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大陸偶然回頭

三十歲離大陸,經北美到澳洲,不再往回走,但往事回首,前程尚漫,淡定以往,Take It Easy。
正文

高光俊《如何推翻中共》

(2015-07-01 04:49:56) 下一個
高光俊《如何推翻中共(點擊可下載)一書是現代中國民運史上第一部比較係統和完整地闡述中國民主運動道路和策略的著述.作者高光俊原是中國公安係統幹警,極力主張民眾起義,以武裝革命的手段推翻中共獨裁統治,建立民主憲政中國.該書是作者近20年民主運動實踐探索的思考和總結.

高光俊:《如何推翻中共》

前言 第一章 中共必須推翻

第一節 共產主義理論的荒謬

第二節 中共的邪惡曆史

第三節 民主:世界的潮流

第二章 武裝革命:推翻中共的主要途徑

第一節 和平改良:失敗的道路

第二節 武裝革命:能夠建立民主政權

第三節 革命的代價

第四節 改良:革命的前夜

第三章 武裝革命的可行性

第一節 武裝革命:中國曆史的延續

第二節 現代科技:並不排除武裝革命

第三節 中共軍隊

第四節 中共腐敗:革命的溫床

第五節 武裝革命:世界政治運動的模式之一

第四章 民主的三個階段:革命、立法和憲政

第一節 革命階段

第二節 立法階段

第三節 憲政階段

第四節 國民黨的經驗和教訓

第五章 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思想理論

第一節 民主主義

第二節 自由主義

第三節 三權分離

第四節 私有財產製度

第五節 國家主義

第六節 儒家思想

第七節 三民主義

第六章 政黨、宣傳和組織

第一節 政黨

第二節 宣傳的重要性

第三節 宣傳的形式

第四節 宣傳的方法

第五節 組織

第七章 秘密活動

第一節 地下工作的原則

第二節 身份掩護

第三節 中共偵察機構

第四節 反中共偵察

第八章 發動農民群眾

第一節 農民受迫害的主要問題

第二節 發動農民的方法

第九章 民主革命經費來源

第一節 國內捐款

第二節 海外捐款

第三節 黨營事業

第四節 國內行動籌款

第五節 革命起義後的經費來源

第十章 組建民軍

第一節 最高原則:黨領導軍隊

第二節 思想控製原則

第三節 組建民軍軍校

第四節 民軍武器來源

第五節 民軍組成

第十一章 策反中共

第一節 情報工作

第二節 策反的對象和方法

第三節 對被策反者的態度

第四節 策反的途徑

第十二章 武裝起義

第一節 武裝起義的地點

第二節 起義的時機

第三節 起義前的淮備

第四節 起義後的措施

第五節 其他形式武裝起義

第六節 “民間教團”起義

第七節 近期農民暴動的經驗和教訓

第十三章 民軍軍事策略

第一節 遊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正規戰

第二節 根據地與流動戰

第三節 和平談判與軍事鬥爭

第四節 超限戰

第十四章 和平手段

第一節 和平手段與民主革命的關係

第二節 學生運動

第三節 工人運動

第四節 知識分子運動

第五節 經濟戰

第十五章 武裝革命中的對外關係

第一節 西方民主國家的援助

第二節 海外華僑的支持

第三節 海外民運的作用

第四節 台、港、澳:中國民主的基地

第五節 與其他反共組織的關係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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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2年春季一個月光皎潔、春意盎然的夜晚,不滿10歲的我和村上的人們一起觀看批鬥我伯父高大可會議。連續幾年被批鬥、拷打、勞動的伯父依舊保持中國知識分子的整潔和安靜,穿著一條洗得發白的長褲,90度彎腰接受批鬥。隻見村黨支部書記在幾聲下流的咒罵聲中,突然操起一米多長,十來公分厚的擀麵棒,高高揚起,狠狠打在我伯父的腰上。我當時坐在距伯父幾米遠處,隻聽見他“啊喲”一聲便倒在地上不能動彈。那個黨支部書記又用腳猛踢伯父的胸口,邊踢邊罵:“裝死,起來!”。我恐怖、驚慌得渾身發抖,好久才大聲叫喊起來,跑回家叫父親。但是,伯父再也沒能站起來,一個正直、受人尊敬的醫生就這樣被活活打死!所有的“罪行”就是他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醫生。

這個恐怖的夜晚再也無法從我腦海中抹去,那一棒打在我伯父的身上,但卻重重打在我幼小的心靈。我時常夢見伯父教我讀書、下象棋、講曆史故事。那一棒打出我立誌終身反抗中共暴政的信念!

伯父被打死後,那黨支部書記又將迫害的矛頭對淮村上一名富農。這名富農終於忍受不住長期批鬥、捆綁吊打,假裝瘋癲,但仍然逃不出共產黨的魔掌。他們在村外挖了一個四米多深,直徑一米多的圓洞。將那富農關在洞裏,並唆使無知的孩子用石頭砸他。三個多月後,人們發現那富農沒有動靜,終於死了……

我們家鄉雖然在江漢平原的“魚米之鄉”,但許多農民卻過著饑寒交迫、缺衣少食的生活。每年鬧春荒,斷糧數月。我永遠不能忘記11歲那年的春天,家中斷糧數日,每天隻有一點蠶豆充饑。我餓得躺在屋外曬太陽。母親不得不提著籃子和村上幾個婦女外出要飯。一天傍晚母親討飯回來,由於又餓又累,一頭倒在家旁一條溝中,要來的飯灑了一地,我和姐姐、妹妹將米飯一點點拾起,洗淨,慢慢和著野菜充饑。

農民不僅過著窮困的生活,經受中共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而且被劃定為下等公民,終身禁錮在土地上不能動彈。“成分不好”者及其子女更是下等公民中的賤民,多少人間悲劇在我眼前發生!多少辛酸的故事讓人氣斷腸回!而我的家鄉不是偏遠的山區,小河的對麵是縣城,鐵路到武漢隻需一個多小時!想想那些自然條件差的山區,會是多麽貧困!多麽黑暗!

16歲那年,我考上大學,天真以為可以為伯父被打死平反,結果自己反而被那支部書記的兒子們打得半死,在醫院裏住了二十多天,而中共的司法係統不僅不聞不問,反而和那支部書記串通一氣,寫信到大學,言我“不可重用”。

從那時起,我發誓推翻中共暴政,開始著手研究中國問題。

首先我著手研究共產主義理論,仔細閱讀馬克思主義《資本論》和其他政治學說,越讀越覺得共產主義荒謬不堪。然後我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到西方曆史、宗教、哲學,發覺共產主義根本不能代表西方文明;研究用什麽作為推翻中共的思想理論,於是又回到中國曆史、哲學和文化,發覺我們文化中有許多燦爛的東西,而共產黨幾十年的曆史隻不過是中國曆史上短暫的瞬間,他們既不能代表西方文明主流,更不是中華文明的產物,而儒家文明不僅不像中共批判的那樣腐朽衰敗,而且能充分吸收西方現代文明,並發揚光大!我從康德、黑格兒哲學中看到馬克思的渺小、無知和浮躁,從基督教的博愛、仁慈看到共產黨的殘暴、邪惡;從中國曆史上暴政的垮台找到推翻中共獨裁的信心。

完成理論的探索後,我必須找出推翻中共的方法。象許多革命者一樣,我曾試圖以和平改良方式完成中國民主變革,甚至象許多今天已經鑽倒共黨高層的人一樣,希望入黨、升官後從中共內部改變中共,而且我被分配到北京,是中共開放後第三屆大學畢業生。但我很快發現這條道路走不通。推翻中共必須用從下至上的革命方式,這是中國曆史和中共本質所決定的。我從中國曆史上發覺許多寶貴經驗仍然適用今天的革命。我在公安大學的位置給我許多有利條件研究中國當代社會真實狀況,也走遍了全國許多地方,得知一些被中共刻意掩蓋的真實國情,獲曉國內外許多人在從事反抗中共暴政的運動。

廣泛的探索使我發覺自己脫胎換骨,真正“因信而得救” 。我於1986年開始秘密物色地下反共成員,並成立“中國民主黨”。1989年六四運動爆發,我極力堅持不暴露組織、秘密支持學運的原則,因為中共一定會血腥鎮壓學運的。我秘密發動警察上街遊行,致使北京的軍警袖手旁觀。中共六四大屠殺後,我繼續發展地下組織,並在公安大學數次張貼傳單“萬歲,勇敢的羅馬尼亞人民;起來,消滅中國的齊奧塞斯庫!”。喬石下令:“一定要偵破公安部後院這個定時炸彈!”托我所學偵察專業之福,中共沒有查出我們,倒是冤枉了許多無辜的人。

1991年夏天,我去南方發展底下組織,並去雲南了解購買地下武器狀況。同年10月26日淩晨,我在北京被逮。幸運的是我在被連續審問11個小時後成功逃脫。中共九次向全國通緝,但他們並未能抓住我,我成功逃到歐洲,最後到美國。

親身體驗西方民主製度,特別是進美國法學院係統學習後,我更堅定了追求中國民主的信念,更加堅信武裝革命能夠推翻中共暴政,中共越是拒絕政治改革,人民武裝起義爆發的時機越快。

共產主義既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也不是西方文明的精華。我深信中華民族一定會拋棄這個真正外來的荒謬東西,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像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那樣將儒家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相結合,創造出一個嶄新的文明。屆時,有著數千年璀璨文明、勤勞聰明的十幾億中國人和海外數千萬華僑的經濟成就,中國將再次領導世界文明,高舉人類文明的旗幟。我深信我們中國能夠比美國更好地擔任這一角色,如同我們在人類曆史數次領導世界文明一樣。

第一章 中共必須推翻

第一節 共產主義理論的荒謬

一、哲學的貧困

盡管共產黨的宣傳工具出版了洋洋灑灑一大堆“理論著作”,但翻遍世界共產主義說教的所有書籍,我們找不到它在哲學方麵屬於自己的真正東西。共產主義哲學自稱為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合稱為“唯物主義辯證法”。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唯物主義”是一個古老的哲學流派。馬克思主義者自身也承認“繼承和發揚”了唯物主義觀點,特別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按馬克思的解釋,世界是由物質組成的,物質是第一性的,物質決定意識的存在。唯物主義的盛行伴隨著工業革命而產生的。隨著新大陸的發現和歐洲文藝複興運動的開展,歐洲文明急需從中世紀神學整體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而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盛行正是這種文明演進的產物。唯物主義在推動人類工業化、現代化中起著巨大的作用。

然而,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哲學走向一個毀滅人類精神文明的極端,它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完全等同於生物進化,人類變成了自己的“異化品”。因而在政治上殘酷的階級鬥爭成為必然,道德淪喪成為自然,宗教精神意識的存在變得毫無意義。但是,共產主義唯物主義哲學又必須創造一種新的精神意識:共產主義神學。由此可見,共產主義唯物主義哲學完全背離工業革命時期唯物主義的初衷,其結果是人類精神文明的貧乏。諷刺的是,世界上信奉共產唯物主義的共產黨國家全部都是物質貧乏的貧窮國家。

辯證法由黑格爾集大成,發展成正、反、合的思辨邏輯。同樣,馬克思在黑格爾辯證法中沒有任何自己的東西。共產主義信徒崇拜黑格爾的辯證法,作者本人也曾經沉醉在黑格爾哲學之中,尤其是他的“精神現象學”和“小邏輯”。列寧甚至於認為通讀一本“小邏輯”,世界萬物皆通。然而共產主義者完全歪曲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將其演變為共產黨的詭辯哲學。他們總是首先模糊、歪曲一個概念,再創造一套自己的邏輯,或者提出不同的概念演變成不同的邏輯。例如“人權”這個概念,他們認為“人權”的基本含義是“生存權”,“人權”便變成吃飯穿衣的權利,所以剝奪人民的自由便變得無所謂。這與人類公認的“人權”概念完全不同。

所以,作為一種哲學流派,唯物主義和辨證法仍然是存在的一種觀點。人類幾千年來的思想家、哲學家都在不斷探討這些永恒的主題。但共產主義者所倡導並實行的辯證唯物主義都隻是血腥的、生物進化式的唯物主義和詭辯式的邏輯。中共之哲學思想(如果有的話),既非西方哲學的主流精華,而與中國傳統哲學思想背道而馳。中共哲學的實踐造成我們這個一向注意道德倫理的國家物欲橫流、倫理喪盡;讓我們這樣一個曾經擁有輝煌物質文化的國家貧困不堪。因而共產主義哲學才真正是“禍國的哲學”、“貧困的哲學”。

二、政治學說的荒謬

共產主義的政治學說的基礎是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他們根據財富、地位和職業將所有民眾劃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消滅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然而荒謬的是共產黨奪取政權後,資產階級被消滅了,自己變成了擁有權力和財富的統治階級,是否要繼續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而打垮新的共產黨內的統治階級呢?理論上的答案是肯定的,於是斯大林、毛澤東發動一波波的黨內鬥爭,一方麵是個人權力鬥爭的需要,另一方麵是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的必然後果。這種鬥爭哲學不僅造成共產黨內部的混亂,也給整個社會待來無窮無盡的災難。鬥倒的人被監禁、處死,並遺臭萬年,勝利者則是一貫地英明偉大,一切宣傳工具都隨著勝利者的指揮棒轉動,人間真理蕩然無存,人的基本尊嚴和權利全然消失;社會道德江河日下。

馬克思及其信徒們在批判人類曆史上統治階級時,恰恰沒有指出共產黨作為統治階級後,如何保障人民的權利,如何防止共產黨對人民的迫害。實際上共產黨對人民的迫害遠遠超過曆史上任何獨裁政權。烏托邦的設想不僅沒有給民眾帶來“社會主義天堂”,反而帶來共產黨對內對外更可怕的屠殺。整個共產黨國家如同一座巨大的勞改集中營,人們被固定在一處動彈不得,沒有支配自己起碼物質的自由,不斷被迫接受共產主義的洗腦,人類完全異化了。

三、經濟學的可笑

共產黨的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是私有製建立了人剝削人的社會製度,私有製的存在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而人類必須消滅私有製,建立公有製。這個學說不僅被倒台的共產國家唾棄,也被還沒有倒台的中共所拋棄,更被共產主義幾十年經濟實踐證明其可笑。

資本主義早期確實存在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現象,給被剝削的工人階級以同情並力圖改變資本家原始資本積累進程中的剝削現象是正確的。但馬克思的所謂“剩餘價值學”隻不過是書呆子的閉門推算,他從沒有將資本家本身的勞動算入價值中,而一個企業管理者的重要性是無法簡單計算的,我們以中共大量國營企業倒閉,而私營企業蓬勃發展中可以證明企業管理是一個企業成敗的關鍵。改變工人被剝削的辦法不是消滅私有製,而是通過縮短工人工作時間;改善工作環境;通過累進稅收將資本家的盈利用於社會建設;建立社會福利保障製度等等。現代西方資本社會正是通過這些措施消除這一矛盾的。

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危險必將導致資本主義垮台的學說證明又是書生的幻想,資本主義通過適當的國家資本主義,運用國家力量控製、調節通貨膨脹,使資本主義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倒台的反而是共產黨國家。

我們並不需要過多論述共產主義經濟學說的可笑,因為共產黨國家,包括中共目前的經濟政策正好給共產黨一記響亮的耳光。中共所謂改革開放實質上是在經濟上實行半個資本主義製度,正是這“半個資本主義製度”給今天中國的經濟帶來了一些進展,然後卻用事實證明共產主義經濟學的可笑。中共正在自己給自己的理論掘墓。





第二節 中共的邪惡曆史





一、血腥的奪權史



從中共建黨到1927年暴動這六年曆史,中共的曆史是充當蘇俄的附庸,寄生於國民黨中求發展的六年。蘇俄不僅一手操縱中共建立,並實際領導其運作。從中共建黨到1924年國共合作,中共全部黨員人數不足一千人。隨著參加國民黨,中共利用國民黨的聲望和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垮各地軍閥之機,在全國大力發展黨員,到1927年4月,中共黨員增加到58,000人。國民黨在前方北伐,中共在後方建立政權,發展組織,甚至將無數國民軍軍官的家屬打倒,批鬥直至處死,農村社會被中共徹底攪亂。這些惡行終於讓國民黨認清了中共的本來麵目,連最親共的汪精衛也毫不猶豫地開展清共。



從中共1927年暴動到1937年,這十年的中共曆史是屠殺的曆史,尤其在鄉村的“打土豪”運動,將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的、拿文明仗棍、穿皮鞋的“統統打倒”,中國鄉鎮的精華被中國屠殺殆盡,在湘鄂西的邊境外,有三十裏寬的地區不見人煙。江西地區16至45歲的青壯年中,約有80%的被中共強迫征入紅軍。中共的倒行逆施終於導致中共的慘敗,二、三十萬紅軍被國軍趕出各個根據地,並消滅其絕大部分,最後剩下一、二萬人龜縮在陝北窯洞中。



八年抗戰期間,中共從一兩萬發展倒擁有近兩百萬人的軍隊。這八年的曆史是中共最無恥、最不願公開的曆史。中共在眼看被徹底消滅之際,打出“抗日”的旗號,策動幼稚衝動的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然後以求“招撫”的姿態服從國民政府的領導,以迷惑全國人民的視聽。八年抗戰中,國軍擔負全國所有的正麵防禦,數百萬國軍將士犧牲在抗日戰場上,但中共隻打了一個小小的“平型關”戰役便到處宣傳其抗日“功績”,林彪為此被狠狠批判,送到蘇聯“養病“。彭德懷發動所謂“百團大戰”隻不過是些扒鐵路、炸碉堡、剪電線的遊擊騷擾活動,從未一次殲滅日軍三十人以上,談不上什麽“大戰”,即便如此,中共黨史至今還批評其”過早暴露我軍的實力“。中共明確規定:“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擴大”的政策。利用日本侵略中國,國軍主力後撤而日軍又不能控製鄉鎮的形勢,大肆擴展力量,並與日偽勾結打擊國民黨(潘漢年經中共中央批淮與汪精衛聯絡便是一例)。中共還不斷地欺騙宣傳,將延安描繪成中國抗日的中心,革命的聖地,吸引全國青年投奔延安。當全國青年知識分子親身體驗中共政權而不滿時,中共便開展“整風運動”,處死無數知識分子。



四年內戰之初,中共根本就沒有和平談判而建立民主中國的願望,隻不過用和談手段贏得時間,達到軍事統一中國的目的。因為中共已借抗戰之名發展壯大,又有蘇共的大力支持,最後奪取政權。毛澤東本人甚至當麵答謝日本人,沒有日本的“侵華”,就沒有中共的政權。



二、屠殺和邪惡的執政史



1、 6千萬人喪生,數億人被監禁。



如果中共在奪取政權進程中的屠殺還可以找到一些借口,那麽中共在奪取政權後的五十多年中造成6000多萬人喪生,數億人被監禁仍是中國曆史乃至世界曆史上獨一無二、空前絕後的罪惡。1950年到1953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中共處死了300至400萬人;1957年反右運動,又造成100多萬死亡;1958年至1960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導致了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造成3000萬人餓死;而十年“文化大革命”至少有500萬人喪生;而死於中共勞改營中的百姓,估計達2000萬。此外,1959年接管西藏及鎮壓以後的抗暴運動,至少60萬人喪生;鎮壓新疆的抗暴運動中,至少50萬被中共處死,用王震的話說:“要將他們殺怕!”;1989年鎮壓六四學生運動,至少2000人被屠殺;1950年至1953年的朝鮮戰爭,約80萬中國人死亡;1965年至1973年,約10萬中國抗美援越誌願軍死亡(我的表哥,一位共軍連指導員就於1968年死在越南);1979年對越戰爭,約3000中國軍隊喪命;1983年“嚴打”,僅當年就處死2萬多人,以後每年處死2000人左右;1999年鎮壓法輪功至現在,1000多人被打死。至於被中共關進勞改營、勞教隊,拘留所的人不計其數。人類曆史上有哪一個暴君象中共這樣造成這麽多人死亡?



2、 貪官汙吏,遍布全國。



中共改革之前,隻是上層黨員過著腐化生活。如今則大小貪官,遍布全國,魚肉百姓,無惡不作,瘋狂貪婪地追求個人利益,腐化墮落無以複加。中共除殺人,關人創人類曆史最高記錄外,中共官員貪汙腐化人數之多,範圍之廣,數量之大又是古今中外所沒有。



3、 生態環境破壞殆盡,禍患無窮。



我的家鄉是著名的“千湖之省”湖北省,兒童時代還能看到不少湖泊河塘,但隨後這些湖泊河塘都一個個消失,最後家旁的一條小河也幹枯了。附近一座小山叫“五架山”,山雖不大,但也鬱鬱蔥蔥,清明時節,常上山掃墓,現在完全變成一個光禿禿的土坡。北京的風沙是著名的,但1986年夏天我在銀川才見識到什麽是真正的“沙塵暴”。風沙襲來,白晝變成黃昏,吸一口氣滿口都是沙!生態環境惡化給筆者最恐怖的印象是洪水。1968年的那場洪水將我們整個村子一半的房子卷走,無數生命被洪水吞沒。我永遠記得隨母親坐一條小船在洶湧的河水中逃命的情景。根據鄭義先生《中國之毀滅》,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從50年代的35%下降到90年代的7%,而且仍然以極快的速度下降。據中共官方1997年統計,中國荒漠麵積從1950年66.7萬平方公裏上升到168.9萬平方公裏。這是28個台灣省!今天荒漠化以每天90平方公裏的速度吞噬著中國。中國水土流失嚴重的國土麵積達367萬平方公裏。此外,水源枯竭,大氣汙染,動物滅絕,地質突變……這些生態環境的惡化已使這片中華民族生活了幾千年的大地變得滿目蒼傷,讓人觸目驚心,不僅遺禍中國子孫,也造孽國人。



然而造成這些生態環境惡化的原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中共早期的當權者根本沒有生態環境意識,不斷伐木煉鋼,圍湖造田,開荒種地。今天中共雖然在國際交往中意識到生態環境的重要,但其官僚體係都沒有任何有效措施減緩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中共毀滅了我們的祖國,中共仍在繼續毀滅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



4、 教育崩潰。



感謝孔聖人將中國塑造成世界上最注重教育的民族,多少父母節衣縮食,含辛茹苦送自己的孩子讀書。中國人將這種美德帶到海外,使他們的第二代很快成為當地的精英。然而中共的腐敗和不公平的政策造成“讀書無用論”風潮,女大學生賣淫,被包“二奶”;大學為創利濫發文憑;教師被迫經商;農村學童普遍綴學;教師工資被挪用而拖欠;校舍危房無人問津;貧困的家庭供養不起大學生;鄉村學校連教科書都買不起;文盲日益增多;讀書越來越“無用”,假文憑、水份文憑泛濫。然而,另一方麵,富貴者可以一年花30萬人民幣送自己的子女去私立學校。這個數字超過一般貧困區全縣的教育經費總和。我們不禁要大聲疾呼:救救我們這個提倡知書達禮、文明禮儀的民族!



5、 失業大軍,到處流蕩。



目前中國農村大約有1億左右剩餘勞動者,隨著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停滯,種田幾乎毫無利益可言,而且要承擔日益加重的各種提留攤派,加上新生人口增加,農村將有更多的失業者。他們的唯一出路是湧進城市,尋找活路。而城市目前已有3400千萬失業工人,僅沉陽800萬人口中就有130萬失業工人。隨著中共國營企業的紛紛倒閉,城市失業大軍將越來越多。中共又創造一個失業人數多的世界之最。



6、 治安混亂,道德墮落。



一個腐敗、不公平、無法治的社會必然造成治安混亂,道德墮落。從八十年代後期,中國的刑事犯罪與政治犯罪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刑事犯罪不再是單純為經濟和性的犯罪,他們大多帶有報複中共,發泄不滿的動機,而政治犯罪不再隻是寫文章、散傳單,而是以行動方式表達出來。以經濟為目的的“黑社會”得到中共官吏的幕後支持,越來越成為一個獨立於中共以外的勢力;失望無助的人紛紛轉而信仰各種形式的宗教。腐敗墮落的中共政府也必然帶來整個社會的道德墮落。凡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無不感歎中國社會風氣江河日下,道德敗壞。



7、 財政金融危機隨時爆發。



中共竭力粉飾其所謂的經濟繁榮,然而,撥開中共虛假宣傳,我們將看到中國最易、最快爆發的恰恰是經濟危機。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自己頒布的一些統計數據:“2002年境內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額比上年減少951億元;不良貸款率下降4.5個百分點;金融機構人民幣帳麵盈利達385億元”。據此推算,中國金融壞帳高達4萬億人民幣,平均每個國民要承擔3000壞帳,而中國民間儲蓄總數隻有八萬億人民幣。即便徹底消除銀行貸款的壞帳,中共要花四十多年消除壞帳!



造成中國銀行貸款壞帳的原因是眾所周知的:中共混亂的經濟政策和謀私營利的貸款。



中國國債總額32000億人民幣,折合每個國民承擔2,500元人民幣。2003年中國國債發行額占中央財政支出80%以上。地方上官方統計,鄉鎮債務高達2000億。但實際上2002年鄉村負債5900億人民幣;平均每縣1.5億債務;2002年統計數據表示省市級債務高達6萬億,平均每人要承擔4600元人民幣。中國各級政府的債務和壞帳總數已超過14萬億人民幣。而2002年,創曆史新高的GDP總值隻有10萬億。這顯示經濟繁榮的虛假事實。更恐怖的是,既有的經濟黑洞不但沒有消除,新的黑洞又在產生、擴大。因為不僅中央的領導要證明自己的“經濟業績”,地方官員也要撐門麵建設,數字發展。突發性的經濟崩潰和大幅度的貨幣貶值隨時可能爆發。



8、 人口爆滿。



中共官方統計,中國人口是12億,但如同所有中共官方統計數字一樣,這個數字絕對不可信!1991年秋,我逃亡到鄂西北山區,居住在一個農民家中。三十歲不到的女主人已有三個女兒,現又懷孕。我問男主人計劃生育幹部為何不管。他說三個女兒隻有九歲的大女兒有戶口。兩年前鄉計劃生育幹部強行將一婦女抓去結紮,結果這名幹部後來在上路上“摔死”。以後就沒有幹部進山管計劃生育。那名妻子被結紮的男子逢人就講“哪個讓我絕後,我就讓他絕命。”以後我又走過幾個村莊,大約40%左右的兒童是沒有戶口的!計劃生育幹部為保官帽強迫農民結紮,但讓農民絕後,即使老實的農民也會拚命。罰款對窮人毫無意義,對富人又不起作用,隻好欺上瞞下。而進城務工的農民則是無人管理他們的生育問題。日本根據中國人均食鹽統計中國人口在15億。我想實際人口隻會比這個數字更多。造成中國人口爆炸的罪魁禍首還是中共。他們今天號召人民多生多育,做“英雄母親” ;明天又象紮豬一樣將人民綁進醫院施行結紮。1991年夏,我在湖南通道縣一所醫院看到滿屋都是被抓來結紮的婦女,他們看來都是苗、侗族婦女,滿臉悲哀無奈,那種情景根本不像是醫院。





第三節 民主:世界的潮流





自共產主義烏托邦在俄國實踐以來,人類近百年的曆史就變成民主自由國家與共產黨幽靈的殊死搏鬥。狹隘、狂熱的納粹主義不但讓共產俄國擺脫了覆滅的困境,而且讓這個幽靈蔓延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邪惡政權不僅造成數千萬人的死亡,而且嚴重阻礙了人類經濟發展。



幸運的是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在這場維護人類文明的搏鬥中成功擊垮了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使共產黨國家認識到共產主義的荒謬和給人類帶來的無窮災難。如今世界上隻有中共、越南、北韓和古巴共產黨仍然在做垂死掙紮,其中中共和越南已經放棄了共產黨的經濟基礎製度:公有製,實行私有製。



實行民主政體不僅是國際潮流,更是維護人的基本權益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目前中共對外政治孤立,對內沒有統治的道德合法性,隻能用越來越殘酷的手段鎮壓人民的反抗,但他們不可能阻擋曆史的潮流,中共必然要被推翻,也必定會被推翻。





第二章 武裝革命:推翻中共的主要途徑





第一節 和平改良:失敗的道路





一、中國曆史的教訓



在中國數千年曆史中,無數改良變革都宣告失敗,大到改變國家政治結構,小到施政改革,而國家政權演變都是經武裝革命而形成,沒有一次是通過和平改革而實現的。如果我們的哲學思想堅持凡存在的必然有一定合理性,那麽中國改良變革失敗必然有其內在的必然因素,尤其是長達幾千年的曆史經驗,是任何人都不應忽略的,否則人類曆史經驗就變得毫無價值。究竟這種必然因素是什麽呢?



中華民族文化的實用性。中國文化的實用主義表現在宗教上便是不相信主宰萬物的單一神的存在;從來沒有政教合一的曆史,更無歐洲中世紀教權淩駕於皇權的現象出現;從來沒有十字軍、伊斯蘭教那樣極端的宗教狂熱。表現在政治上則是維護皇室及官僚階層的特權利益,即使為此要使國家和人民蒙受巨大損失也在所不惜。所以在一個朝代建立以後,皇室及其官僚集團便竭力維護其利益,直至其武力不濟而被推翻,新的利益集團又重複這樣一種政治結構。



二、世界曆史的經驗



不僅中國幾千年曆史的演變是革命戰爭為主旋律,世界各國大規模的利益再分配也是通過革命實現的。西方和平改良成功的例子,隻是發生在最近幾百年,而且隻有一部分成功。我們看到的東歐蘇聯共產黨倒台也不純粹是和平的,羅馬尼亞實際上是一場軍事革命,俄國直到1994年還有坦克炮轟國會的血腥爭鬥。



三、中共的利益集團



共產黨的基本特點是政治上的一黨獨裁和經濟上的公有製。中國共產黨的幾十年實踐迫使他們不得不放棄公有製這一荒謬的理論,實行現在中國的半公有製、半私有製的經濟結構,其發展趨勢是公有製的徹底消亡。一黨獨裁帶來中共的普遍、深入的腐敗。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多黨執政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因而共產主義的理論證明徹底失敗。然而另一方麵,中共官僚集團正是開放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清楚地認識政治改革必然導致共產黨垮台,他們的既得利益將消失殆盡。這種思想支持他們拚命維護現存政權,目的不是信仰那個烏托邦的共產主義,而是自己的利益。六四期間,一位中共高官對他的子女和其他官宦子弟說:“你們不要跟著瞎鬧。學運成功,倒黴的首先是你們這些人。什麽主義不主義,那是假的!”這位1927年加入中共的知識分子高幹正是中共官僚維護其政權的典型代表。



四、中國民運二十年的教訓



中國現代民主運動始於1978年民主牆運動,經過北美中國民聯,到1989年六四運動時發展到高潮。二十幾年來,中國民主運動都以和平改良為其宗旨,但無論何種溫和改良的嚐試都遭到中共的殘酷鎮壓。中共不僅對和平的民主運動采取殘酷鎮壓,甚至對非政治團體(如法輪功)也大規模地鎮壓。



這種鎮壓越持久,越殘暴,和平變革的可能性便越小,因為變革後必將受處罰的中共官員越來越多。中共神經質的殘酷鎮壓迫使越來越多的人走向武裝革命的道路。中共似乎忘記中國曆史上多少貌似強大的暴政都被人民武裝革命所推翻。中共似乎認識到和平改變的時機已經或正在消失。所以,中國民主運動不能再隻是單一尋找和平的方式爭取中國民主,必須著手武裝革命。正如一位資深民主人士感歎的那樣,幾十年來,他要麽被中共象貓一樣關進監獄,要麽被中共作為交易品或禮物放出,深感自己無能為力。是的,這個力量從何而來,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應嚴肅思考這一問題。



中國民運必須注意革命問題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爆發大規模內亂的可能性。由於中共極端腐敗,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堆積而無法解決,且越來越嚴重,最終會有一天會爆發。這將迫使民運人士麵對武裝革命問題,否則將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毫無立足之地。



五、台灣模式



對中國和平改良還抱一絲幻想的人總是認為中國大陸可以象台灣那樣走向民主政治。台灣從一黨執政走向今天的多黨執政,這是中國曆史上破天荒的偉績。但中共卻不能走向這一步,這是因為中共的理論上就是一黨專政,而國民黨有從訓政到憲政過渡的思想基礎,因而轉變過程中名正言順,而中共如放棄一黨專政,就不叫“共產黨”。其次,盡管國民黨下台後失去一些利益,但中共的腐敗的深度和廣度是國民黨無法比擬的,他們必將為其利益而拚命維護一黨獨裁;再次,台灣的司法製度、新聞媒體、政治體係運轉良好,可以順利實現多黨製,而中共則無法做到這些。所以,台灣模式是不可能在大陸出現的。





第二節 武裝革命:能夠建立民主政權





反對中國民主武裝革命的一個理由是武裝革命必然帶來新的獨裁專政。這個結論既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世界曆史的事實。從邏輯上看,建立民主政權是目的,武裝革命是手段;革命後的政權形式是結果。手段可以多種多樣,目的隻有一個,結果可能不同。能否建立民主政權與通過什麽手段去實現這一目的沒有必然關係。武裝革命既可帶來一個新的獨裁政權,也可實現一個民主政治;相反,和平改良同樣也能帶來民主政權或者獨裁專政。



從曆史看,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經武裝革命帶來民主政權的事實,如美國的獨立戰爭、南北戰爭;而通過和平方式建立獨裁政權者也存在,如墨索裏尼、希特勒都是通過選舉奪取政權並建立世界有名的法西斯獨裁政權的。



因而,能否建立民主政權取決於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理論基礎和政治家的素質,而不是實現民主過程中的手段。





第三節 革命的代價





不讚成中國民主武裝革命的另一思想是革命的代價太大。這種思想是浪漫而善良的,不幸的是不正確的、幼稚的。



1、 革命是被迫的。



中國有句名言:“逼上梁山”。所有的革命都是當局拒絕和平變革的產物,有了戊戌變法的失敗,才會有後來的辛亥革命;有了六四大屠殺,才會有將來的民主武裝革命。如果曆史的發展必須要付出代價,我們別無選擇。另一方麵,即使我們不發動中國民主武裝革命,誰能保證中國內部發生民眾自發的武裝衝突呢?因此,空歎革命代價太大隻是消極的悲鳴而已。



2、 和平改變的代價也不小。



在中共統治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反抗中共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方式進行,但我們的代價是6000萬人的死亡和數億人的被監禁。從人的生命和自由來看,“六四”後十幾年我們付出的代價還算小嗎?“六四”有幾千人被屠殺,數萬人被監禁;法輪功有一千多信徒被處死,一萬多人被監禁,被拷打者不計其數;其他各教徒、政治犯每年有數萬人被判刑關押。許多人被中共官僚枉捕、錯判,中共每年處死數千人,是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這樣的代價還不算大嗎?



從經濟角度來看,中共大小腐敗官員每年侵吞人民數百億元財產;每年吃、喝、嫖、賭、遊玩不知花掉多少人民的血汗錢。中共貪官非法轉移資金至國外日益嚴重,1997年是364億美元,2000年則達480億美元。自1990年以來,每年因官僚腐敗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在9800億元到12, 000億元,相當於全年生產毛額的13。2% 至16。8%,至於間接的經濟損失更是無法統計。更恐怖的是,國家生態嚴重破壞,生態資源浪費驚人,中共存在一天。這種禍害便加劇一天。這種經濟上的浪費不知從何處計算。



3、 革命的代價是什麽?



革命的代價與武裝革命的方式、持續時間的長短、中共的反撲有一定聯係。武昌起義造成全國連鎖反應的革命方式,其代價較小;革命戰爭時間越短,代價越小;中共瓦解越快,革命代價越小。



革命的代價包括人的生命、自由和國家經濟的停滯。不可避免,一些革命誌士將在革命中失去生命和自由,普通民眾也會受牽連,但革命除去中共大小貪官汙吏這些國家的蛀蟲、腫瘤,這不但不是革命的代價,而且是革命的成果,是應高舉雙手擁護的。革命自然造成經濟的暫時停滯,但這是社會體製巨大變革的必然結果,即使是和平的改良,也必然帶來經濟的暫時停滯。俄國的休克療法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蘇聯共產黨在基本和平變革中垮台,但俄國仍經曆長達十年的經濟停滯,直到現在才慢慢恢複過來。另外,消除共產主義這個腫瘤後,中國經濟將會得到迅速發展,正所謂“磨刀不誤砍柴功”。





第四節 改良:革命的前夜





中共的經濟改革和社會改良不但不能緩和社會矛盾,反而深化社會問題,加速革命的到來。滿清末年的變革幾乎是今天中共改革的翻版。



自鴉片戰爭以後,清朝不得不發展洋務運動,開始進行一係列經濟改革和社會改良運動。



首先是興辦實業。清朝在鴉片戰爭中,體會到西方船堅炮利的厲害,在圍剿太平天國戰爭中嚐到了洋槍洋炮的優越。於是開始辦槍炮局。以曾國藩、胡林冀、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盛懷宜等洋務運動者創辦了中國前所未有的製造廠、鐵廠、紡織廠、電報局、鐵路局等等。盡管中國大部分鄉鎮仍處在封閉的小農經濟中,但現代中國工業也初見端倪,蓬勃發展。



創辦現代軍隊。不僅陸軍開始逐步拋棄冷兵器,換上新式槍炮,而且中國開始大力創辦新式海軍。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夕,中國已建成世界上第七大海軍,海軍軍艦的質量和噸位都不低與日本,成為亞洲強大的海洋艦隊。



傳播西方思想。中國大量介紹西方文化思想,尤其是嚴複,他將西方文明的經典幾乎全部翻譯成中文,讓中國學者能開始了解新的西方文明。



開辦新式教育。盡管廢除科舉考試是後來的事情,但洋務運動的開展讓國人開始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算術、天文、地理、測量、化學、礦物等科學也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重視。聘請西洋教師,送學子留洋西方漸成風氣。



這些變革對於沿襲了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中國來說是巨大而深刻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貌似強大的虛幻感覺。然而,這種變革卻有一個極大的風險:社會政治體製的僵化。甲午戰爭爆發,清朝耗資巨大,苦心經營之“強大”的北洋水師頃刻覆滅。痛定思痛之後,國人番然醒覺,才認識到西洋文明的核心包括科學和民主兩個方麵,僅僅經濟和社會的改革是不夠的,必須進行政治改良。



今天中共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雖然深度和廣度上不能與滿清末年相比,但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然而中共卻拒絕任何政治改革,如同當年滿清一樣認為經濟的發展便是強國富民,但政治製度的僵化腐敗必然使中國的“強大”變成泡沫,同滿清一樣。一旦再有個“甲午戰爭”,這種外強中幹的黔驢便會被擊倒。台灣海峽的戰爭風雲便可能成為第二個“甲午戰爭”。這便是中共隻是虛張聲勢恫嚇台灣而不敢真正開啟戰端的根本原因。政治腐敗已使中共變成一隻真正的“紙老虎”。國民不可再被中共政府“開放繁榮”的假象所迷惑,要認識到隻有民主政治才能帶來中國真正的強大,腐敗政治必將徹底毀滅中共號稱“世界第三強國”的幻覺。中國民主革命政黨不能坐等第二個“甲午戰爭”,再次經曆軍閥混戰。





第三章 武裝革命的可行性





懷疑中國民主武裝革命的另一種觀點是中共太強大、推翻不了。世界潮流不利於武裝革命。這是一種客觀上否認中國民主武裝革命的論點。然而這種觀點既不符合中國曆史發展的規律,也不符合當今世界政局的變化,當然更缺乏對革命哲學的研究。





第一節 武裝革命:中國曆史的延續





曆史哲學的經驗告訴我們曆史發展的規律有一定的延續性,國家政治生活進程的模式總是與這個國家長期不斷實踐的政治發展方式相關聯。沒有一種政治變化是從天空中突然冒出來而與其文化背景、曆史演變無關的。我們必須從曆史發展中尋找規律。這便是我們其所以尊重曆史哲學的全部意義。



從湯武革命到中共奪取政權,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便是以武裝革命的形式推翻一個一個皇朝,中國民族有一半時間處在戰爭狀態。然而,這些漫長的戰爭並沒有阻止中華文化的發展,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些戰爭促進了曆史的發展,豐富了中國文化。盡管中華民族本性是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但中國人從來沒有害怕戰爭,無視戰爭,逃避戰爭。





第二節 現代科技:並不排除武裝革命





一、科技的發展並未阻止戰爭



下麵是從古到今世界曆史武器的演變簡史:



公元前



30000年 非洲入發明弓箭。



3000年 美索不達米亞和歐洲東南部的人首先製造出金屬劍和盾(青銅製)首次使用戰車。



500年 希臘人和迦太基人使用彈弩和巨大的弩弓作戰。



200年 中國人使用手提式弩弓。



公元後



300年 中國人使用馬鐙。



950年 中國人用火藥施放信號和製造煙火。



1250―1300年 中國人可能開始使用青銅炮或鐵炮。歐洲人首次用炮是在1326年。



1495年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定製一批前膛裝填槍。



1585年 荷蘭人圍攻安特衛普時使用漂浮水雷。



1650年 法國人在歐洲首先使用刺刀。



1800年 美國發明家富爾敦展示其發明的潛艇“鸚鵡螺”號。



1833年 普魯士人德雷斯製成後膛裝填機柄式步槍。 ‘



1849年 奧地利軍隊進攻威尼斯,用無人駕駛氣球空投炸彈。



1860年 第一艘英國鐵甲戰艦“戰士”號下水。



1862年 美國人加特林發明手搖曲柄多管加特林機槍,1分鍾可發射700發子彈。



1867年 瑞典化學家諾貝爾發明烈性炸藥。



1875年 諾貝爾又發明膠質炸藥。



1884年 美裔英國人馬可沁發明全自動機槍。



1906年 第一艘鋼甲渦輪機推進的主力艦,英國的“無畏”號在普茨茅斯下水。



1915年 德國人和英國人開始使用木骨架雙翼飛機作戰、德國人首先用現代噴火器。



1916年 英國人製成第一批坦克,在法國北部桑河之役中使用。



1927年 美國製造的航空母艦薩拉托加號、列克星頓號竣工。



1939年 德國試驗最早的渦輪噴射式飛機:亨克爾 Hel78型。



1942年 第一架噴射戰鬥機梅塞希密特 Me262型試飛成功。



1942年 德國發射 V―1型火箭。 、



1944年 德國首次使用 V―2型火箭轟炸巴黎。



1945年 美國向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其爆炸力相當於 2萬TNT。



1952年 美國在西太平洋第一次試爆氫彈。該彈的爆炸力為1000萬噸級。



1957年 蘇聯發射第一個洲際彈道導彈SS-6型,射程9600公裏。



1969年 英國皇家空軍使用第一批垂直升降鷂型噴射機。



1970年 法國研製成艦對艦飛魚導彈。



1977年 美國研製成隻殺傷敵人而不摧毀建築物的中子彈。



1983年 美國部署首批“三叉戟”導彈。歐洲部署地麵發射的巡航導彈。



1984年 美國發展反衛星導彈。



從上麵人們可以看出,人類的武裝衝突從最初使用石頭、木棍發展倒今天使用飛機、導彈。幾千年來武器在不斷地發展,人類的武裝衝突卻並沒有因此而消失。當火藥、槍炮在戰爭中廣泛使用時,許多人認為戰爭的殺傷力大增,人類會因此而停止戰爭。但世界卻爆發了更大規模的戰爭。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核武器問世後,一些人認為核武器的產生宣布人類戰爭的結束。不幸的是,核武器的發展也沒能阻止戰爭的發生。因而,人類曆史證明高科技的發展並不能阻止戰爭。



二、革命者與當局武器差別不太大



陳勝、吳廣等900人在大澤鄉起義時,他們的武器隻有少量木棒、石頭。秦朝軍隊的武器是戰車、刀、槍、弓箭。不久陳勝、吳廣的軍隊也擁有戰車及大量刀、槍、弓箭,其軍隊裝備並不比秦軍落後太多。其後近二千年中,中國除發明了大炮以外,軍事科技並無太大發展,戰爭處於冷兵器時代,武裝起義者與朝廷的軍事裝備基本上沒有太多差別。



太平天國的武器基本上還是刀、槍、弓箭,這些武器可以由民間的工匠製造。韋昌輝家的大院便是金田起義前太平天國軍隊的武器製造廠。清朝軍隊的裝備也不過如此。直到李鴻章雇傭英國的“洋槍隊”和小火輪,清朝才在武器裝備上占有優勢,但這並不是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



自袁世凱天津小站練兵、創立以步槍、大炮裝備為主的新軍以來,中國軍隊才慢慢地拋棄冷兵器時代。國民革命創立於廣州,其武器裝備顯然不比任何軍閥差。由於蘇俄的援助,其裝備甚至比一些軍閥強。



中共一向自我吹噓他們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國民黨的“飛機加大炮”。但事實上中共軍隊的武器裝備與國軍差別並不大。在美國援建國軍,提供美式裝備之前,國軍的基本裝備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差距很大,許多軍隊仍使用“漢陽造”步槍。沒有裝甲車,飛機基本沒有戰鬥作用,最多隻是作為交通工具。國軍的基本裝備是步、機槍、大炮。而共軍的裝備也是步、機槍和火炮,隻不過其數量少一些而已。共軍從江西流竄開始所謂“長征”時,攜帶不少大炮,沿途拋棄了許多,爭奪盧定橋時炮手趙成章發炮立功。我不知道共產黨是如何欺騙宣傳他們隻有“小米加步槍”與國軍作戰的。



抗戰結束時,國軍組建了裝甲部隊,空軍也得到加強,海軍也有一定的發展。武器裝備大有提高,但中共的武器裝備也得到空前的發展。他們利用國軍遠在西南後方的不利情況,大規模接受日本投降,利用日本武器裝備自己。同時在蘇俄庇護下迅速接管日本在東北的關東軍武器庫。且蘇俄也直接提供武器給中共。中共的武器裝備發展迅速,除沒有空海軍,其他方麵與國軍不相上下。然而,海軍在內戰中作用不大,而國軍的空軍尚未形成地空配合作戰的能力,其作用與現代空軍無法相比。林彪在圍攻錦州時,用一個縱隊的炮兵猛轟錦州,幾乎將錦州防禦工事夷為平地,中共還胡編什麽“小米加步槍”的神話。



以上曆史事實告訴我們一個真理:



盡管武裝革命者的武器一般比同時代的統治當局的武器裝備差,但這種差別絕對不是隔時代的差別;武裝起義不是完全不對等的武裝搏鬥。今天的中國革命者不會隻有長矛、大刀去對付中共的飛機、坦克,中國民主革命軍也能擁有自己的機槍、大炮。因為革命者和統治者處在同一時代,可以借用同一時代的軍事科技技術。



三、現代化武器的局限



現代化武器經常受自然環境的限製。坦克、裝甲車、大炮是現代陸軍的主要標誌。但這些裝備必須依賴良好的交通道路。在沼澤、江河湖泊區,森林地區,他們的機動性便大大削弱。而在崇山峻林中,他們幾乎完全失去作用。二戰中,德國強大的坦克裝甲集團軍被困在俄國泥濘淤雪道路中動彈不得,完全失去當初閃電式進攻波蘭,迅速突入法國的優勢。日本的大炮、坦克麵對中國西部山區隻有望而卻步。黃維的美式裝甲兵團被江淮地區縱橫交錯河流而阻,無法解除徐州被圍國軍,最後自身也無法衝出共軍合圍。



機械化部隊除受自然地理環境的限製外,還必須保障必需的油料供應。在中國原油貧乏的地區,油料的供應必然使共軍的後勤補給線變得格外重要。而中國山區交通的困難,必然使共軍機械化部隊後勤供應變得極為脆弱。機械化部隊的維修是其又一局限,這種局限在中國落後山區將變得更為嚴重。



自飛機問世以來,其對戰爭的影響是巨大的。但飛機本身同樣有其極大的局限性。首先它必然依賴一定質量的機場(直升機除外)。而中國西部山區許多地方是無法修建機場的,“地無三尺平”的地方很多。其次飛機對地麵作戰的作用基本上是輔助性的,隻能在有效的地空協同作戰中發揮作用。再次在森林地區,飛機的作用更小,有的地方根本就飛不進去。最多隻能起到偵察和轟炸作用。美國空軍的現代化程度是世界第一的,但我們發現他們對越南叢林中越共遊擊隊毫無辦法。同樣,蘇軍對阿富汗崇山峻林中的遊擊隊也毫無辦法。



因此,現代武器的作用在某些地理環境中將大大削弱,有時完全失去作用,而軍事戰鬥更多地表現在常規武器的搏殺中。



四、民主革命軍武器裝備的優勢



由於我們的事業是實現中國民主,這種事業一定會得到西方社會的支持。同時擁有現代化科技的中國知識分子更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鋒。他們的援助可以彌補我們軍事裝備的不足。最後,成千上萬與我們有共同信仰的共軍官兵必將倒向民主軍陣營,他們自然帶來較好的武器裝備。





第三節 中共軍隊





一、軍基本現狀



1、基本結構



共軍總兵力為240萬人,武裝警察130萬人,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其下有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國防部並無實權,禮儀擺設機構而已。總參謀部下設作戰、情報、通信、訓練、軍務、動員、兵種、電子對抗、陸航、測繪、機要、外事等部門。總政設有組織、幹部、宣傳、保衛、紀檢、文化、聯絡、群工等部。總後設財務、軍需、衛生、軍事交通、油料物資、基建營房、生產管理、審計等部。總裝備部於1998年成立,其職責專部負責共軍先進武器的購買、研製、分配工作。



此外,中共軍委屬下還有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負責軍事工業生產和研究;國防大學,負責訓練中高級軍官。



2、中共海軍



中共海軍分北海、東海、南海三個艦隊,總兵員約60萬人,其中海軍航空兵2.5萬人,海軍岸防部隊2.5萬人,海軍陸戰隊4萬人。中共海軍擁有的軍艦號稱是世界最多的,總共2500多艘大小船艇,但其中絕大多數船艇在海軍列強眼中隻能算“漁船”,真正有些作戰能力的隻有:導彈驅逐艦23艘,導彈護衛艦40艘,常規潛艇70艘,大型坦克登陸艦16艘,核潛艇6艘。中國沒有現代化海軍所必須的航空母艦,也沒有巡洋艦。



按國際海軍傳統排名:



第一級是以大型航空母艦為主,配備大量核潛艇,控製全球製海權:美國



第二級是以大型巡洋艦為主,以及大型航空母艦,輔以大量核潛艇:俄國



第三級是以航空母艦為主,輔以驅逐艦、核潛艇或潛艇: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印度。



第四級是以巡洋艦或大型驅逐艦為核心,配以驅逐艦、潛艇:日本、德國、荷蘭



第五級是以驅逐艦為核心,配以大量護衛艦和少量潛艇:中國、台灣



巴西、阿根廷、泰國雖有航空母艦,但並無太大作戰能力。



所以綜合航空、艦艇數量和質量,世界海軍排名是:美國、俄國、法國、英國、日本、印度、中國、意大利、西班牙、德國、荷蘭、台灣、泰國、巴西、阿根廷。



3。中國空軍



中共空軍約有4300架飛機,其中3800架左右是1972年前就開始服役的殲六、殲七飛機。這些飛機的性能隻相當於蘇聯米格-19、米格-21作戰飛機的性能。亦即蘇聯50年代的水平。性能稍佳的殲八有220多架。殲十飛機已經研製了二十年,但未來十年恐怕仍不能服役。中共從90年代從俄國進口蘇-27作戰飛機200多架,但此種飛機飛行1500小時必須進行大修,而中共沒有能力自行大修,必須送俄國大修。



中共空軍飛行員實際飛行時間有限,每年平均隻有25小時,而美國海軍飛行員服役前已有250小時飛行時間,入伍後每年有250小時實際飛行訓練。



中共空軍有五個軍,空一軍駐長春;空七軍駐南寧;空八軍在烏魯木齊;空十軍在大同;空十五軍是空降軍,有43,44,45三個空降師,駐紮在湖北孝感市。但此軍一次最多隻能空降一個師。



4、中共導彈



中共第二炮兵部隊即是導彈部隊,根據1999年原子科學家組織的報告,中國核武庫大約有400枚核彈頭。其中20枚洲際核撣。射程1萬3千公裏,可以覆蓋整個歐洲及美國東南部。中國隻有一艘092型夏漢級核動力彈道導彈潛艇,但有反應堆和噪音問題,其餘都是中遠程彈道導彈。



5、中共陸軍



中共軍隊分沉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蘭州和成都七大軍區和27個軍分區,共有24個集團軍。其中沉陽軍區轄16、23、39、40、64共5個集團軍;北京軍區統轄24、27、28、38、63、65共6個集團軍;濟南軍區轄20、26、54、67共4個集團軍;南京軍區轄1、12、31共三個集團軍;蘭州軍區轄21、47共兩個集團軍;成都軍區轄13、14共兩個集團軍。其中甲種集團軍有7個,即27、38、39、54、1、21和13軍,每個甲種集團軍約7萬人,共50萬人。其他17個乙種集團軍共80萬人。地方部隊包括各省軍區所轄獨立師、直轄市警備部隊共50萬人左右。陸軍後勤約30萬人。



中共甲乙兩種集團軍在武器裝備、人員數量和素質上有很大差別。中共“王牌軍”38軍,是甲種集團軍中的寵兒,駐紮在河北保定市,共有4個師:摩托化步兵師、混成師、機械化師和坦克師各一個。一個防空旅、一個航空兵大隊、一個特種兵大隊以及工兵團、防化團、警衛團等共7萬5千人,700門各式火炮,1260輛裝甲車,800多輛戰車、超過整個成都軍區戰車總和。而有的乙種軍隻有3萬多人。



中共陸軍約有1萬輛坦克,但絕大多數都是59式(約8000輛),而69式和79式的性能比59式好不了多少。都屬於二戰時期蘇軍坦克水平,最新的98式坦克造價約200萬美元,中共顯然無法大量替換舊式坦克。



6、中共武警



中共武裝警察是八十年代從共軍中分離而組成,約130萬人。每個省、直轄市有一個武警總隊,總隊司令為副軍級或軍級,其下為分支隊,大隊、中隊和小隊,分別駐紮在各市、縣。按其功能劃分,武警部隊可分為武警內衛部隊、邊防部隊、武裝警衛部隊、武警機動部隊、武警森林部隊、武警黃金部隊、武警水電部隊,武警特種部隊等等。武警內衛部隊負責中共各級政府機關的保衛,包括監獄、看守所、勞教所、法院、檢查院等等;武警邊防部隊由原來的邊防軍改建,負責邊境巡邏、邊境檢查、稽私等任務;武警警衛部隊負責中共中央或省級官員或外國官員的外圍警衛工作;武警森林部隊負責森林防火、防盜任務;武警黃金部隊負責金礦守衛、金庫保衛、黃金押送任務;武警水電部隊保護水庫和發電廠;武警機動部隊負責應付國內突發事件;武警特種部隊負責反劫機、反爆炸任務。武警的裝備全部都是常規武器。此外,武警有13個師,分布如下:



81師: 天津;



114師:河北保定;



187師:山西榆次;



117師:遼寧盤錦



129師:遼寧興城;



128師:河南鞏義;



181師:江蘇無錫;



2師: 江蘇宜興;



93師: 福建莆田;



126師:湖南耒陽



114師:四川南充



63師: 甘肅平涼;



7師: 新疆伊犁



中共還有號稱100萬民兵組織,但改革開放後,這個組織名存實亡,算不上武裝力量。



二、共軍的實力



軍事專家認為軍隊的戰鬥力取決於軍隊的無形要素和有形要素。無形要素包括軍隊的指揮控製能力、紀律、訓練水平、團結和協同一致精神;有形因素指軍隊的數量和武器裝備的數量和質量。



我們首先看看中共的武器數量和質量:



我們從前麵看到,中共的核導彈大約400枚,其中隻有20枚可打到歐洲和美國東南部。而美俄各自擁有5000至6000枚洲際核導彈。即使中共先發製人發射核彈,美、俄仍有足夠能力用核彈毀滅中國。如果美國部署NMD,則中國的核威脅將消失。



中共的海軍不僅不能與美、俄相比,也落後於日本、印度。日本海上自衛隊盡管隻有140艘艦艇,但日本有4支以“金剛”級驅逐艦為主的大型水麵艦隊,而且有三艘“大隅”級、一艘“下北”號,一艘“國東”號大型遠洋運輸艦。這些大型運輸艦可以迅速改建為具有強大戰鬥力的航空母艦。日本海軍的總噸位,平均噸位、航齡、整體作戰能力均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其掃雷能力居世界首位;反潛能力僅次於美國;艦艇總噸位超過德國、意大利。日本的“親潮”級潛艇是目前世界上最靜音、最現代化、最有殺傷力的常規動力潛艇。世界海軍專家分析,如中日現在爆發海戰,中國海軍將在數周內全軍覆滅。至於對抗美、俄,那是完全不對稱的戰鬥。



如果中國空軍的4千多架六十年代的飛機與美、俄飛機對抗,隻能成為美俄空中活動靶子。



同樣,擁有世界人數最多的中共陸軍,其武器裝備無法與美俄抗衡。從合成戰力看,中共裝備最先進的“王牌”軍38集團軍不足與美國第一裝甲師對抗。中共五、六十年代的坦克和裝甲車完全無法與美國M1A1和M1A2型坦克作戰。盡管美國陸軍隻有47.17萬人,隻是中共陸軍210萬人的五分之一,但卻有7900輛坦克,6710輛步兵戰車;15200輛裝甲輸送車;6074門各類火炮;29000餘枚反坦克導彈;1500架武裝直升機。所以這些武器的性能都是共軍無法相比的。



除了中共軍隊武器裝備質量遠遠落後世界先進國家外,最重要的是中共軍隊的素質更無法與現代化軍隊相比。



第一是兵員素質極差。自改革開放後,軍人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仗,“當兵光榮”已成為曆史。一些父母將吃喝嫖賭的兒子送到部隊。這些兵員不僅沒有獻身國防之誌,反而軍紀渙散,吃喝嫖賭司空見慣。



第二是軍隊極度腐敗。軍隊的腐敗被以軍事機密為由掩蓋著,但其真實情況比地方更嚴重。先看看軍中尋歡作樂場所,它可分三個等級:特級的,有北京玉泉山總參幹休俱樂部,天津團泊窪水庫天津警備區招待所,武漢東湖湖北省軍區度假村,太湖華莊南京軍區修養院,成都獅子山成都軍區空軍俱樂部等8個;高級的有30多所,各省軍區所在地;次高級的有50多個,多在沿海地區和各省風景區。不同等級的人享受不同的檔次。這些俱樂部、招待所、度假村內部設施都十分講究豪華,中西餐廳、酒吧、音樂室、按摩室、休閑室、競技室、舞廳、遊泳池等等都有。僅玉泉山總參幹休俱樂部,每月支出近700萬。高級軍官可以通過其職權獲取大量錢財,南海艦隊走私汽車就是公開的例子,低級軍官也上行下效,通過招兵、入黨、請功、轉誌願兵等等收禮收錢。我曾親自訪問過一個空軍運輸連,連長每批一汽車兵開車外出要收30元。原來這些兵將汽車裝滿油,外出賣掉,回來當然要向連長上貢。



第三是軍隊人才流失嚴重。幾乎所有的軍官都想辦法盡快離開軍隊,找關係走、裝病走,被處分走,偷逃走都有。因為軍官轉業後很難找到工作,年齡越大越困難。所以都希望趁年輕時早點離開部隊。部隊中級軍官每月才1300元左右,有的駐紮在山溝,連找老婆都困難,兩地分居眾多。每逢轉業時間,有能力的軍官拚命要求盡早轉業到地方,有的甚至不辭而別。



第四是軍隊極不公平。有錢士兵在部隊是大爺,可以不出操、不幹活,排長、連長都寵著,無非是要打點秋風;在機關的入黨升官快,在基層幹死也是白幹;在大城市的軍官比在山村小鎮的軍官工資高出三倍;有後台、關係的軍官才能升官,否則毫無希望。



第五是形式主義嚴重。假數量、假報告應付上級比比皆是。假訓練既可省錢,又不出事故。一架蘇27摔毀,上級指示少飛或不飛,平時怕摔,戰時肯定摔得更慘。



軍隊的腐敗足以讓任何一支軍隊變得不堪一擊,那怕其裝備優於敵方。甲午戰爭北洋水師覆滅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水師實際噸位和裝備上都不低與日本,定遠、鎮遠是當時亞洲最令人生畏的軍艦,屬當時世界先進水平的軍艦。但卻疏於訓練,指揮混亂,作戰效能低下,軍官軍士“夜間住岸者,一船有半”,艦隊內部投親攀權,結黨營私,訓練弄虛作假,欺上瞞下,謊報軍情,臨戰先逃,最後集體投降。裝備不低與敵方的北洋水師有如此下場,裝備不如對方的中共軍隊在對外戰爭中必然一敗塗地,因為現在的中共軍隊比清末的軍隊更腐敗。



此外,共軍半個多世紀以來,基本上沒有實戰經驗,1979年的中越戰爭,盡管中共取得了表麵勝利,但中共使用的是人海戰術,用20萬軍隊對付越軍的2萬軍隊,當時越軍主力大都在柬埔寨,即便如此,中共的傷亡是越軍的三倍多。



三、民主革命軍所應對付的共軍



中國民主革命軍起義後要麵對的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共軍呢?我們仔細分析將發現共軍有如下局限性:



1、 愛國主義激情派不上用場。由於共產主義信仰在全軍的崩潰,中共隻能用愛國主義精神鼓勵軍隊,以維護其對軍隊的控製。但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目的正是要建立一個強大中國,推翻獨裁的如滿清一樣外強中幹的中共,中共軍隊再也沒有對印、對越作戰時愛國主義護身符。



2、 共軍各種腐敗將使其如同滿清八旗綠營軍那樣不堪一擊,幾千人的太平天國便能迅速壯大發展。



3、 中共海軍在民主革命戰爭中沒有作用。



4、 中共核武器、生化武器不能用於國內民主革命戰爭,因為中共即使不顧及國際國內的輿論,也要考慮到自己也將成為核武器、生化武器的受害者。



5、 飛機、坦克在崇山峻嶺中基本失去作用,坦克進不去,飛機下不來,軍事戰鬥更多表現在常規武器的搏殺。



6、 民軍首先對付的應是中共武警,但武警雖然數量龐大,但人員分散,裝備簡單,戰鬥力有限,集中困難。



綜合上述,民軍起義後,首先要對付的是中共武警,其次才是中共正規軍,而共軍腐敗和武器的局限性給我們很大的回旋餘地。





第四節 中共腐敗:革命的溫床





一、武裝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腐敗



多少年來,中共的欺騙宣傳總是不停地鼓吹革命起義的根本原因是貧窮饑餓,老百姓沒有飯吃才鋌而走險,造反革命。為此中共不斷地篡改曆史,將曆史上的起義造反描繪成僅僅是饑餓貧困的產物。然而,革命造反的根本原因是當局的腐敗,官逼民反,而貧窮饑餓隻是助因之一。梁山泊108將沒有一個是吃不飽而聚義梁山的,而都是被宋朝官吏逼上梁山的。太平天國早期五王和洪秀全都不是沒有飯吃的窮人。相反,韋昌輝和石達開都是殷實富裕的紳士。金田村團營的上千教徒都不是饑餓之眾,而是上帝會之信徒,堅信消滅清妖是上帝的旨意。無論是革命的領導者還是普通參與者,其動機主要是社會的不公平和官僚的逼迫,無奈希望通過革命形式改變利益分配的不公。1959年至1961年,中共的大躍進使至少3千萬人餓死,但當時卻沒有爆發大規模的反共起義,相反,今天中國經濟有所發展,但到處是反對中共暴政的革命,原因是中共的腐敗已病入膏肓。這些腐敗造成極端的社會不公正,最終迫使人民起來革命。



二、中共的腐敗



我在第一章中已談過中共各個方麵的腐敗現象。這裏我想著重談談中共腐敗的深度和廣度,為什麽中共的腐敗會激發革命,以及產生如此嚴重的腐敗的根源。



1. 中共如今的腐敗絕對不是個別人、個別地區、個別部門的問題。絕大多數官員都有腐敗現象,隻是腐敗的方式、程度和手段不同而已。我曾與一位縣長談起這個問題,他說他所在縣股長級以上的官員幾乎全部蓋有小樓房。股長的工資每月500元左右,而一幢小樓則起碼價值10萬元。這隻是公開的財產。一位當了一年派出所所長的警察,月薪不過2000元,就買了價值30萬的小洋樓,而讓人深思的是他說不貪點錢財在公安局呆不下去。僅中共中央紀委自己的統計,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5年期間,85萬共黨官員因腐敗受處分。中共官員失蹤、潛逃、外逃達9440多人,攜逃資金4530億人民幣。中共高幹交出外國護照7500多本,至於多少中共官員已取得西方國家綠卡,則不得而知。他們淮備外國護照的原因有三:一是害怕被其他官員打擊、被作為反腐樣板處罰;二是害怕中國政局突變、難以出逃;三是害怕共產黨垮台後被清算。



2. 我們已經清楚激發革命的真正原因是當局的腐敗。今天中共官員腐敗可分為對國家財產的掠奪、對個人財產侵占,以及對個人自由以至生命的迫害。盡管對國家財產的掠奪不是直接損害普通民眾的利益,從而激發反抗,但這種腐敗卻直接造成社會的不公,影響那些沒有條件直接竊取國家財產的官員,他們便會利用自己其他的條件去謀取私利,這樣任何一件政府官員的正常工作都可以成為牟取私利的條件,腐敗因而擴至整個官僚係統。



3. 對民眾財產的直接敲詐自然激起人民的反抗。當反抗存在時,腐敗官僚便會動用司法力量鎮壓,進而發展到製造冤獄以獲取錢財。人民不僅沒有財產保護權,自由乃至生命也難以保障。十人中也許八九個能夠忍耐這種迫害,但其中總有勇者起來反抗。韋昌輝參與、領導太平軍便是因為他不僅不能保護自己的財產,甚至連自由和生命也受到清廷官吏的威脅。中國曆史上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幾乎都是這樣一種模式。



4. 當然,民眾的反抗不一定是政治性,特別是教育水平不高的人,其最初的反抗性往往是原始的,“刑事犯罪”的。但這種反抗必然發展成政治對抗。在中共統治下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大多數“刑事犯罪分子”的犯罪動機都是出於對共產黨的憤恨,表現出“報複社會”的行為,而越來越多的人正將報複的對象直接指向共黨官僚。



5. 腐敗激發的另一種不可忽視的現象是軍警中被迫害者的反抗。因為他們手中有武器,他們的反抗總是最直接,也容易造成共產黨的迅速垮台。



6. 中共腐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是共產主義信仰的幻滅。既然中共自己用行動宣布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中共黨員自然不可能再相信共產主義,那麽辛苦為官的目的就隻能是獲取實利,特別是中共不斷進行虛假欺騙宣傳,讓絕大部分中共黨員形成逆反心理,撈取個人利益成為真正的為官目的。國家利益和個人榮譽是政府官員的基本素質,特別是高級官員,例如美國副總統切尼,任職前的個人收入是每年數百萬美元,而任副總統的年薪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但他有國家利益和個人榮譽,所以不會有貪汙的思想基礎,而中共官員卻缺乏這一點。



其次是社會分配的極端不合理。盡管政府官員的收入總是比不上商人的收入,但在一個社會分配合理的國家,這種差距不會太大。但在中國,省長的月新隻有幾千元,比不上一個小商人一個月的收入。高級科學家、教授接受教育二十多年,其收入不如街上小販。這種社會地位與經濟收入的極端不相稱必然造成腐敗現象蔓延。



再次是中共不可能成功反腐敗。世界各國製止官僚腐敗的經驗證明:反腐成功,一要有言論自由,讓腐敗現象暴光;二要有多黨製,相互監督;三要有完善的法律;最後必須有獨立廉潔的司法係統。以上條件,中共一條也不具備。今天中共的反腐早已成為權力鬥爭的工具,隻有那些權力鬥爭的失敗者才會被作為腐敗分子踢出來。這種現象隻能加劇更進一步的腐敗。



三、腐敗使中共無法麵對革命



前麵我們可知中共的腐敗給我們製造了無數革命者;另一方麵中共的腐敗也使中共無法應對革命浪潮,使革命力量不斷壯大發展。



1. 報喜不報憂。



以刑事發案數來說,每年100多萬起刑事案件隻有全國實際發案數的十分之一左右。每年全國公安廳局長去北京開會時都帶著三個不同發案數的統計,根據中央的口氣上報不同的數字。更多地方的公安是“不破不立”,以保持所謂高“破案率”。一些殺人案都可隱而不報,因為這直接 牽涉當地官員的晉升。中共地方官員更是經常將一些政治性案件汙稱為“刑事案件”,以表現國家“政治穩定”的騙局。最近中共試圖掩蓋SARS病又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武裝起義要充分利用中共的這種腐敗,蓄積力量,起義之初盡可能掩飾自己的實力和政治意圖。清朝廣西官員一再稱太平天國是無害的不足為患的教徒,直到金田起義後,仍稱其為一般土匪,目的是害怕朝廷撤職查辦。中共的獨裁政治也已經走進一死胡同,許多案子真相被隱瞞。



2. 相互推諉。



這又是中國民主革命政黨可以利用的地方。中共官員與同曆史上所有腐敗官吏一樣,總是相互推卸責任,甚至公開打出“當官一任,保一方平安”的旗號,目的仍是保住烏紗帽。無論是刑事或政治案子,隻要不在自己地盤,一概不管,如同明末“三總督無人剿匪”一樣。



3. 調度不靈。



專製獨裁政權總是給人一種強大的假象。但曆史上強大的秦朝卻被九百名持木杆石頭的農民推垮;強大的清朝被武昌起義的幾聲槍響所淹沒。為什麽?這是因為腐敗的獨裁政權恰恰是最無法靈活調動的。因為這種政權的發展在各級政權獨自形成一塊塊獨立王國,相互不關聯。加之官僚腐敗,信息反映遲鈍,無人敢負責作出決策,力求明哲保身,無需勇與任事,而軍事卻往往是需要快速作出決斷的。



4. 信仰不靈。



大部分參加中共隻是為自身利益。麵對生死存亡的決戰,他們沒有必要為這個他們不相信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而冒生命危險,自然就會簡單應付而已。





第五節 武裝革命:世界政治運動的模式之一





不僅中國曆史有一半時期處於戰爭狀況,世界其他地區也長期處於國內戰爭和對外戰爭狀況。不僅如此,武裝革命現在仍然是世界政治運動的一種主要方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世界爆發了許多大規模的內外戰,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波斯灣戰爭、南斯拉夫內戰、英阿戰爭、中印戰爭、中東戰爭、中越戰爭、柬埔寨內戰、菲律賓內戰、緬甸內戰、索馬裏內戰、車臣戰爭、伊拉克戰爭……幾乎可以說,戰爭在人類一天都沒有消失過。就連世界民主國家的領導者美國也不斷卷入大小不同的戰爭。由此可見,戰爭仍然是解決衝突的一種常用方式,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我們真不知道那些說“戰爭已經過時了”的人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



充斥全球的戰爭還給我們另一個重要的啟示:遊擊戰,運動戰和不規則戰是弱小集團對付強大對手的有效方法。弱小集團可利用良好的群眾基礎和有利的自然環境打敗擁有先進武器的強大對手。遊擊戰、運動戰和不規則戰在現代戰爭中仍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發揮巨大的作用。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便是極好的例子。





第四章 民主的三個階段:革命、立法和憲政





第一節 革命階段





一、革命時期的任務



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任務隻有一個:奪取政權。所有革命活動必須緊緊圍繞這一任務而展開。



我們必須認識到推翻中共獨裁政權並非意味著消滅中共6千萬黨員,同時也不是消除“中國共產黨”這個名稱而已。我們的目的是政治上的多黨選舉和言論自由;經濟上的私有製。隻要這個目的達到,中國共產黨也可以作為民主製度的一個政黨;反之,無“中國共產黨”之名而有中共專製之實的政黨都是中國民主政治無法接受的。



二、革命時期的民主問題



革命時期的革命性質及曆史的經驗決定:革命時期絕對不能實行自由選舉製度。革命時期的任務是以軍事力量推翻中共專製政權,而軍事力量必須是高度集中,必須組成堅強、鋼鐵般的政黨才能有效地完成革命的任務。革命時期自由選舉嚐試勢必分化、削弱民主革命政黨的力量。同樣,自由區內的社會結構,經濟體製也必須適應戰爭時期的需要,要將一切力量集中在打擊中共、奪取政權這一點上。



曆史的事實給我們提供寶貴的教訓:一個鬆散、軟弱的政黨是不可以與共黨抗衡的。南韓被北韓輕易占領,南越敗於北越共黨,國民黨敗於共產黨等等都是明顯的例子。麵對中共這個高度集權的獨裁政黨,我們必須更有力地集中力量對付之。



三、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



既然革命時期的任務隻有一個,奪取政權,而革命的性質和曆史上的教訓告訴我們必須高度集中一切力量打擊中共,我們便必須實行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原則。一個政黨就是中國民主革命政黨(具體名稱可以仔細確定);一個主義很明確:民主主義。一個領袖則是在革命實踐中,特別是在革命戰爭中產生的,而不是也不可能從其他途徑製造出來的。一個領袖的原則並不排除一批有民主素質和革命經驗的團體作用,而是避免多頭領導造成革命不必要的挫折。



事實上,革命實踐必然會演變出這樣一個領袖。如果革命者事先意識到這種必然的發展,可以使民主革命少走彎路。革命者應該培養這種意識。





第二節 立法階段





一、立法階段的必要性



奪取政權後並不能馬上施行民主製度。這是因為中國民主政黨必須要有一段過渡時期鞏固革命勝利的成果,防止專政獨裁複辟。需要一段時間製定國家法律、恢複社會秩序,建立經濟體係,籌備民主選取等等。急於展開民主進程必然帶來社會混亂。



二、立法階段的任務



1、 製定憲法和其他法律,建立司法體係



2、 培養司法人員



3、 建立私有製經濟體係



4、 實現軍隊國家化



5、 建立教育體係



6、 籌備選舉



三、獨裁複辟問題



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防止革命後的領袖人物建立新的獨裁政治。中國民主政黨既要有條不紊地實現民主政治,又要防止社會的混亂。如何防止新的獨裁的出現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入手:



1、在黨的領袖中明確規定中共民主革命的革命、立法、憲政三個階段。實現憲政民主是黨的最高目標。



2、 革命勝利後,立即製定憲政民主的時間表。



3、 憲法規定總統任期有限製(如兩屆)



4、 過渡時期逐步開展言論自由,形成社會壓力向憲政過渡。



5、 組黨自由。





第三節 憲政階段





憲政階段,中國民主革命政黨必須從思想上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是中國多黨政治體製中的一員,能否繼續執政必須依賴人民的選票。盡管民主選舉製度仍然有一定的缺陷,但她卻是人類現階段能找到的最佳政治體製,這是我們所有奮鬥的基本點,必須牢牢把握。





第四節 國民黨的經驗和教訓





一、孫中山之路



國父孫中山既是偉大的民族主義者,也是中國民主主義運動之父。他的一生一直追求中國的民主和富強。他的思想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不僅國民黨稱之為國父,共產黨也不得不尊之為導師、革命先行家。國父孫中山的偉大功績在於既吸收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合理社會政體,也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優秀的文明,燦爛的文化;既倡導並捍衛民主主義,也強調民族國家主義的重要性,並將之融於“三民主義”中。



然而,國父孫中山的教訓為我們今天爭取中國民主事業提供了極好的借鑒。首先是他對蘇共支持國民革命的真實麵目和共產主義的本質缺乏足夠的認識。正是國父的“聯俄、聯共”的政策使蘇俄在中國站穩腳跟,利用國民黨的力量左右中國政局,以維護俄國國家利益。同時這一政策不僅導致國民黨的四分五裂,而且使中共得以壯大,使共產主義幽靈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蔓延。中共從1927年建黨到1925年全部黨員隻有不足1000人。到1927年4月,共黨人數增加到58000人。這是他們寄生在國民黨身上得以發展的結果。



國父孫中山的另一教訓是始終沒有組建一支以三民主義為思想武器的國民革命軍隊。國父鼓吹革命推翻滿清數十年,組織了一些不成功的“暴動”,也利用幫會、土匪的武裝力量,最後又依靠各種軍閥勢力,這些努力都以失敗告終。直到去世前才認識到組建自己的軍隊的重要性(中共也嚐到沒有軍隊的苦頭,因而才有南昌起義)。



二、國民黨的軍政時期



蔣介石先生牢牢吸取國父幾十年的教訓,以一個軍人特有敏感牢牢抓住軍隊,並將國民革命軍建設、發展成為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進而以摧枯拉朽之勢北伐,繼而統一中國,將大大小小地方軍閥掃蕩殆盡,並在戰亂中迅速發展民族經濟,複興中華文化,開創中國二、三十年代戰亂中奇特的繁榮,並收回帝國主義在華殖民地,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尤其是蔣介石先生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不屈不撓,使之成為中華民族的英雄,曆史的偉人!



蔣介石先生不僅領導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而且竭力捍衛國家主權,使中國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這些豐功偉績是那個造成中國至少6000萬人民死亡的毛澤東所無法相提並論的。



然而,國民黨軍政時期失去中國大陸卻有一些沉痛的教訓。這個教訓首先是國民黨沒有深刻認識到軍政時期的特點,沒有有效利用全國所有資源,高度集中一切力量對付中共。盡管國民黨提倡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但整個軍政時期卻長期是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三民主義以外各種思潮泛濫,三民主義多樣詮釋,甚至包含共產主義。而一個領袖的地位也沒有連續形成,蔣介石先生數次下野,數次被挑戰,而他本人卻顯得“專製無量,獨裁無膽”。



其次,國民黨對社會的控製不符合軍政時期的要求。數千自由的報刊雜誌言論混亂並被中共利用;各種組織貌似非共卻被中共操縱;捕獲的共黨分子居然能公然被釋放;私有製經濟沒有政府有效的監督;基層政權建設形同虛設,尤其是鄉村政權……這些失誤的根本是在不恰當的時機允許了民主政治的實踐。而對中共這樣一個高度集權的團體,這樣的放鬆必然導致中共壯大。



三、國民黨的訓政時期



國民黨不僅過早結束軍政時期,而且過早結束訓政時期。事實上,從北伐到1949年,中國一直沒有停止過戰爭。在戰爭中開展民主選舉,既不能做到完全按民主程序進行,從而滿足民主政治的要求;又不能完全廢除選舉形式,控製言論自由。因而敵對集團則利用這種局麵分化政府,而政府隻能左右搖擺,內外得咎。中共正是在這種情形下竊取大陸政權的。



撤離大陸後,國民黨痛定思痛,不僅大規模改組國民黨,真正實現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原則,而且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造,成功地堅守了中國最後一塊自由民主的堡壘,並且全力發展社會經濟,適時結束戡亂時期。盡管這個過渡時期有些過長,給台灣自己的民主政治帶來一些痛苦,但鑒於冷戰時期的國際局勢,特別是海峽對岸中共的虎視眈眈,這個過渡時期是必要的。這個功績應歸功於對共產黨有深刻了解的蔣經國先生。



四、台灣的憲政時期



如今,台灣不僅是世界上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也是成功實現民主政治的國家。盡管仍有一些問題,但台灣的多黨選舉製,言論自由已經是台灣政治結構的主流。這種成功地和平地實現政黨選舉完成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願,開創中華民族曆史上第一次和平完成政權移交的典範,給中國大陸樹立了一個樣板。台灣之路,是中國大陸未來必經之路。國民黨不是失敗,而是勝利了。我們堅信,國民黨終能有一天重回大陸,將其寶貴經驗用於大陸的民主進程,最後失敗的一定是共產黨!





第五章 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思想理論





第一節 民主主義





一、民主政治的曆史



自古希臘雅典公民以抽簽或公推方式產生政府官員以來,民主政治已有幾千年曆史。然而這種民主政治與現代民主政治相差太遠。即使是英國十九世紀中葉的改革運動,也剝奪了許多公民的選舉權。直到1929年,經過公民的選舉權才擴及所有成年男子和婦女。現代民主政治的代表美國也直到1920年才通過憲法第19修正案,確立婦女選舉權。因而,西方曆史雖有民主政治的嚐試,但現代民主政治則是近百年形成的。



中國曆史上並無民選官製的出現,但曆代帝王極其注重民意,並有製度化的民意表達方式,《國語.恒公問篇》曰:“皇帝立明台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台之複,而賢者進也。”



以後曆朝帝王均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民意暢達上聽之製度。



隋唐時期的科舉製度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無論多麽貧窮低下的民眾都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而為官吏,參與國政。中國實施科舉選才製時,歐洲尚處在中世紀政教合一的黑暗時代。直到今天,科舉考試製度仍然是世界各國公平選才的合理途徑。至於“人皆可以為堯舜”,“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民為貴”,“擾民之擾,樂民之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這類民本思想和平等觀念則充滿整個中國曆史。



中國近代民主政治始於清末,以中國傳統民本主義為出發點,結合西方近代憲政民主,於1910年產生中國第一個國會——憲政院,共有議員130人。1911年中華民國建立,直至1916年袁世凱稱帝,君主憲政失敗,而民主憲政全麵實踐。袁世凱恢複君主憲政失敗後,盡管中國經曆北洋軍閥混戰,但總統和國會仍然由選舉形式產生,民眾享有一定言論自由,尤其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給北洋軍閥的獨裁統治以很大的限製。



盡管國民政府時期麵對外部侵略和內部叛亂,國民政府仍然給予民眾許多自由,仍實行一定民主政治。數千份報刊、雜誌可以批評時政,表達民眾之聲;結社、遊行、示威、遷徒基本不受太多限製;宗教自由則完全為民眾享有。



中共奪取政權後,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理論基礎,以消滅私有製為目標,完全徹底地剝奪民眾的民主自由。而這些自由即使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在國民政府內擾外患時期都是部分存在的。中國近代民主政治的實踐被終止,中共建立比曆代王朝更龐大的獨裁政治。



1978年底,中國現代民主政治萌芽,被中共禁錮了三十年的民主自由思想在青年一代中複蘇。民主牆運動在北京爆發,各地民間刊物紛紛誕生。但中共很快對民主自由追求者實行鎮壓。大批民運人士被捕。1983年,旅外中國知識分子發起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並創立“中國民主團結聯盟”。1986年,中國掀起以學生為主的民主運動,直到1989年六四運動,中共再次以武力鎮壓。數百民運人士被迫流亡海外。1998年,中國民主黨建立,中共仍然用重刑判處民運人士,大陸民主運動再次受挫。



二、民主的含義



盡管人類曆史幾千年來,並沒有給“民主”以確切的定義,“民主”的含義也多樣解釋,甚至曲解、濫用。但現代民主的含義仍然可以概括為政治平等,公民議政參政、多數議定、主權歸民、照顧少數、基本人權等內容。



政治平等的基本要求是公民不分種族、國籍、性別、年齡、財富、教育程度、宗教享有同等的權力。公民議政參政權力則表現在公民有投票選舉國家官員的權力,也有被選舉的權力,並能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對國家事物意見的權力。多數決定是國家事物的決定根據一人一票的表決方式由多數民眾決定。主權歸民則是確定國家的最後權力在於民眾,全民公決決定國家根本大政。照顧少數是避免多數議決製對少數民眾利益的損害,采取相應措施保護少數者的權利。基本人權即未經司法程序,人民的生命、財產、自由不得被剝奪,廢除肉刑和非人道懲罰政策。



三、憲法的保障



要確保民主政治,我們必須做到:



1、 以憲法形式確定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2、 憲法必須由公民公決通過、修正。



3、 一切違憲的法律、法規、行政命令都應視為無效。



4、 憲法的解釋權和違憲司法審理權歸屬於最高法院。



四、清除偽民主政治



二十世紀世界政治的一大特點是“民主”被曲解、濫用甚至假冒。工業革命以來,民權日益發展,民主政治成為世界文明發展的主流,於是幾乎所有的政權都冠以“民主”的稱號,各種不同程度的專製政治、獨裁政治也打起“民主”的旗號混淆視聽。最為可笑的是共產黨也采用他們一貫混淆概念、濫用名義的伎倆,居然聲稱他們的政權是民主的,如中共所謂“新民主主義”,北韓所謂“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越南“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國”等等。中共對待人權問題也是利用先接受國際社會公認的原則,然後曲解人權的定義,為其違反人權行為而狡辯,說什麽生存權是基本人權,言下之義是為了發展,就無需顧及人權。我們必須清楚中共這一盜用、曲解、詭辯的策略,建立民主政治的基本含義。





第二節 自由主義





一、自由主義的曆史



自由主義起源於英國哲學家培根、霍布士和洛克的宗教寬容和學術自由,由穆勒的《自由論》所完善。傳播於世界各地。



中國自由主義運動起源清末。鄒容在《革命軍》中明確指出“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於天賦之權利”,“不得侵入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嚴複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始祖,他翻譯、介紹了大量西方自由主義著作。其後,梁啟超也竭力提倡思想言論自由,他在《新民說》中指出:“自由者,奴隸之對待也。綜觀歐美自由發達史,其所爭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計上之自由。”



1912年2月3日,中國第一個自由政黨——中華民國自由黨在上海成立,許多政壇活躍人士參加。孫中山、黃興後來被推選為正副主裁。中共創始人陳獨秀最初也是主張自由主義者。由於自由主義者多停留在革命口號之中,且有些走入無政府主義,有些關心社會改良,自由主義者後來分化瓦解了。盡管如此,自由運動對自由、民主、人權等思想的宣傳給國人極大的教育,其反抗專製的信念也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紮根。



中國自由主義運動反對中共的獨裁專製始於1942年延安的“百花齊放”運動。1957年的“百家爭鳴”再次展開自由主義旗號。但都被中共鎮壓。中共認為“自由”是“反中共”的西化代名詞。



二、自由主義的含義



自由主義有別於無政府主義,其基本含義包括:



1、 凡不侵害國家或社會的行為應視為個人自由;



2、 容忍各種意見和行為,並視之為避免獨裁和腐敗的保障;



3、 個人創造和努力必須徑自由得以保障,以利人類進步;



4、 批評時政是社會逐漸變革的保障;



5、 代議政治;



6、 結社、言論、勞動、貿易、財產自由;



7、 法律麵前人人平等。



三、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民主自由的核心,即沒有任何法律可以剝奪、禁止人民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然而這樣一個表述仍然是空洞的,我們必須更詳細地規範言論自由。



1、 政府可以規定言論自由表述的時間、地點和方式,而不能規定其內容。對時間、地點和方式的規定必須堅持合理原則。



2、 政府隻有對如下幾種內容的言論加以禁止:



1) 淫穢作品



2) 引起立即的危險的煽動違法行為的演說



3) 引起立即的肢體衝突的語言



4) 誹謗語言



5) 兒童色情語言



然而,這樣的規定仍然有被政府當局濫用職權間接阻止人民的言論自由。因而美國司法創立了一些更詳細的保護措施。首先是涉及聯邦憲法的案件由聯邦最高法院九名最高法官投票決定,避免下層法官的錯誤審判。其次,建立合理、一般和嚴格三個審查標淮。凡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時間、地點和方式的規定,采用合理原則審查,絕大部分政府的規定都可以通過,民眾很難在這一點勝訴。但政府對言論自由內容的規定要用嚴格原則審查,絕大部分涉及言論內容的規定都被裁定違憲。



可笑的是中共也製定憲法,也稱其為“國家根本大法”,但其內容相互矛盾,滑稽可笑。憲法毫無尊嚴。



四、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兩個方麵:禁止任何法律支持,傾向某一宗教;禁止任何法律阻止人們信仰宗教。因此,政府不得參與任何宗教活動,不得以任何方式表達宗教傾向,政教必須分離。如果宗教信徒違反世俗法律,隻能對違反者按世俗法律審查,而不得涉及宗教教義。在美國,正是這種充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者,大家相安無事,和平共處。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裏,猶太原始教義信徒仍然保持他們中世紀的生活,拒絕一切現代化生活,包括一切現代教育方式。政府尊重他們的信仰自由,哪怕是不合時宜的,甚至是錯誤的。與言論自由一樣,任何對宗教信仰自由的規定必須采用嚴格的審查原則,絕大部分都被裁定違憲。



中共也標榜“宗教信仰”自由,但可笑的是憲法又規定共產主義為“國教”。這樣的憲法能讓人民尊重嗎?



五、集會、出版、結社、選舉、遷徒自由



與言論自由一樣,這些都是民主主義的重要內容。以美國為例,即使在冷戰時期,共產黨在美國仍是合法的。至於其他政黨,都可在結社自由下存在。人民遷徒自由受到憲法的絕對保護。反觀中共,毫無自由結社的權力。中共更將人民分為城市、鄉村兩種戶口,禁止農民遷徒,既違反遷徒自由,也將人分為不同等級。





第三節 三權分離





一、權力的劃分



現代西方民主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類。這種分權方式在人類政體上有著漫長的曆史,雅典時期便創立了三權分離的典範。權力分離製度並非西方文明的專利,中國曆史上長期實行國家權力劃分並相互製約的原則。禦史有權批評彈核朝廷官員,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大理院負責行使國家司法權力;宰相為國家行政長官;皇帝是國家權力的集合者。盡管這種權力分離製度不盡完善,且皇權過於膨脹,但它卻有一定程度上製約濫權現象。中國曆史上有不少皇帝不得不接受言官的進諫而約束自己的言行;大小官員更時刻擔心禦史的彈核奏章;而大理院也常常能夠獨立行使司法權力,敢於用法律懲治一切違法皇親國戚。以清朝為例,一個行省的官員由巡撫、布政使、臬司、藩司、學政擔任(後來因戰爭而加上總督一職)。布政使管民政,臬司管司法、藩司管錢糧,學政管教育,而巡撫總承一切,但臬司常常有獨立司法的權力,即使巡撫、總督不喜歡臬司,他也無權撤其職,往往事後想方設法將其調走。學政往往是德高望重、門生遍布的學者,巡撫更對其尊敬有加。這種分權製衡體製客觀上阻止了許多濫權瀆職現象。



國父孫中山正是吸收了中西方曆史上權力分離製度的優點,創立了立法、行政、司法、監察和考試五權分離的政治體製,並在台灣有效地實施。他其所以將監察和考試從行政權中分離出來,是結合中國曆史上有效的督察製度和極其重視教育的傳統。當然,這種劃分帶來五權之間的許多協調問題。



中共總是將中國曆史批判得一無是處,目的是掩飾自己的獨裁暴政。事實上,中共的獨裁專製是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相比的。中共消滅了私有製,利用國家一切資源實行專製,農民連種菜、賣菜的權力都被剝奪,而中國曆史上即是最殘暴的皇朝都沒有剝奪百姓的私有財產;中共將農民劃分為下等公民,禁止他們離開土地,而中國曆史上農民都一直享有流動的自由;中共統治下的知識分子,要麽選擇為共產黨歌功頌德,要麽選擇進監獄或被處死,而中國曆史上不滿朝廷的士大夫可以隱居、著書立說,因而給我們保留了大量豐富燦爛的文化;中共可以在10天內完成“審判製”和槍斃罪犯的司法程序,而中國曆史上被判處死刑的罪犯要經過複雜的審核程序,往往是秋後處決。僅僅1983年“嚴打”,中共通過司法程序處決的罪犯超過乾隆皇帝60年執政內處死罪犯的總和!



中共完全沒有權力的分離,相互監督的體製,黨權高於一切,而中國曆代皇朝都有禦史、大理院的分權製衡體製;毛澤東的暴行是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暴君都無法相比的。秦始皇處決了460個儒生,燒了幾千冊竹簡,被咒罵了幾千年,而毛澤東處決了數百萬知識份子,焚燒了無數曆史經典;毛澤東執政時期餓死至少三千萬百姓而毫無悔意,而曆史上餓死千百人則為朝廷頭等大事了,皇帝沐浴進香、素食節欲,禱告上蒼憐愛天下黎民,頒罪已詔懺悔自己的失政;中共毀寺廟,強迫回民食豬肉,迫使基督教為“三自愛國基督教“,而中國曆朝都允許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共招納大批投機鑽營、謀私舞弊、道德敗壞之徒為政府官員,而中國曆史上長期以考試為選擇官吏的唯一途徑,許多高官都是飽學多識、道德高尚之人;中共用坦克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造成數千人死亡的血案,而中國曆代朝廷無不重視士大夫的進言,甚至千方百計鼓勵學者上書進言,進議國政……中共的殘暴必將永遠釘入曆史恥辱冊,他們一定將被人民審判!



中共的黨權無處不在,淩駕一切。人民代表大會是“橡皮圖章”;政治協商會議隻是“政治花瓶”,所謂各民主黨派從來都是被中共操縱,許多人就是中共秘密黨員;司法更無獨立,甚至一段時間沒有司法機關,人民參政從來都是謊言。



不受製約的權力必然帶來腐敗。今天中共全國上下官吏普遍腐敗的根源正是中共長期一黨獨裁專製的惡果。



二、立法權



人民參與國政不能徒於形式,但又不可能人人為官,於是議員便是人民政治的代言人,國會成為人民行使權力的中心。確保人民通過國會行使權力便必須做到:



1、 會議員必須由人民投票選舉產生



2、 國會議員要任期製,選舉定期製



3、 一切立法權都屬於國會



4、 國會擁有彈核總統的權力。



當然,國會的權力必須通過更詳細的法律加以確定。



三、行政權



國家行政權力是指除立法和司法以外國家日常運作的一切權利。它包括國內財產經濟對外貿易、教育、外交關係、國家防衛、督察、社會治安等等。



四、司法權



司法權是指涉及人民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裁決權,司法權屬於法院。



五、三權的關係



三權分離政治體係形成的關鍵不在於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的劃分,而在於如何處理三者之間的關係。國家權力既可互相分離、互相製約,又要清楚地認識到國家權力也有不可絕對獨立的特性。如何掌握國家權力分離又統一的平衡,而不致使國家產生權力混亂,則是民主社會生存的根本點。



首先國家要有一個整體權力的象征性或實質性的代表。目前世界民主國家基本上采取君主立憲製和總統立憲製兩種形式。國王和總統是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征。英國和日本是君主立憲製的代表。英王和天皇沒有實際權力,隻是國家權力的象征。法國和美國都是總統為國家最高權力的實質性代表。法國吸取二戰中民主製度脆弱的缺陷,擴大了總統的權力;美國總統既是國家最高權力的代表,也是行政首腦。這種代表主要從心理、文化角度維護國家權力的統一性,特別是在戰爭期間,這種統一性相當必要。



其次,三權分離製約要以相應法律建立平衡機製,總統由人民選舉產生,總統可以任命大法官,總統可以決定國家外交、國防、經濟大政;國會可以審議行政政策、批評施政措施、彈核總統、批淮國際條例,擁有宣戰權和立法權;大法官任命要由國會通過,大法官獨立行使司法權,不受行政和國會的幹擾……



這裏的相互關係的核心是分權和製約。最後,戰爭時期的行政權必須相應擴大。因為這關係到民主政權生死存亡的問題。但一旦戰爭結束,必須堅決停止戰爭緊急法,恢複和平時期三權分離製度。





第四節 私有財產製度





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目標之一是建立私有財產製,堅持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私有財產製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擁有私有財產是人民的基本權利,而且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唯一正確的方向。世界共產主義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剝奪人民私有財產不僅帶來更恐怖的獨裁專政,而且嚴重地阻礙了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中共今天實施半私有製而取得一些經濟成效恰恰自己證明了公有製的荒謬和私有製的優越。



實施私有財產製度並不排除國家經濟所有製的存在。事實上,民主國家在尖端科技、國防、教育、交通等領域仍然保留國家所有製。但國家的經濟主體結構是私有製。



解決私有財產存在的貧富差別不是消滅私有製經濟製度,建立公有製,而是通過稅收和社會福利政策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權。





第五節 國家主義





一、國家主義的含義



作為一種政治學說,國家主義是近代的產物。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國家主義有著悠久的曆史。國家主義的基本含義是一定區域的人民以國家形式處理對外關係並得以生存,人民的力量集中於國家,以有利於對外的競爭,甚至適當犧牲自己的一些利益,服從國家間競爭的需要。



自人類文明誕生以來,人類的發展便以國家形式出現。一個國家衰敗了,另一個國家站起來,接過人類文明的火炬繼續前進。現代社會中,無論是獨裁專政國家,還是民主自由國家,國家利益是崇高的。因而我們可以看到標榜世界主義的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為國家利益大打出手;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之間也時常發生衝突;老牌民主國家英國為其利益,不惜為了一個福克蘭島與阿根廷開戰;美國為其國家利益不惜與獨裁者斯大林合作劃分世界勢力範圍。西方世界不斷譴責中共的暴行,但為了其國家利益卻不得不與中共往來,他們的國家利益仍然是一切對外關係的基本出發點。盡管國際聯盟、聯合國、歐共體的產生證明人類終將有一天會建立世界國家,但這一天的到來將是一個漫長的進程。人類在很長一個階段必須以國家形式相互競爭和合作。



然而,不幸的是國家主義被曆史上的獨裁者所濫用了。許多暴君打著國家主義的招牌對內殘酷鎮壓人民,對外侵略擴張。尤其是納粹黨,更是以國家主義的名義束縛人民,唆使、脅迫人民去侵略別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在共產主義烏托邦全麵消失後,更是用“愛國主義”旗號蠱惑人心,以求繼續實施其獨裁專政。因而,正確認識國家主義,把握國家主義的確切界限是中國民主革命政黨不可回避的理論問題。



二、民主主義與國家主義



我們從西方許多民主國家堅持國家利益中看到,民主主義與國家主義並不矛盾。但在中國民主運動中卻經常有一種將兩者對立的錯誤思想。其論點便是既然我們追求民主主義,就應該讓台灣、西藏、新疆、內蒙、港澳獨立,否則便是自相矛盾,而堅持國家主義者認為與其讓上述地區獨立,不如不去追求民主主義。



中國民主政黨必須首先堅持民主主義這一基本原則。既然我們追求民主主義,我們便沒有任何權利阻止人民表達不同的政見。我們不能設定言論自由的內容,因為這是我們奮鬥的主要目標。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前麵所述的國家主義過去是、現在是、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模式。因而,上述地區的獨立問題便必須考慮以下幾個方麵:



1、獨立的動機是否是害怕中共暴政?是否是爭取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2、獨立是否符合本地區人民的最大利益?



3、獨立是否符合全體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



4、什麽人可以決定獨立?



5、曆史的基本事實是否有利於獨立?



6、國際法和國際慣例關於國家主權取得的規定是什麽?



三、國際法的原則



現代國際法確立取得國家領土主權的方式主要有:繼承、購買、割讓、占領和征服。在近500年曆史中,世界各國領土主權超過五分之三是通過占領、割讓、購買和征服取得,這包括整個南北美洲、大洋洲、西伯利亞和部分非洲。即使是古老的歐亞洲,其國家領土主權也是不斷地通過戰爭變更而形成的,我們無法想象印第安人能收回其北美洲的主權,讓各國移民回到歐洲、亞洲或非洲;美國也不可能將用300萬美元購買的阿拉斯加還給俄國,即使俄國用一萬倍於當初價格購買;美國用武力迫使墨西哥割讓的新墨西哥州不可能再還給墨西哥;俄國人不可能放棄侵占的西伯利亞,退回歐洲,哪怕是二戰後占領的日本北方四島也不會還給日本;老牌民主國家英國不會放棄福克蘭群島,甚至不惜與阿根廷大打一仗。



一部幾百年世界近代史幾乎就是一本國家領土爭奪史。盡管現代國際社會越來越不能接受通過征服取得國家領土主權。但成功地征服、有效地占領仍然是取得國家領土主權的方式之一,尤其通過征服已經取得領土主權的國家肯定擁有合法權力行使其國家管理權。



中華民族主要不是通過武力征服、侵占而發展成一個世界大國的。在幾千年漫長的中國曆史上,中國更多地是受到外來民族的武力征服。在這種對抗中,外來民族慢慢接納先進的中國文明,最終成為中國的一份子,這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中從黃河流域慢慢地發展成今天一個大國的主要模式。



在西方諸國擴張到全世界的時候,中國並沒有參與這場瓜分世界領土的狂潮之中,盡管滿清朝廷的領土比明朝大了近兩倍,但清朝增添的土地與中國有著長久的曆史,中國不僅曾經征服過這些領域,而且有過很長時間的有效統治,其曆史遠遠超過西歐人對美洲的侵占和征服。



既然國家主義和近代世界曆史都表明占領和征服是國家領土主權取得的重要形式之一,那麽今天台灣、西藏、新疆、內蒙的獨立問題便成為是否中國對上述地區曾經有效地占領或者正在有效地占領,而曆史清楚地表明中國擁有主權,上述地區的文化、人種的現狀更證明中國主權是無以動搖的。



四、民主革命政黨的原則



革命時期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理論是集合、團結一切力量推翻中共、奪取政權。民主主義的核心讓我們必須允許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所以一切反對中共、爭取自由的運動都是我們的自然盟友。同時,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國家主義和民主主義並不矛盾。美國正是維護國家利益並實行民主主義的樣板,將民主主義於國家利益對立的觀點是錯誤的!





第六節 儒家思想





一、中華文明麵臨的衝擊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國家形式持續保存並發展的文明。



中華文明源於黃河流域,不斷向四周發展,以及今天惠及韓國、日本、東南亞。幾千年來,中華文明不斷經曆外來勢力的挑戰,其中大多數是來自北方遊牧民族軍事上的挑戰。麵對這種挑戰,中國要麽以武力抵抗侵略,消滅敵方;要麽以文化思想融合這些民族,讓他們不得不接受先進的中華文明,無數非漢族民族接納中華文明完成漢化進程,以至今天我們很難找出誰是真正的“炎黃子孫”。這種同化力正是世界其他文明欠缺而致中斷的原因之一。



在中國曆史上以單純文化方式對中華文明衝擊有兩次。一次是東漢初年,佛教傳入中國。另一次是隋唐時期伊斯蘭教進入中國。中華文明對佛、伊兩種文化經曆了漫長的認識過程,從拒絕到認識、理解,最後將他們納入中華文明體係,發展到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佛教不同於其發源地印度的教義,佛教的思維方法對宋明理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今天中國的伊斯蘭教也大大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的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帶來的文化、藝術、繪畫、舞蹈也豐富了中華文明。但在中國,伊斯蘭教卻沒有像許多阿拉伯國家那樣成為國教,教權淩駕於世俗政權之上。



十九世紀時,中華文明麵臨一次新的文明的衝擊,這就是工業化的西方文明。與以往中國曆史麵臨的單純軍事或單純文化的衝擊不同,這次的西方文明不僅有船堅泡利的強大軍事力量,而且有從基督教精神演變而來的西方文明。這種衝擊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



麵對這種文明的挑戰,中國再次像曆代那樣有各種不同的反應:有的仍然頑固堅持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歐洲隻不過是又一個蠻夷狄戎而已,拒絕任何改革;有的認為歐洲文明隻不過勝於淫技,中國隻應“師夷長技以製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的則認為中華文明是本質上落後的,不可改變的文明,儒家思想是現代文明的桎梏,應“打倒孔家店”,全盤接受西方文化……隨著帝國列強瓜分中國活動的愈演愈烈,特別是日本的掘起和對中國的侵略,加之滿清的倒台,保守派完全失勢,幾乎所有社會精英呼籲變革。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和發展,正是完全否定中華文明,全盤接受西方文明的產物。中共奪取政權後更徹底否認中華文明,但接受的西方思想——共產主義卻並非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主流。滑稽的是中共為了抵製西方主流文明——民主政治而一再反對“西化”,而他們似乎忘記了他們的共產主義教條正是西方地道的完全的西方文明的怪物。



然而,正當全世界麵臨西方文明衝擊而茫然無措之時,以儒家文化為根基的日本卻成功地實現了向現代化西方文明的轉變,並迅速成為世界上唯一非西方文明的強國。日本成功的事實證明儒家思想與現代化並非有不可協調的矛盾。接著,亞洲四小龍的現代化再次證明儒家思想有著積極的現代意義。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的實踐又一次證明中華文明的容納性,並向我們揭示出思考東西文明的正確方向,新儒家思想於是誕生了!



二、傳統儒家思想的精華



孔子以前,中國哲學思想百家爭鳴,源於多頭。孔子之後,中國哲學思想形成主流,這個主流便是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年來,中國曆史文化的演進風雲激蕩,外來文明和內在演變交相衝擊。但先秦諸子、西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都圍繞這個主流而發展。盡管儒家思想體係宏大,但按傳統方法,儒學可分化內聖之學和外王之學。



所謂“內聖之學”是關於生命的學問,即通過自身自覺的認知完成聖德的人格,而生活的基本原則是“仁”,通過“上學上達”,“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途徑達到天人一貫。化小我為大我,以與國家、民族、天地萬物融合為一。在西方,這種成聖的德化是通過宗教來實現的。而在中國,儒學卻完成了這一人類必不可少的精神生活途徑。這種帶有現實性的精神生活途徑,使宗教的誕生失去了許多根基,因而我們看到在中國並沒有產生影響世界的宗教。內聖之說所開創的生活原理和生命途徑是一個普遍的永恒真理,這個真理能展示的世界仍然是人類所向往的。因而,儒家的內聖之學不僅不是落後的,而且是需要發揚光大的,它的現實性特點彌補了其他宗教文明的盲目狂熱的缺陷,因而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中世紀基督教的狂熱帶來的黑暗和今天伊斯蘭教的瘋狂產生的恐怖。



“外王之學”即是仁政王道,所謂“正德、利用、厚生”。但儒家的政治學說“有治道而無政道”,它隻是被動地依賴聖君賢相給國家帶來“仁政”,因而隻是“治道”,而沒有形成法製化的“政道”。幾乎無限製的皇權使仁政經常變得毫無保障。而實現仁政的政道必須在民主政治體製中完成。當然我們也應看到現代民主政治體係也是近代的產物,因而不能苛求儒學的“外王之學”。而中國幾千年的民本思想為何未能發展成民主思想,則是中國哲學思想家的課題。



外王之學的另一缺陷是利民厚生之學未能發展成現代化的科學。盡管中國古代科技有不少的創舉,但未能發展成現代化的科學。因而,儒家思想過重強調德性之學而忽略知性之學,便是科學落後的根源,這種落後則自然不能“利用、厚生”。



三、儒學現代化



總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現代化便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倡導的民主和科學。“打倒孔家店”是對儒學認識的過激反叛,事實上,儒學不僅不與民主政治衝突,而且數千年來一直強調“民為邦本”,“民為貴,重民生”以抵製皇權政治,民主政體正是儒家“夢寐以求”而求之不得的政體。



清末以來,中國的變革證明中華文明不僅與現代科學不相衝突,而且能掌握科學,甚至在激劇的社會動蕩和高壓獨裁專製中創造科學。而受儒家文明熏陶的海外華人的科學成就更是傲人無比。



然而,民主政治的實踐和形成仍然舉步維堅。中共一方麵批判中國文明,用他們的邏輯曲解儒家思想;另一方麵又高喊阻止全盤西化,使中共既失去中國文化道統的合理性,又無現代民主思想的根基,從而使其理論思想混亂不堪,矛盾重重,進退無據。



日本、台灣、韓國、新加坡的實踐不僅證明儒家思想內聖之說的真理,而且發展完善了外王之學的民主和科學。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更宏大的目標是完成中國大陸的民主政治之路,發展並建立儒家思想的外王之學——民主政治製度。





第七節 三民主義





一、三民主義的內容



1905年12月,香港的《中國日報》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簡稱為“三民主義”。1906年12月,首次提出五權憲法。以後,國父孫中山通過演講形式不斷係統闡述三民主義,直到去世時才講完。1924年12月,第一部根據演講記錄整理的《三民主義》一書出版。概而述之,民族主義是指堅持民族獨立;民權主義是指政權歸所有民眾;民生主義是指發展國民經濟(吃飯穿衣問題)。



盡管國民黨致力強調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但三民主義的具體內容卻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的解釋。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三民主義”為黨的宗旨,“民族主義”有兩個含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前者的目的“在使中國獨立於世界”,“免除帝國主義的侵略”;後者“承認中國國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民權主義”則指政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複行直接民權,既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兼有創製,複決,罷官諸權也。” 亦即國父孫中山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權主義思想。民生主義“其重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製資本。”國民黨一大還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國父去世後,三民主義的詮釋立即成為中國政治的焦點。國父處於政治策略的考慮,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因而對蘇俄的革命有一些認同的講話,甚至說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矛盾。這一方麵是出於爭取中國民族獨立的需要,另一方麵是蘇俄欺騙性政策的產物。但國父在國民黨一大後曾作了16次關於三民主義的演講,明確指出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錯誤。“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 馬克思隻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亦即馬克思隻看到一些社會問題,但根治的方法是錯誤的。



其後,西山會議派公開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最早認清中共是借“三民主義”的招牌,來做共產主義的工作,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水火不相容。中國青年黨的國家主義思想根本否定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



戴季陶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中將三民主義儒家化,曰“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是二千多年來中絕的中國道德文化的複活。”



汪精衛、陳公博在《三民主義的理解》中認為民族主義是“反對帝國主義”,“民族自決”;民權主義則是“實行革命的民權,防止資產階級操縱政權,掃除土豪劣紳及一切封建勢力”,但不提“民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否認中國有土地過於集中的問題。



胡漢民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不同於戴季陶,認為如果孫中山隻是繼承堯舜,複活中華文化,那孫中山便不是一個革命家、政治家,而是一個普通的倫理道德家、學問家。胡認為三民主義“永遠足夠應付世界上各民眾的需要”,“就是將來世界上任何真正革命的事實,三民主義一定無不為其主宰。”



蔣介石將三民主義與中國傳統儒家的四維、八德、五倫聯係起來,民族主義在於複興中華民族道德文化;而民生主義在於發展國民經濟,而不是共產主義的一個階級的利益;民權主義則要照顧到各方麵的利益,而絲毫不存偏頗之弊。三民主義不偏向任何一個人、一個階級、一個政黨,是“完滿無缺的革命救國之最高指導原則。”



中共對三民主義從來就有自己的解釋,他們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為三大政策,而之後的三民主義為“新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是指反帝國主義;“民權主義”是指維護工人、農民階級的權利;而“民生主義”則是消滅剝削階級。這與共產主義理想相符合。



隨著蔣介石在中國政治領袖地位的建立,他對三民主義的解釋逐漸確立,並在台灣實施三民主義,完成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的民主革命,最後建立了五權憲法的民主政體。



二、三民主義與儒學



國父孫中山曾經概括說:“要之,三民主義非列寧之糟粕,不過演釋中華三千年來漢民族所保有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他認為實現民族主義就必須恢複中華民族精神,這種精神包括“固有的道德”和“固有的智能”,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便是儒家的忠孝仁愛、仁義、和平的傳統倫理道德。“固有的智能”便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而民權主義則是繼承儒家民本思想的精華,如孔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民生主義則是儒家“大同”思想之發展,其終極境界就是“人人皆為生產分子,則必豐衣足食,家給人足”。因而,國父認為其民生主義包括了共產主義、集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諸多訴求。



由此可以看出國父的三民主義與儒學密切相聯,繼承且發揚了儒家思想的精華,並試圖將中華儒家傳統思想與現代西方文明結合起來,創立一種新的思想體係。



三、三民主義與中國民主革命



國父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高度概括當時中國所麵臨的主要問題。尤其是實現三民主義的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的思想不僅使國民黨完成了國民革命民族主權獨立、發展民生經濟的主要問題,而且為今天的台灣實現民主政治的民權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通過民主選舉程序實現了巨大的政治變革。正是由於三民主義的高度概括性和容納性,以及國父孫中山崇高的個人威望,中共至今不可能完全否認三民主義。



然而,三民主義從誕生到今天已有百年的曆史。隨著時代的演遷和發展,我們今天的民主革命必然麵臨一些與當時時局不同的一些問題。



首先是民族主義問題基本完成。國民革命的勝利,特別是蔣介石領導國民奮戰八年,打敗日本,不僅收回了各帝國主義的租界、廢除其特權,而且建立了一個真正獨立的中華民國,使之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殖民主義問題已經不複存在。另外,中國境內各民族當前的問題不是爭取民族平等的問題,而是各民族(包括漢族)爭取民主權利的問題。因而民族主義這個當時中國首要問題已經隨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消失和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現狀而不複存在。



其次,國父創立五權憲法的出發點是考慮中國曆史長期存在的監察製度和尊重教育的優良傳統,以有別於西方三權分離製度。但從權利本質來劃分,監察和教育仍屬於行政權範圍,事實上,國民政權幾十年的實踐也證明這樣區劃並沒有使這兩種權利真正獨立於行政權之外,而且會帶來法理的迷惑。因而,中國民主革命政體便可吸取這一教訓。



再次,我們必須闡明民生主義的部分或完全實現並不能損害和削弱民權主義的追求,亦即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代替民主政治的進程。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揭露中共為發展經濟而阻止民主政治演進的借口。盡管發展國民經濟是當今中國的主要問題。但追求民主政治是我們的重點。以發展經濟與追求民主政治相提並論,或者前者淩駕於後者,或者將兩者對立,則正好為中共繼續實施獨裁專政提供借口。故而,我們必須肯定實現中國民主政治製度是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隻有實現民權主義,中國才能更有效、更公正地發展民主經濟。



再次,不知是國父處於策略考慮還是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認識不足,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國父對民生主義的解釋非常模糊。他說:“照這樣判斷,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麽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 正是這種解釋,加之其後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導致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也給中國共產黨打著孫中山三民民主的旗號提供依據,至今他們仍然依照他們的解釋來紀念三民主義。然而今天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正是共產主義給中國大陸帶來多麽沉重的創傷!我們的中國民主革命不應該也無必要重新陷入正確理解三民主義的爭論中。



最後我們必須了解複古思想在中國曆史上政治意義和實際結果。自孔子提倡複周禮、推崇唐虞三代以來,每逢政治動蕩之時,複古思想便油然而生,一則代表人民懷念過去美好時代而要求改變現實的心情;一則因為變革需要從曆史中找到理論依據。然而實際政治演變都沒有一個是完全重複過去曆史的。北周、後漢、後唐都希望恢複周、漢、唐的雄風,但都失敗。反清複明倡導並實施幾百年,最後清朝滅亡,但明朝未複,而是民國誕生。同時,中國國民黨似乎逐漸失去了對中國大陸的興趣,而民進黨更隻關心台灣事務。蔣介石、蔣經國心中的中國觀念,立誌複興中華民族的理念正在消失,而三民主義則是國民黨的唯一指導思想,因此,國民黨是高舉三民主義思想的理想政黨。





第六章 政黨、宣傳和組織





第一節 政黨





一、政黨的重要性



無論是在民主國家還是在專製獨裁國家,政黨政治是現代政治的主要表現形式, 不同的是民主國家實行自由選舉的多黨政治體製,而專製獨裁國家則是一黨獨裁。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皇權貴族政治徹底衰敗,普通民眾參與政治已成為世界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這種參與政治的方式則是以組建政黨的形式表現出來。現在世界上除極少數非洲國家和阿拉伯國家存在實質的君主政體以外,所有其他國家都以政黨為國家政治的主體。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對國家政局乃至世界局勢產生極大的影響。即使是實行實質性君主製的少數國家中,政黨政治也逐漸成為其發展方向。



政黨政治其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政黨的理念涉及國家政治活動的主要方麵,並以此作為維係政黨的基礎。因而,無政黨理念的軍事組織便是一個單純的軍閥集團;無政黨領導的黑社會組織便成為一個普通的犯罪集團, 他們都不能完成某一政治目標。因此,中國民主革命運動必須以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形式完成。建立中國民主革命政黨是必須的。



二、黨的絕對領導



堅持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絕對統一領導是能否推翻中共獨裁暴政的關鍵,這一點在第四章中已經討論過。



三、黨的成分



總體而言,中國民主革命政黨是代表除中共官僚階層以外所有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政黨。這種利益表現在政治上就是有選舉、被選舉自由;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人權保障;表現在經濟上就是公平的社會競爭,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因而,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組成便是除中共以外所有的階層、階級。即便是中共黨員,也可允許其拋棄共產主義思想而成為民主革命政黨的一員。



四、黨初期發展的對象



盡管黨的組成包括所有階層、階級,但鑒於革命初期的性質,黨應注重發展以下幾類成員:



1、 青年知識分子



盡管青年知識分子占中國人口的少數,但中國近代史仍然主要還是青年知識分子驅動的。這是因為青年知識分子有關心國事的的理想,有一定的知識和相應的勇氣。這類人包括大、中、小學教師、鄉村教師。



2、 農民



農民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社會階級,占中國人口的80%以上。在中國,任何忽略農民的政治活動必然徹底失敗。中國民主革命更應該以農民作為民軍的主體,這一點將在後麵論述。



3、 退伍軍人



首先,中國每年有50萬左右退伍轉業軍人,他們有軍事活動的基礎,是民軍的重要來源。其次軍人是中國改革開放失落感最強的階層,他們的地位無法與八十年代前相比。軍隊入黨、提幹腐敗嚴重,轉業退伍後,又無一技之長,工作生活無著落。因而,退伍轉業軍人是一個潛在的反共團體。中國民主革命政黨應大力爭取這一階層的加入。



4、 民工



中國有一億左右的民工進城工作,他們在城市遭受各種苦難,受歧視、遭排斥,被公安、司法陷害;遭他人盤剝。他們爆發反抗的潛力是巨大的。



5、 刑滿釋放人員



中國每年有一百多萬刑滿釋放人員。他們之中有許多是遭中共各層官僚誣陷入獄的,每個人都嚐盡了中共監獄的殘酷迫害,無不對中共痛恨入骨。另外,由於經曆中共牢獄之苦,他們都有相當的社會活動經驗,因而是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發展的很好對象。



6、 教友



中國各種宗教信仰者有二億多,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是因對中共的憎恨和失望而選擇參加宗教的。有的甚至是以宗教為掩護從事反共活動。如能引導這部分人參與民主革命,必將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力量源泉。



7、 下崗工人



數千萬下崗工人都被中共從“國家主人“的位子上一腳踢開,自謀生計,而且這支失業大軍正在不斷增加。



8、 失業學生



每年有30萬大學生畢業難以找到工作,革命之路必將成為他們的選擇。





第二節 宣傳的重要性





現代政黨的一個重要標誌是極其重視宣傳的作用。無論是獨裁專製政黨,還是民主國家政黨,無不將宣傳作用為其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共產黨和納粹黨更是將宣傳的功能發揮到了極限。他們控製了國家一切傳播媒體,永遠隻發出有利於自己的聲音。共產黨更是利用消滅了私有製這一特點,讓普通團體和個人經濟上無能力發出不同聲音。中國共產黨赤裸裸地宣稱所有媒體都是“黨的喉舌”,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的需要。



中國曆史上各皇朝和造反者也都非常重視宣傳的作用,無論是皇朝平息造反,還是造反者推翻皇朝,雙方都要向全國頒布檄文,竭力獲取道義上的優勢。駱賓王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流傳一千多年,在當時如同一枚重磅炸彈,連武則天本人也倍感其震撼力量。曾國蕃的討伐太平軍檄文不知籠絡了多少文人儒士的心,使他們倒向清朝,而不是太平天國。同樣,美國革命的《獨立宣言》和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都是流芳世界的宣傳傑作。



為什麽宣傳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現代宣傳學起源於社會達爾文主義。既然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人類本身仍然存留許多動物的本能,其中之一便是人類可以通過不斷重複的訓導而本能地接受和相信某一事物,即使這些都是荒謬的。共產黨和納粹正是利用人類這一特點,不斷重複地宣傳某些荒謬的思想,同時控製和打擊不同的聲音,從而達到其獨裁專政的目的。



宣傳的重要性,首先在於喚醒更多的民眾起來反抗中共。推翻中共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事業,民主革命政黨隻是這場偉大事業的啟蒙者、領導者,必須讓盡可能多的中國人參與這場革命。實現這一點,必須要利用宣傳的功能。



宣傳的另一個重要性是讓所有參與民主革命事業的成員從精神上武裝起來,為中國民主自由這一偉大信仰而戰,隻有這樣的政黨和軍隊才能克服初期的各種困難。維係一個政黨和軍隊有許多方法,但最重要的莫過於宣傳。



宣傳的重要性還表現在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盡管中共經常一意孤行,繼續其獨裁暴政,但現在全球愈來愈一體化,現代化的媒體將全世界連為一體,中共不得不考慮其在國際中的壓力。通過宣傳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便是中國民主政黨的一大優勢。



宣傳的重要性還表現在分化、瓦解中共的作用上。中共絕大多數黨員並不是因為相信共產主義而加入中共,而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加入中共。他們的信仰是空虛的,因而表現在拚命謀取錢財、追求各種享受上。另外,中共嚴格控製輿論宣傳掩蓋其許多罪惡,絕大多數中共黨員並不知情,民主政黨的宣傳既要揭露中共的罪惡,又要建立民主自由的信念。這樣必將分化、瓦解許多中共黨員,使之倒向民主革命陣營。





第三節 宣傳的形式





一、電視台



因為電視有圖、文、聲並有的功能,它是宣傳的最好形式。中國民主革命政黨在控製的自由區內,應立即建立自己的電視台,如沒有條件,應將自己的活動錄象,送到全世界各電視台,讓全球人民知悉我們的武裝革命。



二、電台



建立電台的技術要求並不算太高,且電台有聆聽方便的有利條件。



三、報刊雜誌



報刊雜誌的特點是便於保留,能隨時閱讀,並仔細研究其文章。民主革命政黨可以利用報刊雜誌詳細闡明自己的思想觀點,方針政策;能指導政黨的活動。



四、網絡



網絡是一種新型的傳播方式。它有傳播迅速,儲存方便、容量較大的特點。盡管網絡在中國鄉鎮還不普及,但在城市廣泛使用,民主革命政黨要建立自己的網站,並與中共的網絡封鎖和偵察展開鬥爭。



五、書籍



六、演講團



民主革命政黨在自由區應建立公開的演講團;在共黨獨裁區應舉辦小型秘密的演講會,條件允許時公開演講。麵對麵的演講能起到其他媒介不可替代的作用。



七、演唱會



民主革命政黨應利用演唱會燈光音響的強烈感染氣氛和流行歌曲的通俗化,將自己民主的思想熔入其中。



八、歌曲



歌曲是宣傳的一大武器。所有世界名曲、中國各地通俗民曲、流行曲都可以利用,填入新詞。不僅讓自由區的男女老少都會唱,在中共獨裁區也要唱。這種宣傳與精彩的文章一樣能起到極好的效果。對某些人來說,他的影響超過其他宣傳手段。一個人可能看不懂雜誌、報刊,但他能唱出民主革命歌曲。中共幾乎將全國各地的地方曲填上宣傳詞,許多人不自覺地唱起這些歌曲,正是利用了這一特點。



九、標語、傳單



標語和傳單與廣告的效應一樣,將民主自由思想簡單、深刻地印在民眾的內心。一句話、一個圖案、一麵黨徽、一顆軍徽都是從不同形式表達民主自由這個主題。



十、公審會



公審中共罪大惡極的貪官不僅是懲戒中共的要求,也是喚醒長期遭受中共淫威民眾的反抗意誌的要求。



十一、遊行集會



遊行機會的最大特點是鼓舞民眾的士氣。一個人往往能從群體集會中獲得單獨行動無法產生的力量感,並且相互傳染激情。



十二、文學藝術



推翻中共的革命時期,所有的文學藝術都應為實現中國民主自由事業服務。文學藝術通俗易懂,形式多樣,情感洋溢的特點是宣傳的有效途徑。中共自始至終都在充分利用文學藝術為其獨裁政治服務。



十三、學術研討



知識分子往往不易滿足通俗的思想,而學術研討則正是在知識分子中傳播民主自由的有效途徑。



十四、探討會



在中共獨裁暴政下,不知有多少人含冤受曲而無處申訴。民主革命黨政黨應提供形式大小不一的探討會,揭露中共的暴行。



十五、學習會



不僅民主革命政黨黨員要定期學習民主自由的理論,普通民眾也應組織起來學習。



十六、兒歌



中國曆史上許多團體都善於用兒歌作宣傳,尤其是太平天國,更是將拜上帝會,推翻清妖的內容編成許多兒歌,造成遍地兒歌頌太平的景象。毛澤東欣賞太平天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太平天國的宣傳方式。中共也依樣編造了許多兒歌。兒歌不僅小孩能頌唱,而且成年人也能唱頌,更重要的是小孩的唱頌不自覺地影響成年人的思想。





第四節 宣傳的方法





一、宣傳的內容要通俗化



我們必須牢記中國民主革命是一場廣泛的群眾革命運動,所有宣傳的最終目的是喚醒普通民眾,因而宣傳的內容必須讓普通群眾能夠理解、記憶和感受,抽象的哲學理論絕對不是宣傳的主要形式。同時,我們應利用中國各地不同的民俗特點製定不同的宣傳形式,如湖南花鼓戲、西北的民歌、新疆的舞蹈、北京的相聲、江浙的評書等。



二、宣傳的內容要實際化



民主自由隻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同的人對這個概念有自己的理解。我們應將民主自由的理論思想與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私人企業家、軍人的實際生活聯係起來。如農民被中共劃分為下等公民,無任何社會福利;各種提留攤派多如牛毛;官吏欺榨壓迫日盛一日。工人被中共哄騙為革命的先鋒隊,但如今卻普遍下崗,被中共一腳踢開,而國家資產則被中共貪官侵吞。知識分子從來都是中共首先打擊的對象,中共統治幾十年來,每次政治運動都首先拿知識分子開刀,如今更無發表不同觀點的自由。軍人被中共蒙蔽,用作鎮壓民眾的工具,使共和國的長城變成中共的劊子手;改革過程中,軍人地位一落千丈,複員轉業而無門路生存。。。。。。這些實際的內容遠遠勝過空洞的理論說教,足以引起民眾的共鳴!



三、抓典型



宣傳的一大特征是抓住典型事例,擴大其效應,並且要運用正反兩方麵的典型。正麵的典型包括民主革命烈士的事跡;反正後的中共官員變化過程;革命領導的事跡等等。反麵的典型包括中共貪官的罪行;中共曆史上的暴政;頑固共產黨黨員的下場等等。抓典型的效果是使宣傳的內容更加清晰化、實際化,而更易記住。如其泛泛宣傳一千個人物,不如集中突出一個人物。



四、感官效應



運用各種宣傳方式時,除注重內容外,特別要注重宣傳的感官效應。科學分析一再證明感覺刺激留給人們的印象要遠遠大過內容本身,更何況許多人在領悟內容上有許多局限性。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麵注重宣傳的感官效應:報刊雜誌要注意圖文並茂,標題簡潔、醒目;電視台畫麵要觸目驚心,讓人過目不忘;電台播音要聲情並茂;集會要注意時間地點的選擇,會場要布置得莊重、威嚴而又刺激,參加者應事先組織好帶頭激情表演等等。我們常聽到中共宣傳一個戰士在觀看《白毛女》時,忽然要開槍殺演員黃世仁。如果這個故事是真實的,我們可以看出感性宣傳的效應。即便這個故事不是真實的,我們也能看出中共的事先策劃。中共對這一手段運用得極有體會,以至說:“後方不訴苦,前方沒有兵”。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極為注重儀式,布道者的神情一般都很感人,教堂的布置,讚美歌的演唱,入教儀式等無不是用感官效應加深信徒對教會的印象,鞏固信徒的宗教信仰,吸引更多信徒。





第五節 組織





一、組織和宣傳的關係



組織和宣傳是一對孿生兄弟,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宣傳的目的是喚醒更多的民眾參加中國民主革命政黨,但被喚醒的民眾必須有效地組織起來,不能一盤散沙,否則根本無戰鬥力而言,尤其是在推翻中共的戰爭時期。同時,組織起來的政黨可以更有效地、規模更大、更有係統地進行宣傳。因此,民主革命政黨應不斷地宣傳、組織、再宣傳、再組織,一步一步壯大革命政黨的力量。



二、組織原則



1、 人人都在組織中



民主武裝革命鬥爭的性質決定我們必須是個堅強的、鋼鐵般的團體,必須盡可能將自由區的每一個人都納入革命政黨的組織體係中。除黨的各級組織以外,必須建立由民主政黨領導的其他各種組織,如婦女會、少年團、老人會、企業家協會、作家協會、藝術家協會、學生會、工會、宗教協會等。建立這些組織的作用一方麵是發揮他們的力量,讓他們共同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另一方麵,是防止中共的破壞。可想而知,一個嚴密組織起來的自由區是很難遭中共打入破壞的。



2、 黨的統一領導



武裝革命鬥爭的性質決定了這一原則:黨的統一領導權。黨內的協商討論是必要的,但在革命實踐中產生領袖人物必須要有一定的權威性和決定權。我們絕不能幻想一個絕對自由民主的政黨能領導一場推翻中共獨裁暴政的革命。



三、組織結構



1、 中央委員會。絕大多數現代政黨都設定期任職的中央委員會,負責決定政黨一切重大決策。由於中央委員會不是日常執行機構,民主革命政黨可在中央委員會中選舉產生執行機構:中央決策委員會。負責黨的實際日常工作。中央委員會成員應是黨各方麵組織的負責人。



2、 省、市、縣、鄉、村各級黨組織。選舉和任命同時存在,可根據不同的環境決定。



3、 中央各部。依職能可設宣傳、組織、情報、外交、獨裁區工作等部門。



4、 自由區各級臨時政府,負責自由區經濟發展和建設。



5、 民軍各級黨組織。



6、 民主革命政黨海外委員會。





第七章 秘密活動





第一節 地下工作的原則





由於中共對任何不受其控製的組織均采取嚴厲的鎮壓手段。武裝革命淮備時期和起義後在共黨獨裁區的活動都必須實施嚴密的地下活動,遵守嚴格的地下活動原則。這些原則是數千年古今中外秘密活動規律的總結。



一、單線聯係



單線聯係的基本含義是一個革命活動家隻能與一個上級領導發生聯係並避免讓其下級之間發生橫向相互聯係。采用這種方法的目的是防止中共對整個組織係統的偵破。一旦一名地下工作者被偵獲或叛變,中共最多隻能從中查出一名上級領導。如切斷這條聯係線,中共便不能再進一步地危害民主革命組織。單線聯係的優點是盡可能將暴露後的損失減少到最小的地步。



但是單線領導的缺點也是明顯的。民主革命是一場群眾運動,而群眾運動則需要不斷的群眾集會來鼓舞革命士氣,尤其是在革命初創時期。因而,一旦某一地區的武裝革命淮備妥當,革命時機成熟,則可適當放寬單線聯係原則的限製,而舉行適當規模的集會,以鼓舞群眾,製造革命氣勢。但在不淮備起義地區,特別是地下情報活動中,應嚴格堅守單線聯係原則。一個革命領導者應根據實際情況掌握這一原則。



二、審查考核製度



審查考核製度是民主革命政黨始終要堅持的原則,特別是初創時期,黨的組織部門應將其作為必要工作。在發展一名成員之前,必須將其基本簡曆、社會關係、性格特點、家庭狀況、鄰居關係、技術專長等等摸清楚。一方麵可以判斷其是否為中共特情,另一方麵可推斷其參加革命的動機、目的,最後也可以為黨組織提供豐富的人事資料,以備做其他目的。



一個新的黨員必須要經過一個考核過程。黨的組織者可以根據黨員的作用製定不同的考核方法。如派人跟蹤、調查其日常生活進程,指派其完成簡單的任務或者完成早已控製的活動。如果要讓新黨員參與核心機密或危險活動,還可用更直接的考核方法:讓其參與處決共黨貪官。



三、保密原則



保密原則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不泄露已知的機密;二是不打聽不知且不應知的機密。曆史上許多機密並非是失密者有意泄露的,而是無意中暴露的。因而革命領導者在指派某人從事機密活動前必須對其人的性格特征有一個充分且直觀的了解。對那種喜歡炫耀、高談闊論、嗜酒而酒後失態、心浮氣燥、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要格外慎重。中共早年的顧順章是地下活動的主要負責人,極富組織活動能力。但具有兩個致命的弱點:喜歡女人和炫耀技能。前者曾造成中共一些損失,但尚非致命,而炫耀技能——在武漢表演魔術卻使其被捕,中共被迫離開上海。



除反複強調不該知道不應打聽的原則外,領導者必須采取一些措施避免讓不該知道者獲知某些機密。如妥善管理機密文件;避免讓不該知者聽到機密事情;避免讓不該相互見麵的人碰麵等等。革命領導者應根據實際活動情況製定一套保密守則,做到既有利於發展組織,又避免暴露組織。



四、化名代號



化名代號製是防止中共查出革命者的真實身份。並根據其采取相應的偵破手段。化名是另取一名,代號則用數字代替人名。曆史上許多造反者都有過化名。如李自成:“闖將”;高迎詳:“闖王”;張獻忠:“八大王”;毛澤東:“李德勝”;周恩來:“伍豪”等等。化名代號應根據情況不斷變化,做到無規律可循。





第二節 身份掩護





當今中國的混亂和中共對社會控製的削弱為民主革命家提供了許多掩護身份的途徑。幾乎現在中國一切存在的職業都可用作革命者的身份掩護。革命者應根據所在地區的實際情況和自身活動特點選擇身份掩護並遵循以下原則:



一、身份不應過於顯眼



過於顯眼的身份固然可以吸引普通群眾得關注,但也易引起中共偵察機關的注意。而中共的過於注意則不利於展開地下工作。



同一身份在不同地區將引起不同程度的關注。以海外歸國學者,商人的身份在一內地鄉鎮必然引起整個地區的好奇,而在上海、北京、廣州可能不太引人注意。同樣,一個富有的商人身份在鄉鎮和大都市引起的關注就完全不一樣。在鄉鎮,應多以小商小販、私人教師、傳教士、流動民工、農民、退伍轉業軍人、鄉村教師等職業為掩護;而在大城市則以個體戶、藝術家、學者、學生、機關公務員、工人等不同身份活動。



二、掩護身份應利於活動



選擇職業掩護自己是手段,目的是便於開展地下活動。如果某一掩護職業限製自己的活動範圍,則本末倒置。因此,革命家不應選擇那種沒有個人活動自由而須長時間工作的職業。



三、適應所選職業



民主革命者首先要了解所選掩護職業的基本知識,而不至於完全陌生,從而易於暴露。其次要在穿著打扮、言談舉止、活動規律上盡可能與所選職業相符合。為達此目的,革命者應盡可能選擇與自己履曆相應的職業身份為掩護,並學會扮演術。



四、不斷變換身份



麵對不同發展對象、不同地區環境,革命者應不斷變換掩護身份,以便既能掩護自己,又能有效地發展對象。工人與工人、農民與農民、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相互之間的溝通便要順利得多。





第三節 中共偵察機構





民主武裝革命成功的關鍵在於如何避免地下組織在淮備發展過程中遭中共偵察。數十年來,無數革命組織在淮備過程中遭中共偵破,革命者遭中共關押、屠殺。因此,地下革命者隻有悉知中共偵察的一般常識,才能取得革命成功。



中共的直接專製機關分軍隊和司法兩大係統,包括總政、總參、武警、安全、公安、司法、監察、法院、紀檢部門。



司法部無偵察權,隻有對監獄內部有偵察管理權;法院也無偵察權,隻管審判;監察部負責政府官員違法犯罪的偵察;檢察院隻對貪汙受賄案有偵察權;中紀委針對中共內部黨員。所以,民主革命革命家要真正對付的是公安部、安全部、總政治部、總參謀部、武警總部。



一、總參二部



總參二部是國內外熟悉的共軍情報部門,其任務主要是收集外國軍事情報。目前總參二部的職能可分為三大類:分析軍事情報、派遣軍事特務以及派出世界各地使館武官。世界各國使館武官是公開的軍事情報官,中共也不例外,總參二部指派武官後,以外交部名義派出。總參二部的武官是個優缺,既可享受較高級別的待遇(如中國駐美武官一般都是少將銜),又可有外交官特權,沒有任何風險,所以總是爭這些位子,特別是駐美、英、法、德、日這些國家的武官。



總參二部派遣局專門負責外派軍事特務。大部分外派特務都是完成某一固定任務即返回。這類工作是真正的所謂“間諜”活動,但不是二部的主要工作。



總參二部的主要工作是軍事情報分析。情報分析人員都精通外語,從公開的資料、秘密獲取的資料、以及通過科技獲取的資料分析。



總參二部下設十一個局。第一局(台灣工作局),專門收集台灣的軍事情報,共軍一直將台灣列為最重要的敵對武裝集團,所以放在第一局。



第二局(軍事偵察局),收集各國軍隊的數量、裝備、位置、能力;國家地形特征,軍事學說戰爭策略;軍事經濟和科技水平;戰略儲備能力及戰爭動員能力;軍官個人情報;核武器情報等等。



第三局(駐外武官局)



第四局(共產國際局),專門收集國際共產黨國家軍事情報。



第五局(歐美局),收集歐洲和北美國家的軍事情報。



第六局(亞洲局),主要是幾個熱門地區和重要亞洲國家,如印度、日本、印尼、中東地區和中南半島。



第七局(科技局),負責情報設備的研究、設計和開發。此外還有檔案局,收集世界各地公開出版的軍事刊物,儲存軍事情報檔案;機要局,處理、傳達上送機密文件;綜合局,後勤服務; 警衛局,負責軍委委員和高級軍隊將領的人身安全。



除北京的總部外,總參二部還下設五個分局:北京局、廣州局、天津局、上海局、沉陽局,都以市政府第幾辦公室名稱對外公開出現,實際上政府無權插手其工作。



此外,七大軍區也有自己的情報部,但業務範圍有局限。



二、總參三部



總參三部的職能是監聽截獲各種電訊情報。三部在全國邊境都有電訊監測粘,負責截獲鄰國電訊,同時也試圖利用衛星截獲世界各國電訊,其技術顯然無法達到這一水平。國際電話、電傳、電子網絡都在偵聽之中。美國可以將全球任何電訊截獲,但中共尚無此能力,不過國內的電訊基本可以偵聽。



民主革命政黨不必過於擔心中共的電子偵聽。因為每天數百萬個電訊是不可能全部用人監聽的。總參三部的電子過濾係統隻能針對特定的語言錄音監聽。



三、總政聯絡部



總政聯絡部是針對台灣軍事諜報機構,由原來的“敵工部”改名而成,其職責是策反台灣軍官和反台灣策反共軍。



四、總政保衛部



總政保衛部是民主革命政黨要重點防範的機構,他們的任務是針對國內一切“軍事犯罪”活動,包括刑事的和政治的,如同地方的公安部。共軍的保衛部門下設到團級、層層有保衛軍官。民主革命政黨在策反共軍時應特別注意這點。共軍保衛部門的偵察手段與公安、安全差不多。



五、武警保衛部



武警也有保衛部,其職能與結構與總政保衛部一樣。



六、安全部



中國國安部於1983年成立,由公安部反間局、過去中調部的機構、中聯部一部分等組合而成。除辦公廳外、下設十幾個局,包括機要局、國際情報局、政經情報局、反間諜偵察局、台港澳局、社會調查局、對外保防偵察局、綜合情報分析局、技術偵察局等等。由於安全部隻有部分省市有下設安全廳、局,而地、縣則沒有下設機構,安全部門在國內活動範圍和能力有限,許多基礎活動隻能依賴公安機關的政保部門。



七、公安部



民主革命者真正要認真對付的是公安機關,盡管公安部將涉外政治案子的偵破權限移交給安全部門,但公安部一局仍然負責對國內政治案子的偵察。公安部一局為政治局;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廳、局下設政治處;各地、市公安處、局下設政偵處(科);各縣、市公安局有政治科,都為公安機關第一部門。此外,公安機關下設刑偵、治安、內保、經保、反恐等部門。



各地派出所則並無明確分工,其職責是掌握所在地區的社會情況,以備各機關所用。





第四節 反中共偵察





一、公安機關的偵察手段



盡管中共公安機關對普通民眾有些神秘,但其破案手段則隻有如下幾個途徑:



1、技術偵察;中共各級公安機關都有技術局、處、科、隊。中共的技術偵察自然隨國家科技的發展和作案手段的變化而不斷改進。總體而言,已偵破案件中大約30%是通過技術偵察破案的。文革前和文革期間,中共偵破“反革命”案件的技術偵察手段主要是靠郵件檢查,幾乎每一封與海外的通信都被拆開,複印或抄錄後再封好退還郵局。文革後,海外通信暴憎,郵檢工作繁重,各種外語的交流增加,公安和安全部門無法檢查每一封涉外信件,隻有采用重點檢查和一般抽查。凡“反革命”嫌疑人及其家屬、朋友、親戚的信件都檢查,另從其他海外郵件中抽查一部分。對國內郵件則無從抽查。



監聽是技術偵察的又一方法,其規則與郵檢相似。不同的是現代電腦理論上可以截獲所有電訊,並可儲存。美國反恐監聽截獲係統正是采用這一先進科技。



物證化驗是對各種現場遺留物進行分析化驗,從中推斷出作案者的年齡、性別、身高、體重。



此外技術偵察還包括筆跡鑒定、屍體解剖、聲音辨識、心理分析、指紋比對等等。



2、特情偵察。特情是特別情報員的簡稱,因公安部三局(老的刑偵局)二處一科專門研究特情,故取代號“321”。特情又名“耳目”、“線人”、“眼線”、“探子”。特情並非公安機關編製人員,沒有固定工資或級別。特情偵察是公安機關偵察破案極為重要的手段,其重要性不但在於可以有效而淮確地偵破案子,而且能夠給敵對組織造成巨大的精神打擊,讓其互相懷疑而不能相互信任,不能形成更大的組織。目前公安機關已破案件中約40%是經特情偵察手段破獲的。民主革命者必須了解中共公安係統特情偵察的規律。



特情分政偵特情和刑偵特情,兩者在選擇、使用、考核、管理方麵沒有太大差別,事實上刑偵特情是由政偵特情演變而來的,許多刑偵特情也兼做政偵特情。



特情的選擇有兩種方式:“打進去”和“拉出來”。“打進去”是派人滲透某一組織,掌握該組織情況;“拉出來”是從某一組織中選某一成員突然秘密逮捕,逼其為特情,然後放回該組織。兩種方法各有利弊,“打進去”者不易獲得該組織其他成員的信任,但易於被公安控製;“拉出來”則正好相反。所以,中共經常交替或者同時使用兩種方法。



特情可分“紅色特情”和“灰色特情”,所謂“紅色特情”是指公安機關信任的無犯罪前科的人,“紅色特情”當然是指信仰共產黨,熱愛中共者。雖然這種特情很少,且作用不大。我曾在北京市公安局二處五隊(專門經營刑事特情的隊)工作大半年,四十多名特情中,隻有一名所謂“紅色特情”。“灰色特情”是指曾經“犯罪”、或正在“犯罪”、或正在服刑的人充當臥底,這種人能量大,不易識別。



中共公安機關還有一種獄中特情。當公安的攻心和拷打都無法取得必要的證據時,公安預審部門往往使用最後一招:獄中特情,即選擇某一特情與人犯關押在一起,或將人犯調到另一特情的監牢。獄中特情往往從各方麵關心人犯,甚至不惜被看守“毒打”,目的隻有一個:套出人犯的證據和線索。



一個縣或縣級市政偵和刑偵部門都有十來名左右特情。大城市要多一些。公安機關有特情的真實檔案:真實姓名、年齡、家庭狀況、社會關係、個人經曆、當然還有照片。



為方便與特情聯係,各政偵和刑偵部門都設有固定的“秘密據點”,一般以服務場所為掩護,公安機關基本上在那裏與特情見麵。



3、調查訪問。調查訪問實際上是所謂“群眾路線”。從八十年代前,約80%的已破案件是通過群眾路線破獲的。那時中共尚未開放,街道委員會、鄉村治保會、各機關單位保衛處科和各級黨組織在中國形成一個嚴密的網絡,幾乎所有陌生的人,奇怪的事、不尋常的線索都會通過這張網反映到公安局,加上社會關係單純、人員流動少,所以公安局往往能靠群眾路線,調查訪問便能破案。但改革開放後,共產主義美麗光環逐漸消逝,社會關係日漸複雜,共黨基層組織幾乎癱瘓,普通民眾不僅不再主動向公安機關反映情況,甚至不惜受牽連而掩護反共組織或個人。因此,盡管調查訪問仍是公安機關偵察手段之一,但其作用已經很小。



4、審訊挖案。公安審訊人犯時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盡可能擠挖其他案件。一方麵逼訊人犯交代自己的其他犯罪行為;另一方麵要其交代他人犯罪行為。絕大部分情況下,公安並未掌握這些行為,純屬無目的的旁敲側擊。不少無經驗者被公安欺騙,公安無意中又破獲一些案件。



5、其他手段。其他手段包括巡邏中遭遇正在進行的“犯罪”;在一般例行檢查(如查戶口、路檢等)中查出嫌疑人;在調查某一案件時查處另一案件的線索等。總之,這類破案都是公安的意外收獲,偶然破案。



二、公安偵破案件的一般程序



公安破案大部分是從現場勘察著手。絕大部分刑事犯罪案件都有一個犯罪現場。通過現場勘察,可以收集一些物證,如指紋、腳印、毛發、血跡、精液、屍體、刀槍、彈洞彈殼、作案工具等。在現場勘察的同時,公安開始調查訪問,首先是從現場周圍開始,最後是當事人的親朋好友。現場勘察後,公安將收集到的物證化驗分析,綜合現場調查訪問的線索,試圖給罪犯勾畫出一個輪廓,作出初步判斷。如盜竊是內盜還是外盜?亦或是內外勾結;殺人是仇殺、情殺、財殺或其他;爆炸是固定目標還是無固定目標等等。



如果現場勘察物證分析和調查訪問並不能查出嫌疑人,公安局便發動特情人員收集案件情況。一般來說,一件案子三個月內破不了,這個案子就不易破了。案子便成懸案,直到有一天碰巧破了案。



如果嫌疑人逃走,公安的第一步是圍堵,圍堵主要是在機場、火車站、汽車站、碼頭等交通要道持被通緝人的照片檢查過往人,同時在一些公路上設點盤查嫌疑人。圍堵失敗後便是監控嫌疑人所有的親朋好友。同樣,如果半年監控失敗,嫌疑人便輕鬆得多。所以,躲過公安半年的偵察風頭很重要,因為新的“大要案”又來了,公安不得不窮於應付。



我們經常看到中共中央領導人下令“限期破案”,他們象打仗下令限期攻克某地一樣。盡管這種命令對公安有一定壓力,促使他們工作,但這種“限期破案”的命令禍患無窮,直接導致公安弄虛作假,尋找“替罪羊”。公安往往“如期破案”,既顯示公安的“能力”,又保全了“領導”的“麵子”,同時給社會造成公安強大的假象。那些“替罪羊”往往是農民,無任何證件的流浪者,或者是被長期關押的無名無姓者。公安有時與某一罪犯達成“協議”,弄虛作假破了案。



三、安全部門的破案特點



與中共公安機關相比,中共安全部門偵察破案,有三個顯著的特點:



1、大部分案件的立案是從線索開始。在中國,盡管目前刑事案件和政治案件的界限日益模糊,相互交叉。但刑事案件仍然大部分有一個發案現場,而政治案件總是從獲知的情報線索入手,因為政治案件一般沒有特定的“犯罪現場”。



那麽安全部門的線索從何而來?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麵:



一是線人。與公安機關一樣,安全部門有一些線人。由於安全部門的案件是涉外的,所有這些線人大多有較好的社會地位和接觸國外的條件。他們遍布中國和世界各地,如可以接觸外國學者和學生的大學教師、學生和職工;外企的中國雇員;高級賓館的工作人員;海外敵對勢力人員(包括台灣、民運、法輪功、中功、藏獨、疆獨、蒙獨等)在大陸的親朋好友;牧師、佛徒、阿訇等宗教人事;有海外關係的人員;外資企業人員;外國留學生、學者;外派國外的訪問學者、留學生;外派公司雇員;外國政府官員等等。



另外一個問題是這些線人為何要為中共服務。首先是出於“愛國主義”。思想主導永遠是中共使用線人的主要方法。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優越性”之類的東西連安全官員自己也不相信,於是利用國家利益這類的思想訓導,而一些線人往往不去理解“中共”與“中國”的區別,將“擁護中共”和“熱愛中國”混為一談,以這種思想基礎為中共服務。其次是利益交換,這些利益包括商業照顧;出國訪問、留學以及直接金錢援助等。最後是威脅。安全部門可以利用中共一切專製手段威脅線人為其工作,包括拒絕入境;驅逐出境以至拘留、判刑。



2、安全部門的第二個特點是所屬案件的都是涉外的。安全部門與公安政偵部門職責的劃分是前者處理涉及海外的“政治案件”,而後者負責國內的。如果一個“政治案件”涉及國內外,則兩家要配合,或者由安全部門獨立完成。港澳台算涉外案件。



3、第三個特點是長期布線。公安機關偵破案子往往時間較短,而安全部門則較長,往往花數年布置線人,收集情報,做到“永遠敵中有我”。



四、如何反中共偵察



一旦我們弄清中共破案的手段和程序,我們便能找出對付中共偵察的辦法。



1、不在現場留下痕跡。



戴手套不留指紋;蒙麵不留人像(有的地方隱藏攝象機);不留煙蒂(因唾液可分析血型);不留作案工具;不相互呼叫姓名、外號等等。總之盡可能不在現場留下痕跡。如不可避免,則事後采取措施毀滅痕跡。



2、反跟蹤。



公安、安全部門跟蹤的目的是了解被跟蹤人接觸的人、去過的地方以及做過的事情,有時是防止被跟蹤者逃跑。反跟蹤首先要判斷是否被跟蹤。由於跟蹤的目的不是逮捕被跟蹤者,被跟蹤者可以采取許多直接的措施判斷是否被跟蹤,包括突然直接地與跟蹤者照麵、講話等等。跟蹤者現在都有對講機或電話,對帶耳機者尤其要注意。其次,要了解跟蹤者往往不止一個,大部分是采取前後跟蹤、三角跟蹤、人車結合式跟蹤。因此甩脫一個跟蹤者後應注意接上的其他跟蹤者。最後,萬一不能甩脫跟蹤,停止要去的目標、要見的人或要做的事情。



3、反監聽監視。



盡可能不用自己家中的電話;手機號碼經常變換;電話和EMAIL一定用暗語;嚴防公安、國安部門在家中、辦公室、汽車乃至身上安裝竊聽器或攝象機。



4、反特情偵察。



除了在發展地下組織中建立核審、考查製度外,民主革命家應盡可能事先掌握自己活動地區的中共政偵特情和刑偵特情的名單,他們的檔案在公安政偵和刑偵處、科中,使中共失去耳目,變成聾子、瞎子。同時,要盡可能在中共公安、安全係統安插自己的耳目或控製一些公安、安全人員,使其成為我們的耳目,以便掌握他們的動向。一旦判斷某人為特情,首先要切斷此人與其他同誌的聯絡,撤離其熟悉的人,撤消其知道的秘密地點;然後或提供假線索給特情,或采取措施除掉特情。



5、反追捕。



一個民主革命者必然會經常麵對被追捕的情境。如何逃避追捕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必然要依據當時的環境特點作出正確的選擇,盡管如此,以下的經驗仍然值得借鑒。



一是利用夜晚逃脫。同弱勢軍隊喜歡夜戰一樣,被追捕者處在弱勢地位,所以也要利用夜幕的掩護逃亡。白天光線充分,公安、安全比較容易識別被追捕者,而夜晚則剛好相反。



二是利用原始的方法。最原始的方法往往是最安全的。當公安在各個交通要道設卡盤查時,被追捕者乘飛機、車、船往往比較危險,而步行、遊泳則反而更安全。因為公安、安全不可能在所有偏僻的山道、山林、河流圍捕。



三是躲過中共公安、安全部門的“追捕熱期”。追捕行動必須要24小時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中共不可能長期這樣工作,加之其官僚習氣和腐敗作風,他們往往隻有幾天時間處在“追捕熱期”,被追捕者可藏匿於某處按兵不動,待其“追捕熱期”過後,再采取行動。



四是化妝。公安、安全機關認識被追捕者數量有限,大麵積圍捕隻能依靠被追捕者的照片以及體貌特征、口音和出逃時的衣著。被追捕者首先要盡可能想辦法變換自己的衣著;改變自己的外貌特征,這往往隻需要將現在的自我變成與原來完全不一樣就可以,如原來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現在可以變成普通的工作人員。



五是衝出包圍圈。圍捕隻能在一定範圍內進行。被圍捕者隻要衝出這個包圍圈,則基本沒有太大危險。



六是絕對不與公安、安全已知曉的親朋好友聯絡或躲藏在他們家。中共公安、安全部門除在各交通要道上盤查外,另外一招便是在被追捕者的親友住家、工作地點暗中監視,“守株待兔”。所以被追捕者不可自投羅網。如果萬不得以必須要與他們聯係,則必須在出逃伊始而中共公安、安全部門尚未開展“守株待兔”行動時進行;而且必須迅速離開;同時事先在聯係人周圍偵察一番,看是否有可疑情況,或利用他人將聯絡人約出來見麵等等。



在反中共偵察時,我最後必須說明的是世界上沒有永遠不暴露的地下活動。而一個成功的地下革命家要做到的是如何讓秘密活動盡可能長期化;更重要的是一旦暴露,應有事先措施防止暴露擴大化,有事後的應急措施。總的原則是,一旦確定被跟蹤、有特情、被監聽監視,應立即轉移,重新以新的身份活動在另一地區。另一方麵,應時刻牢記中共的腐敗弱化了中共的職能,絕不要被上麵提及的中共偵察手段所迷惑、嚇倒。





第八章 發動農民群眾





中國民主革命的核心問題是發動農民群眾。這不僅是因為中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更重要的是中國農民是共產黨殘酷統治下受迫害最悲慘的群體。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在中國曆史上中國農民從來就是武裝革命的主力軍。因此如何發動農民群眾便是中國民主武裝革命的關鍵。





第一節 農民受迫害的主要問題





一、罪惡的戶口等級製



中共對中國農民迫害最廣泛、最令農民深惡痛絕的莫過於將農民劃分為下等階層的戶口製。如同其他許多“條例”、“法規”違反憲法一樣,1957年中央的《關於製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剝奪了人民的居住和遷徒的自由,從此中國農民不但被剝奪在城市居住的權力,而且連外出都需要政府官員的批淮證明。農民和城鎮居民的待遇天差地別。農民沒有住房、醫療、養老保險、退休金、休假、工傷待遇、福利設施、培訓等一切福利。農村的一切生活設施都遠遠落後於城市。農村的小學義務教育大體上是“民辦義務教育”,除公辦教師的工資是由財政支付外,其他費用均由農民承擔。農民希望轉成城市戶口比登天還難。1959年、1960年餓死的3000多萬人絕大多數都是農民,而城鎮則有糧食供應保障。



僅僅從戶口登記製,我們便可以說中共是中國曆史上最邪惡的政權。盡管中共一再宣傳曆代封建王朝對農民的壓迫,但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王朝將農民劃為下等公民,禁止他們在城市居住。相反,中國曆史上鄉村的紳士和農民可以自由地選擇城市或鄉村居住;即便是貧窮的農家子女也可以通過科舉做官,更可自由地在城市做工、居住。



半個世紀以來,中共邪惡的戶籍製不僅沒有消除,而且隨著腐敗而越來越厲害,農民外出工作,必須要辦理各種居住證,並且是“暫時”的。各種歧視性的規定比種族歧視還嚴重。1998年,北京市居然明文規定農民不得涉足金融、保險、郵政、管理、營銷員、會計、出納、調度員、核價員、商場、營業員、出租車司機、各類售票員、檢票員、保育員、電梯工、電子計算計錄入人員、民航乘務員、打字員、各類抄表工、檢驗工、計量工、調控工、描繪圖工、庫工、星級賓館服務員以及辦公人員。而美國,即使是對非美國公民,也沒有限製他們在這些領域工作。同時還自豪地對外地人發放所謂“北京綠卡”。一個公民在自幾的國家還要所謂“綠卡”,真是曠古未有!九十四年前,湖南韶山農民的兒子毛澤東大概從來沒有在北京辦理什麽“暫住證”、“北京綠卡”之類的東西。他全國到處跑,從沒有聽說有人查他的證件,更沒有因他“盲流”而逮捕。而現在中國農民一方麵要忍受在城市打工的艱苦,更害怕隨時被當成“盲流”而收容、罰款、毆打、遣送。



中共的戶籍製不僅造成對農民的殘酷迫害,現在已經發展各地對“外來”人口的迫害。全國各地大中城市齊心合力地緊閉“城門”,對“外來”人口通過所謂戶口、“暫住證”大肆盤剝、隨意拘捕、毆打沒有“暫住證”的“外來”人,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最近武漢市的大學生孫誌剛在廣州被收容、毒打致死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中國人在外國尚可通過工作、婚姻而取得永久居留權,而在自己的國家卻很難拿到一個“暫住證”,這樣的政府怎能不讓人憎惡呢?



二、沉重的經濟負擔



如果說戶籍製是中國9億農民最憎惡的製度,那麽中國農民麵臨中共的經濟剝削則是農民最直接的沉重壓力。1992年,我逃亡到中國中部農村時,我常常和農民聊天,他們問我最多的問題是為什麽他們一年辛苦勞動,總是連飯都吃不飽。一位善良的農民掩藏我,收留我在他家住了半個月。第一天招待我的是一碗白飯,炒青菜,還有幾片臘肉。第二天沒有肉了,白飯和土豆蒸在一起,以後土豆中的米越來越少。那位青年農民的妻子從不和我們一起吃飯,原來她吃的和我們完全不一樣:玉米加土豆。附近的農民翻山越嶺聽我聊天。我告訴他們農民貧窮的根源在於政府將農民生產的農作物按他們規定的低價收購;而又將農民需要的產品高價賣給農民。據統計,從1952年至1986年,中共通過這種“剪刀差”從農民身上無償奪走6868.12億元!



除了“剪刀差”盤剝農民外,可怕的稅收政策則是古今中外所未有。1961年全國農業“正稅”平均為年產量的11%。在1985年以前,農民正稅稅額每年在20億至30億之間。但到1998年,全國耕地比1984年減少5000萬畝,而農業“正稅”總額高達176.09億元。14年間激增約4倍!除農業“正稅”,中共於1987年又發明耕地占用稅,農林特產稅和契稅,所謂“新三稅”,合計總額達227.7億元。不算“剪刀差”,僅稅收這項,農民一年的收入至少有30%要交稅。2000年全國農民平均年收入最多不會超過800元,其中的30%多要交稅。西方的累進稅也有高達40%-50%,但這種高稅收隻是針對少部分收入極高者。普通收入者的稅收是很低的,而低收入者不但不交稅,反而能退回不少稅,而且稅收的大部分都用於普通民眾的福利。西方民主國家正是通過累進稅收製度縮小貧富差別。而中共恰好相反,拚命盤剝收入最低的農民的勞動成果,而上層高收入者則有多種手段逃稅。前麵我們看到,從農民中盤剝的稅收幾乎沒有用於農民的福利和鄉村的建設中。



然而,高額的不公平稅收還不是農民最大的經濟負擔。最讓農民“透不過氣”來的負擔是所謂的“三提”、“五統”之類的收費。“三提”是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五統”是鄉村辦學、優撫、計劃生育、民兵訓練和其他開支。這些收費早已超過農業稅的數倍,此外還有各種名目的收費,人頭費、宅基費、自留地費等等。如果說稅收是全國所共有的,那麽這些亂七八糟的收費則隻是農民特有的,農民這個“下等公民”還要交這“農民身份稅”!許多農民都憤怒,優撫、民兵訓練屬國防經費、辦學屬教育經費,計劃生育是公共衛生經費,為什麽還要再搜刮農民的血汗錢!



沉重的負擔使農民發覺“種田不如當囚徒”。1996年,湖北稀水縣散花鎮魯尾村農民、前勞教釋放犯沉清海寫給縣長一封信中說:“我今年不算家庭人口,有妻子和一個孩子三口人。一家三口、三畝地,上繳費共計1080元。這三畝地一年之內能出多少錢?除去上繳能落多少?能否維持生活?能否穩定種田人的積極性?賭(鬥)膽地在縣長目(麵)前說句直話,三畝地除去上繳剩下的還不如一個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醫藥費報銷,水電廠(敞)開供應,不端(擔)心什麽”。經記者調查,發現該村1995年人均上繳費用326.55元。1997年5月,四川遂寧市2164戶農民控告縣政府。該鎮1996年農民年收入隻有1023元,農藥、化肥、種子、水電等生產性開支花去665元,上繳款300元,最後剩下58元。這58元要支付一個農民一年的生活開支、醫療費用、孩子書雜費,還要交縣、鎮各種集資、入股、攤派。河南開封農民統計,1990年,他們要交費的項達97個!



三、可惡的計劃生育政策



其次讓農民痛恨的是殘酷的計劃生育。1991年底,川東一位七十多歲老農對我說:“曆朝曆代從沒有禁止人民生娃娃的,我家在這裏已經快三百年,我不能讓我孫子絕後。誰拉我孫媳婦結紮,我就和誰拚命!”。這位老頭說到做到,整天拿著一把獵槍,坐在屋外頭,看護著肚子大起來的孫媳。他孫媳婦生了一個女孩,又懷孕,他們三代獨傳,要一個男孩。以後我不知道這老漢是否成功守護了他的孫媳。



中國農民對中共計劃生育政策憤怒的原因主要是:最先中共拚命鼓勵大家多生孩子,“人多好辦事”,接著又自己打自己耳光,強迫人民隻生一個孩子。在農村傳宗接代傳統習俗中,隻生一個女孩的人被人咒為“絕戶頭”,是比“綠帽子”更恥辱的事情。其次是計劃生育幹部的殘酷節育手段,他們滿村抓人,將抓到的人綁在車上、自製擔架上抬到醫院強行流產、結紮、上環,弄得大人小孩哭聲遍野,其情慘不忍睹。再次是醫院設備簡陋,醫護人員不負責任,流產、結紮、上環者留下許多後遺症,有的因此喪失勞動力,有的甚至死亡。還有是不公平的計劃生育政策。有權有勢的人可以生二胎、三胎,甚至四胎,而無權無勢的則不行。最後是超生者罰款製,有錢不怕罰,沒錢的家中值錢的東西都被拿走,甚至連房子也扒掉。中國農民又有計劃生育這種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迫害。



四、殘酷的暴力壓迫



如果說前麵所述中共對農民迫害還不是農民武裝革命的直接原因,那麽中共鄉鎮幹部的暴行至人傷亡則是逼使農民武裝革命最直接的原因。1990年我在北京工作時,我的一位老鄉來見我,這位腿有些殘疾的19歲大學生滿臉悲哀地告訴我,他在鄉村的父親被鄉幹部捆走,吊在鄉政府大院內,因為交不起提留攤派費。可憐的農民要撫養一個大學生,哪能再交得起那些沉重的名目繁多的收費呢?我除了悲哀、憤怒外,隻能試著通過各種社會關係為他父親求情。



中共鄉村幹部濫用暴力已經是普遍的情況,那些交不起提留攤派、反抗計劃生育或得罪地方官員的人都會麵臨暴力懲罰。至於假治安違法而迫害農民的則更普遍。1999年,湖南中部某縣幹部強行搶走交不起提留費農民家中東西,並打傷農民,致使這個農民自殺。這類事件普遍存在,而中共當局為保自身官位則層層扣押消息。



1998年,廣西來賓縣石牙鄉工作隊將交不起提留費的餘祖鬥、葉金困、餘榮讓等村民房子燒掉,並將餘祖鬥的大兒子關進拘留所。湖南柳州計劃生育隊將超生的弟弟和哥哥連同他們合居的房子一起燒掉,並在附近牆上寫著“誰破壞計劃生育叫誰傾家蕩產!”。湖北隨州市萬和鎮沙河辦事處主任餘萬新組織一個13至20人的“清收工作隊”,帶著三輪車、麻袋、繩子、銬子,挨村挨戶搜搶,搬糧食、牽豬、趕牛、抬電視、捆人銬人。農民一見他們便大喊“鬼子進村了,趕緊回家挖地洞”。冷崗村農民蔡守國被“清收隊”逼得服毒自殺。湖北潛江市魚洋鎮委書記袁作振帶隊將三戶欠款農民的房屋內牆拆掉,將農民煮飯的鐵鍋砸爛,然後警告村民說,誰要作欠款典型戶,就要這樣被整治。正如《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伍浩芳所報導的“農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饑餓的折磨,或者居住在漆黑的陋室裏,真正痛苦的折磨是騎著發亮摩托的征稅隊的到來。”1999年6月13日,甘肅省莊陽地區寧縣良平鄉農民雷進元因欠款被逼喝農藥自殺。1992年,四川某縣有17個農民因欠款被逼自殺或毒打致死,16人重傷。僅1994年底至1995年,公開暴光的槍殺農民、逼死農民的血案就有13起。。。。。。



中共在鄉村實施這些暴行時似乎忘了中國曆史上貌似強大的王朝都在農民起義的洪流中覆滅,難道他們認為農民真的隻是任人宰割嗎?



五、腐敗的鄉鎮幹部



除以上所述外,農民對鄉鎮幹部以權謀私、收受賄賂、敲詐勒索、大吃大喝、假公濟私等等行為也深惡痛絕。陝西省某鄉每年財政收入不足30萬,而1999年該鄉的招待費高達10萬元。30%多的財政收入被他們和上邊來的幹部吃掉了。河南扶溝縣小陳莊村的幹部從不付電費,“電到村頭五毛二,農民用時一塊三“。1996年,安徽省合肥市郊區在清理農村財產時,從2000多個行政村查出1000多人貪汙挪用公款的幹部,總金額達32億元。





第二節 發動農民的方法





一、從農民憎恨的事件入手



中國農民生動地將中央地方官員形容為“要錢(三提留、五統籌款等)、要命(計劃生育、捆綁吊打)、不要臉(敲詐勒索、吃喝嫖賭)”。中國民主革命家應該緊緊圍繞農民所憎恨的事件,將民主革命政黨的思想與農民息息相關的問題結合起來,將矛頭針對共產黨政權。知識分子革命家要避免空洞的理論說教,以至農民不理解、無共鳴;沒有很好教育的革命家則相反,要認識到造成農民苦難的根源是共產黨製度。



二、利用半合法形式組織農民



1998年湖南衡陽縣渣江鎮鹽田管區文德村江東小組農民彭榮俊發起該鎮18個村農民召開要求“減負”的會議,他們不成立組織,沒有任何文字記錄,不設負責人,隻稱“減負代表”。會後,他們整理有關農民負擔的材料,聯名上訪。同年底,鄉幹部到農民家收提留款與農民爭吵,彭和其他“減負代表”據理力爭,政府派警察鎮壓,但數萬名農民聞訊趕來包圍警察,將幹部所乘兩輛汽車掀翻。



中國民主革命家應從彭某的活動中吸取經驗。由於中共實質上禁止任何社團存在,公開名稱的組織是不可以的。而組織農民反抗沉重的負擔則是所有農民衷心擁護的。中共警察則找不到借口鎮壓組織者。而且這些“減負代表”受到群眾的普遍尊敬,被農民稱為英雄,同時也得到農民的保護。1998年,湖南省桃源縣組織由警察、稅務人員和鄉幹部組成的30多人的行動隊,深夜到蘆花鄉觀音岩村拘留“率眾抗交屠宰稅”的毛明達,數百名村民為救出這位農民英雄而與行動隊發生武力衝突,打傷15名行動隊隊員,另外10名被農民抓住,脫衣承認錯誤。政府隻好將毛某放出,農民才將關押了15個小時的行動隊員放出,有趣的是毛還是中共黨員。



縣政府為什麽要放掉“減負代表”呢?因為隻要事情沒有引起更高一級的注意,他們總是采取大事化小的辦法,不希望事態擴大。輕則丟官去職,重則撤職查辦。因為他們有太多腐敗行經不敢暴光,而且縣級以上政府都采取同一辦法,最怕這類事情“通天”。



三、組織進城打工農民



中國目前至少有一億農民進城打工。春節過後,農村青壯年幾乎走光了,而春節前一個月左右又大部返鄉過春節。中國民主革命家必須掌握這一規律,注意在進城打工農民中活動,組織農民。



首先將同一縣的外出打工的農民按所去城市以公司組織起來。如“XX縣農工公司”,“XX縣農工隊”等等。農民在城市打工會遇到許多艱辛或種種迫害,往往無人相救,而農工組織則可用合法形式爭取,保護農工的利益。諸如被老板克扣工資、超時勞動、勞動環境惡劣、工傷後無賠償、被當“盲流”收容、拷打、罰款等。可以讓入公司的農工交少量費用,使有能力的農工專職為農工服務。我於1992年曾在某城市試過這種方式,農工非常歡迎,常常聚在我周圍,聽我“擺龍門陣”。我幫他們與老板算工錢,要加班費。盡管他們沒有交錢養活我,作為“專職”代表,但他們時常幫我幹活。後來猜到我被中共通緝的身份後,幾乎每個人都邀我去他家鄉住。我從中得到極大的鼓舞,看到了武裝革命的基礎。



四、在半合法鬥爭中發展秘密黨員



中國民主革命家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半合法鬥爭並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的是通過組織農民與中共進行半合法的鬥爭,激發農民反抗中共暴政的勇氣,並在鬥爭中發展骨幹成員。因此,我們要將那些有領導能力,有影響的“減負代表”、“民工辦事員”、發展成黨的秘密成員,以備武裝革命之需。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進城的農工中,中共的控製是最薄弱的,也是中共最不認為有政治意圖的地方,而這正是我們要大力活動的地方。我在被中共九次全國通緝追捕一年多中,正是在這些地方安然度過的。



五、注意發動較富裕的農民



我曾在第三章中論述革命起義的主要原因不是貧窮,而是政府當局的腐敗導致官逼民反。因而鄉村中較富裕的農民也是民主革命政黨要大力發展的力量。鄉村中的富裕農民大都是勤勞能幹的人,並有一定的號召組織能力。他們的致富與那裏貪官汙吏的巧取豪奪是絕對不同的,他們往往成為中共官僚敲詐勒索的主要對象。



中國民主革命政黨在發展鄉村較富農民時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麵:



1、 選擇受過中共貪官盤剝或司法迫害的富裕農民。富裕農民參與反抗中共政權本能有一些惰性。但當他們的財富被中共官吏豪奪或者蒙冤入獄後,他們才會起而反抗。韋昌輝就是典型例子,他是富裕的鄉紳,最初他對“拜上帝會”並無興趣,直到他本人因被誣陷入獄,毒打和罰款後,他才加入“拜上帝會”。



2、 較富裕的農民有一定的能力,並且能帶領一些人參與民主革命。因而他們往往能成為民主革命政黨的基礎領導人。



3、 較富裕的農民大多有較多的社會關係,應充分發揮這一特點,擴展民主革命政黨組織。



4、 較富裕的農民自然能提供一定的資金並有時間開展活動。



5、 注意防止“奸商”之類的富裕農民的背叛。這類人失去了基本的正義感,惟利是圖。



六、利用鄉村宗族關係



宗族勢力在中國鄉村有著悠久的曆史。隨著中共政權在鄉村的削弱,族長的勢力正在不斷地擴大,有的鄉村村民都是一個姓,而族長往往是輩分很高,能決定村民的許多事情。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發動一個村的族長,往往能帶領一村大部分村民。中共目前也在不斷爭取這些族長,往往讓他們當村長,村支部書記。隻要我們為農民爭取權利,即使他們是共產黨的村長、書記,他們也會成為民主革命政黨的有生力量。



七、注意利用鄉村現有的組織



由於中共在鄉村的暴政,中國鄉村社會治安混亂,農民生活貧困,加上文化生活匱乏,農村出現了大批自發的秘密組織。如“兄弟會”、“減稅救國會”、“反腐會”、“農民減負誌願者”、“減負代表”、“農民自衛會”等等。湖南省的農民自發組織開始橫向聯合,他們稱之為“聯網”。這些組織基本上是對中共暴政的自然反抗,中國民主革命應積極聯合他們,引導他們走向武裝革命的道路。



八、重點發展退伍轉業軍人和鄉村教師



勇氣、能力和見識是農民運動組織者的必備條件。在最近幾年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農民運動中,組織者大都是退伍轉業軍人和鄉村教師這類人。



中國農民的反抗已經逐步朝武裝起義的形式發展。九十年代以前,農民反抗的形式主要是上訪,但中共虛假的上訪申訴已經徹底為農民所識破。中共對農民的暴政越來越殘酷,而農民的反抗也越來越激烈。1997年湖南湘陰縣樟樹鎮農民代言人張新甫被公安傳訊,數百農民圍攻樟樹鎮政府,打傷多名中共黨員,並將中共鎮黨委書記楊冬雲扣留起來作人質,以交換張。同年,湖南宜章縣公安到栗源鎮拘捕農民減負領導周炳輝,當地農民發覺後立即吹哨子,打銅鑼,迅速聚集了2000多人,將100名公安包圍,上千人還追到鎮政府大院,砸了辦公室和幹部住宅。湖南寧鄉縣道林鎮農民在鎮政府機關大院召開了一個聲勢浩大的“萬人減負反貧大會”,中共派一千多名警察前往鎮壓,而農民奮力反抗,導致多人傷亡。湖南漣源市三甲鄉數千農民在“農民利益代言人”黃國卿領導下,要求減輕農民負擔,圍堵漣源市政府大門,抄了市委書記的家,扣押了三甲派出所警察和副鄉長,而相鄰的白馬鎮農民起而響應,將鎮黨委、政府、人大、紀委的四塊牌子扛走,毆打鎮黨委書記,並剝光其衣服示眾。湖南河洲縣數萬農民暴動,五個鄉鎮的共黨機關被圍。湖北、江西也有十多縣幾十萬農民不斷暴動。。。。。。



盡管農民的反抗是自發的、本能的,尚未發展到推翻中共暴政、奪取政權的目的上來,但農民已經覺醒了,武裝起義的基礎已經成熟了。中國民主革命者應立即深入農民中去,從思想上武裝農民;從組織上聯絡農民;從軍事上訓導農民。中共靠農民起家,中共必然也在農民起義的風暴中消亡!





第九章 民主革命經費來源





盡管經費並不是民主革命最重要的問題,但一定的活動經費是革命家活動的基本保障,尤其重要的是革命者必須確立並從思想上認知經費來源的基本原則。另外,武裝起義後的經費來源與民主革命的經濟政策息息相關。因而,革命者在起義前確立自由區軍政時期的經濟政策就顯得非常必要。最後,革命者必須認識到任何革命實質上都是權力和財產的再分配,認識到這點,對用何種方式籌集經費極為重要。





第一節 國內捐款





捐款是一種和平的籌集資金方式,亦即捐款人都是在自願自覺的情況下支援民主革命。



一、黨費。



黨費從來都不是一個革命政黨經費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在武裝革命時期,每一個政黨其所以要求每位黨員交納黨費,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強黨員的政黨意識,使他們從精神和物質上都維係在革命集團之中。通過交納黨費,黨員實際上在體驗黨的組織活動,而並不在乎黨費的多少。



黨費的多少應根據所在地區的生活水平確定。原則上不應超過黨員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二、黨員捐款。



自古以來,不少富有者拋家棄子、賣田賣屋而投身革命。韋昌輝、石達開均為富裕的太平天國信徒。他們變賣家財,投身革命,對拜上帝會起義起了很大作用。我們的民主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確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製度,因而我們一定會獲得許多遭中共腐敗官僚盤剝的私營業者的支持。



三、黨外捐款。



黨外捐款應始終堅持一種原則:起義前絕對不向黨外捐款人透露革命的目的。因此,這種方式的捐款應主要依賴黨員的社會關係籌措。





第二節 海外捐款





海外有無數厭惡、反對中共的國家、組織和個人。他們對我們追求民主自由之中國無不歡欣,一定會從物質和精神上給予支持。六四大屠殺後,世界各地齊聲討伐中共,譴責中共暴行,紛紛遊行、示威、捐款。尤其是海外華僑,身處異鄉,心係祖國,曆來是中國民主革命的搖籃。他們的支持是中國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然而,海外背景複雜,無論是反共的民運組織,還是一般支持中國民主事業的華人,並沒有一個有效的組織;西方國家往往不得不優先考慮自己國家利益,而中共充分利用西方國家自由民主的社會製度進行欺騙宣傳,收買個人或團體為其服務。因而接納和籌集海外捐款是一項複雜的工作,特別是在革命淮備階段,海外籌款應高度警惕。





第三節 黨營事業





民主革命淮備階段,黨營事業所得隻能成為黨的經費輔助來源,而不應將有限的精力投入經營。黨營事業主要是在配合地下活動的同時,給革命政黨提供一些經費和援助,並相機取得解決食宿、交通、通訊、掩護等功能。





第四節 國內行動籌款





民主革命政黨經費的主要來源應自始至終立足國內行動,其他來源應作為輔助手段。一個革命政黨的經費需求將隨其活動的展開而日益增大,任何外來援助都不能完全解決這種需求。同時,民主革命者必須永遠牢記革命的實質和基本核心是權力和財產的重新分配。我們其所以要推翻中共,正是中共沒有也不可能實施公平的權力和財產分配。因而,在革命淮備階段和進行階段用革命手段實施權力和財產的再分配不僅是革命資金的重要來源,而且也是革命的目的之一。



采取革命行動籌集資金時,必須始終將行動的矛頭對淮共黨貪官汙吏,尤其是那些民憤極大的貪官汙吏。相反,靠自己勤勞致富者不僅不是我們行動的目標,而且是民主革命應當保護的對象。共黨貪官動輒貪汙數百萬、數千萬甚至上億,其中牽涉不少人命和血債。因而,我們的行動是正義的,既籌集了資金,又鼓舞了普通民眾反對共黨的信心。



我們必須具體談談綁架中共貪官的國內行動籌款。1987年,甘肅一副省長家中被盜70多萬元現金。這位省長不但沒有報案,而且行竊者被抓認罪後,此省長仍不承認被盜,因為他害怕交代那些貪汙所得資金的來源。最近一個廣東人冒充三陪女給全國各地官員寫信敲詐,絕大部分官員都老實匯錢到他指定的賬戶。有些人不明白為什麽中國現在“黑社會”那麽猖狂,一些中共官員完全被控製。真正的原因是這類貪官的罪惡被那些江湖老大所掌握。我曾見過湖南一位“大老”當眾羞辱一位公安局長,說“以前白天他是局長,晚上我是。現在白天黑夜我都是公安局長,他是狗屎!”。因而,綁架中共貪官,首先肯定能獲得一筆資金;其次被綁的貪官絕大部分不敢聲張,因為一則他怕丟官、判刑甚至槍斃,二則害怕報複;最後被綁貪官將為我所用,真所謂一舉多得。



民主革命者事先應對被綁貪官作些基本調查,盡管絕大部分中共官員都不同程度地貪汙受賄,但有的放矢仍然是必要的。



另外必須作好善後淮備工作,一旦被綁貪官事後報案,或私下報複,革命者應有能力對其處置。



其次的目標是國有財產。國有財產本是廣大民眾的共同財富,而今天正一步一步流入共黨官僚的私人口袋。革命者有義務有責任將其奪回,用於民主革命和分配給廣大貧苦民眾。





第五節 革命起義後的經費來源





一、沒收共黨官僚資本



民主武裝革命起義後,民主政黨必須沒收自由區內所有官僚資本,這既是黨的經費來源,也是革命目的之一。



二、接收國有資產



國有資產包括銀行、商店、共黨黨政軍警司法係統以及其他一切所謂國家所有製企業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



三、稅收



革命政黨應在自由區建立公正的稅收製度,作為革命經費的長期來源之一。稅收政策首先要堅持公平的法則。同時最重要的是必須時刻服務於推翻中共、奪取政權這個大目標。



四、黨營資產



民主革命應在自由區建立自己的黨營資產,一方麵提供黨的經費,另一方麵為推翻中共而服務。經營黨產時應特別注意兩個問題:一是不能讓經營衝淡革命的目的,始終要圍繞民主革命這個大目標;二是防止經營者脫離、甚至叛逃,尤其是掌管數量較大的資產者。因此,必須建立必要的監督政策。





第十章 組建民軍





民主革命軍是民主革命政黨的支柱,組建發展一支屬於民主革命政黨的軍隊既是推翻中共暴政的必要條件,又是實現民主中國,保障民主自由政權的基本要求。完全依賴其他武裝作為實現民主政治目標的設想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國父孫中山首先是在海外倡導革命,其後又將幫會、土匪作為推翻滿清的武裝力量,最後又依賴軍閥武裝。革命實踐二十多年後才徹底認識到必須組建以三民主義為思想基礎的屬於國民黨的軍隊。結果,從創立黃埔軍校到北閥勝利,隻用短短幾年的時間,我們今天的民主革命必須牢牢記住國父孫中山的經驗教訓。





第一節 最高原則:黨領導軍隊





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孫子兵法》,還是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都精辟地論述過軍事鬥爭隻是實現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換言之,軍事鬥爭必須永遠服從政治目的這個大目標,否則一支軍隊便是地地道道的軍閥、雇傭軍、土匪。克勞塞維茨說:“戰爭無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第一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把戰爭看作是獨立的東西,而應該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中共能派遣一些既無軍方經驗,又無軍隊人脈關係的年青知識分子去全國各地奪取各根據地軍權,捕殺一切敢於反抗的軍官甚至最高軍官,完全是由於中共一貫宣傳並實施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湘鄂西的賀龍麵對夏曦的大規模屠殺隻能膽戰心驚;鄂豫皖的曾中生、鄺繼勳隻能任憑張國燾撤職、處死;毛澤東也一次又一次被項英、任弼時、周恩來奪權;張國燾以其十倍於一方麵的軍事實力爭奪中共的統治權,最後失敗逃亡,固然有策略方法的失誤,但共軍黨對軍隊的領導限製了他以強大軍力要挾的作用應是他失敗的重要原因。然而,孫中山麵對陳炯明的反抗,隻能倉皇出逃;麵對各軍閥的不斷反叛,蔣介石隻能不斷地平叛、收買而沒能有效地控製、改造舊軍隊。



一個民主革命政黨如何實施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呢?



一、政治督察製。從連隊到最高司令部必須設立政治督察製。政治督察員是該級黨的最高負責人,其權限包括重大戰略決策,人事任免,組織結構等等幾乎所有的權利,同時讓同級最高軍事領導者作該級黨的第二負責人,從形式上完成黨領導軍隊的政策。



但是,我們必須避免走向另一個極端:黨的政治督察完全取代了同級軍事人員的作用,特別是當政治督察人員毫無作戰和管理軍隊經驗時,切不可將一切權利集中在無戰爭經驗的政治督察手中,否則戰爭的失敗不可避免。



二、政治偵察製。民隊必須設置由黨領導的軍中政治偵察製,專門負責偵察處置軍中間諜、反叛活動。



三、思想匯報製。每個軍官和士兵應定期向黨組織匯報思想。這樣,不但可以讓黨督察了解軍隊思想動態,而且通過這種形式逐步讓軍隊認同並服從黨的領導。



四、宣傳製。不斷地、反複地、多種形式地宣傳是黨控製、領導軍隊的主要方法。不僅宣傳的內容要通俗易懂,讓普通士兵能夠理解且容易記牢,而且宣傳的形式要地方化、多樣化,使之融於民眾的生活之中。



五、秘密黨員製。每個連隊至少應有一名秘密黨員,直屬黨督察領導,以獲得公開黨員不能獲取的軍隊情報。





第二節 思想控製原則





一、中國古代的方法中國古代對軍隊思想控製的方法曆來都是“忠君報國”。然而,隨著軍官與下屬相處日久,加之戰爭中生死相依的情感,軍人越來越直接服從其上司而置皇權於不顧。特別是戰亂時,軍官獨立或反叛更是普遍。除“忠君報國”思想控製方法外,皇帝還通常用其他各種手段掌握軍隊,如籠絡軍官:唐玄宗的愛妾楊貴妃認安綠山為幹兒子;監督軍官:明崇禎皇帝派太監至各地作監軍;撤軍職:清雍正皇帝撤手握軍機的年羹堯。。。。。。



二、現代西方的方法在現代成熟的西方民主國家,我們幾乎看不到手握軍隊的軍人擁軍自重,反叛造反,因為軍隊的思想控製源於由普通民眾選舉國家領導的公平法則。民選總統為當然的最高軍事統帥,軍人忠於國家和國家的最高代表總統的思想根植於社會行為規範之中,非一般軍人所能改變,即使是擁有赫赫戰功和崇高聲譽的軍官也不能改變這種原則,麥克阿瑟被撤職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無法想象一位軍官能在現代民主製度的美國起義造反成功。



三、國共控製軍隊的對比國共兩黨控製軍隊的方法有很大不同。國軍總是注意軍人表麵是否服從黨國,因而特別訓練軍人的儀表,見到上級必須立正敬禮,聽見“委員長”一詞也要起立。此外,蔣介石特別注重軍官對他的個人服從和依賴,他尤其注重對軍官的感情投資,每逢軍官本人以及其父母的生日,他都要送禮祝賀。他的崇高人格感化了一大批軍官,甚至他的那些“敵人”,如張學良、馮玉詳、閻錫山、李宗仁等。但是,這種控製方法顯然忽略了“攻心為上”的思想控製方法,許多軍官和士兵外表上服從黨國和“委員長”,但內心如何,國民黨卻關心甚少。同時,個人情感籠絡雖有一定效果,但思想統一卻更重要,而且個人情感控製原則有時靠不住的。“西安事變”便是蔣介石過於相信他和張學良的個人感情而忽略張思想根源的結果。



中共與國軍恰恰相反,不太注重外麵是否服從,而對軍人的思想控製卻極為嚴厲,動輒扣上各種“主義”,加以批判。如“個人主義”、“浪漫主義”、“形式主義”、“宗派主義”、“自由主義”。。。。。。中共注重思想控製,讓軍隊服從黨,後期服務“黨主席”毛澤東,這種方式顯然優於個人情感和外在服從的方式。



四、民軍的方法正如前麵所述,既然現代政治必然堅持黨的領導這一原則,民主革命政黨對民軍的控製就必須以服從民主革命政黨的思想控製原則為主,同時采用中國曆史上行之有效的個人情感聯絡、外在形式服從等原則。在過渡時期,要逐步引導軍隊服從憲法,忠於國家而不是一個政黨,實現軍隊國家化原則。





第三節 組建民軍軍校





組建民軍軍校的目的是培養民主革命軍自己的軍官。由於現代軍事科技的發展,一個合格的軍官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方能適應現代戰爭的的需要。



一、培訓期。軍官培訓時間並不需要幾年,幾個月或半年即可,這是因為一方麵我們可以從轉業退伍軍隊中物色學員,他們已經受過基本軍事訓練,有的甚至在共軍中擔任一定級別的軍官,有一定指揮管理軍隊的知識和能力;另一方麵,民主革命戰爭初期主要是遊擊戰、運動戰,這些知識和能力,必須通過實踐而獲。因而這些軍官的訓練則側重於民主革命理論等方麵。



二、掩護。軍校可以用公司,各種訓練班、私人學校等公開身份掩護。



三、規模。初期規模不擬過大,以一百人左右為好。一則便於管理和保密,二則有利積累經驗,以後可陸續增加數量。



四、時機。民軍軍校宜在革命起義前一年左右創辦為宜。過早不利於保密,過晚不利於發揮政訓軍官的能力。



五、訓練內容。訓練內容包括政治和軍事兩大類,側重於政治。堅定的民主自由思想比軍事知識更重要,尤其是民主革命初期。



政治訓練的內容包括:



民主自由的基本理論;



共產主義理論的批判;



中國社會現狀分析;



宣傳的方法、策略、形式;



發動群眾的基本方法;



自由區經濟政策;



共黨腐敗的狀況和根源;



地下工作方法;



情報工作常識;



西方民主國家體製簡介;



中國近、現代史。



軍訓內容包括:



軍隊基本操典和訓練;



各類常規武器的作用;



徒手格鬥;



遊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原理;



軍事通訊、聯絡和幹擾;



中共軍事力量簡介;



軍事參謀原理;



後勤供給;



軍事情報;



現代戰爭簡介;



古今著名戰例分析;



工兵學;



化學武器、核武器簡介;



炮兵學原則;



裝甲兵原理;



空降兵原理;



戰地急救;



合成軍指揮學。



當然,學生不可能在短短幾個月中精通現代戰爭的各門學科,有些課程並不是急需的,而且沒有條件開設,革命軍應在以後根據自身條件陸續開辦不同專業班。



六、教官。政治教官應由長期從事中國民主事業,有一定國際、國內知識和活動經驗的同誌擔任,軍事教官由有共軍軍官經曆的民主革命政黨黨員擔任,條件許可時,可聘外國軍官擔任。





第四節 民軍武器來源





一、奪取共軍軍械庫民主革命軍初期的武器來源應主要著眼於奪取共軍軍械庫。這是因為民軍初期並沒有大規模的製造能力,又沒有大量資金購買武器,而共軍有相當數量的武器彈藥庫,有的可以武裝一個團、一個師、甚至一個軍。各縣、地武裝部門也有一些過時的武器彈藥,這些武器應成為革命軍最初武器來源。



一個武器庫被奪必將成為共軍特大案件,中共各地必將全力偵破,因此,選擇奪取共軍軍械庫應在起義爆發之前夕或之後不久。



二、製造普通常規武器彈藥的生產技術並不複雜,一支槍才隻有十幾個部件,一般車、鉗工都能製作。目前中國不知有多少以贏利為目的的地下兵工廠。民軍應創立地下兵工廠,維修、製作普通武器彈藥。



三、購買國際軍火買賣是一個以國家為後盾的強大而活躍的貿易。民軍初期既無經濟實力,又無保密能力,所以不應考慮這條來源。但毗鄰中國的周圍國家和地區與國內的小型軍火買賣二十多年一直存在,而且越來越活躍,如越、緬、泰、台、港、澳、俄、哈、巴、印等國家和地區,不斷有武器賣給中國。民軍在考慮從上述國家和地區購買武器彈藥時,應著重哪些尖端而奇缺的武器。應清楚此一途徑不是裝備民軍的主要來源。



購買的另一途徑是國內黑市。自越戰以來,共軍一直扮演販賣武器的腳色,尤其是軍火庫管理人員,將登記管理混亂的軍火私自賣出屢見不鮮,最後不惜一把火燒掉軍火庫。蘭州共軍一軍火庫燃燒爆炸七天七夜,起因是軍官販賣軍火。至於共軍用手榴彈和老百姓換香煙、啤酒則司空見慣。與其他方麵一樣,共軍的腐敗是民主革命能夠實施並成功的主要原因,共軍販賣軍火則是靠山吃山、靠槍吃槍的又一腐敗特征,民軍應充分利用共軍這一特點。



購買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國內軍工廠。目前中共軍工廠普遍不景氣,其廠主想方設法謀利,加上腐敗,受賄盛行,從軍工廠購買武器是很好的一個途徑。湖南張君集團曾經試圖從軍工廠購買軍火,但因價格談不好而作罷。



根據公安部保守估計,目前中國國內黑槍在三百萬枝左右!這個數字與現代共軍人數相等。我曾親自從雲南平遠鎮購得一支五四手槍,哪裏九千多回民平均一人一支槍!槍販儲存槍支的數量、種類和質量讓我吃驚。



四。外國軍援外國軍援曾經是國共兩黨武器的重要來源。但中國民主革命政黨革命爆動之前一段時期,不應考慮這一途徑。我將在第十五章中討論。





第五節 民軍組成





曾國蕃組成湘軍時對選擇軍人和軍官有詳細的分析,並且在實戰中不斷總結其經驗。概括而言即以純樸健壯的農民為士兵,以正直勇敢的儒士為軍官。中國民主革命軍亦應基本遵循這一組織原則建民軍。



為什麽必須以農民為主組建民軍呢?



首先農民仍然是中國社會的大多數!中國現階段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80%,一切革命運動勢必要涉及全國大多數農民的民運。這是中國不可逃避的現實。



其次,農民是民主革命最合適的主體。農民在中共統治下生活最貧窮,所受迫害最深,一直被當作低等公民對待,因而革命造反最有條件。此外,農民最能吃苦,能夠接受革命戰爭的一切困苦。再次,農民多生活在崇山峻嶺、江河湖泊地區,最熟悉當地地形,最能適應其生活,是遊擊戰、運動戰的天然行家。





第十一章 策反中共





第一節 情報工作





一、用間:古老的篇章



《孫子兵法?用間篇》明確指出“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在於眾者,先知也。先明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又曰,“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幾千年來中國曆史上用間策反成為敵對集團之間不可缺少的鬥爭方式,以致達到高度的藝術境界,成功的用間策反例子遍布於中國浩瀚的曆史中。《三國演義》、《水滸傳》中用間策反表現得淋漓盡致。世界各國均極為重視間諜情報工作,神秘而精彩的間諜故事是現代國際政治鬥爭必不可少的篇章。



用間策反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掌握對方的敵情,讓對方倒戈,更重要的是引起對方相互防範、互不信任,人人自危、枉陷朋黨,自我相殘,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國民黨炮製“AB團”,引起中共互相殘殺,數萬人被處死,此為用間成功之例。



中共號稱世界上最大政黨,但卻是信仰崩潰,相互傾軋愈演愈烈,各自為私利奔逐。民主革命政黨應大力從事策反中共的活動,用中共自己的“法寶”:“統一戰線”來反製中共。這條看不見戰線的戰爭是民主革命政黨成功的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



二、情報組織



組建中國民主革命政黨情報機構是與政黨成立同時並進的工作。無情報機構的地下活動是無法存在的。情報機構包括情報收集、情報分析、情報處理、打入行動和特別行動五大部分。



情報收集大部分可以通過公開的信息取得,一部分依靠黨的情報員從中共內部獲取。另一部分通過中共外圍成員獲取。此外,西方民主國家,台灣及其他反共組織也是我們的情報來源之一。



情報分析是一項科學,並不神秘。例如中共當年視大慶油田為國家機密,拒不透露其地址和產量,但日本根據《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照片和中國資源等資料淮確判斷大慶油田在哈爾濱和齊齊哈爾之間,中共再也不可保密了。中共公布了一些軍事、外交、科技的訊息,這些訊息經過積累、整理、歸類分析都能獲取比較完整的情報。我曾經將三年《解放軍報》分析整理,結果可以掌握共軍全國主要軍官的人事檔案和軍中主要問題。



情報處理是將各種不同的情報送給民主政黨各個不同部門,以便了解中共的動態,製定相應對策。



打入行動是指派遣民主政黨的特別情報人員打入中共核心部門,收集公開途徑無法獲取的情報,這些核心部門包括軍隊、黨委、安全、公安等。派遣情報人員這方麵的功能是無法替代的,如果沒有錢壯飛打入國民黨中統,周恩來早已被捕處死。



特別行動是指由情報部門掌握的小股武裝活動。目的是清除黨內叛徒、保護地下黨組織、獲取特別情報和處決危險的敵人。這種特別行動主要是圍繞情報工作展開,與地下武裝工作隊有區別。



三、現代科技



現代科技給我們的情報工作提供了大量先進的情報器材。隨著國際交流的日益擴大,許多尖端的情報器材不再為國家獨有,中國民主革命政黨比較容易便能獲得這些器材。如針孔攝錄機、照相手機,各種極微型竊聽器等,各種類型的武器和通訊工具。情報部門應設專門組織收集這些尖端而適用的器材。



四、間諜學校



一個成功的諜報人才必須通過有效的訓練,有的訓練甚至需要好多年。中國民主政黨必須成立訓練自己情報人員的專門學校。訓練的內容包括以下:



1、 民主自由理論。永遠牢記思想訓練是最重要的,不僅要有民主主義武裝的“主義兵”,也要有民主思想武裝的“主義情報員”。



2、 業務訓練。包括情報收集、反偵察、反跟蹤、反審訊、情報傳遞、身份掩護、化妝術、假情報學、異性關係學,情報分類和分析。



3、 技能訓練。包括駕駛、射擊、攝影、格鬥、電腦操作等。



4、 語言文化訓練。包括曆史、藝術、國際關係、外語、方言等等。



5、 性格訓練。包括保密、冷靜、表述等等。



訓練時間取決政黨的形勢和需要。





第二節 策反的對象和方法





按中共黨員職能區別,民主革命政黨策反的對象包括中共黨、政、軍、警、司法人員;按中共官員的特性區別,策反對象包括中共信仰崩潰者、追求功名者、貪財好色者。針對不同的對象,應采取不同的策反方法。



一、信仰崩潰者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絕大多數中共黨員再也不相信共產主義,更不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這種狀況既是中共幾十年倒行逆施的結果,也是世界共產黨崩潰的結果,更是因為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反動和虛幻的必然結果。對信仰崩潰的中共官員的策反,我們應采取曉之以理的策略。這個道理便是民主自由思想,讓其建立新的信仰。《聖經》言人因信仰而得救,指出人的信仰是多麽重要。無信仰,人將成為行屍走肉。因此,策反工作應運用中國曆史、中共的曆史、世界潮流和局勢策反這些迷途的中共官員。



二、追求功名者



有一類中共官員並不信仰什麽主義,包括共產主義,而隻認為追逐功名便是其人生目標。他們不管什麽主義,什麽政黨,隻要自己留名青史便認為人生沒有白活。對這類官員,要首先讓其認識到與中共為伍,隻能留下曆史的臭名、惡名。同時,要利用其功名心,鼓勵其為民主事業而留名史冊。



三、貪財好色者



因無信仰,所以相當部分共產黨官員沉溺於財色,為了錢財和女色,不惜一切。為官的所有目的隻是拚命撈錢、玩命獵色。對這類官員,首先要花一定精力掌握其貪汙和淫亂的罪證,然後以其為把柄逼其為我服務。必須注意的是,這類官員往往貪生怕死且不斷衡量厲害得失,因而開始策反時不宜暴露民主革命的目的意圖,而應以黑道聚財的目的出現。待其就範合作並心境平靜後,再亮出民主革命政黨的旗號,讓其為我黨做一些小的工作,逐步對其加以控製,否則被策反者可能告密、自殺、逃跑。



上到中共政治局,下到科、股長,中共官員沉溺於包二奶、三奶、四奶的糜爛氣息中。中共披露被查處的腐敗官員幾乎都與色情有關。不知有多少中共官員被人用女色套住。民主革命運動自然不放棄這一有效的方法策反中共。



三種方法隻是一種大致的區分,大部分情況下,應同時運用三種方法。



最後要指出,對於那些無明顯弱點,又能為我所用的中共官員,應“設計”策反,盧俊義上梁山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第三節 對被策反者的態度





同樣,對不同的對象應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對那些轉變思想而堅信民主自由、或一直在內心追求民主自由社會的中共官員,策反後如能讓其秘密為我工作,則應視為我黨地下工作者。對暴露者迅速采取保護措施。這類中共官員將是民主革命政黨的一大來源。正如梁山泊108將中大多數是宋朝前官員一樣。



對於追求功名而被策反者,民主革命政黨應充分利用其功名心,而不應助長其個人野心,將其規範於民主革命這個功名中。



對於無信仰而貪戀財色者,策反後能用隻能用於一時,這些人不能成為民主革命的主力軍,除非他們改變人生觀。





第四節 策反的途徑





一、“交朋友”



中國民主革命政黨應利用自己的所有社會關係與中共官員及其家屬發生聯係。“交朋友”包括自己的同學、親戚、朋友、生意人、老師、鄰居、同事等等,利用這些關係逐步靠攏策反的對象。



二、建立人事資料庫



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組織、情報部門一方麵從自己黨員的家庭和社會關係中尋找可以策反的中共官員,另一方麵要建立中共、黨政軍警人員個人資料庫,將其簡曆、家庭成員、社會關係、官場經曆和現狀、品性特點收集起來,從而研究出策反的最佳方案。



三、“布長線”



策反工作最忌急躁、簡單,要學會“布長線”、“外圍戰線”。避免急躁簡單的方法首先是在沒有條件情況下,先從被策反中共官員的家庭成員、親朋好友入手,逐步到被策反者,其次是不能過早暴露政治意圖,先用刑事方麵的東西套住被策反對象,然後讓其涉及輕微的政治問題,最後牢牢套住。“布長線”最後要注意的是永遠盡可能長期使用被策反者,甚至在中共政權被推翻以後,我們仍需要這樣的“內線”。



四、策反中共官員的子女



在對待中共問題上,民主革命政黨應堅決避免狹隘的複仇情緒和片麵的階級分類邏輯,將所有中共黨員及其子女推到我們的對立麵。事實上,不少中共官員及其子女不僅不信仰共產主義,而且淮備、或正在從另一途徑從事中國民主事業,特別是那些受過西方教育或有西方生活經曆,且關心中國命運的中共幹部子女,他們將是我們民主革命的不可忽略的力量。我們在策反中共官員子女時,首先要讓他們認識到我們的目的是推翻中共的製度,而不是單純懲罰中共官員個人及其子女;其次表明我們的原則是保護一切合法所得的私人財產,打擊的隻是有血債的貪官汙吏,哪些通過自己的知識,能力和勤奮而至富的中共幹部子女仍然是我們保護的對象。



由於中共子女的特殊生活環境,他們比一般公民更了解中共的黑暗,也由於生活環境的耳渲目染,他們有許多從政的有利條件。多年來我不斷獲知中共高幹子女要刺殺鄧小平、搞上層軍事政變的案子。我相信至今仍然有這樣組織在暗中活動。



中共子女參與民主革命活動,首先應注意的是,大部分有誌的高幹子女總是忽略、蔑視甚至害怕民眾的力量,因而總將中國民主的希望放在上層的轉變,其次是自然而本能地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我們在發展策反中共子女時要注意以上特點,隻有象李鵬那樣的太子黨才是中共民主革命的死敵。



五、震撼策反



震撼策反是突然抓住中共官員,讓其在生存和為我們工作兩者中選擇。幾乎所有中共官員都貪生怕死,他們自然會選擇與我合作。然而,采用這樣手段時應注意被策反的中共反水,因而要做到如下幾點:



1、 保持對反水中共官員及其家屬的控製,使其不敢反水。



2、 掌握其罪過,特別是讓其吐露一些機密,讓其不能反水,否則中共必然懲治他。



3、 為其保密,必要時助其升官,助其除掉政敵。



4、 為其安排好退路,包括送往海外。



5、 防其承受不了精神壓力,應逐步亮出底牌。





第十二章 武裝起義





最近二十多年來,反對中共的規模大小不一的武裝起義從來沒有間斷。由於中共的輿論封鎖和虛假欺騙宣傳,國內普通民眾和外界並不知這種反抗鬥爭已達到大規模爆發程度,反倒是中共高層自己承認已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胡景濤語)。舉一例言,1986年,廣西田林縣爆發一場反共武裝暴動,四百多人占領田林縣城三天,領導者是湖北隕西縣26歲的老師謝XX。謝冒充華國鋒的兒子,取名“華童”,以推翻中共暴政為號召。起義失敗,但謝卻逃脫,一直未被中共捕獲。(中國公安部1986年《政工簡報》上報此案)。我曾於1991年夏親自走訪田林縣,仍然有人記得那次暴動,因為後來中央殺了幾十人。類似這類的暴動,最近幾年更多了。1997年5月14日至19日,湖北荊州地區京山、天門、潛江、仙桃六十多個鄉,12萬農民暴動,僅天門縣就有100多名傷亡;湖南益陽,寧鄉等地農民20萬人進城,燒毀政府和公安數十輛汽車,農民3人死亡,57人重傷;江西宣豐800農民衝擊公安局,與軍隊對峙達70多個小時,最後有130多農民被捕;1998年5月底,湖北江陵縣三萬農民占領鄉政府三天,農民撤消鄉政府,拘押縣委書記、副縣長,250多名農民傷亡,軍警有數十人死傷;同年5月19日,湖南江壽縣二千農民衝擊縣公安局,要局長下台,遭公安武警開槍鎮壓,農民死傷150多人,農民用土槍、炸藥也打死、打傷80多名軍警。通過分析這些暴動失敗的教訓,結合中國曆史上成功暴動的經驗,我們應著重研究民主革命起義的地點,時機,起義前的淮備和起義後的措施。





第一節 武裝起義的地點





武裝革命起義最合適的地點是:多省相交的山區縣城。這首先是因為山區的地形是民軍遊擊、運動的天然屏障。正如我在前麵《武裝革命可行性》一章中指出的那樣,山地大大削弱了共軍現代化武器的優勢,甚至使許多現代化武器變得毫無作用,而以當地農民為主的民軍則熟悉地形並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民軍正好發揮自己的優勢。其次,選擇中小城市作為暴動點,一則革命初期,幹部奇缺,大城市不易管理;二則中共在大中城市有相對較多武裝,不易控製。選擇鄉鎮則不足以打擊共黨。再次,全國絕大多數山區縣城都無中共野戰軍,在一個普通山區縣城,中共的基本武裝力量有如下:



1、 武警小隊或中隊。人數一般隻有50人左右。除一部分守衛縣委、縣政府、法院、檢察院(都是站崗之類),大部在公安局看守所。這股力量算是中共在一個縣城最有戰鬥力的武裝,但他們也隻是擁有普通常規武器而已。



2、 公安局。公安局有幾十支手槍,但公安人員戰鬥力差,一些警察一輩子都沒有開過槍,有的甚至不會用槍,加上人員分散,不足稱為武裝力量。



3、 武裝部。武裝部早已名存實亡。每個縣武裝部儲備一些陳舊的武器,且整個武裝部隻有幾個人,一些人根本不會用槍。



4、 其他。法院、檢察院、縣委、縣政府有一些手槍,多為共官自衛武裝,談不上戰鬥力。



所以,一般縣城中共最多隻有百來人分散的武裝。民主革命是很容易消滅這些力量的。



選擇多省結合部是中國曆史的經驗和現實中國現狀決定的。曆史上各省官僚為保烏紗帽多將“亂匪”趕出本轄區為上策而不願冒生命和罷官的危險與起義軍硬拚,這樣,起義軍便可利用官吏的相互推諉,明哲保身的態度周旋於省際之間。中共當年能從粵北成功“長征”,正是利用廣東軍閥陳濟棠這種自保心理。李自成、張獻忠也多次利用明朝各省督撫“趕賊出境”的心理遊走於晉、陝、川、鄂、豫之間。



現實中共的腐敗已遠遠超過相互推委責任的地步,所謂“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僅舉一例可看中共官員的腐敗:在1983年轟動全國“二王”案件中,各地公安武警的首要原則是祈求“二王”不要到其轄區,因而盡量大張旗鼓,企圖阻止“二王”進到轄區。另一方麵一聽“二王”便膽戰心驚。武漢一位警察一聽到“二王”到其轄區,嚇得稱病不敢出門,另一警察一聽到“二王”則癱倒在地,跑都跑不動。沒有幾個警察再願冒死為共產黨效命。“二王”最後其所以被擊斃而沒有活捉,是公安部害怕他們被活捉後暴露全國各地公安的無能和失誤。



選擇多省結合部的另一理由是那裏共產黨統治最為薄弱。鄉鎮以下的政權完全癱瘓,我曾經去過鄂、陝交界山區,五年中從沒有縣府官員到他們山村!如今這種狀況隻會更加惡化。



選擇山區還有其他好處:越是貧困地區,中共官員越腐敗,農民反抗情緒越大;山區的活動費用小;此外,中國安全和軍事係統基本忽略山區;用中共自己的話說:“山區官員憂患意識薄弱“。



選擇何處多省結合部縣市作為起義地點?



我們必須分析共軍的分布情況。中共陸軍的24個集團軍絕大多數布署在華北,中原和邊境,而安徽,江西,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重慶和湖北廣大地區隻有3個集團軍,即重慶的13軍(37摩步師在江津,149摩步師和炮兵旅在樂山,裝甲旅在豐都,防空旅在內江,警備司令部在重慶) ;昆明的14軍(31摩步師在大理,40摩步師在開遠,炮4師在昆明) ;柳州的41軍(121摩步師在柳州,123師在貴港,裝甲旅在桂林,炮兵旅在柳州) 。此外有空15軍(湖北孝感) ,以及武警126師(湖南耒陽) 和114師(四川南充) 。上述地區山嶽縱橫,江河交錯,當然是起義的理想地點。



關於在邊境地區起義。



有人主張效仿國父孫中山,在中國邊境地區武裝起義,其理由一是便於撤退;二是便於取得國際援助;三是擴大國際影響。我不讚成的理由如下:



1、這種觀點的基楚是消極的。一個革命家當然要考慮到失敗,但如果認為失敗是唯一的結果,這種起義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2、坐等國際援助是被動的,也是不現實的。我將在第十五章中討論為什麽革命初期不可能得到公開的大規模的國際援助。同樣,僅僅國際影響不可能使中共垮台。六四後的國際影響不可謂不大,然中共仍在,因為象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任何外在影響都不能成為革命的主要作用。



3、邊境地區的中共武裝相對較強。



4、最後讓我們具體分析何處邊境可施行武裝起義。



北韓會支援我們嗎?當然不。



中俄有漫長的邊境。讓現在的俄國支援中國的民主革命肯定不現實,我們更不可能起義失敗撤退到俄國。



蒙古即使有心,也無力支援我們。



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不可能作為我們起義初期依靠的國家。



印度即使願意,我們也無法想象民軍越過喜馬拉雅山,進而影響中國內地的革命。



越南盡管和中共打過仗,但希望它支持或庇護反共的民軍,顯然是天方夜譚。



唯一看來可行的邊境地區是中緬邊境。但這一地區的情況更不利於我們發動邊境地區起義。首先,中共幾乎是緬甸軍政府依靠的唯一外國政府,緬甸不會也不敢得罪中共;其次,緬北局勢複雜,反政府武裝,民族獨立武裝和販毒力量交織一起,任何一方都不會坐視外來力量的侵入。



國父孫中山多次在邊境地區起義失敗的教訓也證明邊境地區不是起義的最佳地點。





第二節 起義的時機





民主革命起義最佳時機當然是當又一次類似“六四”民主運動到來之時。此時,中共從上至下的官員都處於茫然無措的狀態之中,普通民眾反共情緒高漲,極利於揭竿而起。



起義的另一最佳時機是中共爆發內戰。隨著共黨內部權力鬥爭日趨激烈,鬥爭將不擇手段,而動用軍隊則是中共內鬥的最高表現。



另一個起義時機是中共對外發動戰爭時期,尤其是中共發動對台戰爭。民軍乘機革命起義,必能與國軍攜手推翻中共暴政。



上述三個時機的到來並不是民主革命起義的必要條件。中國曆史上革命起義既有在國內基本和平時期,如陳勝、吳廣的起義,黃巾軍起義,太平天國起義;也有在國內大亂,戰火四起時的起義,如漢高祖起義、李自成起義、國民軍北伐革命、中共武裝割據。。。。。。



起義的時間以春節前後為最佳,因為首先此時全國放假,中共官員終日豪宴、醉生夢死,無人理政;其次大量民工回鄉,給民軍增添許多生力軍;再次春節正值農閑時期,農民有充分時間淮備起義。





第三節 起義前的淮備





起義前的淮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此處的淮備隻是指民軍起義前夕必須淮備好的幾項措施。



1、 摸清起義地中共武裝情況。這包括武警的人數、配置的地點、值班規律;公安局、派出所、武裝部的地點和環境情況;其他零散武裝情況。



2、 組建至少一千人左右的民軍。以一、二期民軍軍校學員為骨幹的民軍應至少發展到擁有一千人的隊伍,並且這支隊伍應有過實彈演戲的經驗。有這樣一支隊伍才能保證起義後能在縣城站穩腳跟。



3、 儲備至少可裝備另一千名軍的武器,以備迅速擴大民軍。



4、 至少策反一支共軍。



5、 在起義地周圍城市建立地下情報站,以掌握中共鎮壓民軍的情報。



這幾項措施隻是民軍起義前夕的必備條件,大量細致的工作應根據當時當地實際情況而定。





第四節 起義後的措施





民主革命起義後能否站穩腳跟,或者保持民主主力與共軍周旋是民主革命成功的關鍵。隻要占領或者保持民軍武裝力量半年至一年,中國局麵將大變,中共垮台將是必然的結果。我們說占領,是指守住一地不放棄;而言保持民軍主力,則指讓出城市與共軍在山區遊擊。兩者的功能均能取得鼓舞全國人民反共的信心和分化中共的作用,國際輿論也將隨之而來。



一、消滅中共的武裝力量。



民軍起義後的首先任務當然是將所在地中共帶槍的武裝力量消滅掉。正如前麵指出,這包括武警、公安、法院、檢察院、縣委、縣政府和武裝部。凡反抗者格殺勿論,反之放下武器者應一律不殺。



二、摧毀中共的政權,逮捕中共官員。



這些官員包括“縣委正副書記、正副縣長、其他縣委委員;公安局正副局長、公安局各科長、主任、隊長;法院正副院長、檢察院正副檢察長;司法局正副局長;政法委正副書記;各鄉鎮正副書記、正副鄉鎮長;武裝部部長;看守所所長等等。



三、控製要害單位。



電台、電視台、報社、郵電局、銀行、儲蓄所、糧店和其他國營公司、商店。尤其要切斷起義區與外部的所有聯係,讓中共不知起義的真正情況,以贏得寶貴時間組織民軍。



四、組織大規模的宣傳。



利用電台、電視台、報紙宣傳;組織中小學生上街遊行宣傳;標語、傳單、演唱會等形式多樣化的宣傳。



五、釋放一切在押犯。



無論何種罪犯,都是共黨製度下的受害者,都應釋放。願意革命者,應熱情接納。



六、遊鬥。



遊鬥共黨貪官是一種有效的手段,一方麵讓那些欺壓百姓的共黨官員威信掃地,斯文全無;另一方麵激發民眾的反抗精神,這種精神被中共多年高壓統治所壓抑,必須要過正才能矯枉。



七、擴展民軍。



擴軍方法必須正反兩用。所謂正麵方法是組織宣傳,用物質和精神方麵獎勵參加民軍的官員和其家屬;反的方麵是抓出典型以反對民軍為名處死,打擊反抗者。



八、審訊、處決共黨貪官。



當民軍控製了起義地區後,應迅速組織人民革命法庭,選擇德高望重、正直誠實人士成立人民陪審團,參與審判共黨貪官,並將所捕共黨官員中罪惡滔天、民憤極大者處決。查處共黨貪官的原則是教育為主、處決為輔,大部不殺,區別對待。同時選用民憤不大、罪行不重而又誠心悔過、願意參與民主革命的共黨官員。



九、淮備反擊中共圍剿



民軍不僅要在起義前製定反擊中共圍剿的軍事路線,而且要在起義後,利用中共尚未來得及反應的寶貴時間,迅速布置軍事方案,爭取以優勢兵力打贏首次反圍剿戰,以鼓勵革命士氣,形成能戰之民軍。



十、籌建自由區民主革命政黨組織。



包括縣、區、鎮、鄉、村各級組織,實現黨對自由區的絕對領導。





第五節 其他形式武裝起義





一、政變式的革命武裝起義



政變式的革命武裝起義是以突然方式用現有中共軍隊將中共上層主要人物控製,同時占領新聞媒體,向全國宣布中共已經被推翻。這種革命方式的優點是可能避免長期戰爭帶來的社會震蕩。要實現宮廷政變式的武裝起義,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1、 掌握一支數量可觀的中共軍隊,特別是北京中共的衛戍部隊。



2、 有一位聲望實力相當的中共官員參與。



3、 有一位有聲望、能駕禦全國共軍的中共軍隊領導參與,以便起義後能控製中共全國軍隊。



完成“宮廷政變”革命的地點當然是北京,時機選擇中共召開中共全會、人大會議最合適。



我們可以看到要完成這種方式的革命有許多困難。首先是難以找到一個有民主思想而有軍隊聲望和實權的中共高級軍官領導或參與這種革命。其次是中共北京衛戍部隊是中共軍中嫡係中的嫡係,其軍官多由中共頭領的心腹擔任,動員很有困難;再次是在中共心葬北京的地下活動很難長期保密;最後最重要的一點是即使能成功將中共高級官員,包括共軍高級軍官大部分控製,如何能保證全國各地的共軍和官員聯合起來反攻北京,同時我們也不能保障全國各地民眾自發反對中共的起義得以有效地控製。於是,我們不但不能希望避免全國內戰,而且這種混戰將會加長、加劇。更有一些人打著“民主”的旗幟搶奪政權。因而,“宮廷政變”式的革命看似省事,實則適得其反。



二、連鎖式武裝起義



連鎖式武裝起義是民主革命政黨在全國各主要城市組織分隊,同時發動暴動。這種方式首先要秘密培訓組建一批武裝骨幹,組建一支相當規模的武裝力量;其次要發動城市一切可能的力量;最後必須寄希望改革派共軍或中共高級幹部趁機奪權,實現全國民主轉變。



三、城市暴動



城市暴動式的武裝革命是選擇大中等城市,以民主革命武裝骨幹分子為主,結合城市工人、學生力量占領城市。這種方式的特點是不作較長戰爭淮備,它必須依賴中共、特別是共軍不采取鎮壓措施;也希望全國各地自發響應。如共軍鎮壓,以倉促起義的民軍是無法守衛這些城市的。



我其所以不考慮以上三個方式的武裝革命是因為上述方式的根本出發點是輕率的,依賴性的、理想性的、急躁性的革命方式。這些方式忽略了對中共的本質認識和對中國曆史演變的了解。當然,我不排除這些方式作為山區縣市武裝革命起義後的輔助形式,尤其我不排除中共上層民主的信仰者發動“宮廷政變”,如能成功,那將是中國之幸,世界之福。





第六節 “民間教團”起義





最後我們必須單獨談談“民間教團”起義。



一、曆史來源



所謂“民間教團”即是非官方認可、信徒多為下層民眾、帶著神秘色彩的宗教性群體。“民間教團”的教義往往經不住嚴肅思想的考查,有的甚至是明顯的淺薄、公開的虛幻,但“民間教團”形式上的作用卻在中國曆史武裝起義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相當一部份起義是以“民間教團” 形式組織和發動的。民主革命家不得不探討“民間教團”式武裝起義。



中國曆史上以“民間教團”聚眾起義者首創於東漢末年的張角。《後漢書》曰:張角創“太平道”,“師持九節仗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曰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或其不愈,則為不信道。”張角率弟子八人傳道,十餘年間得信徒十萬,然後置三十六方,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最後公開武裝起義,導致東漢皇朝覆滅。



東晉時期的孫恩創立“五鬥米道”,聚集信徒數十萬,武裝起義持續十多年。



隋末宋子賢創“彌勒教”,自稱“彌勒佛”轉世,後率眾起義,其後向海明聚眾數萬,公然稱帝。



北宋的方臘“托左道以惑眾”,他的“左道”叫“吃菜事魔”,流行於江南民間,後聚眾數萬人對抗北宋王朝。



元末的白蓮教則是曆史上最著名的“民間教團”之一。劉福通、韓山童等倡導彌勒佛下凡,天下大亂,以紅巾為號起義造反。南方的彭瑩玉、徐壽輝公開稱帝。最後,朱元璋的紅巾軍獲勝,建立了明朝。



有趣的是,以白蓮教起義成功的明朝麵臨著白蓮教不斷起義的威脅。明、清兩朝,“民間教團”式的武裝起義規模越來越大,次數越來越多。明朝嘉靖近五十年間,幾乎都在平息全國各地的白蓮教起義。特別是後來的“大乘教”信徒達二百萬人,朝廷稱之為“二百六十年未有之大變。“



清朝嘉慶年間在湖北、四川、陝西、河南、甘肅五省的白蓮教起義曆經九年,武裝信徒數十萬。



太平天國則是我們比較熟悉的一次“民間教團”式的武裝起義,拜上帝會的信眾達數百萬人,席卷大半個中國,持續十四年。



二、“民間教團”起義的優點



1、便於隱藏。



中國曆史上絕大多數“民間教團”式的武裝起義最初都沒有表現出任何政治背景,更沒有武裝起義的言行。因而最初當局總是沒有給予太多重視,而且事實上一些民間教團本來就沒有政治目的,後來在當局誣陷和鎮壓下才被迫武裝起義。這種隱蔽性特點使許多教團能發展壯大。



2、根植於民間。



教團其所以能紮根於民間,特別是下層民眾之中,首先是充分利用中國民間已有的宗教。例如,白蓮教與佛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拜上帝會”則是流傳於廣西地區的天主教的變種。其次,民間教團也充分利用中國民間廣泛存在的神鬼迷信。如韓山童鑿石人,隻開一眼,曰:“其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太平天國的“天父附身”更是中國民間信奉的鬼神附體的翻版。



3、施實利與民。



民間教團其所以呼嘯聚集數萬、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之眾,除了提出一個美好的天堂滿足普通民眾的精神需求外,還能給民眾一些實際的利益,讓入教的民眾能看到實在的好處。例如,方臘的“吃菜事魔”教,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恤;張角則能為“太平道”信徒治病;白蓮教為教徒抗爭官府追納所欠的糧餉。這種為教民爭實利的措施與滿足教民精神信仰的需求相輔相成,成為凝結教民之心的有力因素。今天的法輪功,其所以能吸引數千萬人,除了它提出“真、善、忍”的教義滿足了國人因厭惡共產主義而存在的信仰真空之外,它的氣功式練功法對人的健康有益;中功利用現代企業為信徒創立就業機會;這是實實在在的好處。



三、“民間教團”式起義的局限



縱觀中國曆史上數百次“民間教團”式武裝起義,我們發現此類起義起時如暴風驟雨,但絕大多數都風平浪盡以失敗告終,唯一“民間教團”武裝起義成功的是朱元璋的明朝,但是這個以白蓮教繼承者自居的朱元璋其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其驅逐元虜,而不是所謂彌勒佛轉世吸引了民眾。為什麽“民間教團”式武裝起義都以失敗告終呢?仔細研究後,我們發現失敗的最終根源正是他們的教義。



太平天國是最典型的例子。我們可以找出太平天國失敗的許多原因,但歸根結底,它的失敗是其“拜上帝”的教義。這個教義的基本核心是普天之眾都是平等的兄弟姐妹,上帝天父派他的兒子治理人間,並不時附身下凡,一切與此相反的思想,當然特別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儒家學說都在打倒之列。這個教義與其他曆史上民間教團的教義一樣,看起來很美好,但平等很快證明是謊言。數百萬信徒連男女結婚同居的權利都沒有,而洪秀全卻有無數妻子和宮女。天父下凡引起極大的混亂,以至最後終於大規模自相殘殺。“拜上帝會”的教義使洪秀全教主地位不可改變,而他又不是一個有能力開創王朝的人,因而太平天國就不能自然淘汰其無能的領袖而產生新的領袖。而最束縛太平天國發展而建立新王朝的是其排除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教義。太平天國曆時十四年,縱橫了半個中國,但始終得不到儒士的支持,反而為曾國藩這些知識分子所痛惡。太平天國成也其教義,敗也其教義。這是所有“民間教團”式武裝起義無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麵因鼓動下層民眾所需,不得不借助已存的宗教、迷信;另一方麵這些東西又反過來束縛其發展,結果便是風起雲湧而動;風平浪靜而散。



四、民主革命政黨的觀點



中國民主革命政黨是否采取“民間教團”式武裝革命,必須要研究現在中國產生“民間教團”的社會基礎,結合民主革命政黨的思想理論找出一條實際有效的途徑。



1、產生“民間教團”的社會基礎依然存在。



“民間教團”的產生首先是普通民眾對當局的絕望,而當局的腐敗是造成這種絕望的最主要原因。今天中共的腐敗已滲入各個角落,絕望的人民嫌惡中共,希望一個新的信仰誕生。其次是普通民眾易於接受“民間教團”。中國有三億多文盲,至少70%的人隻受過初中以下的教育。這使得他們很容易接受幾千年來盛行於民間的各種通俗學說或迷信。再次是中國大部人處在貧窮狀態,至少1億人連吃飯都不能保證,這種物質貧乏自然能在普通民眾中產生求變的思想。



正是因為中國仍然存在產生“民間教團”的社會基礎,所以法輪功、中功這樣的組織能夠產生、發展。



2、“民間教團”與武裝革命。



當政府鎮壓“民間教團”時,武裝革命應運而生。這些教團的創始人或事先已有起義的思想淮備;或因麵對鎮壓不得不奮起反抗。當然也有許多教團沒有武裝起義,失去了政治鬥爭的良機。法輪功、中功正是這樣慢慢喪失了他們的極好的時機。



3、克服“民間教團”式革命的局限。



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目標是實現民主政治,弘揚新儒學。因而革命的理論自然不能是假“上帝”或“鬼神”之類的教義。然而,一個不能被大多數普通民眾理解和接受的主義是毫無意義的。既然中國仍然有產生“民間教團”式革命的土壤,中國民主革命政黨就不應讓這片土壤荒蕪;既然“民間教團”能迅速傳播教義,廣邀天下民眾,我們就不能排除這種方式。



所以,中國民主革命政黨必須始終堅持我們的理論基礎,充分利用“民間教團”展開武裝鬥爭。





第七節 近期農民暴動的經驗和教訓





一 經驗



1、 以農民普遍關心的“減負”為號召,鼓動農民。湘、鄂、贛、川、桂農民起義其所以能聚眾數千、數萬,均因中共沉重的經濟壓榨,而起義的領導者提出“減負”深得農民響應,所以能一呼而眾方響應。



2、 采取“有理”鬥爭手段。許多起義領導抓住中共中央與地方當局對農民政策的矛盾,與地方官員進行“有理”的抗爭,使中共的鎮壓師出無名。



3、 保護起義者。起義的農民領袖全部得到農民的保護,不讓中共逮捕他們,有些甚至衝進公安局救人;有的扣留中共官員作人質;有的當場與公安搏鬥。這些保護措施使農民暴動有領頭羊。



4、 充分利用中共鄉鎮政權薄弱、麻痹的特點。有的暴動領袖本身是中共黨員、村長,但卻能舍棄自身利益,為農民作主。



二 教訓



1、 缺乏奪取政權的意識。盡管有的農民領袖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想,且有的占領中共地方政府機關,但目前的農民暴動尚未意識到奪取中共政權的重要性,反抗的動機還停留在爭取“減負”的經濟利益上。



2、缺乏一個有力的政黨組織。這個政黨有能力提出民主革命的一係列方針、策略。



3、缺乏一支民主革命軍隊。這支軍隊必須事前經過秘密培訓,以形成戰鬥力。中共在鎮壓這些農民暴動時往往派出數百名甚至上千名武警、公安,農民則赤手空拳與之搏鬥,如有一支民軍,這些武警和公安是不能對付的。





第十三章 民軍軍事策略





軍事是一門實用科學,因而任何一門教科書都不能完全解決軍事實踐中的所有問題,尤其是具體的戰鬥、戰術,必須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而定。然而,軍事又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幾乎可以說人類曆史是在不斷戰爭中演變而成的。中國幾千年曆史中,戰爭時期幾乎占了漫長曆史的一半,所以幾乎沒有什麽科學象軍事科學那樣與人類息息相關。中國曆史上出現了許多軍事學家和軍事家,他們將軍事變成了一部藝術。因而,立誌從事民主武裝革命者必須從人類曆史,尤其是中國曆史中尋找軍事知識。而且,凡不熟通中國曆史的人,肯定不可能成為中國曆史舞台上的英雄。同時必須要了解和掌握現代化戰爭的特點。此章隻是指出民主革命軍在武裝起義中可以掌握的幾個基本策略。



然而,我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勇氣,正如太公兵法所言“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於天下” 。勇氣是革命家的第一要素,也是軍事活動的基本要求。





第一節 遊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和正規戰





一、基本定義



遊擊戰是在明顯的敵強我弱情況下的戰爭形式,確切說它不能完全稱之為戰爭,它是在移動中發動群眾,保存自我的方式。它所“擊”的往往不是敵方的軍隊,或者至少不是敵方的正規軍、主力軍,而往往是敵方的後勤、交通、重要設施或非武裝人員。



運動戰是軍隊在不斷移動中尋找戰機,並捕捉戰機,以相對集中且占優勢的兵力、有利的地形和良好的群眾基礎消滅敵人。運動戰的最大特點不是機械地堅持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堅持以消滅敵方軍隊為主要任務。



運動戰是民軍有一定基礎後應該采取的軍事策略,這種基礎主要指有一片被民主革命政黨控製的自由區根據地和一支能戰鬥的、有一定數量的民軍。



民軍可利用自由區人民對中共的憤怒,選擇有利的地形、結合遊擊戰殲滅共軍。



大規模的陣地戰和正規戰是民軍中後期的戰鬥形式,民軍軍事家應根據實際戰況而製定。



陣地戰是指為必需的目的堅守某一特定的地點,即使這場戰鬥不但不能消滅敵人,而且會造成自己的很大的傷亡。



正規戰是指雙方戰略大決戰,它集遊擊戰、運動戰、陣地戰於一體,達到大量消滅敵方的目的。



必須指出,以上幾種戰爭形勢並不是絕對分離,互不相幹的,往往相互交叉使用,相互彌補其不足,或者相互轉變。如果一場遊擊戰發展有利,可以變成運動戰,更多消滅敵人,而運動戰中經常會有小的陣地戰,正規戰中也經常運用遊擊戰手段實現戰略目標。



二、民軍的策略



遊擊戰顯然是民軍起義初期的主要作戰形式,這是因為:



1、 為了保存民主革命政黨和民軍。起義初期民軍數量不大,又缺乏充分的時間組織訓練軍隊,更重要的是民軍沒有經曆實際戰爭,需要在遊動中彌補以上缺陷。



2、 為了發動群眾。遊擊隊實質上是一支武裝工作隊,用於打擊中共地方政權和小型武裝,然後才能放手發動群眾。革命初期,武裝工作隊是擴大民軍的必然手段。



3、 為了有效地殲滅中共非武裝人員或非正規武裝,破壞中共的交通、重要設施及共軍的後勤係統。中共非武裝人員包括中共黨、政、司法等部門,非正規武裝包括武警、警察、武裝部。



最後我必須指出,遊擊戰是弱小團體武裝反抗的最重要的形式。僅1945年到1975年,全球以遊擊戰為主的大型國內戰爭或殖民地戰爭有45起,約800萬人死亡,大部分團體通過遊擊戰發展成運動戰,正規戰而走向勝利,而正規戰隻有17起,290萬人死亡。





第二節 根據地與流動戰





一、基本含義



根據地式的革命是指武裝起義從起義開始便堅守這塊根據地,並不斷擴大,最後占領全國。流動戰即是曆史上的“流寇”,從不局限於一地,不斷衝破敵方的圍追堵截。



二、中國曆史的經驗和教訓



中國曆史上的武裝起義既有根據地式的革命,也有流動式的戰爭,還有兩種相結合的革命形式。朱元璋以金陵為根據地,向西擊敗陳友諒,占領江西、湖南、湖北;向東擊敗張士誠,從而占領江浙;向北擊敗元軍,收複華北;再平定西南、東南和西北。這是一條以金陵為根據地而不斷向四周擴大,最後取得勝利的典型例子。李自成、張獻忠則是典型的“流寇”主義者,十幾年間,他們不斷轉戰在陝、甘、豫、晉、鄂、皖之間,從沒有在一處連續過兩個春節,最後李、張分別在河南和四川建立根據地,再稱帝。盡管李自成後期開始注重建立根據地,從而一舉攻占北京,但他的根據地基礎非常不牢,一遇挫折,根據地紛紛消失,其官員相繼叛變。沒有穩固的根據地當然是李自成失敗的原因之一。



太平天國是根據地和流動戰相結合的起義實踐者。它成功的經驗是起義初期充分利用流動戰的優勢。出金田、攻桂林不克,轉而衝出廣西清軍的包圍圈,而進入清軍毫無防範的湖南,大量吸收能征善戰的兩湖子弟,克嶽陽、下武昌,從而發展成上百萬人的軍隊,後席卷長江中下遊,建立南京根據地。但太平天國失敗的教訓之一是,隻知固守南京周圍的根據地,沒有全力向外發展,尤其是北伐清軍。



國民革命軍與朱元璋紅巾軍一樣,是以根據地為基礎向外出擊而成功的典範。不同的是,國民革命軍以廣州為基地,一路向北,統一中國。



中共一向注重根據地的重要性,在許多地方建立一塊一塊根據地,但被國軍成功擊破,迫使其四處流竄,最後殘部匯集在陝北一隅,毛澤東作好再次流竄的思想淮備,但中共適時利用張學良的幼稚衝動和日本侵華的契機,又在西北建立根據地,從而成功奪取政權。



三、兩者的關係



1、根據地是必須的。



中國有句古話:“野雞有個山頭,鳳凰有個枝頭”。一個無根據地的軍隊必然是到處流竄,四處挨打,而不能取得必須的休養和供給,而且流動中必然要拋棄傷病員、家屬和必需的設施。流動戰中的軍隊往往被敵方打敗,但更多的是被無止盡的流動而拖垮。因而,隻要條件許可,一個軍隊應該建立根據地。



2、不能機械地死守根據地。



另方麵,起義武裝決不能一味機械地死守根據地。強行建立根據地的結果往往是被敵方徹底包圍殲滅,特別是起義之初,武裝力量不太強大的時候。



3、兩者交叉使用。



曆史經驗和教訓給我們的結論便是:盡可能建立根據地,如條件允許,則采取流動戰,在流動中壯大自己,兩者交叉使用。



四、民軍的策略。



中國曆史提供我們一個經驗:在國家戰亂時,起義者應以根據地為主,不斷向外擴張;在國家無戰亂時,應以突然暴動並迅速流動戰為主,待發展到一定力量時,再建立根據地。朱元璋、國民革命軍、中共都是在全國到處是戰爭環境下以根據地為基礎而成功的;李自成、太平天國則是在國內並無戰爭情況下發動起義,而他們都采取流動戰,並在流動戰中發展壯大。他們最後失敗的主要原因不是軍事策略問題。



為什麽我們要采取這樣一個原則?這是因為在國家戰亂時期,各種力量無暇顧及小股武裝力量,而這小股武裝力量便可利用各大武裝集團之間的爭鬥而占領一處根據地,並不斷擴大。朱元璋在豪州從郭子興軍中獨立時,並沒有人認為他將成為皇位的爭奪者,直到他立足南京與陳友諒、張士誠三足鼎立為止,此時要消滅朱元璋也不容易了。國民革命軍利用北洋軍閥的混戰,在廣州站穩腳跟,組建了以三民主義思想為指南的新型軍隊。中共同樣利用國民軍全力統一中國的時機在全國各地建立根據地。相反,如果全國並無戰亂,當局便可利用全國武裝力量對起義圍剿,此時起義者一則要突然起義,二則要迅速衝出包圍圈,在以後發展中再建立根據地。如李自成、張獻忠在崇禎初期不可能建立根據地,不知多少次衝破明軍的包圍,而存活壯大起來。而清朝在廣西的包圍圈一次被太平軍衝破後,再也圍不住太平軍,後來是太平軍自願地被動地被圍剿。



因此,中國民主革命軍的策略應該很清楚:如果中國沒有內亂,則采取突然暴動,迅速流動戰、將戰火燃遍全中國,在流動中尋找時機,發展壯大。而且在流動戰中避開與民軍有作戰經驗的共軍,集中打擊那些未經戰爭的共軍。曆史證明,這類軍隊更易擊敗。李自成、張獻忠與洪承疇的西北軍作戰時,經常失敗,而在湖廣、四川、河南、安徽卻如入無人之境;太平軍打湘軍很困難,但卻將綠營、八旗軍打得一敗塗地。如果中共爆發內戰,則采取建立根據地,穩打穩紮的戰策。





第三節 和平談判與軍事鬥爭





一、兩者的關係



軍事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政權,因而軍事鬥爭隻是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之一,它是在中共拒絕任何實質變革下的不得以的選擇。如果中共願意和平談判,而中國民主革命政黨能夠通過和平談判達到我們的政治目的,我們不應該拒絕任何談判。



另一方麵,和平談判從來就是和軍事鬥爭交織在一起的,常常成為軍事鬥爭的策略。中國曆史上不知有多少通過和談來挽救失敗的起義者。崇禎七年,李自成四、五萬人馬被明軍牢牢圍困在陝南的“東廂峽”,毫無退路。顧恩君獻計“詐降”,從而挽救農民軍。中共更是使用這種“詐降”法的老手。沒有1936年中共詐降國軍,不可能有中共迅速發展的機會;中共充分利用1945年至1946年與國民黨的和談,贏得淮備全麵內戰的時機。



二、民軍的策略



1、 主動采取和談策略。一方麵這樣可以爭取國際間的輿論;另一方麵分化中共,通過和談實現我們的政治目的。



2、 保持清醒頭腦。因為一方麵認清中共是以暴力奪取政權、以殘酷屠殺維持政權的邪惡組織,如今更是以政權維護部分集團的既得利益,讓他們和平放棄政權必然不易。另一方麵認識到中國民主革命政黨必須要有自己的軍隊保衛民主政權,建立中國的國際地位。



3、 運用和平作為軍事鬥爭的策略。當中共並無和談誠意時,我們應根據需要采取和談手段,以保持發展民主革命力量為目標從事和談。



三、和談的目標



1、釋放所有政治犯,並實施全國大赦。



2、開放言論自由。



3、實行多黨製,選舉製。



4、全國軍隊國家化,撤除軍隊共黨組織。



這些隻是一些基本的條件,有這些條件,和談便成為我們的政治目的,而策略性的和談則與上述目標毫無相幹。另外,和談的條件應與雙方力量對比相聯係。同時,和談的時機應根據國際國內局勢而定。最後,和平談判要盡可能納入其他的力量,特別是台灣、港、澳,爭取在大格局中解決中國問題。





第四節 超限戰





一、基本含義



“超限戰”是一個新名詞,但事實上是一個古老的問題:為贏得戰爭勝利而不擇一切手段,亦即沒有任何限製地使用一切手段以達到目的。我們言之為古老的命題,是因為中外許多政治家都麵臨這個問題,並采取過不同的態度對待這些“界限”。然而困難的問題在於如何認清這些“界限”。人類戰爭的“界限”是不斷演變而成的,如不殺俘虜、不斬使節、宣戰、允許紅十字會求援傷員、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等等。可是“超限戰”者認為既然戰爭的目的是勝利,戰爭是一場生死搏殺,因而沒有理由遵守那些“界限”,尤其是弱者,沒有必要遵守強者認同的戰爭方式和遊戲規則;美國可以投原子彈,大量殺傷平民,那麽恐怖分子便可以如法炮製。



二、民主革命軍的觀點



中國民主革命軍的目的是用一切手段推翻中共,因而必須盡量使用各種手段,但我們必須堅持一條“界限”:即如果使用的手段破壞了我們的目的,或者達到相反的目的,我們決不可使用這些手段。具體而言,如果民軍擁有核武器,我們的“界限”是不在革命中使用核武器,因為這種手段嚴重破壞了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目的;同樣生化武器的使用也屬於這個“界限”,至於其他手段,則應具體對待,總的原則是既不能“理想”化民主革命戰爭;又不能破壞我們的目的,應從中找出一些平衡點。





第十四章 和平手段





第一節 和平手段與民主革命的關係





中國民主革命從來不排除,而且也不應該排除和平鬥爭手段。這是因為武裝革命隻是政治鬥爭的手段之一,它是在和平手段已經不能發揮主要功能情況下的不得以的選擇。如果和平的手段仍然能發揮重大作用,中國民主革命政黨不應該拒絕實施這一手段。此外,即使軍事革命已成為民主政黨的主要活動領域,其他和平的方法仍然能對中國民主自由事業的進程發揮輔助作用。最後要理解的是,許多革命家都是首先采用和平手段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當和平的幻想破滅後才逐步走上革命之路。因而和平手段是革命者必經之路,是培養革命者的有效途徑。通過和平手段,一方麵向全世界證明中共的殘暴,另一方麵為中國民主革命輸送大批的骨幹。“六四”的槍聲不知讓多少人猛然醒悟隻有武裝推翻中共,別無他路。





第二節 學生運動





青年學生是一個國家的希望。古今中外,青年學生總是站在時代發展的最前沿。他們對國家事務有一種本能責任感,對社會問題極為關注,對民眾疾苦負有同情心。自孔聖人創私學,授教於普通百姓以來,中國青年儒士便成為國家的根基,社會進步的主流。幾千年來,他們創造了無數流芳青史的壯舉,其中最悲壯的是戊戌變法的仁人誌士和六四運動的青年精英。



一、六四學生運動的經驗和教訓



六四學生運動是人類和平、理性地追求民主自由的壯舉。這一壯舉不僅僅因為其規模巨大而載入史冊,更因中共的殘酷鎮壓而震撼全世界。與因袁世凱晚年短暫稱帝而將其數十年維新變法、振興中國的功績一筆抹殺一樣,鄧小平鎮壓六四,數千熱血青年躺倒在北京街頭,也使其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希望化為泡沫,鄧本人也永遠逃不脫曆史的審判。



六四學生運動最成功的經驗是青年學生喚醒了全國民眾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念。1978年,一批民主鬥士開啟了中國現代民主自由運動,但其規模和影響力遠遠沒有六四學生運動這麽巨大。六四學生運動公開的訴求是言論自由、多黨執政、反對腐敗。盡管中共用軍隊鎮壓了這次學生運動,但六四學運的政治要求卻深深印入全國人民內心,六四學運的壯舉鼓舞了許多誌士繼續為中國民主革命奮鬥。



六四學運運作過程中的經驗首先是抓住胡耀邦去世這一事件,並以這一事件為起點,逐步將學生運動推向高潮,尤其是絕食活動,一個多星期中,全中國、全世界都在密切關注北京青年學生的命運。其次是利用中共上層的政治觀點分歧,將矛頭指向中共的頑固保守派,客觀上加劇了中共的分裂。



六四學運的另一個經驗是抓住全國所有民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中共的腐敗。反腐敗的口號深得民心,甚至在中共內部也引起強烈的反響,這種將民主自由思想與中國現時實際問題緊密結合的方法是我們必須牢牢掌握的。



六四學運最大的教訓是沒有一個堅定的、有廣泛視野的領導集團,這種領導集團的欠缺導致學生運動失去控製而不知最後的目標。這方麵,知識分子應該吸取血的教訓,知識分子作為青年年學生的導師,既沒有在學運爆發之前確立學運的目標,也沒能在學運開展之後引導學生運動的發展。知識分子大部分缺乏實際政治操作的經驗,沒有能形成一個以知識分子為主的領導集團,而是讓沒有社會經驗的青年學生駕馭學運的航船。



另一個教訓是對中共的本質認識不夠,許多人對中共還抱有幻想,因而總不相信中共會真的開槍鎮壓學生,以致造成流血犧牲。



二、學生運動的實施



1、學生運動必須在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秘密領導下進行,沒有民主政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是盲目無序的,既不能有效地組織,也不知運動的目的。



2、抓住學校現實問題作為起點,然後逐步擴大反腐敗,如學生夥食、住宿、校園治安、學費等等問題。運動之初不宜直接涉及政治問題。



3、孤立分化打擊中共在學校公開的組織:如學生會、團委、黨委。首先要利用選舉程序控製學生會。



4、與媒體保持密切聯係,將學生運動的情況隨時通告全世界。特別注意利用網絡傳遞信息。



5、掌握中共布置在各大學的特情。這些人佯裝積極,甚至混入領導層,向中共提供學運的情報,暗中破壞學運。



6、保持學校與學校、學校與其他團體的聯絡,以便一校發起,數校響應,社會各界呼應的局麵。



7、保衛學生運動骨幹。凡暴露且有被捕危險的學生領袖應轉移到自由區或其他城市。如果學運正處高潮,需要這些骨幹,應派人公開或秘密保護。對逮捕的學生骨幹,應積極設法營救,並給家庭以各種援助。



8、學生運動的目的應與民主政黨在當時的政治需要而定,並嚴格遵守這一原則,做到能發動學運,也能有效地控製,避免失控後帶來不利後果。





第三節 工人運動





一、中國工人運動的曆史



中國工人作為一個階級在中國出現是隨著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產生。中國共產黨標榜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企圖模仿蘇俄以工人運動作為掘起的起點。但當時中國5億人口中,工人階級占極少數,即便將傳統手工業工人、農村雇傭工人等加在一起,隻有2,750萬人,隻占全國人口的4%。中共建黨之初,其成分主要是知識分子、他們對工人的了解極其有限。工人屈指可數。工人運動更毫無影響。



中國工人運動在1925年前形成了一個波瀾壯闊的高潮。中共利用工人階級的疾苦和普通工人的愛國主義熱情,發動了許多大罷工,工人黨員人數也大大增加。



中共也嚐試俄國式的城市工人武裝,但這些企圖在1927年蔣介石進駐上海以後徹底失敗。從此中國工人運動煙消雲散,連工人出身的中共總書記向忠發,政治局委員顧順章都相繼投靠國民黨。以後中共在農村以農民武裝革命為主,在城市以學生運動為主,放棄以工人階級為主導的理論。在中共長達20年的叛亂中,工人運動幾乎沒有起多大作用。



中共奪取政權後,重新撿起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的旗幟,利用工人階級打垮了資本家,但中共自認為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隻不過是欺騙宣傳手段,工人被中共的工會牢牢控製,中共集團取代資本家,成為剝削工人的新“資本家”。工人階級成為中共內部權利鬥爭的工具,獨立的工人運動完全消失。



中共改革開放以後,徹底拋棄了理論上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欺騙宣傳,大批工人不斷被中國國營企業拋棄,生活毫無著落,淪為社會最貧困的階級之一,而工人賴以生存的國家企業則不斷被中共官僚集團侵吞。中共將過去他們一再批判、消滅的資本家引進黨內,自己宣告共產主義理論的徹底破滅。



最近幾年,沉寂了數十年的中國工人運動又慢慢恢複其本來意義。工人階級逐漸覺醒並認清他們早已不是什麽“主人翁”的騙局,不斷展開一些自發的以經濟利益為直接目標的罷工、示威。



二、工人運動的方法



1、 以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問題為突破口,失業、缺乏社會保障、勞動時間長,安全無保障、無社會福利、拖欠工資等。



2、 以老、弱、病、殘、女為遊行示威活動的先鋒,讓中共的鎮壓麵對更大的輿論壓力。



3、 利用工人既有的組織,力爭其領袖的同情和合作。盡管中共對任何公開的組織采取嚴密的控製,但隨著社會活動的日益多樣化、複雜化,工人中仍有一些既有的非政治性的組織,如各種體育、娛樂俱樂部。民主政黨應深入這些組織中,利用這些組織的人脈關係。



4、 組建各種為工人謀福利的非政治性組織。如文化補習班、英文補習班、各種工作技能培訓班、就業公司等等。一方麵廣泛爭取工人,另一方麵,從中物色秘密黨員骨幹。



5、 始終將工人運動作為民主政黨公開合作的一部分,密切與其他運動配合。工人運動與學生運動一樣,都是民主革命政黨的全局策略的一部分,我們應根據黨的策略,中外局勢和當地的實際情況,相應發動單獨立工人運動或聯合民主運動。



6、 與學生運動一樣。將工人運動中湧現的骨幹分子發展成職業革命家,調往外地和自由區工作。



三、關於工人武裝暴動問題



國民黨和中共都曾嚐試過組織城市工人武裝暴動,但都以失敗告終。上海三次工人起義中,國民黨人紐永鍵於1926年10月組織工人暴動,但因聯絡失敗而沒有展開;1927年2月,中共發動第二次暴動,遭北洋軍閥鎮壓;1927年3月,中共顧順章指揮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暴動,但卻被國民黨北伐軍解除武裝。1976年,張春橋、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等人想利用上海、北京的工人武裝對抗黨內軍隊實力派,也以失敗告終。



為什麽在中國不能進行成功的城市工人武裝暴動?



首先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控製大規模的工人武裝非常困難。城市社會關係複雜,工人來自社會的各個角度,在當地有各種親朋好友,很難將大批工人集結成軍隊式的武裝力量,即使能夠集結,也很難與軍隊一樣有效地控製,必要時撤離城市。一旦這些千絲萬縷的聯係不能割開,工人武裝便沒有戰鬥力,形成一哄而起,一擊而散的局麵。



其次,作為一個武裝力量,必須有一定時期的訓練才能具有戰鬥力,而城市工人武裝力量必然是在秘密活動中組建的,這就客觀上造成無法集中訓練的情況。



再次,當局對大城市的控製總是比對鄉鎮控製嚴密得多,大規模的城市地下活動不易有效地展開,很可能造成夭折。



最後,即使城市工人武裝暴動一時成功,如果不能造成中共倒台的多米諾效應,工人武裝也難以在城市立足,最後的結果是如1927年3月中共發動的上海工人暴動一樣,被繳械鎮壓。



綜上所述,中國民主革命政黨要極為慎重地發動城市工人武裝暴動。一般應組建小規模的城市地下工人武裝,其任務是執行黨一些武裝活動,如處決叛徒;懲治中共貪官暴吏;營救同誌;保護黨組織等等。隻有在一種情況應開展大規模的城市工人武裝暴動,這就是配合民軍進攻,占領城市。





第四節 知識分子運動





我們這裏指的知識分子還包括文化、藝術界人士。因為民主革命政黨在這方麵的工作是大致相同的。知識分子運動與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的方法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其獨特的地方。



一、知識分子的影響是深遠的、廣泛的。



從事實際行動工作的人往往容易忽略文學、藝術、理論思想的深遠影響。文學、藝術往往最先領導時代發展的方向。其表現形式能無聲無息地滲入普通民眾的內心深處。一曲鄧麗君的歌曲不知溫暖了多少中國大陸民眾的心靈,使他們本能地厭惡中共殘酷的階級鬥爭,讓千萬個共黨官員的政治說教變成討厭的廢話。一篇公、私有製關係的論文能將共產主義荒謬的思想徹底摧毀,使中共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同樣,小說、電影、詩歌、繪畫等藝術都能發揮這樣的作用,而且是在無聲處摧毀中共的欺騙說教。中共其所以拚命抓住這方麵的宣傳,目的是意識到其對社會影響的深刻。中國民主革命政黨必須認識到這些無聲的炮彈。



二、知識分子容易接受民主自由思想。



由於知識分子的教育程度和工作性質,他們更容易從理論上接受民主自由思想。因而從事知識分子運動的朋友必須能與他們真正溝通。另一方麵要注意到,正是知識分子有獨立思考的特點,他們一定有與民主革命政黨不同的思想。如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革命與改良等等。民主革命政黨一方麵要從事理論說服工作,另一方麵要避免這些理論爭論,求同存異,“同”的方麵是中國必須實現言論自由,必須實行多黨製。



三、讓知識分子做其力所能及的工作。



發揮其專長,不應讓他們做更多地下的、行動性的工作,尤其是最初活動期間和對年齡較大、名氣較大的知識分子。





第五節 經濟戰





一、經濟戰的重要性



首先,經濟戰直接影響到所有中國百姓,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無論是否關心國家政治、所有民眾不得不關心自己的生活生存問題。然而,民主革命政黨必須通過經濟領域內的運動影響中國民眾,從而影響中國政治,達到摧垮中共經濟體係,盡早推翻中共實現民主中國的目的。



其次,經濟戰可以削弱中共的經濟力量。盡管民主革命政黨的經濟實力無法與中共相比,尤其是革命初期,但中共的經濟需要維持其龐大的官僚係統,應付多方麵的開支。削弱其經濟實力,仍然能加速中共政權的崩潰。



最後,經濟戰可以擴大民主革命政黨。盡管貧困曆來隻是人民革命造反的原因之一,但我們的經濟戰仍能導致貧困民眾走向民主革命的陣營。



二、經濟戰的途徑



1、削弱或限製中共外貿。



遊說西方國家和國際社會,以中共長期、持續違反基本人權、大量出口勞改產品等等為突破口,爭取對中共實施經濟製裁,減少、限製甚至完全封鎖中共外貿出口。



2、限製或阻止外國企業在華投資。



一方麵通過境外民運組織大力宣傳中共貪官對外來投資的盤剝、敲詐;另一方麵對已在中國投資的外商遊說,同時抓住典型例子,證明在中國投資的風險。



3、利用中共金融危機。



中國國家銀行盲目貸款、牟私貸款嚴重;銀行呆帳、死帳數量宏大;金融黑洞既深又大;資產非法外流無法阻止;銀行信用危機、地下錢莊非法洗錢應運而生;人民幣在自由兌換下遭強烈排斥;金融機構則進行非法金融投資等等,都是中共存在的嚴重危機。民主革命政黨應利用這些危機,引發、製造危機。



4、在自由區廢除人民幣,發行新貨幣。



這一方麵是建立新政權的需要,一方麵可以收集人民幣用於獨裁區,引起更大的通貨膨脹。



5、行動式的經濟戰。



用中共之道還治中共本身,如製造假人民幣;發動儲戶擠兌;奪取大量資金等等。





第十五章 武裝革命中的對外關係





盡管實現中國民主自由主要取決於中國國內民眾的奮鬥,但外部的援助卻是不可缺乏的部分,尤其是在國際交流日益頻繁、信息網絡形成全球係統的今天,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民主革命必將對世界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世界各國、各組織必然密切關注並且介入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因而,民主革命領導人必須具備現代國際關係的知識、視野,正確地處理國際關係。





第一節 西方民主國家的援助





一、武裝起義前的援助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民主革命武裝起義前不可能取得西方民主國家的大力援助。這是因為首先西方民主國家不至於象蘇共輸出共產革命那樣支援民主革命。二十世紀下半世紀,東西方冷戰時期,共產主義集團處處挑釁,民主陣營則依仗雄厚的資源與之周旋,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實踐證明這是一條有效的戰略。另外,民主國家的社會結構也決定其不可能采取大規模民主革命輸出的政策。法國、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實踐證明,西方國家人民對卷入戰爭的態度是消極的,與其說法美對越戰爭失敗,不如說是兩國人民倦戰的結果。



其次,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指出,國家主義仍然並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繼續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原則。西方國家在與中共關係中,最優先考慮的仍然是其國家利益。我們可以經常從無數西方國家領導人演說中聽到一個穩定的中國符合西方國家利益,這個利益指的是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尤其是他們與中國貿易的利益。



再次,西方國家對中國曆史演變的法則仍然沒有完全了解。無數政要和學者都無法理解為什麽共產主義的始祖蘇共垮台十幾年,中國又實行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的混合體,且共產黨普遍腐爛,而中共卻還沒有垮台。殊不知中國文化中從來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注重原則,而總是抓住現實利益緊緊不放,因而,西方國家總等待一個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式的人物出現。但這種人物是很難出現的,即便出現,也起不了戈、葉那樣的作用。中國政治舞台從來是以實力為依據的,西方國家的這種思維邏輯也決定他們對中國民主革命的態度。



二、武裝革命起義後的援助



盡管西方國家從國家利益原則出發,在中國民主革命武裝起義前不太可能支持民主革命,或者肯定不會公開明確支持,但這絕對不等於他們不會支持已經起義並站穩腳根的中國民主政黨的革命。因為推翻中共這樣一個邪惡的政權,從最根本的目標仍然符合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又有利世界和平和人類文明曆史的發展,特別是在西方國家人民的民主傳統輿論的壓力下,西方國家自然會本能地傾向中國民主政黨。因此,民主革命政黨在武裝起義後應開展對西方國家的交往,爭取他們的援助,而決不能象太平天國那樣閉目塞聽,孤軍奮戰。



另一方麵,我們仍要認識到即使武裝起義相當一段時期之後,我們也不能奢望獲得西方國家明確公開的支持。因為西方國家必須考慮到中國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又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西方國家的支持必然要視中國民主革命發展的進程而定。民主革命越發展,西方的支持越明確、越公開。



三、西方國家援助的內容



1、 情報。



淮確及時的情報對民主政黨是極為重要的。西方國家擁有先進有效的情報係統。衛星監視地球每個角度;電子偵測可以截獲全球所有的信息。這種情報對於處在遊擊戰、運動戰時期的民軍相當重要。另一類情報是國際關係,中共的動向,這對中國民主政黨製定大方針很有幫助。



2、 國際壓力。



西方國家能夠公開且名正言順地實施的政策是呼籲中共停止內戰,實施多黨民主政治,開放言論自由,這些正是中國民主政黨的奮鬥目的。



3、 資金、技術和武器。



這種支持肯定是秘密的。



4、 人力支持。



這包括華裔在西方的中國人及西方的誌願人員。民主革命政黨急需大批有西方民主生活體驗的幹部。沒有西方國家的支持,這種活動難以展開。



總之,西方國家的支持是廣泛的、形式多樣的。民主政黨武裝起義後,應著手與西方國家建立秘密聯係。交往中認清一個基本原則:無論從道義、理論、國情、最終利益出發,西方國家一定是中國民主運動堅強後盾,同時考慮到西方國家的國家利益和現實國際關係。





第二節 海外華僑的支持





一、華僑的概況



中國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有將近四千萬海外華僑,這些華僑主要分布在東南亞。盡管許多人已加入所在國國籍,有的居住數百年,但大部分華僑仍保留中國傳統文化,會說中國話,並對中國的命運極為關心。1989年“六四”運動時,海外華僑的支持讓全世界為之感動。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源於華僑,成長於華僑,幾乎可以說沒有海外華僑的支持,就沒有孫中山先生的革命。



自中共奪取政權以後,海外華僑經曆了許多痛苦的精神折磨。一方麵為西方殖民帝國離開中國而高興,希望中國繁榮強大;另一方麵又無法認同共產主義理論,憎恨中國共產黨的暴行。海外華僑經過自己的勤奮努力,大多為當地富裕之家,尤其是東南亞的華僑,大都可以左右所在國的經濟命脈。而共產黨的革命首先要打倒富人,海外華僑就在這種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困擾中掙紮,最後不得不放棄中共的共產主義教條,這便是中共在東南亞共產革命失敗的根源。



中共開放以後,不再輸出共產革命,不再打倒資本家,海外華僑的敵對情緒消失了許多,加之中共廣泛招攬、籠絡華僑,不少華僑回中國投資,中國經濟發展與華僑的個人利益又息息相關。但中共的腐敗卻越來越使海外華憎惡,不少華僑逐漸認識到沒有民主製度就無法保障資本主義。



二、如何爭取華僑支持



1、建立民主革命政黨海外組織。



2、宣傳民主自由思想。這種宣傳應特別注意說明中共不等於中國,反中共不等於反中國。中國的強大隻能在推翻中共後才能實現。不少華僑為中共所用,除一些人與中國有生意往來而顧及自己利益以外,許多人是被中共虛偽的愛國主義所迷惑。



3、利用華僑與中共的聯係,發展地下活動。許多華僑在中國投資,他們與中共官員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有的還與中共高層官員關係密切,有一些有利條件收集情報。民主政黨應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



4、爭取人力和資金援助。華僑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本能擁護西方民主製度。又有民主生活的經曆,應當是民主政黨的幹部來源之一,尤其是經濟、外交人才。另外,華僑也能提供相當的資金援助。





第三節 海外民運的作用





一、海外民運簡介



自1983年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美國成立以來,中國民主運動持續在海外活動了二十年,成功地高舉中國民主運動的旗幟,極大地鼓舞了國內民主鬥士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並團結了一批立誌中國民主事業的骨幹分子。



海外民運主要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從1983年到1989年,主要成員是海外留學的知識分子;第二個時期是1989年到1998年,這個時期主要是六四流亡人物,有學生、知識分子、工人及前中共官員;第三個時期是1998年中國民主黨建立到現在,主要人物是六四後堅持在中國從事民主運動而被中共流放者。海外民運的組成主要還是以知識分子為主。



海外民運並沒有形成統一的組織,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然而最重要的是長期生存在西方國家、遠離中國大陸、缺乏基本的群眾基礎,形成有政黨無活動、有組織無紀律、有領袖無成員的局麵。另外各種勢力介入民運組織之中,培養、支持自己的力量也是民運分裂的主要原因。此外,民運人士的思想除實現中國民主自由外,許多理論思想不能統一,因而形成不了一致的觀念,以至於無法達成統一行動。最後民運人士本身也在積累政治活動經驗,完善自身素質。



西方各國對海外民運的態度也是根據國際環境變化的。總體來講,西方國家是支持民主事業的,特別是中國的基本人權。六四時期,西方政府和民眾對中國民主事業的支持達到高潮,但因無法推翻中共,這種支持逐漸冷卻。



海外民運有一些有限的資金,隻能讓少部分人士不打工而從事專職民運活動。這些資金來源包括西方國家政府的民運活動基金;民間社會的讚助;華僑組織和個人的讚助;台灣政府和民間的支援;香港和澳門組織和個人的支援。這些援助既有限,也沒有保障,而且有一定局限性。



二、民主革命與海外民運的關係



海外民運一些組織和個人或出於自身經曆觀點、或出於背後援助組織的壓力,不支持以革命方式推翻中共,甚至堅決反對這一途徑。這是一種正常現象。一切政治運動總有左、中、右派,而這些組織和個人會隨中國和世界局勢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思想。因而中國民主革命要緊緊依靠海外民運中的革命派,讓中國民主革命國際化。



必須確定,海外民運隻是中國民運的一部分,中國民運的主體和領導層應始終在中國國內,任何遙控指揮式領導一定會失敗。革命領袖必須而且隻能是在中國國內鬥爭中產生。海外民運人士隻能回到中國,參與中國民主革命,才能逐步駕馭中國民主革命的洪流。自封式的領袖隻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幻想。



三、海外民運的作用



1、 聯絡西方政府和民間組織,爭取他們對中國民主革命的支持。



2、 宣傳中國民主革命,以爭取西方政府、組織、個人和海外華僑的認同。



3、 向國內輸送民主革命骨幹力量,尤其是受過西方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



4、 收集情報信息。



5、 建立海外民主革命聯絡點。



6、 籌集資金。



7、 建立進入中國秘密通道。





第四節 台、港、澳:中國民主的基地





一、台灣:中國民主的榜樣



台灣是中國人獨立建立的第一個民主政治實體。自孫中山先生倡導三民主義,主張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民主進程以來,國民黨在台灣既成功地繼承、保留、發展了中國幾千年優秀的文化,又成功地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在中共威脅、封鎖下不但發展了現代化經濟,而且逐步實現多黨政治、言論自由的政治格局。在中共獨裁暴政的幾十年中,台灣始終猶如黑夜茫茫大海中的燈塔,照亮了中國人的航程,鼓舞著中國人民反抗中共的殘暴專政。中共曆來吹噓他們勝利了,國民黨失敗了,但我們認為中共隻不過暫時在大陸成功地篡奪了政權,而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必將取得最後勝利,自由民主的政治體製的種子必將穿越台灣海峽,在大陸生根開花,繁榮茂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民主革命可以說是再次國民革命。無論從何角度來看,台灣應始終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堅強後盾,甚至可以成為有力的領導者。



然而,台灣的現實政治對台灣在中國民主革命進程中的作用有著相當的局限性。民進黨倡導的台獨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台灣對大陸的影響,使中共在很大程度上轉移了大陸人民對中共暴政不滿的注意力,而成功地以愛國主義大旗鼓動大陸人民反對台灣,如同斯大林利用納粹的侵略加緊對內的鎮壓一樣,中共也在利用“分裂勢力”維係其日益衰落的統治。國民黨逐漸失去了當年蔣介石先生、蔣經國先生反攻大陸的信心,隻是為爭取在台灣重新執政而掙紮。親民黨的注意力當然隻是台灣。因而,台灣執政、在野政黨似乎都缺乏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政治的思想基礎和信心,而一味隻關心台灣自己的事務,而忽略一個基本的現實:台灣不可能孤立於大陸事務之外。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民主革命要取得台灣的支持便有一些困難和局限性。尤其是革命前期,因而民主革命政黨應積極爭取改變台灣執政、在野政黨的態度。



首先是認清中共表麵強大的虛假性,中國曆史上的皇朝和東歐、蘇共獨裁暴政都是在虛假強大下被推翻的,其次是將政黨和個人的視野擴展在十三億人口,近一千萬平方公裏的中國大陸,拋開偏安東南孤島的狹隘政治心態。我們相信台灣仍有許多這種抱負的組織和個人。如台灣能積極而勇敢地參與中國民主革命進程,台灣將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我們其次的希望當是爭取台灣的支援,無論台灣執政、在野政黨的政治訴求如何,推翻中共獨裁暴政應該是所有組織和個人的願望,中共一日不被推翻,台灣一日不得安寧。中國民主政黨自始至終應把獲得台灣官方、民間的支持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台灣的各政黨肯定是中國民主化後多黨政體中的重要成員,台灣的多黨製,尤其是從訓政到憲政的轉變過程,將是中國民主的寶貴經驗。



二、港、澳的地位



盡管中共已收回港、澳法律上的主權,並逐步加緊對港、澳的控製,但中共不可能象49年控製上海、廣州那樣將民主社會的精華消滅殆盡。港、澳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和由此而生的民主社會結構存在了近百年,自由民主的生活已深入每個市民的生活之中。



中共承諾香港社會製度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真的部分是香港的市場經濟製度不會變,事實上中共試圖改變自己的經濟體製而與香港靠攏;假的部分是中共不會讓香港自由民主政治製度長久存在,而是逐步鉗製香港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將香港納入中共一黨獨裁的政治體係。中共一天也沒有停止加緊這種控製。最近的23條便是這種企圖的集中表現,一旦反對之聲慢慢平靜,中共會采取下一個更嚴厲的措施,直到完成其一黨獨裁,聽不到任何反對聲為止。港、澳民眾應始終清醒地認識到,中共決不會讓港、澳民主自由社會製度存在,進而影響大陸,成為中國民主的橋頭堡。



中國民主革命政黨應針鋒相對,充分利用港、澳目前的社會環境,使之成為未來中國民主事業的基地。首先要利用港、澳目前的言論自由和國際社會的輿論,讓所有港、澳民眾認清中共獨裁政權的本質,理解中共政權與港、澳社會生活是根本無法長期並存,不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垮台,便是中共在港、澳實現徹底獨裁化。其次要讓民眾屏棄逃避、僥幸的心理,隻管自己的經營,不問政治前途,認識到在腐敗、獨裁中共的控製下,港、澳大大小小的資本家是沒有保障的,大陸內部的個體資本家的遭遇便是活生生的例子。從這點看,台灣拒絕中共的所謂“一國兩製”是正確的,這是國民黨與中共幾十年鬥爭的經驗。



中國民主革命政黨應在港、澳建立自己的秘密活動的根基。盡管中共幾十年不斷在香港進行滲透,尤其在97以後,但香港的社會活動空間仍然存在。民主革命政黨首先應與堅持香港民主政體的民主黨保持聯係,充分發揮他們的合法性作用;其次利用港、澳與大陸的聯係,建立秘密通道,策反中共各類官員,收集各種情報,與外界保持聯係,籌集資金、武器。總之,港、澳雖不是軍事戰場,但卻是與外界聯係的中心,地下活動的焦點。





第五節 與其他反共組織的關係





除中國民主革命政黨以外,國內外還有許多其他反對中共或中共視其為敵對組織的團體。如何處理與他們的關係,應當是民主革命政黨的任務之一。一個總的原則便是: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推翻中共。因此,所有反對中共的、或中共視為敵對的組織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朋友,至少不是敵人。我們不但要努力獲得這些朋友的支持,消除彼此之間目標不同的誤解,更重要的是防範中共的分化瓦解、挑撥離間,自始至終將革命的矛頭對淮中共。



一、宗教團體



中國有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等宗教團體。他們的目標是宗教信仰自由,這正是我們推翻中共實現中國民主的目的之一。中共幾十年來不斷殘酷鎮壓各種宗教信仰者,成千上萬信徒為他們的信仰自由而殉道。單中共僅在鎮壓宗教信徒上的罪行便罄竹難書。中國各類信徒有數億人,因而,宗教團體是我們堅決的盟友。



但是,中國各種宗教信徒大多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和平地、或者消極地反抗中共,極少主張武裝革命,一方麵這是由於信仰的局限性,另一方麵是缺乏武裝推翻中共的勇氣和信心。因而,民主革命政黨在處理宗教團體關係上應堅持以下幾個原則:



1、 宗教團體是我們的堅決的盟友。



2、 鼓動所有信徒武裝反對中共。



3、 不幻想所有信徒參與或支持武裝革命。



必須指出的一個問題,盡管大多宗教團體采取和平、消極的方法追求自由的信仰,但古今中外仍有不少宗教團體以武裝革命的方式實現自己的信仰。基督教十字軍東征,伊斯蘭教的聖戰都是突出的例子。中國民主革命政黨必須容納以武裝革命反對中共的宗教團體。



二、黑社會組織



黑社會組織是以暴力為手段,以金錢為目的半公開的集團。中國目前大大小小的黑社會多如牛毛,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越來越深。正確認識黑社會組織的性質,妥善處理與黑社會組織的關係是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一大重要任務。

首先必須認清黑社會的形式和發展是政治腐敗、道德淪喪、法製崩潰的產物。黑社會組織與普通刑事犯罪的最大區別不是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而是黑社會組織獲得政府官員的庇護甚至參與,半公開、半合法地較長時間地存在。中共的普遍腐敗,法律形同虛設為黑社會組織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基礎,而且可以肯定,黑社會組織將會不斷發展壯大。

其次,要了解黑社會組織是對中共腐敗政權本能的反抗和對自我的自然保護。中國大小官僚可以用手中的權力榨取各種利益,漁肉百姓,而普通百姓既無生活保障,又無公平司法保護,於是一些聰明而勇敢者便集成一團,聯絡官員,坐大一方,既可獲得經濟利益,又能顯示自己的威力。因為中共毫無公平司法體係,一些大大小小的私人企業家無法從官方獲得公正的司法保護,而且經常受工商、稅務、市容、公、檢、法等官員的敲詐,不得不尋求黑社會組織的保護,或者參加黑社會。一些政府官員指示自己的黑社會組織敲詐私人企業家,甚至打擊、暗殺自己的政敵。參與黑社會組織的成員絕大多數遭遇到中共不公正的司法迫害,有的沉冤多年而無處昭雪,有的在獄中受盡欺淩,因此轉而組織、參與自己的組織,既保護自己,又發泄內心的憤怒。

最後,我們應認清黑社會組織無明確的政治目的的特性。這種特性使他們經常與中共官僚一起欺壓普通百姓,敲詐弱小百姓,甚至迫害、殘殺無辜百姓。

了解了黑社會組織的形成、性質後,我們在對黑社會組織問題上應掌握以下幾個原則:

1、 爭取黑社會組織參與中國民主革命。由於黑社會組織是本能反抗中共的集團,這種團體自然是中國民主革命聯合的對象。事實上,中國曆史上革命造反者與黑社會組織總有千絲萬縷的聯係,許多造反者本身就是黑社會組織成員。而且,一些無政治目標的黑社會反抗組織最後總是慢慢發展成政治集團。李自成、張獻忠最初純粹是打家劫舍的團夥,最後逐步走上奪取政權的道路。因而,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絕不可機械地、抽象地、片麵地看待黑社會組織,應主動引導他們走上反抗中共的道路,一旦成功,黑社會組織的功能便能發揮很大的作用。

2、 中策是與黑社會組織合作。這種合作當然不是參與其以經濟為目的的暴力活動,而是通過其集團的力量,實現我們的政治目的。例如,控製某中共官員,建立地下活動據點,收集各種情報等等。

3、 勸阻譴責黑社會組織針對普通百姓的暴力活動。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給普通百姓一個公正、健全、合理的社會製度。任何對普通百姓的暴力必然與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因而必須堅決製止,尤其是在革命政黨控製的自由區。

三、法輪功、中功

法輪功、中功等組織既不象傳統的宗教組織,有悠久的曆史、廣泛的經典、係統的組織,當然更不象黑社會組織那樣以暴力為其活動的基礎。不管這些集團的信仰本身是否經得起嚴肅的哲學、曆史考證,也不管其是否有利於中國民主事業,但他們的信仰自由本身卻是中國民主革命政黨要追求的目標之一,僅僅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必須支持法輪功、中功的訴求。



法輪功、中功的純粹的信仰追求使之吸引了不少信徒,參與經濟也使他們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尤其是中共對他們迫害,使他們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組織,反而促進他們的發展。成為中國社會一支值得重視的力量。

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些團體的局限性。他們一直遊離在宗教和政治團體之間,既不承認自己是政治團體,又不認為自己是宗教團體,這對他們的發展是不利的。無論是政治團體或宗教團體,我們必須讓其明確中共是決不會讓他們有信仰自由的,必然傾全力打擊、迫害,事實上成千上萬的法輪功信徒被中共逮捕、關押、拷打、判刑,有的被折磨致死,而且海外的法輪功信徒無數次抗議中共的暴政,從而法輪功實際上在與我們從事一個共同的事業:為信仰自由而奮鬥。

法輪功、中功等團體可能不會支持中國民主革命政黨的武裝革命,但這並不影響他們成為我們的盟友,實現中國民主事業需要各種不同形式、不同渠道的努力。



結語

這不是一本理論書,因而沒有按學術的要求指出研究的資料,考證出處,在此,我對所引資料的作者表示感謝。書中的內容是本人的經曆和二十多年思考、研究的產物。我希望首先讓人們認清推翻中共的必要性;其次是建立人們推翻中共的信念,不可被中共這個紙老虎所嚇倒;然後,論述為什麽和平改良行不通;最後是這本小冊子的主要內容:革命的理論和方法。

必須指出的有三點:

盡管我強調中國民主革命武裝起義是我們的重點,但我們絕對不排除、不拒絕中國的和平變革,而且當這種變革來臨時,應竭力抓住時機,促使中國的和平轉變,即便是在革命過程中,也不能放棄促成這種和平轉變。

另外必須指出的是,革命武裝起義是一門實踐科學,本小冊隻是論述一些基本的問題,大量的實踐必須由民主革命者根據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策略。革命者必須牢牢記住:若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成功,必須通曉中國曆史;若希望成為現代中國領導,必須要有國際視野。

最後我堅信時代在呼喚英雄,正所謂“江山待招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時代出英雄,這個時代正等待許多英雄人物的出現,他們必將乘民主自由之風浪衝垮中共暴政,並重振中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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