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目養神
如果你不幸進來了，你會失望。如果在這裏，你學到點什麽，或有什麽感受，那更是浪費你的時間了，咳，咳！
"歪打正著" 一詞含有負麵的意思. 嚴格說起來, 應該是給蔣陳二人記一大功的.
這話怎麽講呢?
按照史書記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日人發動蘆溝橋事變, 這是日本對華全麵戰爭的開始. 但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 日本對華作戰, 采用的正是 "蠶食策略". 蘆溝橋事變的戰略目標對日方而言, 隻是占領整個華北地區. 然後象是經營東北三省似的, 經營華北. 在這五到十年裏, 將華北搞定, 同時在華中 (亦即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地區) 對國軍進行騷擾作戰. 當華北搞定後, 戰爭資源更加豐富的日軍, 再入侵華中. 然後再江南, 再西南, 則中華民族亡也.
而 "淞滬會戰" 一起, 不管老蔣陳誠方麵原先的作戰思想如何 (見附文), 日寇即忘記了 (或打亂了) 原先的作戰策略, 象發了瘋的野獸一般, 從北方地區, 還包括東南沿海, 撲向中國, 正式開展了對華 "全麵作戰".
然而, 這一打, 立即顯示出日軍的 (兵力) 不足, 捉襟見肘的窘態. 戰線拉的過長以後, 這才有了八路軍新四軍的開赴敵後作戰. 日軍也隨即陷入在中國的遼闊土地上兩麵作戰, 即與國軍的 "正麵戰場" 和八路軍新四軍的 "敵後戰場".
戰爭的天平終於開始傾向平衡.
或許可以這樣說, "淞滬會戰" 雖然輸得難看, 但卻是抗日戰爭的轉折點. 果若如此, 老蔣和陳誠在這點上, 是為中華民族立了一大功的.
(本人不是學曆史出生, 此觀點隻是即興而發, 不正之處歡迎斧正)
附文:
蔣介石所經營之淞滬會戰，凸顯其抗戰思想
來源: 69201 於 10-01-24 11:19:53 [檔案] [博客] [舊帖] [轉至博客] [給我悄悄話]
“八一三”淞滬會戰是當時軍政次長陳誠建議主動發起，以將日軍主力從華北吸引到華中。
當時軍政次長陳誠從上海返回南京，向蔣介石提出擴大滬戰的建議：“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路南下，直驅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戰一牽製之。”
陳誠的理由是，自古北方遊牧民族入侵中原都是從華北南下黃河、長江，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如依仗機械化優勢大舉南下華北平原，攻占武漢，中國軍隊不但難以抵擋，而且國民政府和抗戰物資也無法撤退到大後方進行持久抗戰。不如主動進攻上海吸引日軍，國民黨軍可依托鋼筋水泥建築大量殺傷日軍，並將日軍主力逐漸引到華東稻田水網地帶，使日軍重裝備難以運動、發揮威力。
陳誠在日記中記載了他對蔣介石作此建議後的回應：“一定打”。
南京軍事委員會管理部代部長姚琮也曾向蔣介石解釋建議淞滬作戰，“其利有五：指揮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補給較便三也；江南多港灣不利於敵四也；易動列強感官，而得多助五也。”
這個看似比較全麵的戰略決策，代表了當時國民政府對淞滬之戰的主流判斷，應該講是出於戰略有利的考量。可惜此後實際作戰中，幾乎都未能出現對國民黨軍有利的方麵。
為什麽呢？
在外交方麵，國民政府試圖以上海為戰爭舞台，獲取國際社會同情。中國駐英國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國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國在華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國在這裏戰敗，日本將控製整個中國市場，因此中國作戰不隻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英國”。駐法大使顧維鈞也主張，以上海之戰正世界之視聽：“毫無疑問，在上海前線許多精銳軍隊是要喪失的。問題在於，是運用這些軍隊堅守上海，從而在國外產生心理上的效果呢？還是後撤到一個偏僻角落進行戰鬥，這個地方不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會有任何人表示關心，但是損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麽地方，戰鬥是為了什麽。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國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將仔細閱讀報紙上的戰況報道，馬上會得出印象。所以我們主張政府盡可能堅守上海一線。”
當時的訓練總監部總監唐生智也在回憶中說，蔣介石當時對他坦言：“上海這一仗，是要打給外國人看看。”
蔣介石同意陳誠、姚琮軍事方麵的判斷，加上考慮上海為遠東經濟中心，還有租界，西方各大國有直接利益，如上海開戰西方大國必會幹預！於是，指示主動發起上海作戰。
國民黨這一“圍魏救趙”計策，在時機選擇上可以說是極大錯誤。
蔣介石以擴大戰事，以期國際調停為主要目標，隻想小打一下，無全國全民族性抗戰之準備和決心，對當前交戰雙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格局也缺乏充分認識。
當時對中國最關鍵的是時間，因內戰剛結束不久，國民經濟正逐漸恢複（193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戰前最高峰），陳誠本人也正在負責利用進口武器裝備50個國防師的計劃（如與德國合作，用江西大餘的鎢礦石換取德國武器），在上海與日軍大戰，則勢必終止中國的抗戰準備而倉促與日軍決戰。
實際當時日本決策機構在“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對是否全麵侵略中國搖擺不定，以參謀次長石原莞爾為代表的“不擴大派”暫時占了上風。石原為當時實力派人物，因當時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為皇族隻是掛名，軍部實權在參謀次長石原手裏。石原甚至主張：“斷然將我華北全部駐軍一舉撤至山海關滿華國界，然後由近衛首相親自飛往南京與蔣介石促膝交談，解決日華間根本問題。”。日本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也策劃“日中邦交調整和停戰方案”與“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爾向日本陸軍、海軍首腦疏通，堅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殘局”。於是以石射豬太郎為主，會同陸軍省當局人員，作出了日中“全麵邦交調整方案”和“停戰條件”。這個方案獲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三省一致同意，首相近衛文麿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豬太郎把這一方案委托於設在上海的日本在華紡織同業會理事長船津辰一郎，讓後者將方案秘密地透露給南京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試探中方態度。8月9日，船津與高宗武在上海進行會談，同日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與高宗武也作了一次會談。
據這個日本方案，中日雙方軍隊停戰線劃定為河北省永定河及白河右岸以東、以北各地區及察北六縣為非武裝地帶，日軍除戰前駐屯軍原有兵力外，新增部隊一律撤退，中方則將中央軍撤出河北省，實行停戰，同時廢除《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土肥原秦德純協定》以及《淞滬停戰協定》。所謂調整邦交，日方承認中國中央政府直接統治河北、察哈爾，撤銷冀察政務委員會及偽冀東自治政府，日本對內蒙、綏遠不加幹涉，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及河北經濟協定。中國則對東北的偽滿洲國予以承認或者默認，日方則考慮對華經濟援助及撤廢治外法權等等。
日本這個方案，是通過回複到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換取國民政府對東北偽滿洲國的正式承認。國民政府本可利用此次談判與日本周旋，盡量贏得更多時間。
然而當高宗武返回南京時，“八一三事變”正好爆發。
中國軍隊進攻上海日軍後，石原莞爾被迫辭職，日本統帥機構決定全麵侵華。就算當時國民政府對日本動向判斷不明，日軍占領武漢就能切斷國民政府退路？實際上還有江南廣大地區可作回旋，抗戰中這些地區有六、七年時間還在中國手裏，大可作為撤往大後方的通道。再說日軍從華北大舉南下就能發揮機械化優勢？黃河、淮河、大別山區都可極大限製日軍行動，以後武漢會戰中日軍精銳部隊在大別山特別是富金山陷於苦戰就是例子，並非就是日軍通途。至於國民黨軍70多個師、70多萬大軍在淞滬狹小戰場與日軍硬拚，在日軍海陸空優勢火力密集攻擊下死傷枕藉，傷亡達30萬，甚至有一天傷亡萬餘的慘況，正是讓日軍充分發揮其諸軍兵種合成作戰的優勢。
所謂江南稻田水網限製日軍作用也有限，日軍正可發揮其海軍優勢用艦艇溯長江而上武漢，有力配合陸軍行動，這一點正是古代北方遊牧民族所不具備的。還有就是京滬一體，上海既為前線，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軍兵鋒之下，日軍增兵上海後很快就直搗南京，對中國抗戰震動極大。
至於國際幹涉純為幻想，當時綏靖主義盛行，西方大國決不會為了中國與日本翻臉，火中取栗。
當代曆史學家餘子道在《論中國正麵戰場初期的戰略作戰方向問題》（《軍事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國統帥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滬，既削弱了華北抗日戰力，又未保住京滬杭地區；而上海、南京失守，長江門戶洞開，對武漢和華中腹地威脅極大。這不能被視為是戰略上的成功。”《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的作者黃仁宇認為，“從現在公布的蔣日記看來，淞滬地區作戰並無全盤計劃”。蔣介石雖然早有作戰計劃並決定出其不意地發動進攻，但是對於日本方麵對中國軍隊進攻可能作出的反應，卻“一切未經考慮”，“所以蔣介石在上海地區集結兵力迎戰，可能出敵不意，而敵之對策亦出蔣之不意”。
由此可見主動發起上海作戰是何等幼稚，但國民黨戰後數十年照例吹噓這一戰略如何“高明”！
國民黨軍準備進攻上海的第一批部隊是87、88師，原為國民政府的警衛部隊，是德國顧問訓練的樣板師，全德國武器裝備，為國軍精華。秘密開到上海附近後，張治中又建議抽調正規軍化裝為保安隊進駐上海，蔣介石同意了，派了第2師補充旅換上保安服裝進駐虹橋機場。何應欽認為這一做法冒險，拍了張治中的肩膀：“文白，這是要鬧出事來的啊！”（見時任第9集團軍作戰科長史說的回憶：“八一三凇滬抗戰記略”，載“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曆記”係列之《八一三凇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90－91頁）
現在我國著作均稱是日軍主動挑起上海戰事，其海軍中尉大山勇夫硬闖虹橋機場挑釁並打死我衛兵，我忍無可忍將其擊斃，日軍遂以此為借口發動侵略。實際情況完全相反，國民黨正規軍化裝為保安隊進駐虹橋機場後，見大山勇夫駕駛摩托車駛來，高度緊張，以為被識破身份，遂先開槍將其擊斃。事發後“凇滬警備司令部急了，參謀長童元亮和上海市長俞鴻鈞商量，把一個死囚穿上保安隊服裝，打死在機場門口，說日軍強行闖入時打死我衛兵”（同上，91頁）。
“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時，國民黨軍占了絕對優勢，除2個精銳師外，還有2個裝備德國火炮的重炮團，即炮兵第10團（100毫米加農炮）和炮兵第8團（150毫米榴彈炮），加上坦克、空軍助戰，按理應全麵壓倒上海的日軍。其時日軍在上海的部隊僅海軍陸戰隊3000多人，緊急從日本商團中動員退役軍人，合計也不過4000人（國民黨誇大為1萬人以上），重武器也不足，起初也沒有海空軍支援，但其依靠堅固工事頑強抵抗，致使國民黨軍無法達成重大突破。此次為國民黨軍第一次軍種（空軍、海軍、陸軍）和諸兵種（步兵、炮兵、坦克）大規模合成作戰，協同動作很差：步兵逼坦克衝鋒又不予以掩護，結果坦克被日軍全部擊毀；步兵失去坦克掩護後攻堅傷亡慘重，甚至出現一個營部隊擠在一條街內被日軍坦克堵住街口全部擊斃的悲壯戰況。
陳誠回顧上海圍攻未竟的教訓，認為“以5師之眾，對數千敵陸戰隊實行攻擊，竟未能奏功，實在是當時部署種種不當的緣故”。
此後雙方大量增兵，日軍投入精銳的第3、11師團，國民黨軍增援也達30萬，尤以陳誠嫡係18軍等部隊血戰羅店最為慘烈。蔣介石的嫡係部隊，除在華北的湯恩伯、衛立煌、李默庵部外，先後全部投入淞滬戰場，可謂傾注全力。而國民黨軍頑固堅持陣地戰死守方式，徹底將作戰變為“以血肉之軀與鐵彈相拚”的“肉彈主義”。中國軍隊的傷亡，每天平均高達一個師！
僵持到10月中旬，國民黨軍終於拿出了最後的“殺手鐧”――桂係軍隊。北伐時桂係7軍戰鬥力遠強於蔣介石嫡係1軍，與“鐵軍”4軍並列，號稱“鋼軍”。在著名的“賀勝橋戰役”中，7軍與4軍葉挺獨立團並肩血戰，大敗吳佩孚精銳之師。吳佩孚用盡全力，大刀隊共砍下7名團長和2名旅長的頭，吳也手刃幾名逃兵。但殺紅了眼的桂係7軍竟齊向吳軍槍聲最密集處衝鋒。吳軍終於大潰，幾萬人竟對督戰隊發起反衝鋒，一哄而過，奪路逃命。吳佩孚的副官也在亂軍中被打死，而吳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盡頭。1927年8月軍閥孫傳芳以6萬軍隊大舉渡江反攻，南京危急，7軍趕到後不惜傷亡慘重攻占南京城製高點棲霞山，然後發起反擊，把孫傳芳軍壓迫於八卦洲，血戰七天七夜，殺得孫傳芳6萬大軍屍橫遍野，大敗而逃，孫傳芳從此退出中國政治舞台，“鋼軍”之名更是威震天下。北伐後李宗仁、白崇禧全力經營廣西，將其建為“模範省”，大辦民團，抗戰前訓練壯丁120萬人，自1932年起，每年向德國訂購新式步槍1萬支，至抗戰時達5萬支；又訂購自動步槍1000支，鋼盔5萬頂。
此次桂軍主力7、48軍等7個師投入淞滬戰場，白崇禧自認為可一舉扭轉戰局，提出從南翔、真如間出擊、“壓迫日軍入海”的不切實際計劃。10月19日進攻發起時，適逢日軍也以新到的第9師團（與11師團一樣是日俄戰爭時參加過旅順攻堅戰的精銳主力師團）總攻，雙方主力迎頭相撞。桂軍初上戰場，將日軍施放的煙霧誤為毒氣，隊形自我混亂；加上當時淞滬戰場上隻有桂軍頭戴鋼盔、身穿黃色軍服，極為顯眼，遭日軍飛機、火炮、坦克和機槍密集火力突擊，數萬大軍一日即被打散，上萬敢死隊大部戰死。“小諸葛”見桂係潰兵被其他部隊收容，多年經營毀於一旦，不禁痛心疾首，連日飲食不進。
以後11月日軍第10軍杭州灣登陸迂回，淞滬前線數十萬國民黨軍全線撤退，毫無組織，先退部隊倉皇炸斷橋梁，以致隨後汽車拖帶的重炮無法過河，這些花費巨額外匯購進的大批德國重炮戰場上損失不大，現在卻被迫丟棄，令人萬分痛心！原擬撤退部隊依靠吳福國防線抵抗日軍，但地堡鑰匙在當地鄉長、保長手裏，此時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工事因無維修許多廢棄，以致毫不起作用，戰前國民政府花費巨資構築的吳福國防線，就落得這樣下場！隨後日軍直插南京，10萬多守軍除葉肇的粵軍66軍抱著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拚死一搏的想法殺出血路突圍外，其餘被日軍繳械後全部屠殺，連同平民遭日軍屠殺者達30多萬，金陵城淪為血與火的地獄！
淞滬會戰日軍傷亡數一直有爭議，《疑義相與析》指出：“比如淞滬戰役，據日本軍部公布的金山衛登陸前日軍淞滬戰場的傷亡數字，從8月至11月8日，計戰死19594名，負傷80243名，共傷亡99847人（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2冊83頁）。”
淞滬會戰日軍傷亡9萬多，是我國史學界普遍采用的數字，《疑義相與析》還指出其來源，又是日本軍部公布，又是來自日本權威戰史，看來確鑿無疑。但是且慢，這裏藏有一個大“貓膩”……
查原文，記載是這樣的：
“到9月29日止累計……上海戰死2528名，負傷9806名，合計12334名。”，“出兵以來傷亡累計數如下：10月14日，戰死3908名，負傷15843名，合計19351名。11月8日，戰死9115名，負傷31257名，合計40672名”
原來如此！日文原文給出的是從8月到11月8日幾個日期的日軍傷亡的數字，而且注明是“累計數”，難道還要重溫小學算術？！我每天吃1個蘋果，3天就累計吃了3個蘋果。分開累計的話第一天吃了1個，第二天累計吃2個，第三天累計吃3個。按《疑義相與析》的算法，將3個日期的3個累計數加起來，就成了6個。這就是“貓膩”所在！淞滬會戰日軍的傷亡，截至11月8日是戰死9115名，負傷31257名，合計40672名。這就是日軍淞滬會戰傷亡數字，所以日軍傷亡是4萬而不是9萬，軍事科學院出版物也采用4萬這一數字（見羅煥章、支紹曾：《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80頁）。日文原文並無“戰死19594名，負傷80243名，共傷亡99847人”這樣的字樣和數字，純屬《疑義相與析》作者自己有意無意錯算出來的，卻注明來自日本軍部公布和日本書籍，似乎是日文原文即如此。而且該文還多次采用類似的“貓膩”，逃不脫欺騙讀者的幹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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