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到北京順義縣插隊經曆（10） : 同學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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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年少智未明，納粹國裏胡亂爭；
匪患重疊頭顱在，誰對誰錯皆荒唐。

初來農村幾個月內我們同班同學間保持了八中時的類似精神狀態，即功課學習上我，張維東，燕非，王群為上（都當過化學，物理英文課代表且成績不錯）大腳大孟一般，政治上（即是否入共青團是否左派勁頭十足）大家都一般，即我們是一堆文化智力可以政治時髦黯淡的中位數男同學（吳玉章與我類似但有一段長時間回北京看病所以基本錯過下述爭執），在當時文革風仍盛的年月八中第一，二屆文革後高中班的同學們保持了對文化學習效果的推崇。到農村幾月後，情況有變化。

農村的權威機構即農村幹部們欣賞的是能幹農活能體力堅強的勞力，這顯然是大腳大孟（雖不壯但善堅持有耐力）的長項，於是他倆頗得隊裏幹部的稱讚連連。這雖讓我等幹瘦體弱厭惡重勞動者自愧行穢，但開始一段不過是受寵不受寵學生間的自然小分野。當然這裏還有一是否刺兒頭聽話問題，即所謂是否尊重“貧下中農”是否“誠心接受再教育”問題。 對我與張維東吳玉章來說這農村幹部們從縣委公社到村幹部一概土得掉渣水平負數說話辦事不值得尊重該反駁對抗者甚多，但大腳大孟則似乎如魚得水與馬慶祥田萬聰等隊幹部相處歡樂相當聽話常表附和，絕對沒像我那樣頂撞提反對意見發刺頭。燕非王群，一般中立。

如此也罷，但到了秋收時突發一李莎張侉子事件使風波迭起：

李莎者，我們高中班一靦腆中等個寬臉普通長相女孩住阜外建工部宿舍吳玉章院內互為初中同學，父親建委或輕工部類一局長（北京中央機關局長子女算不上高幹子弟跋扈程度較低）。在八中班裏她是班委（當時各班有“班委”及“團支部”類似共匪國“國務院”與“黨中央”即“生產政治兩套班子“）的“衛生委員”：專管放學時分配哪個”小班“（中小學學生“班”內之各小組一般依照座位位置行列分配）掃地擦玻璃灑水等輕量級活動（重量級為文化學習與“政治進步”如發展團員開“批判會”等等） ---- 所以班“衛生委員”為閑職以至“團支部”中竟未有相應”委員“。李莎的靦腆聲音細小我至今記憶猶新：她每每在下午放學前從座位上站起輕言慢語分配某“小班”擦玻璃掃地波瀾不驚沒人激動，且從學校到插隊我甚至還未和她說過半句話。

秋收在場院勞動有將麥子用手送入電動脫粒機使麥粒脫離麥穗從滾筒另一邊飛出這一類，一般是兩人站在脫粒機前不斷將別人送至腳下附近的麥子喂到轉動的滾筒上，雖然粉末飛揚呼吸難受但比起割麥挑麥等這算較輕活計所以多為女子承擔。

忽一日，村治保主任馬慶祥在有線廣播中宣布本村發生重大“反革命分子”破壞生產陷害知青事件：原來是知青李莎等揭發壞分子張侉子以教授操作為名故意使知青將手臂伸入脫粒機滾筒深處容易發生受傷製造事故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阻礙知青上山下鄉偉大運動等等罪行嚴重性質惡劣（眼下流行的”間諜叛國“罪大概還未誕生或老馬未曾學到），需立刻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堅決批判鬥爭雲雲，馬某在喇叭裏聲嘶力竭尖叫反複許久似乎終於發現建功立業偉大機遇，特像當下愛國暖男等在互聯網上揪出賣國負能量反動分子時激動狀態。

聽之觀之，我等頗不以為然：那張侉子不過教你把手推麥穗往脫粒機稍向裏伸, 估計是為使麥穗在滾筒與後上擋板接近處被脫粒以便脫下的麥粒較易被擋板彈向脫粒機後方而不至於向前飛（脫粒機後方有專人用工具將堆積的麥粒運走）， 何”破壞“傷人之有？張侉子一已被”專政“對象（罪名已為”壞分子“）怎麽敢再做惡罪上加罪？更何況也沒真傷到誰？ 這馬慶祥素以無中生有捏造事端為長（現代類似李鵬周永康等），這回估計又沒事找事耍什麽威風了？但那張侉子平日與我們也無來往且人形象猥瑣很難想象有人會為其打抱不平， 如此也造成馬治保見慫人攏不住火的氣焰（或還有其它陰謀也未可知？）。

不管怎樣這李莎同學姑娘因參與“揭發”張侉子運動一炮打響， 從此被大隊小隊公社縣城反複宣傳推舉到各處”講用“（即開會上前台講述自身”階級鬥爭經驗“等等）， 隨後旋風般地被大隊裏馬慶祥等突擊”發展入（共產）黨“，又曆任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北務公社（共產）黨委委員等職務，高升受寵，紅極一時，名震鄉裏，被我們八中班插隊不插隊各處老同學傳頌議論紛紛。最吃驚的是李同學先前在學校時那靦腆膽怯的小姑娘模樣一去不返，變得聲宏氣壯，頻率高尖，自信權威得令人懷疑什麽魔鬼附了身似的氣場狂強不已，經常震撼周圍幾十米方圓。

更引起我與張維東感覺不快的是，李姑娘領導現在開始經常深入到我們男同學宿舍與王慧成大腳大孟同誌日夜交談”工作“問題 ---- 其時我們已經住到隊裏蓋的知青宿舍，我與張維東吳玉章住進門中間屋，大腳與燕非在左屋屋內因其鞋味甚強烈我們極少進去，大孟王群在右屋。李女領導與大腳大孟深夜談工作廢寢忘食常過三更，鬧得我們中間屋男生尷尬不已，尤其是夏天燠熱本來我們都是赤裸擦身洗涮睡覺但有女領導在內室怎能放肆隻好忍著等待經常到很晚很晚...

另外發生的進展是在李姑娘領導提攜幫助青睞下當然也有其他隊領導農民們的眷愛，大腳大孟同誌也隨後陸續封官入爵，大腳榮任大隊“副隊長”，大孟是一小隊“副隊長”，並且兄弟二人都被迅速“加入黨內”成了優秀共產黨員，一連串革命英雄事件閃電般在我們周圍發生，令人振聾發聵目瞪口呆有點嚇傻，從前沒見過這陣勢，真是形式比人強啊，不服氣不行。

李王孟三同學騰達後便行動多露“領導”風格，經常與馬治保幹些我反感的激烈舉動，比如一次跑到村邊玉米地將二隊某馬姓“地主兒子”用麻繩五花大綁抓進村來宣稱其“偷玉米”加以批鬥， 此事似乎平常中立的燕非王群也有參與，令我深為反感，因我特別不願意看到強權武力壓人的場麵（就像反感習近平抓伊力哈木許誌勇，胡錦濤抓王炳章劉曉波， 鄧小平抓魏京生徐文立一樣）， 尤其是看到擅長此道的馬治保教唆了我同班同學如此粗魯動武欺負別人：那時凡“地主”“富農”子弟一概在村中任意受欺負， 但被任何罪名五花大綁捉將起來批鬥侮辱還很少。

隨後的數月中，三位榮升“領導”的同學對我們的落後舉止越發不屑反之我們也越發不願意在他們與馬治保的領導下生存。有一次在例行的知青什麽會議上馬某提出什麽克扣知青福利舉措，當著全體知情包括後來的下屆插隊同學我明白頂撞他告訴他你如此我明天便罷工到公社縣城找上級告狀。最終雖有王孟等領導支持馬治保也沒有具體實施他的措施，但我刺頭不恭的名聲是洗刷不掉了， 在村中領導包括新進爵的老同學知青黨員眼裏印象壞透。

現今回想，我和張維東右派行為與李王孟革命同學的衝突，基本屬於對農民領導買賬與否：我對農民幹部頗不敬重，他們則反之。他們的附和迎來了地位提升，更加重我的反感，所謂惡性循環，在接下來的數個月裏我與大腳大孟李姑娘書記都是黑臉相向很少說半句話，直到1975年底我們知青招工回城離開農村： 當時李王孟同學以“黨員幹部”身份與後來的一些初中去的插隊學生繼續留在了農村， 又過了一兩年才回城工作。這期間還發生他們幾個隨治保馬慶祥接“情報”後衝入初中男生宿舍將男女偷情的汪鐵鎮桂榮赤身裸體掀開被子暴露一番“抓現行”，汪桂二人當場寫下“自願結婚”書（以證明二人裸睡合法）等等荒唐事件 ---- 此類事馬治保已輕車熟路，據說我們未來前他經常扒牆頭偷聽“監視”早來的女知青戀愛細節。

實事求是地說，大腳大孟與我們有分歧且最後長期不說話，但並沒有撕臉使壞：譬如我們在大黑子家住時曾帶去短波晶體管收音機， 張維東的是自己裝的，我雖也裝過但為效果好帶去了我老爹裝的8（晶體）管機，用此機我們經常播到短波“敵台”諸如美國之音英國BBC和台灣蘇聯甚至澳洲廣播電台的華語節目：雖不明目張膽但也不鬼祟躲避，大腳大孟當時後來騰達與否都沒有以此告發我們“偷聽敵台”：我以前一個白家莊小學同學“楊忠弟”就是被街坊鄰裏告發“偷聽敵台”（他也裝收音機）後被批判而變瘋癲了，多年來我一想起50年前楊忠弟同學未瘋前那老實憨厚的小男孩笑容（他當時外號叫“楊二弟”）便心痛不已，用時下網上年輕人一句俗話，我應“謝大腳大孟不舉報之恩”。插隊30年後我回北京時大腳還招待我與吳玉章在南禮士路某飯館吃“毛血旺”等菜肴，其間談到插隊時收音機事宜他還感歎我那8管機靈敏度高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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