫“全球化”的過程，這個全球化開始的標誌就是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所以，過去的五百年都可以被認為是人類在一萬多年前失散後，重新走在一起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出現與人類理念的轉變有很大的關係，如果哥倫布不相信地球是圓的，他不會往西航行尋找印度結果卻發現了美洲（但哥倫布至死時仍然認為他找到的是印度），至少這個過程會推遲很晚。所以我相信這裏麵一個很重要的啟示：理念的轉變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不可能孤立進步
至少過去的一萬年裏，人類所有進步全是來自合作，而不是基因的變化。如果不是合作，也許人類早被動物吃掉了，因為人的生物體能是比不上許多動物的。並且，合作的範圍越大人類進步越快，這就是全球化的意義所在。全球化使得人類的合作可以在全球範圍展開，這是人類過去500年進步速度劇烈加快的主要原因。這一點對中國來講是非常重要。我們老在強調中國特色，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的所有的進步都是合作導致的進步。
什麽是中國的？如果從起源講，很少有什麽東西是純粹中國的。我們吃的小麥不是中國培育出來的，是中東來的，我們吃的玉米是美洲來的，甚至可以講青銅器的發源也不在中國，而是從西南亞兩河流域那個地方過來的，青銅器的發明那裏比我們早1000年，而且考古發現證明，越往西考古出土的青銅器越早，意味著絲綢之路之前有一個所謂青銅之路。
全球化在今天是什麽意思？ 就是利用全人類的智慧，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人相互學習，相互合作。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你中有我，我有中你，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孤立進步。
改變我們的觀念是非常必要的。全球化導致人類更深入、更全麵的合作，從價值鏈看，今天沒有任何一個產品是單獨一個國家自己生產的，隨便一瓶礦泉水都是全球生產的，因為它價值鏈在全球分布。這就是過去人類200年或者中國過去30年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市場是共贏的邏輯
全球化與市場化之間的關係。我認為人類社會的運作就兩種邏輯，一種是強盜邏輯，一種是市場邏輯。所謂強盜邏輯就是，你想幸福，就使別人不幸福。市場邏輯意味著，你自己要幸福，首先要讓別人幸福。
過去500年的全球化，就是亞當·斯密講的市場邏輯在全球範圍的不斷擴展，包括到今天，這個過程仍然在繼續。曆史證明，什麽時候市場的邏輯中斷了，強盜的邏輯主導了，就會帶來人類的倒退。
比如我們看，在1914年之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但是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市場的邏輯中斷了。之後保護主義一直盛行到二戰結束，包括按照國際貿易衡量的全球化水平一直沒有恢複到一戰之前。二戰之後，人類重新開始了全球化，也就是由市場邏輯主導的全球化。
日本和德國是兩個顯著的例子。這兩個國家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想用強盜的邏輯來征服世界，我們知道，最後他們失敗了。二戰之後，他們用市場的邏輯征服世界，最後成功了，都變成了經濟強國。這一點對中國有很大啟發意義。
我認為我們一些人思考問題時仍然在用強盜邏輯，大家不要以為沒能力當強盜的人就不用強盜邏輯思維。沒有能力當強盜的人，恰恰經常用強盜邏輯來思考問題，包括我們現在看到好多問題，經常持有零和博弈的觀點，認為你贏了一定是我輸了。
加入WTO談判時，談判代表跟領導報告說，我們要跟中美達成雙贏的協議，這時候有一個人說，中美之間怎麽可能雙贏？這就是強盜邏輯的思維方式。很欣慰，過去整體200年，盡管中間有強盜邏輯，但整體是市場邏輯獲得成功，貿易自由的擴大。
中國是主動全球化的贏家
中國在全球化當中獲得了什麽。有個圖我喜歡用，它描述的是不同地區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相關係數的曆史變化，是我根據麥迪森的數據計算的。1820年之前相關係數接近於1，意味著各國之間生活水平沒有什麽大差距，之後不斷下降，最後達到1973年的0.148，這就是所謂的世界“大分流”。之後相關係數開始上升，2003年達到0.52，預計2030年達到0.73，這可以稱為是大合流、大融合。
這個大分流和大融合都與中國高度相關，其實所謂的大分流，也就是說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相差越來越大，主要是由於中國的落後和停滯。同樣，過去30年人口規模與GDP規模相關性越來越高了，也是由於中國的快速發展。
在第一次全球化過程當中，我們是被動的。從大曆史的角度看，搞洋務運動，我們其實有一定的被動性，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問題，我們沒有真正地加入世界。但是第二次改革開放我們是主動的，主動走向世界，主動地利用了市場邏輯，世界市場和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相結合，就成為我們的“後發優勢”。
有人提到楊小凱曾經說到後發優勢可能轉向後發劣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但是不管怎麽講，過去三十多年我們就是利用了這個後發優勢，我們沒創造什麽新的技術，沒創造什麽新的管理方式，但我們的經濟成為世界第二，這就是全球化給我們帶來的東西。
堅持共通的價值
0最後一點，我要講一下全球化與人類共同價值的關係，因為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我一開始為什麽講那個大曆史？人類本來就是從一個地方來的，中國人也是人，人類都來自一個地方，這個事實很重要。今天人類所有的文化差異，都是過去幾千年期間形成的，而且這種差異可能遠遠被我們誇大了，我最近在《博弈與社會》這本書裏指出，兩千年前軸心時代的思想家，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他們為人類製定的遊戲規則許多是共同的，盡管表述方式可能不一樣。
我們要特別警惕在全球化當中的民族主義思潮，社會主義最害怕和民族主義相結合。為什麽呢？社會主義跟民族主義相結合就是“民族社會主義”，也就是“納粹”。
在全球化時代，如果我們不能夠按照世界通行的遊戲規則來行動，也就是不接受人類的普遍價值，就不可能全麵享受人類合作帶來的好處，就相當於開車上路人家靠右行，你非要靠左行，馬上就死定了。
同時要認識到，現在有很多“特色”規則（如官商勾結），這些規則伴隨中國加入世界也在走向世界，我們有些中國企業喜歡用這些規則征服世界，一些外國企業也“入鄉隨俗”，我覺得這是很可悲的事。如果這樣，我甚至擔心，我們加入世界以後，會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還是變得更壞？這是需要考慮的。所以為了人類的未來，也為了中國人自己的未來，我希望能夠按照更一般的、符合人類本性的價值，而不是按照那種特殊的價值觀來行動。我相信隻有這樣，我們才會有個很好的世界。
此文為張維迎教授在天則所二十周年慶典上的發言 (博訊 boxun.com)
張維迎：人類過去500年最重要的思想進步是什麽？
(博訊北京時間2014年2月23日 轉載) 《財經》雜誌微博
一定要使得政府所有的權力都在法律之下，政府的所有行為必須符合法律。惟其如此，私有財產才能得到有效保護，個人自由才能得到充分保證，企業家精神才能得到有效發揮
張維迎
2000多年前，荀子問到這樣一個問題：人力量沒有牛大，走路不如馬快，為什麽牛和馬都能被人所利用，而人不能被牛和馬所利用？他的答案是因為“人能群”，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人會合作。看看人類的曆史，可以說所有的進步都是合作帶來的，而我們創造的各種行之有效的製度，都是為了人類相互之間更好地合作。今天可以說人類曆史上的合作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也就是全球範圍的合作，全人類的合作。我們手頭使用的幾乎任何一件產品，都是全球合作的結果，不是任何一個單個國家生產的，更不是任何單個的人可以生產出來的。
為什麽人類今天可以達到這樣一個合作程度？最重要的原因，是200多年前開始，人類走向了一種新的製度，這種製度就是我們今天稱之為“市場經濟”的製度。當然這種製度並不是一天實現的，而是一個不斷從局部走向全球、不斷深化的過程。這之間有曲折、有衝突，但總的趨向是市場化。像中國，可以說1949年之後，我們與這個製度隔絕了。35年前開始改革開放，我們又加入這個製度。我們跟世界隔絕的時候，我們是停滯的；我們加入這個製度以後，我們就取得了很快的經濟發展。
一
為什麽市場經濟可以帶來人類如此高的合作和如此迅速的發展呢？我想有兩個原因：
第一，市場經濟可以使陌生人之間進行合作。傳統社會也在合作，但是都是熟人之間的合作，隻有市場經濟使得合作可以在陌生人之間進行。今天，我們所消費的產品的生產者，我們基本上都是不認識的，但是我們仍然能夠信任他們，我們仍然能夠使用他們所生產的產品。
第二，市場經濟下的合作不是簡單的相互幫助，而是相互依賴。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當中，每個人隻是複雜的分工鏈條中的一環，任何人離開了別人，都沒有辦法生存下去。而每個人專注於一件事，就可以做得更好，這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專業化分工給我們帶來的好處。這個道理，2000多年前荀子就講過，他說：“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荀子·富國》)而正是市場經濟，使得大範圍的分工成為可能，人類才享受分工帶來的這種好處。200多年前，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說，市場就類似一隻看不見的手，它把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動機變成為服務其他人的這樣一種行為。
市場要達到這樣一個效果，有三個東西是最重要的：一是私有產權，二是自由，三是企業家精神。隻有在每個人的財產權利能夠得到充分保證的情況下，人們才能有穩定的預期，才願意和別人進行交換。如果沒有私有產權的明確界定，自由交換是不可能的，創造價值的合作也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味著我們每個人可以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在分工中發揮自己的優勢，而且能使我們的聰明才智得到最好的發揮。也正是自由，使得我們創造了好多新的思想、新的技術和新的產品。而在人口當中，確實有這麽一類人，比一般人更有一種判斷未來的能力，更有一種冒險精神和警覺或者說想象力，這種人我們叫企業家。企業家就是不斷地發現別人需要什麽，不斷地創造出別人願意支付價格的東西，也就是新的、可以被市場接受的產品。也正是通過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分工才不斷深化，價值鏈才不斷拉長，新的產業才不斷出現。總之，產權、自由和企業家精神，是市場經濟最核心的東西。
要使得這三個條件得到滿足，就需要有政府，因為我們知道，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一個社會可能會陷入像霍布斯講的人與人之間的戰爭，也就是叢林規則、強盜邏輯。這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政府就是為了保護我們的自由、私有財產權利和社會的企業家精神，從而使人類能夠享受合作帶來的好處。但是我們知道，政府是一個抽象的構造，世界上不存在所謂“政府決策”和“政府利益”，所有的政府決策本質上都是個人決策，因為能夠做決策的人一定是像在座的各位一樣，是有血有肉、有想法、有情緒、有欲望、有私利的活生生的人。這樣的一個個人，如果有權以政府的名義製定遊戲規則、有權使用強力執行這些遊戲規則，我們怎麽能夠使他們製定的遊戲規則有利於人類的合作，而不是損害人類的合作？我們怎麽能夠保證他們在執行遊戲規則的時候能公平、公正，而不是用公權力謀取私利？辦法就是對他們進行約束，這個約束就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裏。所以我們必須有一些基本的製度規則，使政府官員沒有辦法超出我們允許的範圍去做事情。我理解這就是我們一般講的“憲政”的含義。
二
我必須強調一下，人類過去500年最重要的思想進步是什麽呢？就是我們認識到，在政府工作的人，不論是國王、皇帝還是部長，他和普通人是一樣的，是自利的。過去人們認為，國王和皇帝是“天子”，是上帝派來統治我們的，他們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並且總是大公無私。對這樣的統治者，約束他們是沒有必要的。但是過去了500年，我們人類認識到，統治者既不可能無所不知，也不可能無所不能，更不可能大公無私，所以同樣需要受到約束，這就開啟了憲政製度的建立。當然我們知道，在2000多年前，亞裏士多德就看得非常清楚，任何一個政府，如果不受法律的約束，就可能變成暴政。一個君主如果不受憲法的約束，就會變成僭主；一個貴族統治如果不受憲法的約束，就可能變成寡頭政治；一個平民政治，也就是民主政治，如果不受憲法的約束，就可能變成多數人的暴政。無論哪一種暴政，人類的自由都會受到侵害，私有產權沒有辦法得到保證。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很好的市場經濟，憲法及其製度就變得非常重要。我們一定要使得政府所有的權力都在法律之下，政府的所有行為，必須符合法律。惟其如此，私有財產才能得到有效保護，個人自由才能得到充分保證，企業家精神才能得到有效發揮。
但是我們總要給政府一些權力，這些權力就是他們可以製定我們的遊戲規則，包括法律，也包括一些必要的政策，並保證這些有效規則得到普遍遵守。惟其如此，我們才能成為一個法治社會。但我們還必須認識到，政府製定的法律和政策必須尊崇一些更高的準則。現在很多人在有關法治的認識方麵是不夠的，他們認為法治就是有法可依、違法必究，所以建立法治社會的關鍵就是製定法律和執行法律。但我認為這隻是法治的第二部分，法治的第一部分是什麽呢？就是任何法律必須符合天理，也就是西方學者講的自然法。天理是什麽？就是基於人類合作的需要而長期演化形成的一些天經地義的戒律，比如大家能想到的殺人要償命、欠債要還錢、說話要算數，這都是天理。如果政府製定的法律不符合天理，就會導致人們之間? (博訊 boxun.com)
與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秦以後中國曆史的明顯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時，“秦製”不像“封建”那樣領主林立多內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國崛起”的成就。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說“鴉片戰爭前中國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傳甚廣，我以為難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馬可·波羅和鄭和的時代，中國的王朝盛世要比當時的歐洲繁榮許多，則應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我們曆史的一大特點是始終無法擺脫“治亂循環”，即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國秦以後曆代王朝的壽命不但比“封建”時代的周“王朝”和歐洲、日本的宗主王係（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換代”的巨大破壞性更幾乎是人類曆史上獨有的。
古代沒有精確統計，惟一能反映國家興亡、社會榮衰的指標就是人口的增減，而曆史上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說是任何別的民族都沒有的。固然，人口（在農業時代基本也就是經濟）的升降並非傳統中國獨有。羅馬帝國極盛時人口據說達到一億，帝國崩潰後原領土上的居民估計還有七千多萬。在整個中世紀“封建”時代，歐洲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是有起有伏、時進時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與氣候，而不是政治與戰爭。六七世紀之交與14世紀的兩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嚴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則有說減少四分之一，多則說減了三分之一，並由於生產破壞引發了社會失序和動亂。但這兩次大衰退與“改朝換代”和政治變故並沒有什麽關係：那裏的“盛世”並無秦皇漢武，“末世”亦無漢獻唐昭。黑死病之災後，又有以三十年戰爭為穀底的16－17世紀危機，據說使戰爭波及地區的人口損失三分之一。根據如今學者的研究，這次危機是“小冰河期”宏觀氣候異常導致的。
而所有這幾次“封建”歐洲史上的大難，都與“改朝換代”無關。近幾十年，歐洲中世紀史學界關於中世紀危機原因的爭論主要發生在強調“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論”觀點和強調瘟疫與氣候災變的“偶然”論觀點之間。前者受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啟發，認為危機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過剩，瘟疫隻是過剩嚴重後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種表現形式。“瘟疫是中世紀舊大陸人口數量增加和活動的擴張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產品之一”， “即使沒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況仍會發生”。而後者則認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與氣候變遷一樣，屬於偶然性災變，與歐洲社會上的人口“過剩”與否沒有什麽關係，正如後來的工業革命在一些人看來就是因為煤和鐵恰巧同時富集於英格蘭一樣。
曆史上兩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歐洲人口嚴重下降，但這仍然無法與中國“改朝換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壞性相比。圖為尼德蘭畫家老勃魯蓋爾的名作《死亡的勝利》（約作於1562年），反映了黑死病之後社會的動蕩與恐怖。
西方爭論的中國版
有趣的是，近年來這樣的爭論也從西方漢學界擴展到了中國史領域。這就是近年來影響極大的、由美國漢學界發起、很快國際化並傳入中國的爭論，即“加州學派”與“人口論學派”的“華山論劍”。前者認為中國傳統時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間）一直都是世界第一，並沒有什麽大的製度缺陷，曆史上的大亂都是“小冰河期”這類氣候災變。歐洲史學界的一些“反人口論者”認為中世紀歐洲人已經會以原始計劃生育手段因應經濟變化、以積極調整來打破“馬爾薩斯鐵律”，中國史學界同樣有人發現了傳統時代我們先人的計劃生育天賦。而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似乎也隻是因為江南沒有富集的煤鐵。反之，後者則堅持認為人口過剩使中國淪於“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過密化”和“沒有發展的增長”，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滯和危機，更別提發生工業革命了。
耐人尋味的是，這場爭論號稱是為了打破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但顯然這樣的爭論幾乎就是西方史學界類似爭論的中國版，隻是有個時間差而已。這恰恰是再明顯不過的國際學術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現象。應該說，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這種爭論都是很有意義的。它不僅提出了許多、並且解決了其中的一些實證問題，而且從方法論上對過去那種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並且把差異很大的前近代中國與歐洲都歸結為來自“奴隸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的“封建社會形態”的史學模式是一個很大的糾正。由於這種模式改革前在中國史學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壟斷性，因此這場爭論在中國的意義尤其大。
但是，如果說過去那種關於“封建社會”的西方中心論史觀有問題，那麽如今這種圍繞“人口、氣候和瘟疫”做文章，並且熱衷於爭論古代“GDP”數值的新西方中心論史觀，恐怕也有同樣的毛病。過去那種史觀是“製度決定論”，尤其是經濟製度（即所謂生產關係）決定論，這當然有很大的問題，但是今天無論講“必然”、“偶然”都不談製度，恐怕也有問題。如果說必然性的“人口規律”與偶然性的氣候、瘟疫災變對西方中世紀的盛衰確實有某種作用，那麽在中國它們也有同樣作用嗎？就像過去說中國古代和西方中世紀都是“封建社會”因而有同樣的“規律”那樣？
這顯然是可疑的。首先，像“小冰河期”這樣的氣候災變，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紀的盛衰與中國傳統時代的治亂明顯不同步。西方於六七世紀之交發生第一次鼠疫大災難時，中國卻出現“貞觀之治”；14－15世紀發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災時，中國卻又出現永樂、宣德“盛世”。而中國兩漢之際大亂時，西方卻正值繁榮的“羅馬和平”時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麽解釋這些相反的事實？
其次，如果說到“人口周期率”，那麽中國與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顯。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現為瘟疫，次數比中國少，下降的幅度也沒有中國大，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現為殘酷的戰亂，與政治上的“改朝換代”高度重疊。如果說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麵上總還是一種自然現象，那麽中國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現為“人禍”了。
當然，從另一方麵講，“人禍”之前中國也有勝於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禍福相倚”，對比極為鮮明。中國人口繁榮時期增長比歐洲快，而崩潰時期的劇減更是駭人聽聞。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災難程度，中國不僅災難頻率更高，每次災難的程度，如果我們相信史書的說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漢末年人口將近6000萬，王莽時期發生大亂，幾十年間就使人口損耗三分之二，東漢光武帝恢複天下太平時，人口隻剩下2100萬。
東漢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桓帝時人口又恢複到5648萬，但馬上又發生了更嚴重的黃巾之亂與軍閥戰爭，就像曹操詩中講的“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很多地方變成了無人區，重歸一統時，魏、蜀、吳三國人口加起來隻有760萬，可以說消滅了七分之六。西晉維持統一三十幾年，末年人口1600萬，隻有西漢盛期的四分之一。
緊接著又大亂幾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時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盛世，人口發展到四千六百多萬，接著又發生了隋末大亂，也是毀滅性的，到唐高祖統一的時候，第一個人口統計是200萬戶，按中國傳統的五口之家，當時的人口有1000萬左右，隻剩下五分之一。
經過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發展，在安史之亂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達到最高峰，有5291萬，仍比西漢平帝時要少。第二年“漁陽鼙鼓動地來”，又陷入了百年大亂，到了唐代宗時期，中國的人口又劇減70％，降為1692萬。
曆經晚唐藩鎮，五代十國之亂，到了宋太祖統一的時候，剩下309萬戶、1500多萬人的樣子。
宋代人口發展比較快，經濟比較繁榮。南北宋之交的戰亂對人口的影響也相對小些，到1190年，宋金對峙的雙方人口合計達到7633萬，第一次超過西漢末年，再創高峰。
元滅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從南宋的259萬戶劇減到元初的20萬戶。元朝的太平隻維持了八十幾年，元末大亂又使中國人口受到嚴重打擊。
明代的人口記錄很怪，在明太祖統治的31年內，人口增長出奇地快，到朱元璋臨死時據說已經達到5987萬，以後一直沒有超過這個數字。到了明末農民戰爭爆發前，人口大概是5200萬左右，經過農民戰爭與明清戰爭又一場浩劫，清初恢複統一後，統計數字剩下1900多萬。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長很緩慢，乾隆中葉以後，人口增長突然加速，這是中國人口史上的第三個謎，在100年間中國人口先後超過1億、2億、3億，到鹹豐元年達到4.3216億，形成中國人口史上的又一個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亂，太平天國戰爭加上回撚之亂，1863年即太平天國滅亡的前一年，中國人口的數字已經掉到2.3億。以後一直到1949年中國人口數字一直都在鹹豐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與“亂世增長”
當然，上述都是史書上的官方數字，其中宋代的戶、口比例，明代洪武後的“人口停滯”，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這三大謎都存在著嚴重的統計爭議。一些研究認為實際情況沒那麽駭人。其中，複旦大學葛劍雄教授掛帥的集體項目六大卷《中國人口史》可以說是對曆史上曆次大亂的災難程度估計最為緩和的了。該書綜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潛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斷代人口史的頂級專家，反映了該領域研究的當代水準，尤其對以上三個“人口之謎”的真相作了具有說服力的澄清。根據該書各卷的研究，西漢末年與新莽大亂中，人口從6000萬降至3500萬；東漢末年大亂，人口再從6000萬降至2300萬；隋唐之際大亂，人口從6000萬降至2500萬；安史之亂後以訖五代，戰禍連綿，人口從7000萬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萬；宋元之際大亂，中國（指宋遼金夏之地總計）人口從1.45億降至7500萬；元明之際，從9000萬降至7160萬；明末大亂，人口從近2億降至1.5億， 清初順治至康熙初的戰爭損失還有約2000萬。以太平天國戰爭為中心的清末鹹、同大亂，人口由4.36億降至3.64億。而辛亥革命後的整個民國時期，盡管實際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戰禍不斷，屬於兩個穩定“朝代”之間“改朝換代”的亂世，人口卻破天荒地出現“亂世增長”，從1910年的4.36億增至1949年的5.417億。
因此根據該團隊的研究，曆史上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現象，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換代”人口通常都要減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第二階段是元以後至清末，每次大亂人口減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正如《中國人口史》作者所說，這種變化其實主要是因為元以後中國人口基數大了，分布廣了，而且出現了多個人口稠密中心，大亂不可能席卷所有這些地方。但在大亂涉及的地方，人口損失的比例與元以前相比，駭人聽聞的程度並不稍遜。而整個大亂造成的人口減少絕對數甚至遠比前一階段更大。第三階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後，民國時期人口的“亂世增長”是此前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其意義我們以後再說。
顯然，辛亥革命前兩千多年帝製時代中國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書戶籍數字所顯示的那樣極端，也是夠觸目驚心的。世界史上別的民族有遭到外來者屠殺而種族滅絕的，有毀滅於龐貝式的自然災變的，但像中國這樣殘忍的自相殘殺確實難找他例。民國時期外敵（日本人）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30萬，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永不能忘的慘痛記憶。可是兩千年前，在短短幾十年內，秦一次坑殺趙降卒40萬於長平，楚一次坑殺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而當時整個中國人口也不過才兩千多萬！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國看到好幾本書說美國南北戰爭是人類迄那時為止最殘酷的內戰。真是少見多怪了。國人自相殘殺的殘忍讓人聽來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國戰爭，雖然全國人口減少的比率沒有元以前那麽高，可是戰爭波及的那些地區，人口減少之驚人絕不遜於前代。按地方誌記載，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成為戰場的江浙一帶，人口耗減都達到一半以上，像蘇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縣，不是僅蘇州城）耗減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減了五分之四，屠城、屠鄉的記載比比皆是！
如此仇恨為哪般？
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為了反滿大力渲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實漢族的內戰中更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僅就明清之際的“張獻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統計，四川有人口385萬，到清初順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後統計，隻剩下一萬八千丁！丁是納稅單位，加上婦孺，加上未錄人口，充其量也不超過10萬人吧。從385萬到10萬，要說是人口滅絕，一點都不假。現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後移進去的。
我當年治明清之際史，喜歡看地方誌，康熙初年出現入清以來第一輪修誌高潮，四川各地多有援例而為的。那都是一批怎樣的誌書啊！亂後之作，紙差印劣，篇幅單薄，不少注明是縣官或同仁私人湊錢印的，因傳世極少，如今多屬善本。而其中內容，賦役誌則多有一縣僅數十丁者，有縣官和移民來到無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來移民數十戶一年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藝文誌》則多為虎口餘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紀實，令人不忍卒讀。
清初十餘年間，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與遺民在山中結寨自保。當時清朝的四川巡撫駐川北邊遠的保寧（今閬中縣），明朝（南明）的巡撫則駐川南彝區邊緣的洪雅縣一處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雙方你攻我伐，多次路過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駐守，因為那時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沒的灌木叢，鄰近府縣皆無人區，駐軍則無處覓食。直到順治末年，清朝的巡撫才回到廢墟成都重新設置。
過去傳統文人把“屠蜀”歸罪於“流寇”，說是張獻忠把四川人殺光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意識形態出發，為了維護張獻忠這個“農民領袖”，很多人寫文章論證“不是張獻忠屠蜀，而是統治階級屠蜀”。改革後有人就說，其實兩說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瘋狂殺人。
清代文人記載說，張獻忠為證明他殺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許多“聖諭碑”，就是張的語錄碑，文曰：“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所以又被稱為“七殺碑”。到底有沒有“七殺碑”？經過1950年代以來的研究，的確發現了幾塊傳說中的“大西皇帝聖諭碑”，如今四川廣漢市的公園裏還豎著一塊。隻是碑文與清人的說法有點出入，文曰：“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後麵不是七個殺字，但正如當代著名南明史家顧誠先生評論的：此碑殺氣之明顯，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爺對（四川）人百般照顧，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該殺。刀下鬼們，你們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該吧！顯然張獻忠殺人如麻是無可置疑的。
但是老實說，川人的確不是他張獻忠一家可以殺光的。尤其是，張獻忠發狂地進行滅絕性屠殺，是在他敗象已露、絕望掙紮的順治三年，那時他早已不能控製全川。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東，被明將曾英控製，以嘉定（今樂山）為中心的川南，則是明將楊展的地盤。張獻忠的屠刀所及，隻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帶。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軍屠戮、賊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實上，那時四川何止“官軍”與“流寇”，一般的人們在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下，為了自利甚至僅僅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幾乎已如那句老話說的，“人對於人是狼”了。
如今國際上對“中國”或“中國人”往往有兩種極端的看法：或者說中國人在“傳統”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極力宣揚“中國威脅論”，其實抽象地談論“中國”和“中國人”是很少有意義的。中國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們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樣，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陰暗。當權力不受製約時，在社會衝突爆炸之際，人性之惡便會導致種種殘暴不仁之事。對本族人是如此，對其他民族，又何嚐例外！中國古代的專製者與別國的暴君一樣搞過領土擴張，搞過種族屠殺乃至種族滅絕。遠的不說，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準噶爾人就幾乎被清朝軍隊殺絕。被稱為“進步思想家”的漢族著名學者魏源記載說：
初，準部有宰桑六十二，新舊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賽九，共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致我朝之赫怒，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合圍掩群，頓天網而大獮之，窮奇渾沌、檮杌饕餮之群，天無所訴，地無所容，自作自受，必使無遺育逸種而後已。計數十萬戶中，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幹戶，此外數千裏間無瓦剌一氈帳。
漏網之厄魯特各賊眾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軍）分兩路圍獵，所至獮剃，搜山網穀，櫛比擒馘，無孑遺焉。
甚至連親清的準噶爾沙克都汗“不從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誠清朝，竟然也被清軍將領“襲坑之”，全部活埋了。
與頗為得意於“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維新誌士譚嗣同則痛斥“本朝”對準噶爾人的滅絕：
《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即彼準部，方數千裏，一大種族也，遂無複乾隆以前之舊籍，其殘暴為何如矣。
他甚至憤而說出了這樣的話：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製中國，天實使之。所以曲用其仁愛，至於極致也。中國不知感，乃欲以挾忿尋仇為務。
這話今天聽來，怕要被指為漢奸。幸虧人人皆知譚嗣同是為救國變法而死的烈士！
這當然是過激之言。實際上專製權力如果不受製約，“欲尚存噍類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國人自己。即使國力孱弱談不上擴張，專製暴政下的漢族與其他民族照樣有遭屠殺乃至滅絕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際的“蜀難”，後者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冉魏政權對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滅，這次大屠殺不僅使時稱“五胡”之一並建立過後趙王朝的羯族從此絕跡，大量漢人也僅僅因為長相“高鼻多須”疑似羯人而橫遭“濫死”。
重審曆史上的“製度”問題
過去很長時間，我們習慣於以“租佃關係決定論”、“土地兼並危機論”和“農民—地主鬥爭論”來解釋曆史上的這種周期性的浩劫。筆者曾對此提出質疑。傳統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不在於“土地私有製”導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國家何其多多，但哪個像傳統中國那樣周期性地發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轉的“農民戰爭”？
近年來我發現這樣看的人越來越多，已不是什麽新奇的認識。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集體的大項目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對清代就是這樣看的。該書認為：在整個清代“土地兼並”與土地分散是兩個互相平衡的過程，因為富人的大家庭不斷分家造成家產分散，而赤貧者多無力成家延續後嗣，其家庭趨勢是歸於消滅，隻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規模延續的最大幾率。因此鄉村人口的階級結構是長期穩定的，“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並不存在。具體地說，清初盡管“土曠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卻絲毫不比清代中、後期為弱。反過來講，晚清的土地也並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謂的土地兼並，並不會影響社會結構的穩定，“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淩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級官員”。
然而過去那種一切歸咎於租佃製的“製度決定論”衰落後，完全不談製度之弊的另一種時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論”與“氣候災變論”的爭論就是如此。無論是規律性的人口周期，還是偶發的自然災變，總之都已不把傳統時代的製度問題當回事。其實如前所述，這兩種解釋用在歐洲還可以說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國這樣明顯的“人禍”就尤其不合理。
西方中世紀史的前述爭論發生在中世紀製度早已終結、現代化早已完成的發達國家，爭論隻涉及人口劇減的機製，並不涉及其他方麵，爭論雙方都無意於肯定中世紀製度，也無意於懷疑西方走出中世紀是否錯誤。但我們如果也去趕這時髦，情況就不一樣了。過去我們說“傳統”很糟糕，因此對這些浩劫有一套解釋，但這種解釋並不成功。現在我們不能改說“傳統”很優秀了，就根本不解釋，好像那些浩劫沒有發生過，或者發生了也隻怪“小冰河時期”。即便某次大亂可以如此解釋，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的一次次“爆炸”，難道都能歸因於“小冰河”？惟獨中國曆史上每隔約兩百年就出現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國家則不曾有。這可能嗎？
我們不能回避這些事實，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國文化，乃至所謂中國人的“民族性”就很惡劣的結論。我寧可認為，而且的確也有充分的證據認為，那些問題並非作為民族標識的“中國文化”使然，更不是中華民族不可救藥的“劣根性”的證明，而是那時的製度的確有某種問題。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使中國在曆史上社會危機不爆發則已，一爆發就那麽慘烈呢？大家都讀過《紅樓夢》，《紅樓夢》裏說，大家都像烏眼雞一樣，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國人之間有什麽深仇大恨，在社會危機中發生這麽凶狠殘酷的屠殺？我們要在人類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從中國文化中發掘解決人類生存困境的資源，就不能不研究這個問題。
中國的曆史有輝煌的篇章，但也的確有許多血腥的頁碼。近代以來中國長期國弱民窮，人們怨天尤人，難免怨及祖宗，“反傳統”的確反得過分；乃至出現所謂“劣根性”之說，把中國的曆史塗抹得一片漆黑。對此予以糾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現在我們不能倒到另一極端：因為日子稍微好過了些，就小富即狂，把曆史說得花團錦簇。
（本文發表於南方周末。並結集成為禁書《走出帝製》的一部分。）
附：
秦暉：辛亥革命“成功”了嗎？
1911年武昌城頭一聲炮響，辛亥革命爆發，至今已經整整一百年了。
辛亥革命要幹什麽？要推翻帝製。辛亥革命幹成了什麽？也就是推翻了帝製。辛亥以後百年，當時先進者追求的民主、自由、憲政、人權等等依然任重道遠。但是帝製這玩意，後來再也行不通了。盡管民初的中國兵荒馬亂，內憂外患，人禍天災連綿，複辟派說是今不如昔，客觀地講很多方麵的確如此。相比起過去很多人誇張渲染東歐、泰國等地民主化以後的所謂“亂象”，民初的亂象何啻百倍，比之更甚的恐怕隻有俄國革命後引發的慘烈內戰了。
但所謂人心懷舊不過是想入非非，袁世凱、張勳兩次嚐試複辟帝製，都立即成為國人公敵，身敗名裂。人就是這樣怪：有的事情人們就是認準了不能回頭的。正如世上不少國家獨立後長期治理不善，但就是亂到盧旺達、索馬裏那種地步，也沒有人把重回殖民地作為選項。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後治安問題嚴重，過去也曾被一些人引為民主有害的證據，但南非現在就是白人也無人想恢複種族主義的“好秩序”了。同樣，辛亥以後國人告別帝製也是義無反顧，民國再“亂”，複辟也是不得人心的。
但是辛亥革命畢竟沒有“成功”——當然，有人說它沒有成功是因為它“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因而沒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務”，對此我們姑置不論，但孫中山先生臨終的遺囑也說是“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可見革命後的現實的確令人失望。如果把革命當作富國強兵的手段，革命後的民國年間顯然沒能實現這個目的。如果把革命當作製度的更替，那麽帝製雖然廢除，民主卻未能建立，無論是軍閥割據，還是國民黨專政，顯然都大有違於辛亥時賢的初衷。當初的民主派固不待言，就是立憲派，乃至保皇派，也都是既不希望看到軍閥割據，也不希望看到專製獨裁的。
“辛亥觀”的演變
因此後人的“辛亥觀”便成為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麵辛亥革命，連同其象征性人物孫中山先生，一百年來一直得到各種不同立場甚至互相敵對的中國人的共同稱頌。可以說自清開國以來三百多年的曆史中，兩岸三地（加港澳）四方（加海外華人）諸派，有兩個人是得到一致推崇的，這兩個人都生當“鼎革之際”這種中國曆史上最期待英明領袖的時代，即明清之交和清末民國，但他們一當然不是蔣介石，二肯定也不是毛澤東，三也並非明末清初包括南明、李順的諸位成功或失敗的帝王，而是鄭成功與孫中山。但是不同的人稱讚這兩位偉人的緣由卻大有區別：如鄭成功，大陸方麵認為他驅逐荷蘭“收複”台灣，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台灣兩蔣時代稱讚他堅持反清複明，“退守”台灣延續明祚並希望“光複大陸”，而後來的“綠營”又視他為與海峽對岸分庭抗禮的“台灣政權”開創者。
孫中山就更是如此了。作為中華民國的“國父”和中國國民黨的創黨“總理”，國民黨對他的崇敬自不待言。共產黨對這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尊敬則不僅因為他發動革命推翻帝製，更因為他後來的“聯俄聯共”（台灣稱為“聯俄容共”）。有趣的是，台灣的綠營很反蔣介石，卻也很崇敬孫中山。因為據說蔣“鎮壓台灣人”，而孫是同情、支持台灣人的，而且綠營作為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推動和獲益者，他們也高度評價孫中山的民主民權事業，甚至因為揚孫抑蔣還借用了大陸的資源。2003年筆者在台北的國父紀念館音像廳看到，那裏放映的居然是珠江電影製片廠拍的《孫中山》，而且正好看到孫中山斥責孫科和蔣介石的一幕。我想這顯然與當時是綠營執政有關。
然而另一方麵，各方中國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思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方麵自然是大陸這邊更為突出。改革開放前，我們主要是強調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局限性”，責備革命派軟弱，向袁世凱讓權，沒有解決土地問題等等。改革時代這種話語並未消失，但一種相反方向的反思，即對“激進主義”的反思卻時興起來，而且從1990年代起它不僅似乎成了民間思想界的主流，而且也獲得了從“革命黨”思維日益向“執政黨”思維轉變的官方思想界的逐漸默認。清末立憲日益獲得好評，許多人為中國沒有走向君主立憲製而遺憾。而更典型的“保守主義”則走得更遠，諸如“革命不如立憲，立憲不如維新，維新不如洋務”；“孫黃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鴻章）張（之洞），孫中山不如袁世凱，光緒不如慈禧”等等說法都開始出現，有的還很流行。
這些說法讓人聯想起漢景帝時有名的“轅黃之爭”：轅固生鼓吹湯武革命推翻暴君，皇上擔心今人效法就會犯上作亂；黃生譴責湯武弑君造反是亂臣賊子，皇上又擔心會顛覆了高祖起兵以漢代秦的合法性。弘揚“革命”不行，斥責“革命”也不行，景帝隻好下令：“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你們再也不許討論這種敏感問題了，沒人說你們是傻子！非要講湯、武，你們就不能談談他們的私生活八卦嗎？結果“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大家都不談“宏大敘事”了。我們過去有時也麵臨這種狀況。幾年前有大型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由於多人撰寫而且左右為難，於是前後兩部分顯得頗為扞格：前麵部分像是“黃生”所寫，對慈禧、李鴻章等人給予了深切同情和肯定，在他們麵前連康有為都顯得像個無事生非的“激進”搗亂分子，後半部分卻是“轅固生”筆法，高調讚揚革命，把孫中山譴責專製、弘揚民主真諦的長篇大論演繹得大義凜然、慷慨激昂。結果是兩頭的話都說了卻兩頭不討好。
革命軍。
“細節化”的辛亥敘事： 什麽是政黨
不過話又說回來，過去的“宏大敘事”無論哪種說法也確實有“空疏”之弊，“曆史總是表現為細節的”，這話也不無道理。而對曆史細節的考證也為我們再說“宏大敘事”時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實證基礎。而且，就是宏大敘事，也不是不能說。畢竟這次革命在近代中國的曆次革命中不是最敏感的，它總是“別人的革命”嘛。所以與台灣兩蔣時代辛亥革命（在國民黨看來那是“自己的革命”）研究基本上屬於“官學”、民主化以後孫中山也仍然是藍綠雙方很難得的共同偶像不同，大陸關於辛亥革命的研究在改革以來取得的進展，平心而論，是海峽對岸不能比的。無論就“宏大敘事”的開放度而言，還是就細節考證（這方麵大陸顯然也有資料的優勢）而言，都是這樣。尤其是改革前大陸辛亥革命研究的“官學化”比台灣更嚴重，相形之下改革後的進步就更突出。
這些研究的進展有的給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我覺得最為醒目的，一是清末民初辛亥前後的人們對憲政、民主、共和、自由、人權、法治及其相關概念的討論之深入，了解之清晰，多有今人不能及者。換句話說，許多他們那時認識清楚了的問題，在今天還是顯得振聾發聵，十分前衛。例如清末國人從日文引進了用“黨”字來譯稱的西語“party”概念，當時就有了一場關於“黨”的討論。因為傳統漢語中的“黨”，貶義非常強，與“黨”有關的詞如“會黨”、“朋黨”、“亂黨”、“死黨”、“結黨營私”、“黨同伐異”、“狐群狗黨”等等都不是什麽好詞。而聖賢都強調“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尚書·洪範》），“君子不黨”（《論語·述而》）。於是當時的人們就認真討論了我們要引進的作為好東西的現代“政黨”與傳統時代的壞東西“會黨”、“朋黨”有何區別。諸如政黨是公民以政見認同為紐帶的自由結社、會黨是賊船能上不能下的依附性組織；“朋黨是專製政治的產物，政黨是民主政治的產物”；政黨隻要求彼此政見相合，而會黨則要求黨員忠於黨魁個人；政黨是議院中“明目張膽主張國是者”，而朋黨是“鼠伏狐媚以售其奸”的秘密組織；政黨是多元的，“足以並立，而不能相滅”，而朋黨、會黨則是傾軋無度、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如此等等。
參與討論的各方對這些似乎都有共識。例如辛亥革命大量借助會黨力量，但是包括革命派在內都認為會黨不是政黨，將來要被取代。立憲派認為秘密結社紀律森嚴的暴力革命組織值得同情（他們與革命派並不那麽敵對，說詳下），但此“民人結作一黨，而反抗君主之權，以強逼君主，是革命黨耳，非我所謂政黨也”。而革命黨雖認為非法狀態下秘密結社是必要的，但也承認“本黨（按孫中山指其建立的中華革命黨）係秘密結黨，非政黨性質”。（雷家桓：《近代資產階級政黨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史學集刊》1985年第4期，47－54頁）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後來這些組織在結束非法狀態甚至掌權以後，並沒有變成他們所共同認同的那種“政黨”，而是仍然長期處於他們清楚地指出過其弊的“會黨”狀態。這還僅僅是認識問題嗎？這是“思想啟蒙”所可以解決的嗎？有趣的是，最近大陸研究國民黨的後起之秀、北大王奇生教授，針對國民黨為何失敗，發表了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其結論就是國民黨後來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革命黨”模式，紀律鬆懈，組織渙散，忠誠度嚴重下降，官員也腐敗不堪。但除腐敗是權力無製約的必然後果，與是否革命黨無關外，其餘“紀律鬆懈”等等，考諸上述，這不就是孫中山等人在從事革命時就已經希望革命後能夠走向的“政黨”方向嗎？國民黨的紀律難道比美國共和黨還“鬆懈”？美國民主黨黨員的“忠誠”能超過國民黨？所以王奇生教授的研究，真正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堅持乃至發揚“會黨”傳統才有可能成功，而走向“政黨”卻會導致失敗，這究竟是為什麽？難道“政黨”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真就那麽水土不服？中國人真的有一種厭惡“政黨”、喜歡“會黨”的特殊“價值觀”？如果是這樣，為何當初幾乎所有的人又都對“政黨”向往備至，並眾口一詞地反感“會黨”呢？
革命還是立憲：也許是個假問題？
再如，改革時期的研究可以說是基本顛覆了過去對“革命派”和“立憲派”（又曰改良派）的傳統認識。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史料體現的立憲派的政治形象越來越激進、越來越像革命派的結果，隻有小部分是革命派的人格形象和策略主張受到新資料質疑的結果。如侯宜傑先生引述的四川保路運動中立憲派的宣傳：
這就是違法欺良善，立憲國哪容這等不好官。我們根據法律來問辯，問窮了大家把臉翻。做官人都把法律犯，小百姓一齊要動蠻，不是亂來不敢反，抱定道理守定秩序總要鬧出天外天。這等對抗為哪件？還是立憲國民的自由權。（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保路運動檔案選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71－172頁）
如此宣布與官府“翻臉”，號召“小百姓一齊要動蠻”，這還是“改良”嗎？
如果說革命與改良不是手段（和平或者暴力）之別，而是目的之別——革命派要求民主共和製，立憲派要求君主立憲製。那麽這種區別今天也已被大大地淡化了。
近年來，不少論者都指出清末朝廷與民間的“立憲派”雖然都講要立憲，但實質完全不同。朝廷想搞的是“日本式立憲”，明治維新把權力從諸侯（諸藩）那裏收歸中央，以強化天皇的權力，即所謂“廢藩置縣”，在中國人看起來就像是“西化”形式下的一次“周秦之變”，即從“封建”變成真正的帝製，使天皇從類似中國古代周天子式的“虛君”變成秦始皇式擁有實權的“實君”。這種立憲當然也有西方憲政限製君權的一點影子，但最終還是權歸天皇，而責任卻在“立憲”名義下推給了臣下（內閣等）。後來二戰時那種戰勝了是天皇權力的英明聖斷、戰敗了天皇卻不承擔戰爭責任的狀況，就是這種日本式立憲特點的集中體現。
當然，這樣的立憲雖然“憲政”的色彩不濃，多少還是有一點，如政黨、國會不管怎麽說還是有了。但對於日本而言這其實不是問題的關鍵。對於明治以前還處在諸侯林立、類似“周製”那樣的“封建”狀態的日本來說，廢藩置縣（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的日本版），實行中央集權還是具有重大意義，對於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強化是一大進步。明治維新並非“光榮革命”，倒更像亨利八世的“反封建”，明治體製下的天皇完全不像光榮革命後的英王，但與中國的秦始皇相比還是有了一些“都鐸式王權”（類似於亨利八世，或法國路易十四、俄國彼得大帝）那樣的特點，也確實發揮了類似的作為。
但是中國就完全不一樣，“周秦之變”已經在兩千多年前完成，大清朝已經不是“封建”而是帝製，而且這個老大帝國已經暮氣深重、弊端百出。中國的立憲並不是要走出“周製”，而恰恰是要走出“秦製”。而中國傳統古儒對“周秦之變”一直保留的潛在的不服氣，雖然遠遠談不上最近秋風兄講的“儒家憲政”那麽誇張，但向往“三代”、不滿“秦製”的思想脈絡還是有的。毛澤東所謂的“儒法鬥爭持續兩千年”雖然也很誇張，但他作為商鞅、秦政的支持者對古儒“封建”價值觀與帝製相衝突的敏感，也非僅空穴來風。這種“封建”與帝製、貴族與君主、周製與秦製的矛盾雖然不能被誇張成“憲政”與帝製的矛盾，但是在西方憲政大潮東漸的背景下，那些對“秦製”不滿的古儒傳人至少不會敵視憲政，相反卻容易從不滿“秦製”走向反對專製、接受憲政，卻是不難理解的。筆者過去就指出鴉片戰爭後的學西之風首先就是從這些“反法之儒”開始的。
及至清末，那些立憲派的紳士們盡管對憲政的真諦還未必完全了解（但是也遠遠不像過去有人所說的那樣膚淺），然而毫無疑問，他們談論立憲就是衝著“秦製”來的，搞立憲就是要改變帝製（雖然未必廢除帝號，也並不特別仇視某一個具體皇帝），卻是毫無問題的。因此他們當然不能接受朝廷希望搞的那種“日本式立憲”。正如論者所言，當時絕大多數立憲派要求的是“英國式立憲”，他們“在選擇君主立憲政體時，除了極少數外，絕大部分都崇尚英國的議會政治即虛君共和模式，堅決反對政府師法日本。何況政府的預備立憲措施不是直接仿效日本立憲後的製度和精神，不少是立憲之前的過渡形態，層次更為低下”。（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557頁）
“政治革命”還是“種族革命”
因此，雖然朝廷與立憲派都說要搞立憲，但兩者的差別之大，可以說遠遠超過所謂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差別。日本式立憲就是要學日本在“西化”形式下實現的“周秦之變”，它是要維護“秦製”、維護君權的。而英國式立憲就是要廢除秦製，廢除君權，雖然保留帝位，但那就像英國女王一樣不過是個象征而已。其議會民主的實質與革命派所要的共和製可以說並無區別。革命派和立憲派其實都知道這一點。如革命派的汪精衛說：“今日之英國非君主政體，乃民主政體也。”（精衛：《希望滿洲立憲者盍聽諸》，《民報》第3、5期） 而立憲派的英國式立憲，他們自己的另一個說法就叫“政治革命”：“政治革命者，革專製而成立憲之謂也。”（飲冰：《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叢報》第76期）他們自稱與“革命黨”的區別，不在革命不革命，更不在立憲不立憲，而在於“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原來，革命派之所以反對保留君主，不在於英國式憲政與共和製憲政有什麽區別，關鍵在於革命派以“反滿”為號召，滿族是征服者，必須趕走，如果說漢人皇帝能否保留還可商量，清朝的滿族皇帝那是絕不能保留的。這就是革命派的“種族革命”與立憲派的“政治革命”真正的不同。換句話說，這種差別不在於“革命”與否，而在於“排滿”與否。事實上也的確如此，辛亥元老李書城先生後來曾回憶說：“同盟會會員在國內宣傳革命、運動革命時，隻強調‘驅逐韃虜，恢複中華’這兩句話，而對‘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意義多不提及。”（李書城：《辛亥革命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
可見，那時的立憲派與革命派其實都是要廢除帝製實行憲政民主，而清廷的“立憲”卻是要維護帝製。追求如此南轅北轍，清廷與立憲派後來的決裂也就不難理解。革命派既然非要搞掉“異族”皇帝，除了用暴力自然別無他途。而立憲派則留了一條皇帝若能放棄皇權甘當“虛君”，就不必強求廢君這樣一條和平變革的出路。但是假如皇帝堅不放棄皇權，那立憲派們也是不排除“小百姓一齊要動蠻”的。而清廷隻想學日本天皇，決不願意當“虛君”，那革命終歸就很難避免了。後來也正是立憲派與革命派加上中國傳統的反對勢力（會黨、民變之類）匯成大潮一齊“動蠻”，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和平的君主立憲可能嗎？
由於近20年來人們了解的立憲派已經與過去截然不同，而現在凸顯的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實質矛盾，即是否要“排滿”的不同，按今天的價值觀顯然又是立憲派更為進步，他們“更注重民族團結”，反對漢族獨尊，而革命派則顯示出更多的民族偏見和狹隘報複意識。再加上立憲派和平改革與“動蠻”兩手都不排除的思想也比革命派的“唯暴力革命”論更符合當代潮流。所以如今至少在大陸，辛亥研究中為立憲派討公道已經是蔚然成風。區別隻在於有人認為立憲派與革命派各有所長難分伯仲，不宜褒此貶彼，有人更走上指責革命派、獨褒立憲派的思路，至於那些認為連立憲派都是太“激進”（如上所述，就事實而言他們確實相當激進），而同情清廷的日本式立憲（其實是次於日本式的立憲）設想的主張，也已經不算稀奇。
就以肯定立憲派的代表性學者侯宜傑先生而言，他考證了立憲派與革命派勢成水火其實隻是國外“政治僑民”中的現象，根源在於海外生存環境下對有限的華人捐款和人力資源的爭奪（秦按：其實這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僑民”中的極常見現象，並非隻有中國政治僑民有這樣的“劣根性”），並不是真正的思想上的南轅北轍。而在國內，立憲派與革命派的矛盾就小得多，更多的是互相協作和互相支持，甚至很多情況下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分別就很模糊——正如革命黨與會黨的區別也很模糊一樣。而後來的辛亥革命，實際上是他們共同發動的。所謂立憲派“逼革命派妥協”，甚至“竊取革命果實”等等說法，也是不公正的。
筆者以為這些見解都是極有價值的。基於這種見解，現在很多人都為立憲派的和平改革設想未能實現而扼腕憤歎，認為君主立憲製其實是當時中國最有利的選擇，如果能走這條路，中國後來的政治現代化會順利得多，沒準就成了日本、英國了。而這條路之所以沒走成，除了革命派太“激進”或者清廷太“保守”以外，很多人都認為關鍵還與清朝皇室是滿族有很大關係。如果中國當時是個漢族王朝，革命派的“排滿”就沒了理由，朝廷的“恐漢心理”也不會那麽重，君主立憲之路是很可能會成功的。
曆史當然很難假設。不過我卻認為，對立憲派的重新評價當然很應該。但是由此就說立憲派的設想有多少可能，確實不好說。我不是文化決定論者，也不相信“曆史必然”的宿命。但是要從既定條件出發來估價事件發生的幾率的話，我認為恰恰從“中國傳統”來說和平立憲的可能是極小的，即便當時中國是個漢族王朝。當然，傳統並非固定不變，中國絕不是任何情況下都沒有和平的政治改革機會，但在那時，幾乎可以說是沒有。
為什麽這樣說呢？這就要涉及到更深的曆史背景。我們以後再詳細道來。
細節越來越清楚，背景卻越來越模糊
說細節越來越清楚，是因為這些年來，尤其是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對辛亥當時以及前後的有關人和事的考證有了極為可觀的進展。這些細節廓清了因1911、1927和1949幾次政局大變動造成的主流敘事大擺動製造出來的種種話語，各種神化與妖魔化的說法逐漸受到了史料的檢驗，新發現的史實林林總總，總的來說就是：“革命”者未必那麽激進，“保皇”者卻也相當進步；勝利者不那麽聖潔，失敗者也不怎麽肮髒；革命派其實會黨習氣多於“共和”精神，而立憲派追求的是“英國式”憲政而非“日本式”憲政，其激進程度看來也與革命派相去不遠；甚至連清廷，從新政的決心“遠超戊戌”，直到“清帝遜位詔中體現的共和真諦”，於立憲派、革命黨亦不遑多讓乃至有所過之。所以有人說辛亥革命是“很不‘革命’的革命”。
但另一方麵，這革命、立憲和清廷等諸方據說區別其實不那麽大，而變革的後果卻又非常不理想——這裏指民國的“亂象”和憲政至今不能走上軌道。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專業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是：這些年來在辛亥前後曆史細節的考證逐漸清晰的同時，這場革命的宏觀背景卻越來越模糊。由於過去這些年來對“中國傳統觀”、“中國曆史觀”認識的多元化，對“帝製”的評價本身越來越成了嚴重的問題。與辛亥時期無論革命派還是立憲派都極度反感帝製，而辛亥以後盡管時事日艱，拒絕帝製的全民共識卻毫無改變的情況大異其趣的是：如今的人們似乎對帝製有了一種越來越帶有玫瑰色的描述。如果按照這種描述，是否應該否定帝製，本身都是個問題，立憲派與革命派都是愚不可及，根本就沒有必要分別高下了。
到底是辛亥時代的人們（絕不僅僅是革命派）錯了，還是我們錯了？他們當時如此決絕地不惜“動蠻”也要擺脫帝製，卻為什麽至今還沒能完成憲政大業？過去教科書都說辛亥以前，或者說晚清以前是專製黑暗、“長期停滯”的“封建社會”，而現在從一些洋人開始，時興說中國從來經濟上是“世界中心”、政治上是父愛式的仁政（或者用秋風先生的說法叫“儒家憲政”）、倫理上更是盡善盡美的桃花源。如果說晚清以前確實不錯，以後為什麽就不行了？是因為傳統弊病導致的王朝周期性治亂循環？是某種“小冰河期”的氣候異常使中國進入了“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的下行期”？還是西方來的禍害毀壞了我們傳統的桃花源，而受西化影響的無論是革命派還是立憲派都要對此負責？
同樣地，辛亥以後的民國時期，過去都視為兵荒馬亂、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時代。但近年來懷念民國的風大起，經濟上的“黃金十年”，外交上從“改訂新約收回利權”的“革命外交”到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強”之一，當然更不用說當年新文化的風起雲湧和傳統國學的雲蒸霞蔚，都獲得高度評價。最近的人口史研究中有人也指出：刨除當時連綿不斷的戰爭與天災，僅就相對和平時期與地區而論，那麽由於經濟社會醫療的進步導致人口變化模式由傳統的“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向發展中階段的“高低高”（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轉變，在中國既不是發生在1949年以後也不是發生在清中葉傳說中的“人口爆炸”時代，而就是開始在民國時期。這是真的嗎？
顯然，對辛亥的認識離不開對其前因後果的認識，否則細節再清楚，也就像一部活劇，如果劇本糊裏糊塗，演員再怎麽活靈活現，觀眾還是會一頭霧水。前麵說過，辛亥革命就是要推翻帝製，辛亥革命也就是推翻了帝製。那麽我們對辛亥這場活劇的了解，就要從帝製的興衰入手。
（本文發表於南方周末。並結集成為禁書《走出帝製》的一部分。）
(博訊北京時間2015年2月06日 轉載)
順應全球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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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全球化的曆史，需要知道在全球化之前很久，人類有一個走向全球的過程。我們知道現代人（“智人”）大約是20萬年前在現在的東非出現的，10萬年前人類走出東非，先到了西南亞（中東）這個地方，6萬年前已經到了澳大利亞，4萬年前到了歐洲，也到了中國（到中國的時間也可能在6.8萬年前，但這個時間有爭議），1.3萬多年前跨過了白令地峽，到了美洲。
這樣，大致來講，到一萬多年前的時候，我們人類已經從一個地方走向全球所有適合人生存的地方。之後大冰期結束，冰蓋的融化使得海平麵上升，人類從此被分割在三大不同的世界，即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美洲世界區，以及澳大利亞、巴布亞新幾內亞世界區，這三個世界之間上萬年人類沒有什麽來往，盡管每個區域內還是有交往的，如連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但分割一萬多年之後，也就是五百多年前開始，這三個世界開始又相互聯係起來了，開始了一個我們現在叫“全球化”的過程，這個全球化開始的標誌就是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所以，過去的五百年都可以被認為是人類在一萬多年前失散後，重新走在一起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出現與人類理念的轉變有很大的關係，如果哥倫布不相信地球是圓的，他不會往西航行尋找印度結果卻發現了美洲（但哥倫布至死時仍然認為他找到的是印度），至少這個過程會推遲很晚。所以我相信這裏麵一個很重要的啟示：理念的轉變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不可能孤立進步
至少過去的一萬年裏，人類所有進步全是來自合作，而不是基因的變化。如果不是合作，也許人類早被動物吃掉了，因為人的生物體能是比不上許多動物的。並且，合作的範圍越大人類進步越快，這就是全球化的意義所在。全球化使得人類的合作可以在全球範圍展開，這是人類過去500年進步速度劇烈加快的主要原因。這一點對中國來講是非常重要。我們老在強調中國特色，但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的所有的進步都是合作導致的進步。
什麽是中國的？如果從起源講，很少有什麽東西是純粹中國的。我們吃的小麥不是中國培育出來的，是中東來的，我們吃的玉米是美洲來的，甚至可以講青銅器的發源也不在中國，而是從西南亞兩河流域那個地方過來的，青銅器的發明那裏比我們早1000年，而且考古發現證明，越往西考古出土的青銅器越早，意味著絲綢之路之前有一個所謂青銅之路。
全球化在今天是什麽意思？ 就是利用全人類的智慧，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人相互學習，相互合作。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你中有我，我有中你，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孤立進步。
改變我們的觀念是非常必要的。全球化導致人類更深入、更全麵的合作，從價值鏈看，今天沒有任何一個產品是單獨一個國家自己生產的，隨便一瓶礦泉水都是全球生產的，因為它價值鏈在全球分布。這就是過去人類200年或者中國過去30年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市場是共贏的邏輯
全球化與市場化之間的關係。我認為人類社會的運作就兩種邏輯，一種是強盜邏輯，一種是市場邏輯。所謂強盜邏輯就是，你想幸福，就使別人不幸福。市場邏輯意味著，你自己要幸福，首先要讓別人幸福。
過去500年的全球化，就是亞當·斯密講的市場邏輯在全球範圍的不斷擴展，包括到今天，這個過程仍然在繼續。曆史證明，什麽時候市場的邏輯中斷了，強盜的邏輯主導了，就會帶來人類的倒退。
比如我們看，在1914年之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但是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市場的邏輯中斷了。之後保護主義一直盛行到二戰結束，包括按照國際貿易衡量的全球化水平一直沒有恢複到一戰之前。二戰之後，人類重新開始了全球化，也就是由市場邏輯主導的全球化。
日本和德國是兩個顯著的例子。這兩個國家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想用強盜的邏輯來征服世界，我們知道，最後他們失敗了。二戰之後，他們用市場的邏輯征服世界，最後成功了，都變成了經濟強國。這一點對中國有很大啟發意義。
我認為我們一些人思考問題時仍然在用強盜邏輯，大家不要以為沒能力當強盜的人就不用強盜邏輯思維。沒有能力當強盜的人，恰恰經常用強盜邏輯來思考問題，包括我們現在看到好多問題，經常持有零和博弈的觀點，認為你贏了一定是我輸了。
加入WTO談判時，談判代表跟領導報告說，我們要跟中美達成雙贏的協議，這時候有一個人說，中美之間怎麽可能雙贏？這就是強盜邏輯的思維方式。很欣慰，過去整體200年，盡管中間有強盜邏輯，但整體是市場邏輯獲得成功，貿易自由的擴大。
中國是主動全球化的贏家
中國在全球化當中獲得了什麽。有個圖我喜歡用，它描述的是不同地區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相關係數的曆史變化，是我根據麥迪森的數據計算的。1820年之前相關係數接近於1，意味著各國之間生活水平沒有什麽大差距，之後不斷下降，最後達到1973年的0.148，這就是所謂的世界“大分流”。之後相關係數開始上升，2003年達到0.52，預計2030年達到0.73，這可以稱為是大合流、大融合。
這個大分流和大融合都與中國高度相關，其實所謂的大分流，也就是說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相差越來越大，主要是由於中國的落後和停滯。同樣，過去30年人口規模與GDP規模相關性越來越高了，也是由於中國的快速發展。
在第一次全球化過程當中，我們是被動的。從大曆史的角度看，搞洋務運動，我們其實有一定的被動性，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問題，我們沒有真正地加入世界。但是第二次改革開放我們是主動的，主動走向世界，主動地利用了市場邏輯，世界市場和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相結合，就成為我們的“後發優勢”。
有人提到楊小凱曾經說到後發優勢可能轉向後發劣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但是不管怎麽講，過去三十多年我們就是利用了這個後發優勢，我們沒創造什麽新的技術，沒創造什麽新的管理方式，但我們的經濟成為世界第二，這就是全球化給我們帶來的東西。
堅持共通的價值
0最後一點，我要講一下全球化與人類共同價值的關係，因為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我一開始為什麽講那個大曆史？人類本來就是從一個地方來的，中國人也是人，人類都來自一個地方，這個事實很重要。今天人類所有的文化差異，都是過去幾千年期間形成的，而且這種差異可能遠遠被我們誇大了，我最近在《博弈與社會》這本書裏指出，兩千年前軸心時代的思想家，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他們為人類製定的遊戲規則許多是共同的，盡管表述方式可能不一樣。
我們要特別警惕在全球化當中的民族主義思潮，社會主義最害怕和民族主義相結合。為什麽呢？社會主義跟民族主義相結合就是“民族社會主義”，也就是“納粹”。
在全球化時代，如果我們不能夠按照世界通行的遊戲規則來行動，也就是不接受人類的普遍價值，就不可能全麵享受人類合作帶來的好處，就相當於開車上路人家靠右行，你非要靠左行，馬上就死定了。
同時要認識到，現在有很多“特色”規則（如官商勾結），這些規則伴隨中國加入世界也在走向世界，我們有些中國企業喜歡用這些規則征服世界，一些外國企業也“入鄉隨俗”，我覺得這是很可悲的事。如果這樣，我甚至擔心，我們加入世界以後，會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還是變得更壞？這是需要考慮的。所以為了人類的未來，也為了中國人自己的未來，我希望能夠按照更一般的、符合人類本性的價值，而不是按照那種特殊的價值觀來行動。我相信隻有這樣，我們才會有個很好的世界。
此文為張維迎教授在天則所二十周年慶典上的發言 (博訊 boxun.com)
(博訊北京時間2014年2月23日 轉載)
一定要使得政府所有的權力都在法律之下，政府的所有行為必須符合法律。惟其如此，私有財產才能得到有效保護，個人自由才能得到充分保證，企業家精神才能得到有效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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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
2000多年前，荀子問到這樣一個問題：人力量沒有牛大，走路不如馬快，為什麽牛和馬都能被人所利用，而人不能被牛和馬所利用？他的答案是因為“人能群”，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人會合作。看看人類的曆史，可以說所有的進步都是合作帶來的，而我們創造的各種行之有效的製度，都是為了人類相互之間更好地合作。今天可以說人類曆史上的合作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也就是全球範圍的合作，全人類的合作。我們手頭使用的幾乎任何一件產品，都是全球合作的結果，不是任何一個單個國家生產的，更不是任何單個的人可以生產出來的。
為什麽人類今天可以達到這樣一個合作程度？最重要的原因，是200多年前開始，人類走向了一種新的製度，這種製度就是我們今天稱之為“市場經濟”的製度。當然這種製度並不是一天實現的，而是一個不斷從局部走向全球、不斷深化的過程。這之間有曲折、有衝突，但總的趨向是市場化。像中國，可以說1949年之後，我們與這個製度隔絕了。35年前開始改革開放，我們又加入這個製度。我們跟世界隔絕的時候，我們是停滯的；我們加入這個製度以後，我們就取得了很快的經濟發展。
一
為什麽市場經濟可以帶來人類如此高的合作和如此迅速的發展呢？我想有兩個原因：
第一，市場經濟可以使陌生人之間進行合作。傳統社會也在合作，但是都是熟人之間的合作，隻有市場經濟使得合作可以在陌生人之間進行。今天，我們所消費的產品的生產者，我們基本上都是不認識的，但是我們仍然能夠信任他們，我們仍然能夠使用他們所生產的產品。
第二，市場經濟下的合作不是簡單的相互幫助，而是相互依賴。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當中，每個人隻是複雜的分工鏈條中的一環，任何人離開了別人，都沒有辦法生存下去。而每個人專注於一件事，就可以做得更好，這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專業化分工給我們帶來的好處。這個道理，2000多年前荀子就講過，他說：“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荀子·富國》)而正是市場經濟，使得大範圍的分工成為可能，人類才享受分工帶來的這種好處。200多年前，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說，市場就類似一隻看不見的手，它把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動機變成為服務其他人的這樣一種行為。
市場要達到這樣一個效果，有三個東西是最重要的：一是私有產權，二是自由，三是企業家精神。隻有在每個人的財產權利能夠得到充分保證的情況下，人們才能有穩定的預期，才願意和別人進行交換。如果沒有私有產權的明確界定，自由交換是不可能的，創造價值的合作也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味著我們每個人可以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在分工中發揮自己的優勢，而且能使我們的聰明才智得到最好的發揮。也正是自由，使得我們創造了好多新的思想、新的技術和新的產品。而在人口當中，確實有這麽一類人，比一般人更有一種判斷未來的能力，更有一種冒險精神和警覺或者說想象力，這種人我們叫企業家。企業家就是不斷地發現別人需要什麽，不斷地創造出別人願意支付價格的東西，也就是新的、可以被市場接受的產品。也正是通過企業家的創新活動，分工才不斷深化，價值鏈才不斷拉長，新的產業才不斷出現。總之，產權、自由和企業家精神，是市場經濟最核心的東西。
要使得這三個條件得到滿足，就需要有政府，因為我們知道，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一個社會可能會陷入像霍布斯講的人與人之間的戰爭，也就是叢林規則、強盜邏輯。這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政府就是為了保護我們的自由、私有財產權利和社會的企業家精神，從而使人類能夠享受合作帶來的好處。但是我們知道，政府是一個抽象的構造，世界上不存在所謂“政府決策”和“政府利益”，所有的政府決策本質上都是個人決策，因為能夠做決策的人一定是像在座的各位一樣，是有血有肉、有想法、有情緒、有欲望、有私利的活生生的人。這樣的一個個人，如果有權以政府的名義製定遊戲規則、有權使用強力執行這些遊戲規則，我們怎麽能夠使他們製定的遊戲規則有利於人類的合作，而不是損害人類的合作？我們怎麽能夠保證他們在執行遊戲規則的時候能公平、公正，而不是用公權力謀取私利？辦法就是對他們進行約束，這個約束就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裏。所以我們必須有一些基本的製度規則，使政府官員沒有辦法超出我們允許的範圍去做事情。我理解這就是我們一般講的“憲政”的含義。
二
我必須強調一下，人類過去500年最重要的思想進步是什麽呢？就是我們認識到，在政府工作的人，不論是國王、皇帝還是部長，他和普通人是一樣的，是自利的。過去人們認為，國王和皇帝是“天子”，是上帝派來統治我們的，他們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並且總是大公無私。對這樣的統治者，約束他們是沒有必要的。但是過去了500年，我們人類認識到，統治者既不可能無所不知，也不可能無所不能，更不可能大公無私，所以同樣需要受到約束，這就開啟了憲政製度的建立。當然我們知道，在2000多年前，亞裏士多德就看得非常清楚，任何一個政府，如果不受法律的約束，就可能變成暴政。一個君主如果不受憲法的約束，就會變成僭主；一個貴族統治如果不受憲法的約束，就可能變成寡頭政治；一個平民政治，也就是民主政治，如果不受憲法的約束，就可能變成多數人的暴政。無論哪一種暴政，人類的自由都會受到侵害，私有產權沒有辦法得到保證。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很好的市場經濟，憲法及其製度就變得非常重要。我們一定要使得政府所有的權力都在法律之下，政府的所有行為，必須符合法律。惟其如此，私有財產才能得到有效保護，個人自由才能得到充分保證，企業家精神才能得到有效發揮。
但是我們總要給政府一些權力，這些權力就是他們可以製定我們的遊戲規則，包括法律，也包括一些必要的政策，並保證這些有效規則得到普遍遵守。惟其如此，我們才能成為一個法治社會。但我們還必須認識到，政府製定的法律和政策必須尊崇一些更高的準則。現在很多人在有關法治的認識方麵是不夠的，他們認為法治就是有法可依、違法必究，所以建立法治社會的關鍵就是製定法律和執行法律。但我認為這隻是法治的第二部分，法治的第一部分是什麽呢？就是任何法律必須符合天理，也就是西方學者講的自然法。天理是什麽？就是基於人類合作的需要而長期演化形成的一些天經地義的戒律，比如大家能想到的殺人要償命、欠債要還錢、說話要算數，這都是天理。如果政府製定的法律不符合天理，就會導致人們之間? (博訊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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