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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厚黑學

(2015-05-03 12:02:56) 下一個
   《中南海厚黑學》一書上市即成搶手貨,掀起洛陽紙貴的效應,出版社決定修訂再版,二次推出。

   本書開宗明義,作者用四川奇人李宗吾的“厚黑學”來透視、解剖“中共厚黑集團”的“統治雜技”。根據李氏研究,厚黑就是“麵厚心黑”。厚黑學分三步功夫:第一步是“厚如城牆,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無形,黑而無色”。第一步算初等功夫,因為城牆雖厚,大炮還可以攻破;煤炭雖黑,顏色令人厭而遠之。第二步,深於厚學的人,任你攻打,可以紋絲不動;深於黑學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越賣價高。但此等境界,依然有聲有色,難免不透露跡象。第三步,至黑至厚,反倒使人感覺不厚不黑。無形無色,達到止境。
   
   在李氏厚黑學時代(民國初期)尚未有人修煉到第三果位,但很快,剛起家的共產黨迅速升入厚黑的第三境界。在《中南海厚黑學》中,作者明確斷言:“中共領導層,堪稱厚黑大隊,內鬥激烈,最後的贏家,少之又少。”“能爬上共產黨高位的,個個都是厚黑高手。”“而中南海形形色色的所謂‘主義’、‘理論’、‘口號’,本身就是厚黑產物。諸如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和諧社會’,有赤裸裸的實用主義,有冠冕堂皇的假正經,有裝點門麵的遮羞布。正如李宗吾總結:大凡行使厚黑學,外麵一定要糊一層仁義道德。於是,在這些‘厚而硬,黑而亮’的招牌下,腐敗、淫亂、汙染、盜版、假冒偽劣、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紛紛出籠,且大行其道,國人莫以為怪。”中國共產黨集團是“積厚黑學之大成者”。“中共之厚黑,世間莫敵。”
   
   在作者看來,中共厚黑學的實質,或曰“中共統治法寶,乃謊言與暴力。謊言,折射其厚;暴力,反射其黑。”“中共把謊言、暴力、仇視等手段發揮到極致。”為了論證這一總的結論,作者分兵八路,從下麵的幾個視角發起了進攻:
   
   第一,拔劍出鞘,直指中共惡人。
   
   通常在討論現階段共黨中國的專製體製時,許多人從傳統文化、民族劣根性、民眾的低劣文化或政治素質、或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去尋找解釋。又有許多人從製度上去找根源,諸如:法製不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製度尚未完善,建立的規章製度未能得到切實的落實和貫徹,等等。還有一些人從偶然的失誤和無辜的犯錯來解釋中國現實專製政治的痼疾。隻有少數的人會直接否定黨國體製(例如:劉曉波和《九評共產黨》的著者),更少的人會將矛頭直指黨國領導(例如:餘傑、張戎、辛灝年)。
   
   但作者開篇就把“中共高人”押上了曆史的審判台、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他們包括:“厚黑學超級大師”、“無邊的內心黑暗”的“國際巨騙”毛澤東,“深諳老二哲學”的周恩來,“挽救中共的補鍋匠”、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中國末代皇帝”鄧小平,“混跡紅潮的上海幫主”江澤民,“紅孩兒”胡錦濤,“老鄧安插的臥底”、“煽情作秀的天才”溫家寶,和“痞子外長”李肇星,等人。在作者的筆下,“毛既無道德底線,也無人性底線,更無行為底線”(第5頁)。當然還免不了“第五代”準備接班的“太子黨”:他們不僅精於權術、高學曆造假,而且內訌爭鬥也無底線。該書尤其引用共產黨自己領導人的回憶,描述當今中國“左派旗手”薄熙來在文革中一拳將父親薄一波打到在地,並踢斷三根肋骨(見107頁)。薄熙來都認定“這小子正是我們黨未來接班人的好材料。”
   
   作者描述“紅孩兒胡錦濤”的段落尤其精彩,現轉引如下:
   
   《西遊記》中,有一角色,號為“紅孩兒”,牛魔王的兒子、鐵扇公主豢養的小妖,武功非凡,詭計多端,曾騙擒八戒、卷走唐僧,連孫悟空都不敵,邀請觀音菩薩出馬收複。“麵如傅粉三分白,唇若塗朱一表才。”“紅孩兒”外表俊秀,卻心狠手辣。
   
   胡錦濤,就是共產黨、共青團這兩部大機器裏磨合出來的一個標準“紅孩兒”:表麵上溫文爾雅,骨子裏卻充滿鬥爭基因。他所接受的全部教育、熏陶和浸染,都來自共產黨那個紅色大染缸。(第38頁)
   
   對許多無意地對中共政權還抱有希望或有意地為中共罪錯解套的人來說,隻要我們給予共產黨人時間、隻要條件成熟,他們就會一心向善、進步向前。但陳破空看到了建立政權的“中共高人”的邪惡本性。惡人不僅做不出善事,而且還會像蝗蟲一樣糟蹋掉已有的道德和良知,像白蟻一樣蛀蝕掉健全的法律和體製。更重要的是,惡人與惡製交相強化,將惡的基因通過體製管道教育和傳遞給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中共當今惡政的根源,主要在於惡人當政這一主觀因素,而不是政治生態的客觀因素。從製度結構和能動體的角度來看,為中共小罵大幫忙的學者用政治製度或政治生態來論證現存製度的存在是合乎客觀的;隻有完全放棄了對中共幻想、認清了中共惡政本質的學者才會有智慧和勇氣劍指執政集團和它的核心成員。因此,我們要記住,同時要警告惡行的幫閑文人,當某一天清算的日子到來時,人民和曆史將要審判的不是文化、不是體製,而是惡人。
   
   第二,明示中共六十年暴政,邪惡一脈相承。
   
   對中共執政六十年的曆史,有的中共領導人和一些學者願意將它分為兩段:建國後三十年和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這樣做法,對鄧小平來說,其好處在於,一方麵可以承繼共產黨執政地位的法統,另一方麵又可以推卸掉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錯。對許多學者來說,是可以將中共的專製政權分為“惡專製”和“好專製”,從而為當今的所謂的“可以帶來經濟發展”的“發展專製主義”尋找理論根據。
   
   對此,作者有所回應。他說:“當人類還沒有出現民主製的時候,獨裁者或許有好好之分。”“當人類認識到民主價值,並開始推廣民主製的時候,依然故我的獨裁者就沒有好壞之分,統統歸於壞類。道理很簡單,這種當代獨裁,逆時代潮流而動,即為反動、反人類。如果說古代獨裁是一種相對自然的、無意識狀態,當代獨裁就是一種人為的、蓄意的狀態,是昧著良心的固執。單憑這一點,就是不道德的和無恥的。”(第311頁)

   所以在作者看來,六十年的共黨統治全是惡的專製體係。黨機器無非是部“世界上最殘酷的絞肉機”(第12頁)。不僅如此,從思想意識心態上、從政治經濟的控製上、從對根本人權的踐踏上、和從對厚黑手段的運用上,毛、鄧他們還是一脈相承的。作者精辟地寫道:“客觀而言,毛鄧二人,猶如一個唱黑臉,一個唱白臉。前者把壞事做絕,後者把好話說盡;一個製造極端,一個扭轉極端,人心自然不難收拾。”(第21頁)“而中共黨政史,儼然就是毛的破壞加上鄧的‘改革’,一部組合史,一出雙簧戲,正和李氏厚黑學的‘補鍋法’。毛砸鍋,鄧補鍋。鄧一聲‘改革’,仿佛‘救世主’再現。”他繼續寫到:“在一些人的錯覺中,一切都在‘進步’。即便6月4日那天殺了人,6月5日不殺了,也能被當成‘進步’。之後再殺,又在從頭‘進步’。鄧精習愚民術,一句‘一切向前看’,僅僅變砸鍋為補鍋,中共累累罪惡,就似一筆勾銷。”(第23頁)
   
   有人說,中共在進步,在“與時俱進、與世俱進”。作者則有更深刻的見地:“與其說中共在變,不如說中國在變;與其說中國在變,不如說世界在變。民眾變化,是主動的,中共變化,是被動的,永遠落在民眾之後,而且是在民眾的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尤其海內外的批評聲浪,更逼使和促進了中共的若幹變遷。然而,迄今,變化的是表象,不變的是本質。獨裁與專製,謊言與暴力,貪婪與腐敗,依然是中共的看家本領。中共還在邪路上走,中共沒有變。”(第314-315頁)
   
   六十年共產黨統治渾然一體,這一看法從胡錦濤那裏得到反正。首先是胡錦濤把這六十年統統看作統一的偉大成就,從而把這六十年打通貫穿。在胡錦濤看來,這六十年有一條紅線貫穿始終;在《中南海厚黑學》作者看來,就是共產專製的邪惡一脈相承。
   
   第三,中共黨內權力爭奪殘酷無情,厚黑者勝,不通厚黑者敗,領導集團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機製。
   
   中共高層的權力爭鬥,尤其是權力交接時的大位繼承,尤其能體現厚黑術的廣泛而精妙的運用。作者劈有專章來討論“權力爭鬥的犧牲品”,以反襯厚黑學成為中共權術的東方寶典。在作者筆下的犧牲品包括想黑卻未從煤炭修煉成金鋼的劉少奇,有點底線因而厚黑不足的華國鋒,推崇孔孟因而能反省自身、克己複禮的林彪,懸崖勒馬並幡然醒悟、起而反抗的林立果,不通厚黑、不擅權謀的胡耀邦和趙紫陽。
   
   作者既然認為,中共黨國是個“紅色染缸”,能在裏麵折騰和騰達的均非等閑之輩。作者論道:“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們,整日沉溺於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你死我活。他們都是身心被毀的殘疾人,無法回到生活,無法做一個正常人。可悲的是,由於他們做不了正常人,所有的中國人也都做不了正常人。”(第61頁)許多人誤入紅色大潮,“迷失了本性,丟失了生活,賠上了性命。”對於自取其咎的黨國領導人,作者並無毫無保留的同情。他寫道:“中共禍國,欠下累累血債。作為最大的犯罪集團,毛澤東當推首惡,其他中共人物,也都難辭其咎。縱使林彪、彭德懷等,才具超凡絕倫,人品可圈可點,但畢竟誤上賊船,明珠暗投。灰色印記,恐終難磨滅。”
   
   所有那些能迷途知返、想逃離“黨的工具”定位而回歸自然的人,通常都隻能成為悲劇英雄。但對於悲劇英雄,作者是同情和褒揚的。例如,作者這樣評價司馬璐:“司馬璐曾誤投中共,失身虎穴龍潭,但及時醒悟,斷然抽身,回複生活,回歸自然,回歸人性。揚棄妖魔,供奉人性。司馬璐的一身,何其大幸!”(第62頁)對於胡趙二人,作者認為他們“良知有餘,厚黑不足”。而且兩人“經曆了一個轉變過程”,“從共產黨的冷血官僚,變身為親近民眾的開明派和改革家”。對於趙紫陽,作者有這樣的文字:“當權時,作為改革家的趙紫陽,是勇者,敢作敢為;下台後,被軟禁的趙紫陽,依然是勇者,孤軍奮戰。生命不息,奮鬥不止。伊人已逝,良心猶存。趙紫陽的良心,中國不死的良心。”(第78頁)作者明確回答了“什麽是永恒”這一命題。顯然,良心永存,善名永恒。一個曆史人物能得到如此頌揚,可以安然長眠了。
   
   作者筆下如聖女貞德般的英雄是林昭,這位“中華民族的血性女子”。從小就在教會學校受基督教熏教的林昭為中華民族受難贖罪。但作者慨歎,“以她慘烈的付出,又如何能贖盡,這個墮落民族深重的罪孽?”(第79頁)作者同時嗑問每一個中國人冰凍已久的良心:“有朝一日,當聖女林昭的陵園在神州大地莊嚴落成的時候,將有多少國人,會問心自愧,會自慚形穢,會無地自容?”(第81頁)
   
   盡管作者沒有明示,但我們從書中論及的蔣介石尚拘泥於忠孝廉恥和仁義禮智信、林彪受孔孟之道的影響、林昭受基督教的熏教、達賴喇嘛推廣仁愛、信守良知,我們知道了道德底線何在;同時從作者的善惡道德觀,不難體會到作者敬畏天地神靈的態度。將儒、釋、耶三教和共產黨的厚黑學一對比,恐怕我們有理由追問:一個無神論的邪黨,到底給中國和中國文化帶來的傷害有多深?我們知道,世界所有的文明都是把道德倫理體係建築在宗教信仰之上的。共產黨對精神信仰體係的摧殘,無疑是對道德體係和規則鏟草除根。作者在談論假貨肆略國際市場時,引用了韓國報紙的下述評論:“中國假貨泛濫,是因為,中國沒有宗教。‘中國隻是一個把錢當作宗教來推崇的國家’。”(第152頁)由此我們也就容易找到中共厚黑的邪惡根源了,也容易解釋為什麽今日中國進到了最無道德的時代。
   
   第四,對漢民族嚴控統治,任意荼毒十三億民眾,中國共產黨成為戕害本民族人數最多的“世界曆史冠軍”。
   
   中國共產黨每每自我標榜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代表和捍衛中國的國家利益,聲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本書作者則針鋒相對地指出:“中共也是一個外來政權,意識形態上,是德俄混血的馬列怪胎;發跡過程中,仰仗外國勢力:得益於蘇聯一意扶持、受益於日軍侵華戰爭。”(第288頁)
   
   中共同時要中國人民相信,共產黨統治一完結,中國就將陷入內亂和野蠻。作者則指出,中國過去百年的苦難都與共產主義興起脫不了幹係,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六十多年曆史,所有重大社會災難的源頭都來自於共產黨。作者寫道:“自1949年起,毛做了27年皇帝。以其至暴至惡、至奸至毒,的確超過曆史上任何暴君。”“毛的殺人記錄,卻令希特勒和史達林都大為遜色。”(詳細數字和比較見第3頁)作者還寫道:“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又淪入另一段屈辱曆史,那便是1949年開始的,中共惡勢力對中國民眾肆意屠殺、迫害、欺淩、羞辱的曆史。製造‘三反五反’、‘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屠殺、迫害法輪功和維權人士等等驚天國禍的中共集團,其禍國殃民,超過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俄國人、日本人對中華民族所加災難的總合。這是中華民族空前屈辱的曆史,至今沒有盡頭。”(第288頁)中國共產黨至今還劫持者13億的中國人作為人質,恐嚇他們,如果試圖擺脫共黨控製,隻會看到洪水滔天!
   
   第五,中共對少數民族推行大漢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實施種族滅絕。
   
   作者細心梳理和揭破了在西藏問題上中共製造的種種謊言,例如:西藏的農奴製、1959年“叛亂”、“大西藏”和“西藏獨立”等。由於共產黨大耍兩麵手法,一方麵忽視藏人宗教文化傳統、濫用暴力把藏人逼上絕路,致使許多年青人尋求獨立的解決辦法;另一方麵,中共又對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下實現西藏的名副其實的自治)故意漠視,對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任意汙蔑,製造出“藏獨”的偽命題,來煽動和利用國內民眾,尤其是憤青的民族主義情緒。由於中共在西藏濫用暴力(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兩位西藏最高的政教領袖都深受其害)引發藏民的不滿,但中南海卻把西藏問題栽贓到仁者達賴喇嘛的頭上。
   
   在2009年新疆“7.5事件”上,中共同樣用暴力來對付維族人,然後又用謊言來掩蓋真相和罪惡。作者寫道:“對新疆,中南海隻有一個字:殺!從王震時代殺到王樂泉時代,殺人如麻,血流西域,六十年不變。”而且,中共還將所有少數民族的請願事件一律定性為“暴力”。作者寫道:“雙重標準,兩麵手段,反映中南海何其麵厚心黑,也反映他們骨子裏極端的種族主義。長期的妖魔化,在漢人麵前,中共已經把藏人或維吾爾人塑造成‘野蠻人’,暴力的化身。無形之間,養成漢人的偏見,埋下種族歧視和種族仇恨的種子。”(第254頁)
   
   第六,中共對香港、台灣實行分化瓦解,又拉又打,但回避“民主自由”的根本問題。
   
   在作者看來,中共並非真正關心中國的領土完整、統一;為了穩固政權,中共不惜拱手讓出外蒙古和中俄邊界的大片領土。香港和台灣對中共最大的威脅在於香港有自由,台灣有民主。這也是為什麽中國政府舍近求遠,要學新加坡模式。作者認為,從香港民眾在“六四”事件及其曆年的紀念活動來看,香港是中國的良心。香港人的確是中國人的好榜樣。難怪,香港良心令北京生畏。北京試圖單方麵改變中英談判確立的“一國兩製”、“香港治權五十年不變”的安排,代之以“二十三條”;並施盡各種厚黑術,一直阻止香港實現立法會和行政首腦直選。
   
   在台灣問題上,作者揭露了中共同樣的厚黑招數:“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騙。”(第221頁)現在,中共極力通過經濟利益來套牢台灣,竭力拉攏國民黨政客,集中打擊民進黨,分化台灣民眾,同時想逼迫美國和其他國際勢力放棄插手台灣,最終實現專製大一統,為共產黨統治提供新的合法性資源。作者曆數了台灣“藍營”人士(包括總統馬英九、連戰和宋楚瑜等政客)對大陸政治實質隻有模糊了解,見利忘義,中了共黨統戰的厚黑術。作者懷著深深的憂慮寫道:
   
   不料,到了今日,部分國民黨人士目光短淺、利欲熏心,竟與他們昔日所稱的“共匪”打得火熱起來,與狼共舞,棄兩岸民眾的福祉於不顧。一個主張“三民主義”的百年大黨,一個重生於民主選舉的執政黨,竟去承認那個荼毒十三億民眾的獨裁政權,當今世界最血腥、最腐敗、最醜陋的專製集團—中國共產黨,不可不謂降尊為卑,思維邏輯混亂。站錯現實立場,錯估曆史方向。所謂合作,不過是出賣良心;所謂談判,不過是與虎謀皮。長遠而言,有損於台灣民眾利益,也無異於大陸民眾利益。(第2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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