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京報
和二三十年之前相比，子女的海外教育也日漸成為中產家庭的重要投資。就像《小別離》中演的那樣，每個中產家庭，尤其是那些由於年代原因，自身教育有缺憾的父母，都將子女的教育視作對自身地位、階層、幸福感的一種彌補。反映到現實生活中，幾乎可以勾畫出這些中產家庭辛酸而又現實的臉譜：盡力維持現有收入、迫切渴望子女成功、通過家庭內部的資金周轉獲得子女有限的教育資金、子女出國之後在自我安慰中度過一生。
近日熱映的一部電視劇《小別離》，圍繞孩子的升學和留學問題，講述了三個不同經濟條件的家庭中，父母與孩子之間的緊張而複雜的關係。
當護工出身的社區醫生和她的的士司機丈夫，處於普通的工薪階層，一心想讓學霸女兒金琴琴改寫自己一輩子受欺負的命運。靠白手起家、身家過億的丈夫，和他的二婚的年輕妻子則希望靠將兒子張小宇送出國，讓家族揚眉吐氣，也好繼承家族產業。
另一個家庭則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方朵朵的爸爸是眼科醫生，媽媽是公司高管，住著不錯的小區，雖然不算多富有，但收入穩定，女兒還算乖巧，在外受人尊敬。盡管如此，夫妻二人還是時常因為女兒的教育問題發生爭吵。尤其是媽媽，更是將朵朵的考試成績和前途、幸福、出息相掛鉤，向朵朵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母女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
三種家庭，在當下的中國都不鮮見，甚至就在我們身邊。家境稍有餘力的中產階級，“當媽媽的隻要想到小孩有個好前景，哪怕隻有一條門縫寬的機會，都會不顧一切向裏擠，哪顧得想後麵的事”（《小別離》原作者魯引弓）。
對子女近乎偏激的愛、過高的期待，不僅影響了年輕一代看待自身婚姻和家庭的方式，也加劇了父母輩對待子女的成長、求學、離家、結婚、生子的焦慮。雖然看起來，他們的生活什麽都不缺，卻在麵對日常生活的起起伏伏時，脆弱得不堪一擊。雖然依靠自己的打拚，贏得了這一代生活的逆轉，卻難以將信心延續到下一代。隻敢認認真真地生活，靠消耗健康和精力賣命工作，卻不敢獨自麵對自己的內心。表麵上優雅風光，其實早已心力交瘁。
中產階級的這種焦慮症究竟從何而來？身負重任的他們，又如何和自身的困境共處呢？
抱歉，請別叫我“中產”
在這個語義含混的互聯網話語時代，少有一個概念像“中產階級”這樣牽動神經，同時又充滿理解上的不確定性。隨著過去三十年間，階級話語在公共話語體係中的逐步淡化，階級的辨識度已然不如從前那樣清晰。直到21世紀，“權貴階級”、“新農民工階級”、“中產階級”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階級的觀念才再度被喚醒。
對於中產階級的定義，無論是從時間向度還是空間向度來談，都相當繁複。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定義之一是：人們在低層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了滿足，中等層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相當滿足，但尚未達到追求高層次的自我實現需求的階級或階層。
一般來說，中產階級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1. 分布在中國的一二線城市
2. 年齡在25歲到45歲之間
3. 受過良好的教育，在某一領域或多個領域具有專業的能力
4. 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也有以技術為基礎的體力勞動
5. 靠薪資為生，家庭年收入約在7萬—28萬人民幣之間；每月能自由支配至少三分之一的個人薪資（房費、水電費、保險、各種貸款等基本花銷除外）
6. 生活有一定閑暇，對生活質量要求較高，對勞動、工作對象多有一定的管理權和分配權。
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研究院發布的2015年度《全球財富報告》稱，如果以財富存量來測算中國的中產階級規模，一個成年人至少擁有28000美元的中產群體超過1.09億，相較於21世紀初規模擴大了5倍，占總人口的10.3%。時至今日，這一數量已經增長到2.25億，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和財富總額均居世界首位。
中國當前的中產階級有著相當可觀的消費能力，正逐漸成為世界領先的消費群體。中產階級在生活各方麵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直接帶動了諸多產業的興旺，比如海外代購、旅遊產品、電影和視頻網站、汽油消費、時尚奢侈品、廣告業等等。隨著網上購物、網絡平台支付、境外旅遊業的極速發展，消費主義這一浪潮的勢頭之猛，甚至遠超出西方一些消費主義泛濫的發達國家。
和二三十年之前相比，子女的海外教育也日漸成為中產家庭的重要投資。就像《小別離》中演的那樣，每個中產家庭，尤其是那些由於年代原因，自身教育有缺憾的父母，都將子女的教育視作對自身地位、階層、幸福感的一種彌補。反映到現實生活中，幾乎可以勾畫出這些中產家庭辛酸而又現實的臉譜：盡力維持現有收入、迫切渴望子女成功、通過家庭內部的資金周轉獲得子女有限的教育資金、子女出國之後在自我安慰中度過一生。
盡管數據表明了在中國這一階層的龐大數量，但現實中卻少有人認同自己是中產。在大多數國人心目中，對於中產的印象源於由美劇或美國電影勾畫出的美好藍圖：林蔭大道、兩三層高的小樓、修建整齊的草坪、獨立車庫、一輛敞篷轎車、兩三個孩子在院子裏嬉戲，每逢周末夫妻二人帶上孩子和狗，開車到海邊追浪或到山頂宿營……此般愜意、閑適、富足、無憂無慮的畫麵，顯然還沒有完全進入中國中產階級的生活。
物質水準達到了，消費水平符合了客觀標準，但卻難以對中產這一身份產生真正的認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狀況調查”（2015年），從全國範圍來說（排除特大城市），個人年收入10萬元以上，應該可以維持中等生活水平，但達到這一收入水平的人隻有約四成認同中產身份。個人年收入20萬元以上，即使在大城市也可維持相當水準的生活，而個人年收入超過30萬元應該可以過上較高水平的生活，但達到這種收入水平的人隻有約半數認同中產身份。
更多時候，人們雖然賺著符合中產標準的錢，內心渴望著中產的生活，口頭上依然會把中產當句玩笑話，甚至以此自嘲：“等我還完了房貸，交完了保險和孩子的學費，解決了父母的養老問題之後，再來和我談中產吧。”
命運的夾層：想攀爬，卻止於原地
為什麽在現有的物質條件下，難以形成普遍的中產身份認同？為什麽明明收入可觀，卻依然覺得自己“被中產”？
對於自身產生的焦慮，看起來和收入的關係並不明晰，哪怕財富聚集，心態依然萎靡。物質增長的背後是社會、文化、價值、道德、行政等各個維度的扭變，任一維度的滯後或錯位都有可能帶來不安和急躁的心態。
對於那些準中產的青年群體而言，他們的壓力似乎每一年都在加重。大學時代自由的餘溫尚未散去，前一天還在談論詩歌和夢想，一旦踏出象牙塔，就會麵臨失業的危險。他們從小接受的信條多半是“知識改變命運”，道理本身依然成立，卻在短期內無法在他們身上適用。當詩歌和夢想的話題，變成了車子、房子和票子，他們發現，“能實現的就不叫夢想了”原來還有另一層意思。
現實和固有認識的斷裂，讓他們不得不自尋出路，一方麵通過拚命工作、犧牲休息或健康。另一方麵，他們卻發現，職位競爭的激烈超出想象，他們有可能隨時失掉工作，也可能沮喪地發現自己的工資還不如保姆和保潔。房價自2006年以來，經曆了十年狂飆突進，已讓人望而卻步。海外移民潮、購房潮不再止步於上流社會，而是滲透進了中產階級，深刻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對於35歲以後的中產階級而言，雖然眼下日子過得不錯，但一場大病或意外就可能會一貧如洗。除了醫療，子女的教育、結婚、自身的養老費用，都開銷不菲。自己幾乎是在用生命在賺錢，錢卻好像始終不夠用。是大多數人的心理常態。飛速的經濟增長和急劇的社會變遷，讓人們有了強烈的物質欲求，這種物質欲求隻會不斷提升，不會封頂。當個人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後，薪資的高速增長很難持續，但欲望確是無窮無盡。久而久之，就會產生自我懷疑、希望落空的倦怠感。而這種倦怠感，恰恰是快樂和健康的大敵。於是人們想到了逃避、逃離，隻是逃來逃去，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
除了和金錢有關的顧慮之外，食品安全、個人隱私安全和環境汙染也讓中產階級倍感困擾。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年全國抽樣調查數據，72.8％的中產階級認為“食品安全”沒有保障，54.6%認為缺乏“個人信息、隱私安全”，48.3%認為缺乏“生態環境安全”，39.8％認為缺乏“交通安全”，28.5％認為缺乏“醫療安全”，22.5％認為缺乏“勞動安全”。認為缺乏“人身安全”和“個人和家庭財產安全”的比例分別為11.7% 和13.8%。
引用前階段引發熱議的《節節敗退的中產階級》中的一段話：“他們曾無比相信，知識能改變命運，奮鬥能帶來成功；他們強調法製化，需要權益與尊嚴得到保障；他們認可全球化，認可自由主義，因為隻有市場經濟才能讓他們的價值獲得最大體現；他們強調個人價值，強調生活質量，強調教育質量與公平。但是，目前的形勢，正在逐一否定他們的價值觀。”
孩子，我們要給你最好的！
做了父母的焦躁的中產，深知自己奮鬥的艱辛、生活中諸多力不能及的無奈，以及重壓之下的精神抑鬱，他們一方麵對自己的現狀不滿，一方麵對下一代是否能維持中產、同時向更高的社會階層流動沒有信心。久而久之，他們變得越來越焦躁。
無形之中，他們將這種近乎狂暴的急功近利傳遞給家庭和孩子。這體現在教育的方方麵麵。尤其是當他們發現考試是向另一階層流動的唯一有效途徑之後，會想盡一切辦法，哪怕犧牲自己，讓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在一二線城市，我們處處都能看到這樣的父母：為了給孩子爭取教育機會，學區房的爭奪大戰年年都在上演；因為老師能力不足而惱羞成怒的家長圍攻了校長辦公室；減少錄取名額之後，校門前的家長情緒激動；為了送孩子出國留學，賣掉家裏的房子，甚至不惜負債……似乎，說孩子是這些父母懸於高崖時眼前的唯一稻草，死死抓住，以命相搏，都不為過。
於是，父母、甚至父母的父母，都將各種可用的資源用於獨生子女的培養和教育，原因很簡單：隻有這樣，才能讓自己的後代繼續接力，在保住精英階層的基礎上，向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躍遷。目的也很簡單：讓他們在長大之後不必像自己一樣，經曆貧窮、依靠關係、看人臉色、在規則的灰色地帶摸爬滾打。
然而，生活如同流沙，越抗爭，越深陷。當父母們發覺，孩子未來的處境，很有可能依然隻是考試、學習、畢業、工作、失業時，便開始為他們尋求更好的上升途徑。海外留學，從眾多選項之中脫穎而出，成為稍有財力的中產家庭的首選。對於一些70後、80後的父母而言，他們或者自己早年就有過出國留學的經驗，對海外的高校有著感情上的聯絡；或是自己當年受條件和視野所限，未能接受海外教育，就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比自己更出色。
隨著國內的競爭壓力呈幾何級數增長，加上媒體報道的食品安全問題、環境問題日益凸顯，一些父母就將國外視為理想生活的翻版。
今年3月份，一位自稱是上海的中產階級在博客中寫，孩子的教育費用已經取代房子，成為家庭最大的支出負擔。為了讓孩子有海外教育的經曆，一些中產家庭會選擇將孩子送入私立國際學校就讀中學。在上海，這樣的學校每年需要至少10萬的開銷，孩子出國之後還要每年將人民幣換成美元。似乎從此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和50後、60後的家庭教育不同的是，70後、80後的中產家庭不再將國內的應試教育視作唯一的砝碼。他們大多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比前輩有更開闊的國際視野，同時自身也處於事業的上升期，上大學已經不是他們培養子女的唯一目標，教育滲透進了生活的方方麵麵。
從孩子嬰幼兒時期的國外繪本開始，他們會自主選擇更適合的，篩除那些不利於孩子價值觀確立的部分。在幼兒園和小學的選擇上，大部分家長都會綜合考察教師的能力、性格、水平、愛心、耐心，以便自己的孩子能夠全方位地感受優質的集體生活。一些家庭深知語言對於未來視野的影響，較早對孩子開始進行雙語甚至多語教育，為他們找合適的外教，或是送他們到國外參加各式各樣的夏令營活動，開拓眼界。興趣班依然頗受歡迎，樂器、棋類、運動、表達、藝術等訓練班如雨後春筍般滋生。以早教、親子等名目進入市場的課程，更是層出不窮。親子旅遊團也成為各大旅行社比較搶手的項目之一。
一位80年出生的母親曾親口對我說，一放假，自己就不得不領正在上幼兒園的孩子到處旅遊。原因很簡單：幼兒園其他的小朋友都會在假期去旅遊，回到幼兒園之後會分享旅行的經曆，沒有旅行過的兒子就會感到失落和沮喪。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失落，她隻能帶著他跑來跑去。
“前年去了杭州，去年去了海南，今年估計要去馬爾代夫。明年可能就是歐洲了吧。”年輕的媽媽眼神裏並沒有太多興奮。
孩子的教育是提升了，家長們卻累得喘息不得。他們幾乎是在用生命為自己和家庭拚一個不確定的未來。
像《小別離》中的方圓（黃磊飾）、董文潔（海清飾）這樣，將幾乎全部的生活圍建在孩子周圍，讓彼此都負荷極重的父母，讓人覺得辛酸又好笑、隱忍又乖戾、可憐又讓人心疼。在中國，這樣的父母千千萬。
這樣的家庭教育，所麵臨的困境之一就是，當有一天，孩子通過努力走進了父母期待的象牙塔之後，反而會無所適從。第一次為了自己而活，他們反而染上了“空心病”，於是孤獨、茫然、無原因地感到痛苦和焦慮。殊不知，這些情緒早就滲透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來自同樣焦慮、痛苦、不知所措的父母。
焦慮的孩子，焦慮的父母，一個個焦慮的個體，構成了當下這個焦慮的時代。
美國心理學家羅洛·梅曾說：“生活在一個焦慮時代的少數幸事之一是，我們不得不去認識自己。”我們有幸見證了這個焦慮的時代，有幸成為這個焦慮時代症候群的一分子，剩下的事，就是如何認識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