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三分天下”之說並非是諸葛原創

　事實上，《隆中對》所論諸方略，遠近都有所本，談不上諸葛亮的“原創”。

 

　　後世對《隆中對》評價很高，因為它成功預測了天下三分，並成就了劉備以一個政治基礎極弱的割據政權，最終實現與曹魏、孫吳分庭抗禮的建國神話。滾滾曆史長河之中不乏以數言定天下，影響時代走向的政治家，《隆中對》也由此成為諸葛亮智慧的代名詞。但若以三分天下的故事都出自於諸葛亮的“奇策泉誦，智謀縱橫”，這顯然隻是小說家的思路。事實上，《隆中對》所論諸方略，遠近都有所本，談不上諸葛亮的“原創”。

　　早在秦末亂時，蕭何、韓信就向劉邦建言過“隆中對”。項羽與劉邦鴻門相會後，分封諸侯，立劉邦為漢王。劉邦沒有當上關中王，十分惱怒，欲與項羽一決勝負。周勃、灌嬰、樊噲一般武將也極力讚成劉邦起兵與項羽決戰。具有政治遠見和戰略眼光的蕭何，清楚地了解楚漢力量相差甚為懸殊，所以極力反對立即決戰，主張劉邦先經營巴蜀，待力量強大之後，再奪回關中，進而與項羽爭奪天下。（《漢書·蕭何傳》：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再看《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也曾向劉邦指出：項羽所封的三秦王章邯、董翳、司馬欣率幾十萬秦子弟兵降楚，大部被殺亡，此三人反而封王關中，關中百姓對之早已恨之入骨，秦人不會再擁護他們。而漢王入武關，進關中，秋毫無犯，約法三章，深得百姓敬仰。關中父老無不以劉邦未封關中王而義憤，早已翹首而望漢軍再至關中。因此，隻要漢軍舉兵東進，三秦可“傳檄而定”。這之後，劉邦完全采納了蕭、韓的意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最後讓項羽飲恨烏江，建立漢朝。

　　《隆中對》中言“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而諸葛亮以後製定的伐魏策略，也幾乎拷貝劉邦出川的路線。但三國時期的中原和楚漢爭霸的中原已經完全不同。東漢以來一直以洛陽作為都城，而曹操挾天子以許昌為都城近半個世紀後，諸葛亮才出祁山。諸葛亮製定《隆中對》時，許昌作為曹操的都城已經一段時間了，加上劉備還要奪荊州、益州、漢中三地，到北伐時中原的政治中心早就轉移到許昌。這樣即使蜀漢出漢中攻下長安，對曹魏也不會有致命的打擊。這些恐怕是後來諸葛亮數出祁山，有心無力、無功而返的原因所在。

　　誠然，諸葛亮一意北伐的理論前提，在《隆中對》也有所申明，那就是“跨有荊益”，百餘年前公孫述據益出荊的曆史，很大程度上是這一決策的參照。

　　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十二年（ 25-36年），公孫述在成都建號立國，史稱其時“蜀土清宴”，當時與諸葛亮身份類似的謀士李熊，就曾給公孫述提出“跨有荊益”以期進一步圖謀的設想。（《後漢書·公孫述傳》：李熊曰：蜀地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李熊所設想的割據境界，含荊州西境，與《隆中對》立論大體相當。東晉常璩的《華陽國誌》對此也有所記述，可知公孫述後來接受了這一戰略方針。（《華陽國誌·公孫述誌》：不東出荊門，北陵關隴，與之進取，則王業不全，子孫不久安也。……乃出軍荊門、陳倉，欲震蕩秦、楚。）

　　劉邦以漢王定鼎天下的曆史早就流傳，而公孫述和劉備兩者的割據形式極其相似，則更可能是諸葛亮《隆中對》的重要認識來源。公孫述北上秦川之議以及所謂不進取則“王業不全”之語，《隆中對》與之高度雷同，以後諸葛亮連年北伐之事也與之符合，說明二者有著某種思想認識上的關聯。

　　諸葛亮無法走出時代的局限，也無法改變蜀漢政權在他死後無力回天的現實，更不用說創造比肩漢高祖的偉業。在諸葛亮去世 28年後，蜀主劉禪自縛請降，比之公孫述寧死不降劉秀，劉禪在史書上留下笑柄，這更是諸葛亮無法預見和不能接受的了。在漢末動亂紛紜的年代，除了諸葛亮以外，其他有識之士也在觀察時局，探尋出路。在《隆中對》之前，東吳的魯肅已對時局作過類似的分析，向孫權提出過相似的策略建議。

　　魯肅在早於“三顧茅廬”的建安五年（ 200年）初見孫權時，就曾密謂孫權類似“隆中對”的策略。他認為現在曹操已經掌握了先機，因漢室天子在他之手，且曹氏在北方的勢力又已得到鞏固，而孫權的發展餘地隻能是南方，從而建議孫權分步以圖進取。第一步，鼎足江東，穩固根本；第二步，據揚取荊，窺探上遊；第三步，並益州而盡長江所極，形成南北對峙；第四步，徐圖天下以成帝業。（《三國誌·魯肅傳》：肅竊料之，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以魯肅之議與《隆中對》比較，雖有差別，基本構思卻是相同。此外，曹軍南下前夕，東吳名將甘寧也曾勸孫權取江夏黃祖，進圖劉表、劉璋，他也認為須先滅江夏黃祖，再向西占據楚關，並逐漸並吞巴蜀。（《三國誌·甘寧傳》：今日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魯肅和甘寧、諸葛亮三人的見解都比較準確地認清了形勢，具有十分高明的戰略眼光，但由於後世給諸葛亮抹上了過重的油彩，《隆中對》成了他一個人的靈光乍現。

　　劉備入蜀雖然是諸葛亮《隆中對》的重要應驗，但入蜀本身卻不是諸葛亮的功績。曆史地分析這個問題，“入蜀”本是劉備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唯一出路，赤壁戰後，劉備對入蜀仍猶豫不決，主要在於他沒有必勝的把握，倒不是《三國演義》中念及劉璋為同宗的顧慮。這也說明至少在此時，劉備似乎仍未將《隆中對》作為立國戰略。此後，他在法正、龐統等人的勸說或策應下（《三國誌·龐統傳》注引《九州春秋》：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誌。今益州國富民強，……可權借以定大事。），方才建立起巴蜀的偏霸之業。在這個決策過程中，諸葛亮本人沒有起任何作用，因此，可視法、龐等人和諸葛亮“英雄所見略同”。

　　曆史隻給了諸葛亮一個小國寡民的政治舞台。他的《隆中對》雖可稱睿智非凡，但也隻是曆史和時局的產物。不論個人的素質與才能如何，諸葛亮能起的作用必然要受到曆史條件的限製。荊州失守後，兩路北伐之夢破滅，諸葛亮隻有兵發秦川一策，已然無法完成統一大業了。

文章來源：文化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