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的名義》中，有很多初看亦正亦邪的人物，像季昌明、高育良、李達康、祁同偉……作為觀眾，我們一開始就對這些角色開啟了豐富的想象，這也成了神劇吸引人的關鍵點之一。而隨著劇情的開展，罩在這些“善惡待定”的人物頭上的神秘麵紗逐漸被揭開，達康書記最先發生戲劇性逆轉，由一個一臉“貪官相”、言行可疑、表情陰冷的準反派，轉變為堅定守護GDP、思想單純、心係人民、原則性極強的父母官，由此俘獲了如潮的粉絲；而與之相反，另外一位人物則徹徹底底走向了反麵，這就是祁同偉。
這個公安廳廳長幾乎集中了一個墮落官員的所有惡習：以權謀私、趨炎附勢、不計一切手段隻求上位，心狠手辣、親手策劃暗害了自己的老同學陳海，結黨營私、厚顏無恥，找婚外情，還生下私生子……簡直就是典型的十惡不赦壞人形象。
然而，這個壞人並非生下來就很壞，由他在大學期間的表現推測，少時估計也算得上“三好學生”“十佳少年”。那麽，在他一心向上爬的過程中，在哪些關鍵節點、是哪些關鍵選擇導致他一步步走向了人生歧途？又是什麽原因，促使他做出了這樣那樣的選擇？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小說中，出身於清貧農家的祁同偉，和侯亮平、陳海一樣，同是老師高育良的得意門生，一起被稱作H大學“政法係三傑”。這個相貌英俊品學兼優的同學，被年長10歲的輔導員、時任省政法委書記的千金——梁璐看中了，然而祁同偉拒絕了這位有著深厚家庭背景的老師，原因很簡單，梁璐比他大十歲。
畢業的時刻到來了，“政法係三傑”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崗位。陳海、侯亮平和其他同學大都留在了城裏的政法機關，而他這個有名的優等生，則被分配到岩台山區一個無名鄉鎮司法所當了一名司法助理員。
有人說，這是梁璐故意整他。祁同偉卻認為，他出身草根，沒資源沒背景，自然是沒有好去向的，他也意識到，如果答應了梁璐，她父親梁書記隻要勾勾小手指頭，他就能青雲直上了。但是，他仍然沒有想著去借助梁璐這個跳板，可以想見，那時的祁同偉還是較為單純的，即便默認了社會上的一些潛規則，他也仍然對自己抱有一定信心——相信憑著自己的努力，肯定能出人頭地，做出一番事業。
然而，殘酷的現實打擊了他、警醒了他。那個鄉鎮司法所連他在內一共三人。所長是六十年代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在山裏一幹三十多年，滿頭白發，滿臉皺紋。他一下子從老所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來，這也許就是三十年後的他——孤獨、寂寞、艱難而又毫無盼頭，他必須改變自己的命運，通過梁璐！
為了達到目的，他費勁心機、軟磨硬纏，甚至不惜在全校師生麵前跪在操場上演一場“驚天動地”的求婚，最終抱得“美人”歸。和梁璐結婚後，祁同偉便被調離鄉鎮司法所，一步一個台階。與此同時，他也拚命工作，成為緝毒英雄。出色的工作能力，再加上老丈人和老師台前幕後的提攜，他一路升遷直至公安廳廳長。他終於擁有了崇高的地位、強大的權力，同時也一次次喪失了自己做人的尊嚴和原則——徹底跪倒在權力之下，甚至成為了以權謀私、罪惡滔天的幕後主使。
祁同偉之所以走向歧途，其本性中的虛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處事方式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另一方麵，作為一個才幹過人的優異生，因為缺乏政治資源和家庭背景，而失去好的發展機遇和發展平台，他不甘心。人情社會的現實讓他認識到，個人的奮鬥、自身條件的優秀不是你出人頭地的充分條件，而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隻能接受、服從並掌握、運用社會的潛規則。正如鍾小艾所言，在汙泥中那麽舒服，人也早就汙泥化了。
祁同偉的腐化墮落在現實中並非個例，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人情社會的土壤深厚、對權力與關係的崇拜在人們的腦海裏根深蒂固；而權力的運行又缺乏必要的、有效的監督和製約。隻要坐到了一定位置，就意味著擁有了相應的權力，且不易受到約束，腐敗由此滋生。
因此，對於這些腐化的官員，我們的拷問不應局限於對其三觀、品行的定性上。愛慕虛榮、自私自利是人性中廣泛存在的陰暗角落，好的製度能讓壞人變好，壞的製度能讓好人變壞。這裏的變好、變壞也許並非真的扭轉了這個人的本性，而是放大或縮小了人性中的善惡麵。而有了權力的監督和製約，善的能夠被保護、被激勵；惡的能夠被懲罰、被剔除。由此才能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態、社會生態，從根本上改變官場風氣、社會風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