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養?野生

去年夏天與一個搞建築的農民企業家交談，談到近期的極端高溫天氣時，他不假思索地說：“39、40度跟我們沒關係。”他介紹自己的施工隊伍與國企的差別，在炎炎烈日下，對方打著鼓風機，幹不多長時間就休息，焊縫像八腳（蜈蚣）。而自己沒有降溫裝置，長時間連續作業，焊縫又細又直。“他們是家養的，我們是野生的，”這位企業家如是說，話語平靜而詼諧，我卻深感震撼且對話題引起極大興趣。自己也是17歲就下鄉，這種經曆使我懂得了什麽是農村和農民。這是一個從出生起就沒有任何保障，卻要承擔全民的肚子需求和百多種稅費的巨大群體。改革開放進城以後，身處社會的最底層，沒有憐憫，無處訴苦，謀生全靠自己打拚。倒是在苦難中悟出許多樸素的真理。非此，說不出那樣精辟的語言，真是“卑賤者最聰明”啊。

近期重溫了導師的一些話，譬如延安時期毛澤東與黃炎培關於跳出周期律、避免三百年前甲申年曆史教訓的談話；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關於“兩個務必”的論述，至今重溫起來，諄諄教導如同昨天，而曆史已向前走了幾十年，社會的巨大變遷和複雜程度已遠遠超出了導師的預料，令人感慨係之。

就說我們的執政黨吧，打江山的“野生”時期生氣勃勃，充滿革命性；坐了江山“家養”以後的幾十年呢？社會發生了畸變，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社會風氣愈來愈壞，對黨的組織和黨內政治生活產生了無可估量的侵蝕。不少執政者向著驕奢淫逸蛻變，走向反麵去了。黨的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已演變成理論聯係實惠、密切聯係領導、表揚和自我表揚。黨內風氣庸俗，腐敗叢生，生命線所維係的黨的生命岌岌可危——執政黨跳出周期律了嗎？

身處的金融行業是一個金錢和利益的交匯點，經常有倒下去的高官。而還在台上胡作非為的仍大有人在，這些人重權在握，總有一大批追隨者，往往在一個地區和單位形成主流勢力，排斥忠良，恣意妄為。時代變了，我們國民性的劣根性依然。社會意識形態混亂，歪理橫行，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領域充斥著與執政黨理念相悖的內容；尤其是目睹了“遠華”案、“慕馬”案等所反映的社會上比比皆是、愈演愈烈的人妖顛倒、是非混淆，宗派主義、假話空話、貪汙腐敗、買官賣官泛濫橫行；“劣幣”驅逐“良幣”，“不入流、就出局”的逆淘汰等大量嚴酷的事實，但凡清廉正直一點的人們，在這樣的情境中還有多少話語權，多大的立錐之地呢？真是“黃鍾毀棄、瓦釜雷鳴”(戰國•楚•屈原《楚辭• 卜居》)。比之晚清的《官場現形記》以及1949年前幾年的國民黨狀況，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國際上蘇聯東歐巨變，蘇聯黨一夜之間倒台的曆史教訓，對我黨決不是危言聳聽。

入黨至今已38年，曆經黨內生活的種種變化，對社會現狀很失望。有一位“紅二代”說得很尖銳：當今的貪官，無疑是共產黨的叛徒，這些人養尊處優唯利是圖，也不是簡單地出賣同誌，出賣組織，而是出賣無數革命先烈為之壯烈犧牲的事業，出賣社會主義，出賣人民。最可怕的是，他們從根本製度上顛覆了共產黨的正確理論和社會主義事業，是新時期的黨的叛徒。看看官場上屢見不鮮的前倨後恭、媚上壓下，遇有外敵入侵，怎麽可能不當漢奸！真不知我們執政的黨給這些寡廉鮮恥地鑽營祿位之徒以權力，卻放任他們吃裏扒外中飽私囊，養癰遺患尾大不掉，長期不得解決，這筆政治賬怎麽算？

究其原因，無不歸因於政治體製，說明這個體製有重大缺陷。這就陷入了一個悖論，既然黨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卻製造了一個積重難返的不良體製，那麽如何來認同這個黨的先進性呢？這是個大題目，難以用幾句話說清楚，況且禁錮很多。而我則有個天真的想法，初級階段的光怪陸離是否像極了打開了的潘多拉魔盒，魑魅魍魎舞蹁躚，瘋狂地釋放著黃鍾毀棄，瓦釜雷鳴：黃鍾被砸爛並被拋置一邊，而把泥製的鍋敲得很響。比喻有才德的人被棄置不用，而無才德的平庸之輩卻居於高位。

“粗俗的唯利是圖的心理和庸俗的消費本能”(《論社會主義民主》﹝蘇﹞羅伊•麥德韋傑夫)。上世紀60年代的蘇聯是這樣，當今中國亦然。然而不去遑論蘇俄社會的人文基礎不可與我等量齊觀，就說其間夾雜著我們國民性的劣根性的作祟，卻總是道貌岸然地粉墨登場，揮霍勞動者辛苦奮鬥換來的成果，作為一個老黨員，怎能不感到莫名的悲哀。

古希臘七賢之一的泰勒斯曾說過：“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隻是關心腳下的事，那是沒有未來的”。現在將“關注天空”譯成“仰望星空”，更具文采也提升了立意。《甲午殤思》一書有一段寓意深刻的敘述：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分別接待過中國和日本兩個代表團後指出，兩國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他說：“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作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隻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買回去就算了。”甲午戰爭果然慘敗。仰望星空就是要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是隻盯著自己的官位，為一己私利而拿原則和良心作交易；也不是“一闊臉就變”(《贈鄔其山》魯迅)，視民眾利益如草芥。可是如果行使權力的多是些奸佞小人，那麽仰望星空的必然總是受到排斥。“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二心集）》魯迅 )，幾多為官者能夠體察“野生”草根的苦難，而不僅僅是春節前在媒體的簇擁下“送溫暖”。在享受著主流媒體“歌舞升平”，層層各級愛吹不愛批，報喜不報憂的畸形氛圍裏，國家利益、民眾利益誰來關心？

在權勢者周圍，奸佞小人爭名逐利競進成團，也是從反麵教會人們以何種價值取向，這無疑且已經導致全民道德滑坡，社會潰敗，這是非常危險的。著名的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麵對當時蘇聯社會的種種弊端曾經悲憤地說：“我們所建成的，不是當初為之奮鬥的”，至今仍振聾發聵且感同身受。

海上漁民說得好：風平浪靜，龍蝦不分；狂風惡浪，龍蝦分明。改變執政黨的頹勢，需要一大批走正道、能擔當、敢於搏風擊浪的人。那麽，沒有經過艱苦複雜“野生”環境的浸淫鍛鑄而成的意誌與品格，斷然難以擔當重任。我以為，一位農民企業家嘴裏所道出的，不僅是充滿哲理的精辟之見，也不僅是對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和待遇的不平，似乎還隱含著一些發人深省的東西，是什麽？一時又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