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口述中國”
編者按：劉鐵生老師是少有的在第一線記錄了中印、中越兩場邊境戰爭的戰地記者。他鏡頭裏的士兵，沒有過去常見那種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高大全，隻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常人的人性弱點及光輝，他們是活生生的戰爭中的人。戰爭中的人是戰爭靈魂，而劉鐵生戰爭生態攝影觀的核心是訴說戰爭中人的生命、情感的悲壯生存狀態，訴說人性的張揚，詮釋雨果的話：“在一個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戰地體能訓練。老山，1986年9月
“貓耳洞”裏的燈光。老山，1986年9月
戰地小學的孩子們來到前沿陣地看望幫助辦學的解放軍。八裏河東山，1986年9月
突擊隊勝利歸來。老山，1986年10月14日
軍工路上。拉拉口，1986年9月
彝族戰士阿生瓦路“孤島封鎖”。老山，1986年9月
這裏距敵300米，因為有瓦解敵軍的高音喇叭，敵人視它為眼中釘，一次就打來80多發炮彈。老山，1986年9月
前沿急救醫療所。老山，1986年10月
通往戰地的叢林小道。八裏河東山，1986年9月
祖國衛士。八裏河東山，1986年9月
戰旗上的266個彈孔。老山，1986年9月
口述：劉鐵生，生於1942年，湖南長沙人，攝影家，作為戰地記者，用影像記錄了中印、中越邊境戰爭，曾任《解放軍畫報》社副社長。
采訪：劉青鬆
時間：2014年10月12日
地點：北京
中印邊界：兩軍陣地相距30米，敵人扔手榴彈隻扔20米
中印邊界戰爭是1962年打響的，一直持續到60年代末，是一個蠶食和反蠶食的過程，就是互相占領、對峙。當時我在西藏軍區運輸部隊當文書，看到部隊用軍車把炮彈運上去，把傷兵運下來，模模糊糊地感覺到，這場戰爭背後有很深刻的政治含義，其中西藏問題是一個重要因素。
西藏我幾乎跑遍了。我喜歡藏族人，喜歡西藏這塊土地，喜歡西藏的氣候。人家就奇怪：那裏缺氧，你還喜歡？我就覺得，西藏的藍天白雲，泥石流，暴風雪，雪崩，潛移默化地讓我有了一種對天，對地，對人的認識。
我是怎麽成為戰地記者的呢？我愛寫點東西，寫得不好，可是在當時軍區的小報啊，還算是個人物。1965年有個全國業餘文學創作青年積極分子會議，我作為基層代表，到北京開會。開完會，上麵想調我去搞攝影。當時軍委有個指示：物色電影、照片攝影師，記錄邊境衝突。那個時候拍電影沒有現在的小東西啊，都是蘇聯的大家夥，我說我體力不行，高原缺氧，我更扛不起。人家就說，你去照相吧。我就調到文化部，成了攝影幹事。
1965年，我去了中印邊境，幾乎走遍了邊境線，見證了一些局部戰鬥。1967年，乃堆拉山口和卓拉山口出現衝突以後，我又去了。
山脊上的對峙哨。乃堆拉山口，1967年
我去以前，是受命於外交部，他們要我把敵人入侵的場景拍下來。拍完了回到北京，新華社一個編輯問我：“你就是劉鐵生？”我說，是啊。他說，“唉，等你的照片發稿，一直等到淩晨一兩點啊。”
你想想，拉薩離乃堆拉山口500來公裏，沒有柏油路，崇山峻嶺，海拔5000多公尺，長年積雪，雪都一米多深，多麽荒涼的邊疆路啊，拍完了下來，坐車都要坐很久。而且我到前線的時候，敵人的屍體已經入境了，我拍下來，可是敵人不幹啊，他要搶屍體啊。相互之間就是箭在弦上，那你這個拍攝者就是一個焦點。
我上去的時候，帶隊的領導對我說，“鐵生啊，你等一等，你告訴我們，這個膠卷是怎麽上的？”他一說，我完全明白了，那意思是，如果我回不來，他們再上去拍。
我拍完回來，一位戰士抱著我說，“劉記者，你真行啊。你在最前線，敵人所有的槍口全都露出了掩體，瞄準你了。”我說，“那你怎麽不告訴我？”他說，“那能告訴你嗎？我們所有的槍口也全都伸出去了。”那就是說，一觸即發，你就完全是個靶子啦。
敵人為什麽沒有開槍？有兩個原因：他們知道，不光是我們在前線的火力，還有我們在後麵的炮火可以覆蓋他們；最重要的是，印度陣地上基本是雇傭兵，尼泊爾廓爾喀兵。
上了前線，頭一天晚上我要摸陣地呀，我上去以後，把敵人的屍體都摸了，看鐵絲網在哪兒，看我們的位置，看第二天怎麽拍。後來，前線指揮的團長命令我撤回來。
我剛一撤回來，敵人就把手榴彈甩過來了。兩軍陣地相接，距離不到30米，他們的手榴彈完全可以甩過來。可是廓爾喀兵很有意思，隻甩了20米。我們的戰士也隻把手榴彈甩過去20米。大家有一種默契。
第二天我去拍的時候，敵人沒有甩手榴彈過來。
第一次戰地攝影之後，我的膽子就越來越大了。當時我二十多歲，對生死問題想得不是太多，想得最多的還是把片子拍下來，把任務完成。下來以後，軍區領導都很緊張，問我：“小家夥，拍得怎樣？”我指著相機裏取出來的膠卷說，“拍得怎麽樣，要看這個。”在暗房裏，看著圖像慢慢顯現，我也很緊張。
所以我說，當時一張照片就是一發炮彈，就要靠你這些照片，向全世界公布，中印的邊境衝突到底是怎麽回事。
照片洗出來後，他們就都輕鬆了。
那個時候，用傳真往北京發二三十張照片，要用三四十分鍾。新華社的編輯哪能不等呀。
當時總共在中印邊界拍了上百張，我覺得基本把這一段曆史記錄下來了。現在這些照片都在新華社的底片庫裏，我自己都拿不出來。
入侵者下場。乃堆拉山口，1967年
慶功會上哭泣的姑娘，唱《小草》的越南士兵
1986年上老山前線的時候，我已經四十多歲了。中越邊境戰爭，可能是為中國的陣地戰畫了一個句號。陣地戰最突出的是什麽？我覺得就是人性，就是戰爭生態。戰爭生態是什麽？它是民族的一種意誌，是個人的一種精神，是人性的一種表達，它不是那種抽象的革命英雄主義。
比如說，在陣地上，看到戰友犧牲了，戰士絕對是義憤的，絕對是要報這個仇的。在陣地上，他想不想自己的母親，想不想自己的兄弟姊妹，想不想自己的妻子兒女？他是想的，時刻都在想。所以，在我的戰地攝影作品裏，你一看就知道了，戰士有一種特別的擔心，特別的憂鬱，特別的沉重，特別的責任，特別的感覺。這種戰爭生態觀念，我是在老山上開始形成的。
我背著相機到八裏河東山的一個屯兵洞去，20多個快要上戰場的突擊隊員都在裏頭。那時候我已經是副師了，在平時，我就是首長了，但在那裏，有戰士招呼我：“照相的，快過來。”我問他有什麽事，他說，“你能給我拍張照嗎？”我問他幹嘛，他說，“我把照片寄給我的媽媽。”我說，“你把你的地址寫上，我拍。”
所有的戰士我都拍了。
拍完以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到麻栗坡照相館把照片洗了，按戰士們寫的地址，一個一個寄到他們的家裏。後來在慶功會上，有個戰士跑過來，抱著我說，“我還以為你們照相的都是騙人的。我活著回來了，我媽媽收到你拍的照片了，看到我了。”人情的表達就是這樣的。有些戰士，可能他們的媽媽看到我拍的，就是兒子最後一張照片了。
在慶功會上，演出隊的一個姑娘在一邊哭泣。我問她為什麽哭，她說，“今天慶功會，有好多人都沒有回來。在出征大會上，我看到你了，你給他們照相，我們給他們送行。當時有一個突擊隊員，說他想吻我一下，我沒有答應他。現在，他已經在那兒長眠了。我遺憾啊，人家這是一種情感的表達啊。”
其實我也有一個遺憾：我這個記者的位置太高了，我不可能去把這些人物和細節全部回訪一遍，我做不到她那樣。
戰士的情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給作家劉白羽講過一個小故事，他覺得非常好：我們的戰士喜歡唱《小草》這首歌，當年非常流行，戰士們天天在塹壕裏唱。敵人的塹壕離我們很近，他們天天聽，學會了，也唱“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我們的戰士火了，從塹壕裏撿起一隻破膠鞋，甩過去，衝那邊喊：“你媽的，你也夠格唱？！”
戰地偽裝網上的小草。老山，1986年9月
戰場的那種險惡環境，兩邊士兵共同的小草一樣的心態，都在這個細節裏麵。
我曾經跟著一些軍工一起上山。他們不得了啊，每人背著上百斤糧食和水，但是這些食物他們自己不動，每人腰上都掛著一顆“光榮彈”，隨時準備和敵人同歸於盡。他們坐那兒休息，光著膀子，穿著短褲，累垮了，我把那個場景拍下來了。這，就是戰爭生態呀。可是，當時的報紙是不可能登這樣的照片的。
極度疲勞的軍工。拉拉口，1986年9月
敬神、招魂的軍官，被戰士舍命保護被賓館拒絕的首長
當時我們的一個陣地，在懸崖上，三麵受敵，岩石都被炮彈揭了一層皮，有兩個戰士在那兒駐守。團政委是我朋友，告訴我，山上有個土地廟，每月初一，他們都要帶上供品去廟裏敬土地神。我問這是幹什麽，他說，祈禱我們部隊的平安。不是說馬列主義的軍隊就不能這麽做，這是非常實在的東西。後來換防，撤離陣地的時候，他們點上香煙，供上酒，祭奠在這裏犧牲的英靈，說，“我們要走了，你們願意跟我們一起回家嗎？我們帶你們一起走。”這就是招魂啊，是我們中華文化根上的東西。
我要去那個陣地，團政委不讓我上去，嗬嗬，要保護首長嘛。我就說，“你要怕死，你不願上去，你待著吧，我去！”這樣的地方，我不去看看，能行嗎？
團政委就派了一個副營長，陪著我上了那個陣地。到了那兒，我躺下去準備拍攝，哎喲，背上硌了一個東西，熱乎乎的。一看才發現是炮彈殼。我把那塊炮彈殼帶回來了。
頑石上的哨位。拉拉口，1986年9月
回來以後，在大會上，我說，“我要作一個檢討。我非要上去。政委擔當著全團重要的責任，他要保證我的安全，但是那兩位非常了不起的你們的戰友，我也有責任把他們拍下來。我感謝政委，感謝全團！”大家都鼓掌。要維護他們的領導啊。
有個地方，戰士們正在方便，我路過那兒，有人陪著我，要讓他們停止方便。我說，“這能停止嗎？我走過去就行了嘛。”
我在另一個團，政委對戰士們說，“劉記者的安全就交給你們了，炮彈打來，你們要撲在他的身上。”我流淚了，我說，“毛澤東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就是各自為戰。當炮彈打來，我們都自己保護自己。”我有親人，他們沒有親人嗎？
此掩體距敵僅20米。老山，1986年9月
剛開始我還是很注意儀表的，穿得很正規。結果有一天，在陣地上，我突然被人拉倒在掩體裏，當時我的第一反應是，被敵人俘虜了。當我仔細一看，是我們的兩個小戰士，說，“首長，你這樣的打扮，人家的狙擊手瞄的就是你。”
從此以後，我就跟他們一樣，一身迷彩服，手提一隻編織袋，胡子拉碴的。
在前線待了三個月以後，我要從昆明返回北京。之前來的時候，在昆明機場，一些人來接我，很風光。但這次在昆明，我黑了，瘦了，胡子長了，看著有些邋遢，賓館居然不讓我住。詩人李瑛，當時他在文化部，看到我後幫我協調，對我說，“你快進房間洗個澡吧。”我說，“今天我偏就不住這家賓館了，昆明哪家賓館最高級，我就住那兒。”
當時，社會上對戰士確實有一種偏見。我覺得，作為記者來講，你能上天，也能入地，但你的情感一定要到位。什麽情感？就是你站在基層立場的人道情感。我明白了，為什麽戰士們會有氣？我都遇到這樣的情況，戰士們能沒氣嗎？
上前線前，上麵給我的要求是，隻上炮兵觀察所。那裏是非常安全的，但拍不到什麽好東西。我不願像有的人，站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上，每天鶯歌燕舞，我堅決要到第一線去。我跑上去了，他沒辦法。如果不這樣的話，我就愧對了這場戰爭，愧對了這些戰士。跟戰士們在一起，你才能體會他們的情感，才能拍出那樣的照片。
樹巢炮兵觀察所。八裏河東山，1986年9月
“我不要這些，我要我的兒子”
從戰場下來以後，我就很想到烈士們的家鄉去走一走，看看他們的遺孀和父母。
1987年3月，我到了陝西的禮泉縣，特別想找一個烈士的遺孀，因為她們承受的東西是最多的。社會的偏見使她們不敢發聲，她們要走的下一步很艱難。
我去了鄉下。一戶人家，門沒關，我看到臥室裏，床上枕頭底下有一本書，是《第三次浪潮》。在這個地方，看這麽一本書，這非常不簡單啊。
我決定要等這本書的主人。可是沒等到。我就先去看望烈士張小悌的父母。
我穿軍裝去的，給烈士父母帶了一點煙酒和點心。烈士的老父親看到我，第一句話是：“我還以為你們把我忘了呢。”
我說：“老人家，我們沒有忘，您看，牆上的立功喜報和烈屬證，都在這兒呢。”
老人家說：“我不要這些，我要我的兒子。”
聽了這話，你傷不傷心？當時我就流淚了。我說，“我在前線的時候，跟你兒子在一個貓耳洞裏，你兒子是挖地雷的工兵，在戰場上表現非常好。”
老人家看了看我，說，“你的鼻梁和顴骨很像我的兒子。”
我說，“我就是您的兒子。”
老人家不知道，敵人的子彈，正是從他兒子最美的顴骨處打進去的。
後來我見到了那本書的主人何小薇，她就是張小悌烈士的遺孀。談話以後，我就準備拍她。
我們一道去了烈士的墓地。何小薇新的男朋友也去了。
到了墓地，何小薇說了一句：“小悌，我來看你來了。”說完，就撲在墓碑上哭起來。她的男朋友站在一邊，低著頭，不說話。我拍下了這一幕。清明前的天氣，冷森森的，傍晚時分，天快黑了，我用二分之一秒拍的。
何小薇在張小悌的墓前。陝西禮泉，1987年
陪我去的人武部的人問我：“劉記者，拍攝上有什麽要求嗎？”我說，“這種情感上的東西，能有什麽要求？”
何小薇遇上了這種生活的災難，總得繼續往前走吧。她現在的這個男人也了不起啊。我想，這個男人是她往前走的幫手。
後來我為這事寫了一篇文章，一口氣寫完，隻用了15分鍾。我在文章裏寫，在前線，張小悌最喜歡采擷太陽花，他管那些黃的、白的小花叫小薇花。
何小薇向張小悌的墓碑鞠躬。陝西禮泉，1987年
（所有圖片由劉鐵生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