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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從三十年代末以後一直為控製黨的意識形態部門而奮鬥，鑒於報刊在中共意識形態宣傳係統中所占據的特殊地位，毛澤東對中共報刊寄予了極大的關注。1941年5月15日，毛澤東宣布把《新中華報》和新華社內部刊物《今日新聞》合並，於次日正式創辦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毛澤東通知全黨，今後中共“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
解放日報創刊初期，由博古任社長，楊鬆任主編，此二人都屬黨內所謂國際派人物，他們將《解放日報》辦成了蘇聯《真理報》的中國版，在報上大幅報道當時蘇德戰爭的戰況，有關國際問題的新聞，社論和文章一大堆，而對中共及其軍隊及陝甘寧邊區的報道，卻少的可憐。毛澤東對此很惱火，認為這是為別人做“義務宣傳員”。此外，毛澤東對《解放日報》上經常刊登的張聞天等人所撰寫的談論馬列和宣傳蘇聯的有關文章既看不慣又不以為然，叱為“又臭又長”的“洋八股”，“貧乏無味”“麵目可憎”。毛澤東說，我們在中國辦報，在根據地辦報，應該以宣傳我黨的政策，八路軍，新四軍和邊區，根據地為主。1942年2月，毛澤東調陸定一到《解放日報》任實際最高負責人，之後中宣部發出《為改進黨報的通知》，要求中共各地組織“根據毛澤東同誌整頓三風的號召，來檢查和改造報紙”。3月31日，毛澤東親自主持《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鼓勵與會人員對以往《解放日報》的缺點展開批評。4月1日，《解放日報》發文，宣布“從今天起，報紙的版麵加以徹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報》能夠成為真正戰鬥的黨的機關報”，此後，《解放日報》完全被納入毛澤東的直接掌控之下。
改版後的《解放日報》實權在主編陸定一和中宣部代部長胡喬木手中。陸胡二人積極貫徹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從報道內容到版麵設計，對原《解放日報》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逐步確立了若幹原則，構建起了毛氏《新聞學》的框架。
毛澤東“新聞學”最顯著的特點是把政治功利性看做新聞學的本質，完全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的屬性。雖然毛澤東自己一貫喜好閱讀政治傾向不明顯，較為客觀中立的《大公報》，《申報》等報刊，但他把自己的閱讀偏好與對中共新聞宣傳的要求劃分得十分清楚：毛澤東自己要了解一切公開的和內幕的新聞，而中共一般幹部和普通百姓隻應該知道黨要他們知道的那部分新聞。毛澤東的這種新聞觀是通過陸定一胡喬木的解釋，最早在延安《解放日報》體現出來的。它有以下五個核心原則。
一，“黨性第一”原則。
任何報紙都是一定階級的政治鬥爭的工具，世界上絕沒有什麽超階級的客觀報道。因此，中共的報紙無可爭議的應該是反映黨的政治路線的黨報。由於共產黨代表了曆史發展的正確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黨報不僅應該是“黨的教科書”，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書”。“人民的希望就是讀教科書”，黨報應要使人民能“讀一輩子”。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一切評論，消息，照片都必須以是否符合黨的利益為標準而決定取舍和編排，以黨的立場來判斷一切。黨報絕不是“有聞必錄”，單純報道消息的新聞紙，而是為了實現黨的任務和目標的宣傳工具，為了黨報的性質，必須將黨報置於黨的領導機關的絕對領導之下。
二，反對“虛假真實性”原則。
陸定一提出一個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所謂的“事實”必須置於“革命立場”的統帥之下。陸定一引進列寧“兩種真實性”的觀點，認為“本質真實性”是代表曆史發展方向的事實，雖然也許尚未發生，但就本質而言是卻是真實的。相反，“虛假真實性”隻反映事物的“表象”或“假象”，並不反映事物的本質，所以必定是不真實的。如果以為已經發生了的就是事實，“把個別現象誇大成為整體現象”而加以報道，必然就會犯“客觀主義”和“自然主義”的錯誤。而無產階級的“真實性”與“客觀主義”“自由主義”是水火不容的。
三，“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
“搶新聞”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惡劣表現，正確的“無產階級新聞觀”將發布新聞的快慢完全服從於黨的需要，“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一下才發表”，“有的壓下來不發表”，總之，一切必須聽命於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絕對不允許報紙和記者有絲毫的“獨立性”和“自由主義”。
四，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
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善於“利用”報紙，尤其要學會運用報紙指導政治運動，在運動初起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時期內，集中報道，渲染氣氛，形成宣傳規模和弘大氣勢，用以教育幹部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五，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
《解放日報》改刊後，出刊了《參考消息》，隻供領導幹部閱讀。出刊《參考消息》的指導思想在於明確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無論幹部群眾都有左中右之分，在“知”的權力上不能搞“絕對平均主義”。中低級黨員幹部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不足以抵禦國內外新聞報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襲，因此，隻有久經考驗的少數高級領導幹部才有資格知曉某些重要的新聞消息，幹部級別越高，知曉權利越大，閱讀限製越小，由此逐級知曉權利遞減，閱讀限製遞增。而至於一般老百姓，為了保證他們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性，沒有必要讓他們知道黨報以外的其他消息。
改版後的《解放日報》，在陸胡二人的領導下，麵貌一新，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副其實的“黨報”。版麵安排一改從前“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市”，成為“一邊區，二解放區，三全國，四國際”的順序。並且遵從毛澤東的指示，多次發表經過毛澤東修改的講話和文稿，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利用該報指導延安整風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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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覺得當年毛澤東在很多時候這麽做，也是有帝王之術的陰暗心理。比如說“你這個右派，那個50步”，等等。林彪也看出來，“他先說你是什麽，然後再批你”。對人的心理會造成無所適從感，進而迷惑而恐懼，隻能圍著他轉。
其實，大自然本來都是有規律和因果的，人們如果認識因果，知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按規律辦事兒，事情慢慢就成了。就會產生自信和信心，生活就安適進步。
社會的法律體係應該是以符合自然因果而建立。不會忽東忽西，心理就沒那麽多不安定，人民生活自然和諧。這是法治國家的做法。
但是，這樣一來，有法可依，就沒毛澤東什麽事兒了。回家幹啥？他又不想回家跟江青壓馬路。他就要搞事兒了。
現在看來，帝王之術，就是讓人對因果規律產生迷惑，他不讓人依據自然規律“種瓜得瓜”，而要中間強插一手，把事情搞得神秘，把“種瓜得瓜”變成“跟我好得瓜，跟我不好沒瓜”。
本來，種瓜得瓜，那是老天爺給的瓜。現在變成“跟我好得瓜”，那瓜能從哪裏來？毛澤東自己又不能用魔術變瓜出來，他隻剩一條路，就是從另外的地方搶和騙。所謂計劃經濟的分配，就是破壞因果的搶。毛先是明搶（分田分地真忙），然後是暗搶（計劃調配）。
最後因為他破壞了因果律，搞得中華大地人民思想完全混亂，甚至都不知道“種瓜能不能得瓜”了，因為毛澤東想拿走就拿走，完全看他的心情和拍腦袋任意決策。所以，大家餓死也不種瓜了（不知道種瓜有什麽用），風調雨順的年代，也能產生大饑荒，死人千萬。
看來就是他為了一己之迷、私，搞神秘崇拜，破壞人們對因果律的認識，帶來的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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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種破壞因果律，搞神秘主義帝王陰暗手段，能得逞一時（可以從別的地方調瓜，其實就是偷和搶了），不能長久得逞。因為慢慢地，別的地方也不種瓜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麽到他死的時候，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吧。
我覺得還是有討論的必要。討論，就是認清楚，一個事情到底有道理沒道理，人需要兩個事兒：道理+勇氣。
比如“他說你是你就是”，有什麽道理？為什麽不是“你說他是他就是”。
比如毛澤東說別人擋了曆史的車輪。別人能不能說毛澤東搞封建，忽視社會和自然規律，是擋了曆史的車輪，一定會被曆史的所拋棄？
這個事情是任意說，還是有理可循？道理何在？這個道理追尋下去，就類似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裏的思路，就是最後要類似歐幾裏得幾何學一樣，要歸結出幾個“不可更改的公理”。
西方比較習慣公理係統，中國缺乏這方麵的訓練。
比如獨立宣言說：【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就是一種公理體係的表達方法。
中國人如果習慣了公理體係後，再碰到如毛澤東說“我不一樣”，別人就知道他連道理都不懂，或者明明懂得道理，但是故意欺騙了。
不講道理的人還能跟他跑嗎？
我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說你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有探討，討論的必要和餘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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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這好像是毛澤東發明的精神瘦肉精，讓人不長腦子，隻長瘦肉。
...
劉少奇還讓人做螺絲釘。
說得天花亂墜，為什麽某一個人就是擰螺絲的，別人都是螺絲呢？
當年的那些報人，也不是無知之輩，為什麽被毛一說，就被他說走了？也不僅僅是故意要往坑裏跳，而是可能真的認為前麵是金光大道，結果開著開著就開到坑裏去了。
...
所謂的“本質真實 vs 虛假真實”，曆史發展的方向，新聞的快慢，真實，自由，放任。等等。
每個詞單獨看起來好像都有道理，但是組合到一起，成為一個體係，最後把中國帶入文革地獄。
就像化學裏的氫，氯，氧，鈉，等等，每個元素看起來都是挺好的原子，都是老天爺給的，但是組合組合，有些成為鹽酸，有些成為食鹽。
他的新聞第一原則就是裝逼。
毛的想法和美國、林肯的理念完全不同。
林肯華盛頓都相信有天理。在南北戰爭期間，有人勸林肯說，“讓我們祈禱上帝站在我們這邊吧”，林肯說:“我不起到上帝站在我這一邊，我隻希望自己站在上帝一邊”。他的意思就是，我們最好按公理、天理做事，而不是希望扭曲天理來照顧我們的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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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天理，有信仰和沒信仰，差別真的很大。這也是為什麽沒有信仰的毛澤東一輩子都疑神疑鬼，杯弓蛇影，看誰都是赫魯曉夫，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層出不窮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