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玉米、水稻、小麥、大麥這四大穀物之後，全球產量排第五的穀物是高粱。如今，高粱在中國南北都有廣泛栽培，但它的主要種植地在中國北方，特別是東北地區。事實上，高粱已經成了東北鄉村文化的重要象征。
電影《紅高粱》劇照
就拿歌詞來說吧，還是在民國年間，音樂家張寒暉聽了“九一八”事變之後撤退到關內的東北軍士兵的傾訴，創作了膾炙人口的歌曲《鬆花江上》，前幾句就是“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20世紀90年代，反映“文革”期間東北知青生活的電視劇《年輪》一度大熱，由韓磊演唱的片尾曲《天上有沒有北大荒》中，也有“咋不見著了火的紅高粱”這樣的句子。說到“紅高粱”，獲得了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山東作家莫言對這個意象的建構當仁不讓：他用自己的老家山東高密為背景創作的小說《紅高粱》、《高粱酒》，後來改編成中國電影史上的名作《紅高粱》。當然，山東也是如假包換的北方。
南方也並不是沒有高粱。在江南地區，莖稈含糖較高的甜高粱是鄉間常見的作物，人們管它叫“甜蘆粟”，曾經是上海人最愛吃的零食之一。高粱有個別名叫“蜀黍”，如今還是山東、河南、山西等省部分地區對高粱的稱呼，這個名稱似乎暗示它是從南方的蜀地（四川）傳來的。
上海崇明出產的“甜蘆粟”。圖片：cmny.gov.cn
從清代嘉慶年間開始，高粱原產中國的說法在中國學術界就已經深入人心，直到今天，很多文獻仍然堅持這個觀點。其實，高粱是從遙遠的非洲傳來的熱帶作物。如果允許我說得誇張一點的話，它根本就是一種比罌粟還厲害的異域“毒品植物”。
在文獻的泥潭中摸索高粱古名
在中國農史研究中，高粱（Sorghum bicolor）絕對是一種令人頭痛的作物。它不像黍和稻，在上古文獻中記載得清清楚楚，基本沒有人會產生疑問，又不像花生和玉米，在古籍中毫無記載，偶然有幾條模糊的記載被一些標新立異的學者拿來附會，也都很容易駁斥。古文獻中疑似高粱的記載恰恰介於這兩種情況之間——雖然不是毫無記載，但也不過隻有屈指可數的那麽幾個記載。這些記載既不能確定是高粱，又不能確定不是高粱。每一個想要搞清楚中國高粱栽培史的人，最終都不可避免會陷進訓詁的大坑——甚至可以說是無底洞。
讓我們還是先從清代說起吧。早在清代，高粱在中國南北就已經廣泛栽培，看上去就像古已有之一樣。清代又是一個“國學”十分發達的時代，因為政治高壓而不敢過多關注時事的知識分子把大量熱情和精力花在古籍研究之上，取得了遠遠超出前代的學術成果。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清代學者程瑤田（1725–1814）皓首窮經，在嘉慶八年（1803年）以79歲高齡出版了巨著《通藝錄》，在其中最有名的《九穀考》一篇中極力主張中國古籍中已經有對高粱的記載。他認為稷就是高粱，可這是一個誤判。
《九穀考》篇的目錄部分，稷出現在第二章的開頭，甚至排在稻、麥之前。圖片：安徽省圖書館
程瑤田是安徽省徽州府人。“安徽”這個省名由安慶府和徽州府各取一字組合而成，而大名鼎鼎的徽州府在有清一代是商業和文化都十分繁榮的地方。程瑤田的老師叫江永，也是徽州人，正是他開創了著名的學術團體“皖派”。程瑤田有個師兄叫戴震，更是青出於藍，不僅被梁啟超稱為“前清學者第一人”，而且培養了大量弟子，讓皖派在清代學術中成為成績最為卓越的一派。
和戴震一樣，程瑤田涉獵的學術領域十分廣泛，但他最擅長的是名實考證，也就是把古籍中的物品名稱和實物對應起來。為此，程瑤田發揮了難能可貴的實踐精神，以實際觀察和見聞糾正前人的錯訛。他親自到市場上賣馬肉的攤子要了一具成年公馬的頭骨，數出它的牙齒數一共是四十枚，這樣就糾正了傳本《呂氏春秋》中把馬的牙齒總數記為“三十”的錯誤。他一生之中又先後五次到北方，無論從南到北還是從北返南，隻要路上遇到商人，就會請求他們把交易記錄拿給他一觀，平時碰到鄉間老農婦孺，也會詢問作物的名稱，這樣就弄清了“粟”是小米，“黍”是黃米，不黏的黃米是“糜”或“穄”。靠著這樣的治學方法，程瑤田非常自信地認定古代經籍中常常出現的“稷”一定是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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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成熟後的景象。圖片：shutterstock.com
用現在的話說，程瑤田對穀名的考證“極大地填補了學術空白”，讓其他學者感到幾乎不再有“學術空間”，難怪在他之後的學術名家如段玉裁、王念孫、劉寶楠、孫詒讓等都深信不疑，視為定論。即使有像郝懿行這樣的學者感到釋“稷”為高粱的結論頗可懷疑，但懾於程瑤田的威名，也不敢明說。直到1949年，史學家齊思和（1907–1980）才在《毛詩穀物考》一文中指出程瑤田的考證犯了“十大錯”，“稷”應該是粟（小米）而非高粱，有力地質疑了這個流傳一百多年的說法[1]。
齊思和打倒了程瑤田這個“學術權威”之後，穀名考證這個領域一下子變得“群龍無首”，於是各種新說紛紜而至，仿佛在土中隱忍多年的種子，等頂上的巨石掀掉之後便爭先恐後地萌發。一方麵，關於“稷”是什麽的爭論自然又重新開啟，另一方麵，既然高粱在古代不叫“稷”，那就一定要再給它找個名字出來。有人說“粱”或“秫”就是高粱；有人說“秬”和“秠”就是高粱；有人說至少“蜀黍”肯定是指高粱。自然，有“革命”就有“保皇”，還有學者堅持程瑤田的說法，執意認定稷就是高粱[2]。
神秘的怪“蜀黍”
把這些爭論的細節都講出來，那這篇文章就太瑣碎無趣了。其實，我們隻要看看學界在“蜀黍”這個名字上麵所花的功夫，也就大致可以知道名物訓詁是怎樣可怕的一種耗時耗腦力的研究了。
首先，“蜀黍”一名最早究竟出現在什麽時候就是個懸案。僅就可靠的傳世文獻來說，北齊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公元6世紀）最早提到蜀黍，說“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不過，這句話是引自張華《博物誌》，而張華是西晉人，生活在公元3世紀。也就是說，“蜀黍”一名至遲在西晉已經出現。
《博物誌》這本書，今天也流傳了下來，但很早就有人懷疑它是偽書，原書早已亡佚，後來有好事者從《太平禦覽》之類“類書”（可以簡單理解成百科全書）摘出原書中的片言隻語，才拚湊敷衍成現在這個版本。然而，把《博物誌》打成偽書的觀點並不是所有學者都讚同。如果它不是偽書，那麽“蜀黍”之名的由來恐怕就更早了，因為今本《博物誌》中又說“地三年種蜀黍”這句話是“《莊子》雲”。雖然現行本《莊子》中沒有這句話，但西晉以前的《莊子》中未必就沒有這句話。事實上，西晉有個叫郭象的人，在為《莊子》注解時，隻憑借自己的臆斷就刪掉了其中的19篇共4萬多字，斥之為“偽作”，所以今本《莊子》隻是郭象刪剩的殘書[3]。這樣一來，也許早在戰國時代就已經有“蜀黍”之名了。
其次，單純看“蜀黍”的記載，並不能斷定它一定是指高粱。上麵那句來自《莊子》或《博物誌》的記載雖然最早，但對蜀黍實物的考證可以說毫無幫助。直到陸德明撰寫的《經典釋文》在唐初成書，其中對蜀黍的描述才算有了點信息量。在解釋儒家經典《爾雅》中的“秬”時，陸德明說：“黑黍也，或雲今蜀黍也，米白穀黑。”在這裏，陸德明隻不過說，有人告訴他有一種叫“蜀黍”的穀物，穀皮是黑色的，米粒是白色的，應該就是古代所謂“黑黍”。既然蜀黍就是黑黍，而黑黍是黍的一個品種，那我們隻能得出結論：陸德明時代的“蜀黍”可能也隻是黍的一個品種，和後世指高粱的“蜀黍”是同名異物關係！
高粱的果穗不一定是紅色，還有可能是黑色、黃色乃至白色的。圖片：epublicranches.com
認定《經典釋文》中的蜀黍是高粱的學者，往往把蜀黍和“木稷”、“揚禾”等同起來。三國魏人張揖撰《廣雅》，其中有“藋粱，木稷”一句。東晉人郭義恭又撰有《廣誌》一書，其中對“揚禾”的介紹賴《齊民要術》的引用保存下來：“揚禾，似藋，粒細。左折右炊，停則牙生。此中國巴禾——木稷也。”在這個記載中，郭義恭先是指出“揚禾”這種穀物有個非比尋常的特征：左手邊剛折下來，右手邊馬上就得烹飪，如果不及時烹飪就會發芽。接著，他認為揚禾就是中國的“巴禾”，也就是《廣雅》中的木稷。說實話，這種“揚禾”確實很像高粱，那種籽粒剛收割就發芽的怪事很像高粱早熟品種會出現的“穗發芽”現象，而“木稷”一名也合於高粱高大挺拔的特征。但是，無論張揖還是郭義恭，都沒有說“揚禾”、“木稷”就是蜀黍。後人隻不過覺得“巴禾”和“蜀黍”這兩個名字很像，巴蜀恰好都是指今四川一帶的地名，才懷疑別名“巴禾”的“木稷”、“揚禾”就是蜀黍而已。至於是不是事實，就很難說了。
而且，“蜀黍”中的“蜀”究竟是不是地名，也還不確定。程瑤田就認為“蜀”並非指四川，而是“大”的意思。他還引了兩條旁證，其一是《爾雅》中說“雞大者蜀”，其二是蜀葵正好是一種高大的葵類植物。這樣的話，“蜀黍”在構詞上便和“高粱”完全相同，都是形容詞加名詞的結構。當然，這個說法多少有些牽強。有人查遍上古文獻，除了《爾雅》那條“雞大者蜀”之外就找不到“蜀”字可以確切地解釋為“大”的例子，絕大多數仍然隻能釋作地名。即使是“蜀雞”、“蜀葵”，也仍然以解釋為“蜀地的雞”、“蜀地的一種葵類植物”更合適（《中國植物誌》就指出蜀葵“原產我國西南地區”）。既然如此，“蜀黍”最初恐怕也仍然隻是“蜀地的黍”之意。
錦葵科的蜀葵（Alcea rosea）是一種頗受歡迎的觀賞植物。圖片：shutterstock.com
我要感謝所有耐心看到這裏的朋友，因為上麵這一大段文字是我好不容易從名物訓詁的泥潭中脫身之後才勉強梳理出來的有關“蜀黍”的一些學術觀點。相比之下，考古學和分子生物學對高粱的研究就爽快多了。
“侵略者”的食糧
回顧中國考古史，其實一開始考古學家在高粱遺存的問題上也把學界帶進了岔路。還是在1931年，就有國外學者聲稱在山西萬泉縣（今屬萬榮）荊村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高粱。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全國各地不斷傳來發掘出高粱遺存的報告，出土這些遺存的遺址以漢代為多。然而，其中最轟動的莫過於1964年發現、1972年始掘的河南鄭州大河村遺址。考古學家在遺址中的一個房屋裏發現了一處燒火台，上麵放著兩顆蓮子、一塊木炭和一個彩陶罐，罐中有炭化的糧食，經初步鑒定全是高粱。根據木炭的碳14測年，這些遺存的年代為距今5040年左右，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仰韶時代。在迄今已有報道的十餘例高粱遺存中，大河村高粱遺存是僅有的2例有照片、有測量數據的遺存之一。
在一般人看來，能夠從上起新石器時代、下至唐代的遺址中發現這麽多高粱，高粱原產中國（或至少是起源地之一）還不是板上釘釘的結論嗎？然而，事實偏偏不是這樣。早在1981年，著名考古學家安誌敏就對如此多的高粱遺存表示懷疑。他最終設法拿到了大河村和另一個遺址——遼寧省遼陽三道壕西漢村落遺址出土的少量“高粱”，請北京植物園的種子專家和專門從事植物考古的學者鑒定，結果發現都不是高粱。更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2011年幾名美國植物考古學家又對大河村“高粱”遺存做了重新鑒定，在顯微鏡下觀察那些炭化的籽粒遺存，結果見到了和大豆一模一樣的名為“種臍”的形態結構，卻無論如何找不到和高粱籽粒類似的結構，無可辯駁地說明這些所謂的“高粱”其實是大豆[4]。
大河村遺址出土的種子與野生大豆與高粱種子的對比。圖片：參考文獻4
為了能夠從遺址土層中更好地挑揀出植物遺存進行分析，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考古學界開始廣泛使用國外已經實踐多年的浮選法。浮選法的原理很簡單——因為土壤顆粒的密度大於水，而炭化植物遺存的密度小於水，隻消把需要浮選的土樣放到水裏，土壤就會沉到水底，炭化植物遺存則漂浮在水麵上。把這些漂浮的炭化顆粒小心收集起來，就可以拿來鑒定是什麽植物的遺存了[5]。耐人尋味的是，自從開始應用浮選法以來，在中國宋代以前的考古遺址中就再也發掘不出高粱遺存了。這樣一來，我們便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當年中國考古學界缺乏植物考古技術，迄今為止中國所有宋代以前出土的“高粱”遺存，幾乎可以確定均屬錯誤鑒定！
從歧路出來回到正路的植物考古學，一下子就摧毀了農史學界以為中國幾千年前就開始種植高粱的假說。接下來，分子生物學研究更是完全否認了高粱原產中國的可能性。2011年，山東農科院的研究者分析了采自中國國內12個地區的184份高粱樣品的DNA“指紋”，並和69份國外品種對照，發現除了極個別樣品外，絕大多數中國高粱彼此都有很近的親緣關係，在能夠反映遺傳親疏的圖上牢牢“抱成一團”，相比之下，東非和南亞（印度）的高粱樣品的遺傳多樣性就要豐富得多，在圖上的分布也十分疏散。這就強烈暗示中國高粱是外來的，由一個比較晚近的共同祖先繁衍出了中國各地絕大多數的高粱品係[6]。2013年，一個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跨國學術團隊更是分析了全世界多達3367份高粱樣品的DNA指紋，對全球高粱的遺傳資源做了全麵分析。結果再次表明中國高粱基本都來自一個共同祖先，而且和印度高粱關係最近，這就無可爭議地證明中國高粱是從印度傳來的[7]。
不同譜係高粱的分布與關係，可以看出中國高粱（下標黃線者）與印度高粱親緣關係非常密切。圖片：參考文獻7
這個結論在國際上一點也不稀奇。從19世紀的德康多爾開始，國際學界就知道高粱的品種以非洲最為豐富，在非洲則以東北部的埃塞俄比亞高原及其周邊最為豐富。因此，多數學者都承認埃塞俄比亞高原一帶是高粱的起源地。根據考古研究和分子生物學推算，高粱的起源時間不晚於5000年前，那時原產西亞的小麥、大麥已經越過紅海擴散到了埃塞俄比亞，這裏的原住民因此進入了農業時代。學會了農業技術的古埃塞俄比亞人有樣學樣，又從本地的野生禾草中馴化出高粱、禦穀（又名珍珠粟，Pennisetum glaucum）、?子（又名龍爪稷，Eleusine coracana）、苔麩（Eragrostis tef）等耐熱、耐旱的穀物，從而能夠在農業引發人口膨脹的時候遷徙到埃塞俄比亞高原周邊海拔較低的地方居住[8]。
高粱得到馴化之後，主要沿東西兩個方向擴散。在西路，高粱於大約3500年前到達乍得湖地區，居住在這裏的班圖人祖先由此開始農業生產。班圖人在約公元前5世紀又學會了煉鐵，他們由此便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技術水平最發達的族群之一。左手高粱、右手鐵錘的班圖人很快從尼日利亞－喀麥隆一帶出發，開始了他們征服東非和南非廣大陸地的旅程。原先在這片廣袤土地上過著狩獵–采集生活的科伊桑人和俾格米人根本無力抵抗班圖人的入侵，不是被殺戮，就是被排擠。如今，科伊桑人隻生存在南部非洲西南部的一些不適宜農業生產的地區，而俾格米人隻零星地分布在剛果一帶的叢林中。作為“侵略者”的班圖人由此成了非洲分布最廣的族群。在南非發掘出的早鐵器時代遺址無聲地證明，早在公元5世紀，班圖人就已經到達了這片非洲大陸最邊遠的地方。
班圖人的遷徙與非洲古國的興亡。圖片：eku.edu
在東路，高粱在大約3500年前和禦穀等其他非洲起源的作物沿海路到達印度，進一步豐富了印度的糧食種類。盡管目前還沒有分子生物學研究確定地給出高粱傳入中國的時間，但我們可以用世界不同地區的高粱品係彼此間的遺傳距離先做個大致推算。研究表明，南非的高粱品係也比較單一，按照某種計算方法，它和北部非洲的幾個高粱品係之間的遺傳距離平均在0.37左右；中國高粱和印度高粱的遺傳距離則為0.23。假如這種遺傳距離和分化時間大致成正比的話，按班圖人在約1500年前帶著高粱到達南非計算，印度高粱傳入中國的時間就大致在950年前的遼宋西夏時期。
巧的是，中國曆史文獻中有關高粱的可靠記載恰恰是在離此不遠的時代湧現的。在現存農書中，最早記載高粱種植方法的是元代的《農桑輯要》，成書於至元十年（1273年）。然而，《農桑輯要》中部分對高粱的描述引自在它之前成書的《務本新書》，而《務本新書》有可能是金代的作品。也就是說，高粱從印度傳入中國後，隻用了100多年就在北方擴散開來，到元代已經成了農村的常見作物了。當然，以上隻是一個不太準確的推算，更科學的結論要等待今後的研究得出。
堪比毒品，卻又給農業以希望
雖然中國學者到今天還在孜孜不倦地論證中國早就有高粱，但說到高粱在中國的用途，卻稱不上有多光彩。起初，中國人和非洲人一樣，種高粱的一大目的是供人食用。然而，盡管高粱米營養價值不低，特別是含有豐富的B族維生素，但是它的口感較差，比不上大米白麵，產量也比較低，種植起來獲利不豐。出於這些原因，最近幾十年來，高粱的種植麵積越來越少。在莫言的老家高密，20世紀70年代以後就漸漸不再種高粱。當1987年的張藝謀執意要在高密拍攝《紅高粱》時，他不得不花4萬元錢現種了一片高粱。如今，高粱在中國有兩個主要用途，第一是做牲畜飼料，第二則是釀酒。
雖然沒有在中國這樣流行，西方人也有用高粱釀造烈酒的習慣。圖片：nuvo.net
放眼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把高粱烈酒當成最名貴的酒品。 在西方人眼中，高粱烈酒是一種極為可怕的、劣質的飲料。如果說對酒的品味多少雜有主觀感受的話，中國人的酒桌文化在今天這個時代就實實在在是糟粕大於精粹了。
大部分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怎麽喝酒。世界衛生組織在2010年曾經對世界各國的15歲以上人口年人均酒精消費量做過統計，中國的數據是6.7升，低於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特別是遠低於在全世界都以盛產酒鬼聞名的俄羅斯（15.1升）。然而一到了中國人的飯桌上，白酒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交際媒介。圍繞著白酒發展出了一套幾乎全國通用的複雜規則，大致可以概括成三條：第一，地位低的人要向地位高的人敬酒，表示恭敬和服從；第二，地位高的人要對地位低的人勸酒，表示親密和庇護；第三，同等地位的人彼此要相互鬥酒，用來展現力量、活躍氣氛[9]。中國官場恐怕是白酒文化最發達的地方，在這樣的酒桌上，因為動不動就強喝猛灌、強倒猛勸，喝死人的事情不時就會發生。托中國酒桌文化的福，每年中國都會生產90億升的白酒，如果加上家庭的私釀就更多，這麽多的高粱白酒，再加上非洲人喝下的更多的高粱啤酒，不免讓人懷疑高粱恐怕是世界上最多轉換成飲用酒精的植物[10]。
中國著名的白酒大多由高粱釀成，或至少含有部分高粱成分。圖片：xlysauc.com
飲酒對健康有百害而幾乎無一利，不僅如此，酒精還會使人成癮，難以戒斷。現代醫學表明，酗酒對人體的傷害甚至堪比某些毒品[11]。因為曆史悠久，烈酒和同樣危害巨大的煙草在很多國家被網開一麵，允許合法生產和售賣，但在中國，高粱對社會造成的總體危害，可能已經遠遠大於受到國家嚴厲管控的罌粟了。
在分子時代的育種學家眼中，高粱卻是一座寶藏，它們孕藏著下一次農業革命的希望。高粱所在的禾本科大體可以分成勢均力敵的兩大支，其中叫“BEP”的一支包括了水稻和“四大麥類”（小麥、大麥、燕麥、黑麥），而叫“PACMAD”的另一支包括了高粱、玉米、甘蔗和所有的黍粟類作物（英文叫millets）。高粱所在的這支禾本科植物主要在熱帶、亞熱帶地區發展，高溫的環境讓很多成員演化出了一種獨特的光合作用方式，能夠在溫度較高、陽光較強、氣候幹旱的情況下更有效率地利用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糖類。在植物生理學上，具有這種獨特光合作用的植物叫“C4植物”（C是元素碳的化學符號），除此之外的大多數按普通方式進行光合作物的植物則叫“C3植物”。正因為高粱、玉米都是C4植物，所以才能耐高溫、耐旱、耐瘠薄，在熱帶地區可以欣欣向榮，在溫帶地區的短暫夏天也能迅速生長、開花結實。
雖然親緣關係很近，但是C3植物（左）與C4植物（右）的解剖結構差別很大。圖片：oregonstate.edu
水稻、小麥這樣的C3作物通過常規育種手段已經快要達到它們能力的上限，產量增加的空間已經不多了。如果想讓它們的產量在未來再有大提升，非得深入基因組、從根本上改造它們的“體格”不可。育種學家因此設想，是否可以把C4植物的光合作用相關基因“轉”到水稻、小麥體內，代替它們的C3基因呢？這樣一來，它們的光合效率會更高，而且也能耐受高溫和幹旱，不僅產量會進一步增長，而且可以種到更多的條件不好的田地裏。
現在，包括袁隆平在內的全世界農學家都積極投身到這場分子育種競賽之中，誰能搶先獲勝，誰就會成為21世紀的人類英雄。高粱也因此被農學家當成了C4植物的“模範”，開啟農業新革命之門的鑰匙。在如此振奮人心的研究麵前，硬要爭奪高粱起源地的所謂“考證”，又豈能不顯得黯然失色！（編輯：老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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