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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故事──記憶中的往事
像你們許多人的媽媽一樣，我的媽媽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了。
她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村的滿族正藍旗人家裏，還不到150公分小小的個子。她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姥姥，一天正在給全家人做飯，突然昏倒在灶坑旁，就再也沒有醒來。那時，我的媽媽才三歲，是她姐姐一直拉扯著她，嗬護著她。剛到童年，姐姐又生病去世了。她非常渴望讀書，但卻不得不中斷了學業，因為我的姥爺把他的女兒，還是孩子的我的媽媽送給了一個遠房的親戚當小保姆，以便有口飯吃。好在有一個附加條件，她被允許在沒有活兒幹的時候，讀親戚家孩子的書。未成年的媽媽在這個親戚家做繁重的家務，打掃衛生，做飯，洗碗，照顧堂兄妹們。寄人籬下，勤苦勞累了一天，她常在月光下，拿來堂兄妹的書本，吃力地學些知識。失去了母親和姐姐，又離開了父親，我的媽媽從小就失去父愛和母愛。後來，媽媽還未成年，決然離開這個親戚家，去大城市謀生。她先考入牡丹江護士學校，並從那裏畢業了。後來竟考上了在奉天紅十字辦的護士學校，學校用日文教課，連中文都有困難的媽媽，憑著自己的努力，奇跡般的從那裏畢業，還沒有光複，她就參加了工作，從此自食其力。
我的媽媽同爸爸在黑河地區的孫吳縣認識。他是幹部，她是醫師。他們結婚以後，連生了五個孩子，一年一個。要是在當年的蘇聯，她肯定是一個特級“英雄母親”。爸爸從不讓媽媽沾領導幹部的光，憑媽媽自己的資曆，兩次有機會脫產進醫科大學學習都讓給別人了；好幾次提薪，爸爸說讓給別人吧，“你的許多同事比我們困難”。當我的小弟弟才3-4歲，她決心一邊工作一邊在醫科大學上夜校，用了整整八年的時間，讀完了醫科大學的全部課程。媽媽在家裏愛爸爸，愛孩子，在醫院裏愛病人。她當了一輩子醫生，做過的手術有上千個，竟然沒出過一丁點兒差錯。
媽媽工作上十分努力，很少請病事假，還經常帶病工作。有病時，她許多同事告訴她，“關大夫，你都病得這麽厲害，休息一下吧。”可媽媽還是堅持工作。有一次，她患胸膜炎，胸腔嚴重積水，都喘不上氣了，還在給醫院忙著給病人看病。病倒後，她被送到急診室搶救。醒來之後，看到爸爸在病床旁邊，第一句話就是：“我不要死，我還有五個孩子，孩子不能沒有媽。”
我的小妹，隻比我小一歲。在東北的漫長的嚴冬，從小患有氣管炎並有哮喘。有一年臘月，那年小妹還沒有上小學，北風呼嘯，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早上，小妹的氣管哮喘又犯了。媽媽還在值夜班。爸爸馬上抱起小妹去了兒童醫院。媽媽下了夜班，跑到兒童醫院看望小妹。她發現躺在走廊病床的小妹，臉色發青，呼氣困難。她拿來醫生開的處方，發現醫生給小妹注射的藥物叫氨茶堿，是一種使血管擴張的藥物，劑量卻是成人用量。媽媽立刻找到值班醫生，告訴他，藥的劑量不對。醫生一看藥單，說，壞了，大事不好，馬上搶救。我那時去醫院看看小妹（醫院裏我們家不到500米），就看見醫生護士圍著小妹跑來跑去，還有許多叫不出名的醫療設備。我看見小妹好像沒氣了。媽媽十分專心在小妹走廊的病床看著醫生護士們緊張地搶救。她發現躲在一邊的我，說回家去，這裏容易傳染上病。我望著氣息奄奄的小妹，慢慢轉了身，離開了醫院。
媽媽自己坐在小妹的病床邊守了一天一夜。早上，小妹終於醒了。她第一句話就是，媽媽我要吃冰糕。媽媽說：“老苯兒（小妹的一個昵稱），這十冬臘月的，哪有冰糕！媽媽要上班去看病人了，等你好了出了院，媽媽給你凍冰糕吃。”
就這樣，媽媽值了一整夜的班，做了三個手術，又一天一夜沒有合眼，救了小妹一命，然後，又去上班照看她的病人去了。醫院後來說，小妹的醫療費由醫院承擔。爸爸媽媽商量，搶救的費用醫院出，治病的費用還是自己拿。
後來，小妹出院了。我們全家都很高興。媽媽告訴我，拿幾個搪瓷碗，放小半碗水，加點兒糖，放到外邊凍冰糕。媽媽還說，水不能放多，放多了，會把碗凍壞。晚飯時，媽媽和爸爸，我們這些小崽子，一起慶祝小妹起死回生。我們把凍好冰糕拿來（和冰差不多），讓小妹先吃。小妹說冰糕真好吃。
多年之後，我被送到農村，在那裏做兼職赤腳醫生。那裏有許多氣管炎和哮喘病人，常常需要用氨茶堿。每一次，我都十分小心。童年的事兒都銘記在心中。
文革時，媽媽因為是黑幫家屬，爸爸被關押，沒有人願意去農村牧區巡回醫療，而她從不推諉，多次去給農民牧民們治病。
打小時候起，我就知道到媽媽是一個非常能幹，吃苦耐勞的母親。媽媽這一輩子十分節儉。她自己從來也不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錢。但為了爸爸和孩子，她能舍棄一切。我們家在1950到1970年代，在中國算是很富裕的了。媽媽是一位醫生，一位主治醫生，一位科主任。她的許多同事都不理解為什麽媽媽經常穿帶補丁的衣服和鞋子。
媽媽退休之前，沒有什麽私房錢。她能自己積攢的，有決定權使用權的錢，就是每次值夜班的補助，每個夜班的值班費三毛錢。差不多每五天要值一次夜班。1960年代初，媽媽說，她要用積攢起來的夜班費，給我們這些小崽子買一個收音機。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目標”，她把每次的夜班費都省下來。有一個夏天，十分熱，小妹看到賣冰糕的，三分錢一根兒（也就是凍的水），媽媽沒有給她買，還哄她，等買回來收音機，就給她買好多冰糕。等了好多年，終於1965年的一天，媽媽對我說，錢攢夠了，我們去商店看看，買一個收音機回來。我們一道去了百貨商店。那時收音機的種類很有限，低檔、中檔、高檔的有十來種。挑來挑去，我發現媽媽的錢隻夠買一台最便宜的，隻有中波的寶石牌電子管收音機，要56元。我的一雙渴望的眼睛，看著那些為數不多的有短波的收音機，唉，買不起啊！
媽媽付了錢，我高高興興抱了這個收音機回家。以後的多年中，我們全家經常守著這個收音機前，聽一些新聞什麽的，這個收音機一直伴隨我們家，目睹了我們家在史無前列的浩劫中動蕩。紅衛兵來抄家，沒有什麽東西可拿。其中一個以前在爸爸領導下的工作人員，發現了一件爸爸一個朋友送的軍大衣。就宣布這件軍大衣被沒收了，說爸爸是走資派，沒有資格穿軍大衣。我那時不過17歲，和他理論起來，但無奈，他和他的一夥人將門一摔，揚長而去。幾天以後，以後我還去了這個造反派的地方，找到了他，向他說明這是私人的東西，他把我趕了出來。
有好幾次，造反派到家裏來，讓媽媽揭發爸爸的罪行，媽媽說，她不知道什麽，那些都是國家機密，爸爸沒有向她泄漏國家機密。後來，造反派來人強占住房。一直放這個小收音機的房間被強占了。
1967年時，文化大革命旗手說要文攻武衛，全國武鬥迅速升級，造反派從地方上的武裝部和部隊，搶走了（許多地方是拿走的，或者說是送的）槍支彈藥，長春市也不列外。有一天晚上，醫院有一個急診病人，需要立刻動手術，急叫媽媽去醫院實施手術。媽媽出了家門，就聽到許多槍聲。走到二商店附近的上海路，兩派造反派各霸馬路一邊，不準任何人過馬路。媽媽對一邊的一派說她有急診病人有生命危險，急需要手術，請讓她過去吧。這派的紅衛兵說，他們在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革命鬥爭，是對方不讓過。媽媽又對路另一邊的一派大喊，說她有急診病人有生命危險，急需要手術，請讓她過去吧。那邊一派的紅衛兵也說，他們在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革命鬥爭。兩派用高音喇叭互罵了好一段時間，最後才放媽媽過去。媽媽急忙跑到醫院，給病人實施了手術。媽媽回來後告訴我們，像戰爭時期，她衝過了一道封鎖線，救活了母子兩人。我們這些崽子都很後怕，爸爸被關著，萬一媽媽出了事兒，我們五個孩子怎麽辦？
後來，我們五個狗崽子的四個被發配到四個不同的地方去同農民搶飯碗。還不到16歲的四弟下鄉時，當地的村民看他年小好欺負，出身又不好，就讓他出民工。工地上四弟常被分配幹的根本不是孩子能幹的重活。但除了吃飯，四弟每天能掙差不多一元錢，交給生產隊以後，每天還有5~6毛錢。他辛苦幹了一年多，掙了240多元，是我們這些小崽子中掙得最多的。一天，他風塵仆仆，高高興興地回家來看爸爸媽媽。一進門，他大聲喊：“爸爸！媽媽！我回來了。看看我給你們帶的禮物！”說著，神氣地將掙得的錢摔在桌子上。媽媽望著臉上還帶著稚氣的四弟，眼睛裏閃著淚花兒，說：“我兒子能掙錢了！”四弟說，媽媽，這些錢全是你的。四弟問：“爸爸呢？”媽媽說，還關著呢，不知道什麽時候能放出來。四弟說，我去看看能不能探監。四弟去商店買了兩條當時商店裏最好的煙（迎春牌，27分一盒），給爸爸帶去。到了看管所的門口，問荷槍實彈的士兵能不能探監。守門的衛兵嚴厲地大聲對四弟說，不行。四弟又問，“能給我爸爸送兩條煙嗎？”衛兵收下了煙，沒有給收條。多年以後，我問爸爸收到四弟的煙沒有。爸爸隻是平淡地搖了一下頭。
失望的四弟回到家以後，告訴媽媽，他得回生產隊幹活掙工分，錢就都留給媽媽。媽媽堅持說，你自己留著用吧。要不，就買一個好一點的收音機，剩的錢去我給你存著。村子裏沒有電，隻能買用電池的半導體收音機。媽媽、我和四弟，一道去商店買了一台當時最貴的熊貓牌短波半導體收音機，要180多元。媽媽說：“老四兒，你把這個半導體收音機帶回農村去，能多聽些電台。”
四弟後來同我並到一個集體戶，我們就用這台半導體收音機，和戶裏的其他同學，聽美國，日本，蘇聯的電台，知道了許多在窮鄉僻壤中絕對聽不到的世界上的事兒。那時，美國人都登上月球了，我們還在日複一日，年複一年鏟地除草，修理地球；還要時刻準備著，把紅旗插遍全世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農忙時，我們常常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一天下來隻掙幾毛錢，這在當時還算農村中的上等收入。我對四弟說，中國的大學早晚要恢複。後來大學真的恢複了，我們進了大學，又進了研究生院。
1980年我和四弟都放棄了在中國讀研究生，去了美國大學的讀研究生。四弟有一份半工半讀的資助。1980年，四弟離家出國那天，我和媽媽送他出門。媽媽往他兜裏塞了一些錢。那是她又攢了好幾年的錢，望著四弟遠遠消逝的身影，離家出走……一直是窮學生的四弟1986年回國探親，一下子就給媽媽和爸爸換了10000元錢。老爸老媽說，老四兒不容易，給他存著吧。
我出國時，什麽資助也沒有，就連路費也沒有。爸爸媽媽東借西借到的還不夠在美國幾天的花費。多年以後，老爸老媽都十分遺憾，他們當時連給兒子的路費都拿不起。媽媽60多歲才退休。退休後，在家裏閑不住，和朋友一塊兒開了一個小診所。就是服務好，常常一天掙的錢比過去幾個月掙的還多。我和內子1985年回家時，媽媽對我說，她現在有錢了，要給我錢。我當時也不過是一個窮得叮當的學生。再窮，我也不能拿媽媽的錢。後來，我和內子在紐約找到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讓我們的老爸老媽能到我們這裏看看，看看他們的兒子女兒在這裏的生活兒。媽媽去領事館簽證五次，到1992年，老媽當時都70多歲了，才拿到簽證。我們給老媽寄去了飛機票。高高興興地將老媽接到家裏。媽媽一到家，就要收拾屋子，洗碗做飯。我和內子絕對不能讓媽媽幹這些活。我們領著媽媽在美國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周遊。有一次安排媽媽同旅行團去迪斯尼去玩。有八九天。旅行團除了中餐和晚餐，費用全包。我們給媽媽拿了足夠中餐和晚餐，及零用，加上小費。旅遊完畢，媽媽回家，給我了許多錢。我一看，嚇了一跳，除了小費，才花了20多美元。我問媽媽，你沒有吃飯哪？她說，她舍不得花兒子的錢，我兒子掙錢不容易。我緊緊地抱著媽媽，我們都落淚了。
旅遊得差不多了，在家裏除了看書看報沒有別的事可做。媽媽又閑不住，問能不能找點事兒做。她說，“要趕緊抓幾個錢兒。小妹出國時，她開診所掙來的都錢花光了。”她自己看中文報紙，說她可以給別人看孩子。我和內子說，媽媽年紀太大了，用不著費力掙那點兒錢。媽媽看我們不理她，自己翻著中文報紙找了起來。找到之後，就給人家打電話，問能不能幹。終於有一家同意讓她試試。我十分不情願地送她去試工。兩天以後，那家的主人說媽媽不適合幹。我高高興興地把媽媽接回來，又找了許多書給她看。周末，我們總是一道去附近玩。可媽媽就是要出去工作。後來又有一家，讓她去試工，照看一個初生的嬰兒。我和四弟每周接送媽媽，每個單程都在兩個小時以上。四個月下來，媽媽竟然掙了3750美元。後來，我和內子，還有四弟想，堅決不能讓媽媽再幹了，硬是替她辭退了這個工作。
她在美國住了八個月，後來高高興興地回國了。我們回國時探親時，她常常逢人便說，她在美國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看了許多美麗的地方，這輩子真值了。我和內子都十分欣慰，又遺憾，我們的父親們沒能到這裏看看，內子的媽媽也是被領事館據簽。
我和內子經常給媽媽打電話，我每年都回去看望她。2014年6月，我和內子回家看望她，專門給媽媽做了她最喜歡吃的餃子和蔥油餅。
她生命最後的兩年，她常唱起她童年的歌兒，“蘇武牧羊”，“白發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幃，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誰……”，惦念著遠在大洋彼岸的孩子們，特別是四弟。
媽媽去世後，遵照她的遺囑，屍體火化，骨灰撒在鬆花江中，以迎接爸爸從二道白河下來的骨灰，一同流向大洋，去完成他們的轉世。
這就是我的媽媽，曾經是一個貧窮的農村姑娘，一個非常普通的老百姓，一個刻苦努力永遠向上的人，一個醫術精湛的醫生，一個賢惠的妻子，一個為我們家操勞一生的母親，一個做了一輩子善事的老太太。
趙江南（chao，chiang-nan），2014年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