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務創始人悲劇了 江青終生不願放過的公安部長

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見造反派時，公開點名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許建國是“叛徒、特務”，不久又將許建國送進了秦城監獄，受盡七年牢獄之災。即使“四人幫”被捕後，江青在特別法庭麵對審判，法庭調查她迫害許建國時，她依然堅持許建國夥同羅瑞卿搞她的黑材料，誣陷她，許建國是“叛徒”、“特務”。江青始終不肯放過許建國的緣由鮮有人知。作家楊國選在個人博客中撰文《江青直到方死都不肯放過的人》，為讀者揭曉答案。

許建國其人其事

許建國，原名杜理卿。1903年9月出生在湖北省黃陂縣一個農民家庭，年僅13歲就到安源煤礦修理工場當學徒，後來進入劉少奇同誌主辦的職工夜校學習文化，接受革命教育，在中國工人運動的烈火中，經受了鍛煉，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三次安源煤礦大罷工。1922年冬，許建國經陳昌仁、胡多謀介紹加入中共黨。

1930年加入中國工農紅軍，參加了二萬五千裏長征;許建國曾擔任紅一、三、八軍團保衛局局長;隨同周恩來赴西安，擔任張學良將軍警衛團的上校秘書長;1938年，擔任中央保衛部部長。1939年，建立中共中央社會部，康生任部長，李克農、許建國任副部長。許建國在延安重審晉察冀邊區供給部熊大正案、陳伯達警衛員被刺案、後勤部食堂投毒案，轟動了延安上下，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讚賞。後來，這三大案件卻作為公安、政保破案經典案例。

全國解放後，他曆任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長兼公安局長，華東公安部部長，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兼公安局長，市委書記處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副部長等職。1959年經陳毅元帥推薦，毛澤東點名出任中國駐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大使。他是我國公安保衛和公安情報部門的創建者與卓越的領導者，也是城市公安工作的奠基人。

積怨從延安延續……

許建國與江青如何結的怨呢?說來話長。

1937年江青由上海來到延安後，組織上決定將她作為網員(秘密情報人員)安排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其任務是了解學院中有沒有混入的日偽和國民黨特務。時任中央保衛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的許建國，直接領導江青的工作。可是江青對自己承擔的工作並不感興趣，她的目的就是拋頭露麵地參加各種活動，以達到引誘黨的高級領導人對她產生興趣，從而飛黃騰達。每次江青向許建國匯報工作時，都受到了許建國的嚴厲批評。有時江青還狡辯、頂嘴，兩人關係一度很緊張。

江青到延安才不過一年的時間，終於如願以償地攀上了毛澤東。1938年夏天，一個45歲，一個24歲，幹柴遇烈火，各取所需吧，毛澤東和江青就住到一起了，這件事在延安引起軒然大波。中共中央非常重視，專門開會研究了此事。當中共中央領導征求中央保衛委員會的意見時，許建國毫不客氣地提出了反對意見。由此許建國又一次與江青結下了積怨。

盡管中共中央最後同意了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但是中共中央依然認為有必要對江青“約法三章”，以便明確其在黨內的地位。

“第一，毛賀的夫妻關係尚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誌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誌負責照料毛澤東同誌的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誌隻管毛澤東同誌的私人生活與事務，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幹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活動。”

這個“約法三章”來自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的會議記錄，是可信的。

從這個“約法三章”來看，中共中央的態度十分勉強。既不能駁毛澤東的麵子，又無可奈何地宣布下不為例。但是對不允許江青幹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活動，則是非常英明的。

已經成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在1943年的延安整風審查幹部中，也需要有人為她做曆史證明人，她想到了許建國。當時，許建國在延安主持這項工作，江青想請他當她的曆史證明人，許建國以不了解江青以前的曆史為由拒絕了。從此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幾年，江青就再也沒有和許建國說過話。

1952年底，毛澤東主席親點許建國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部長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社會部部長、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備區政委。許建國兼上海市公安局長，審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有涉及到文藝界的，特別是三十年代的一些事情。在這個時候，多年沒有同許建國講過話的江青，突然從北京打來了電話，向許建國打聽情況。因為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許建國隻字未透。

1952年6月，江青又打來電話，讓許建國在上海幫她找自己三十年代在上海時雇用的老媽子，並讓找到後送到中南海。許建國通過查找，終於找到了這個人。但是他告訴江青說：“如果你想見她，可以到上海來。這個人不適宜送往中南海，因為必須要考慮到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首長們的安全。”江青氣壞了，公然在電話裏發起脾氣來，大罵許建國。

1953年春季的一天，許建國到北京去開會，開完會後，毛澤東主席單獨召見了他，拿了一些錢和物品讓他轉交給賀子珍，並請他以後多關照賀子珍。從這以後許建國就成為毛主席和賀子珍的中間聯係人，多次將毛主席送的東西轉交給賀子珍，並在生活上盡可能地對賀子珍加以照顧。江青知道之後，心中極為不快，找毛澤東鬧了幾回。毛澤東嚴厲地嗬斥了她，江青便不敢再鬧了，但卻把賬記在了許建國的身上。

1953年10月，公安部羅瑞卿部長交給許建國一封揭發江青曆史問題的匿名舉報信。信中稱：江青於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經秘密加入過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藍衣社。羅瑞卿讓許建國秘密調查此事。許建國開展秘密調查後沒幾天，江青的電話便頻頻打來，問許建國調查得怎麽樣了。許建國當然不會告訴她，這更讓江青耿耿於懷了。

1954年11月，許建國被任命為公安部副部長，要離開上海赴京上任去了。因為匿名信所反映的問題還沒有查清楚，許建國便請示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電話裏羅部長歎了一口氣說：“沒有查清楚那就算了吧，以後這件事永遠不要對別人提起。”許建國也不敢再多問。

舊怨再添“新仇”

1967年春，就在首都外交口鬧騰著奪權，陳毅副總理處於困難的時候，許建國突然被周恩來總理叫到北京飯店。周總理問道：“許建國同誌，你在上海工作期間，是否由當時的羅瑞卿部長交給了你一封有關江青曆史問題的一封匿名信，信中涉及到江青同誌三十年代的曆史問題?”許建國據實回道：“是。”周總理又問：“羅瑞卿是否要你調查這封信反映的情況的真假，調查結果怎樣?”許建國據實以告，並說問題沒有查清他就調離上海任公安部副部長，結果如何他不知道。當時張春橋在場，他一聽立刻狂妄地責問：“這件事為什麽我不曉得?”許建國不硬不軟地頂了一句：“你當時隻是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一個副部長，不該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張春橋碰了一鼻子灰。

不久，外交部造反派三番兩次地來抄家，並公然索要材料。因為許建國將絕密材料藏得很隱蔽，所以造反派並沒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為了防止意外，確保涉及黨的秘密和一些同誌的安全，他終於在一天深夜，含淚將以往的機密筆記本銷毀。

1967年底，江青借解放初期，許建國在天津市任過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便在天津接見造反派時，公開點名誣陷許建國是“叛徒、特務”。相繼成立了“許建國專案組”，勒令老實交代罪行。在審查中，除了要他承認參與搞江青的黑調查的“罪行”，還誣陷他1929年有變節行為。許建國於1929年被叛徒出賣被捕，關在長沙監獄。1930年7月，紅軍發動長沙戰役時，他被解救出獄。這段曆史是經過了黨組織審查的，想不到現在卻推翻了以前的審查結論，重新翻了出來，連任何理由都沒有說，就成為“鐵案”。

1968年3月11日，張春橋以許建國參與羅瑞卿搞江青的“黑調查”的罪名，下令將其拘留審查。被捕時沒有人向他出示任何有關手續，也沒有人告訴他是由哪個單位下達的命令。就這樣，許建國沒有經過法律程序，就被送往秦城監獄秘密關押，時間長達七年之久。

秦城監獄中的苦難

讓許建國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被關押到北京秦城監獄。著名的北京秦城監獄，是關押高級政治犯的監獄。進入這個監獄意味著什麽，許建國心裏十分清楚。

然而，粉碎“四人幫”後，江青被捕，在後來特別法庭審判她，法庭調查她迫害許建國時，她依然堅持許建國夥同羅瑞卿搞她的黑材料，誣陷她，許建國是“叛徒”、“特務”。

由於許建國身份特殊，屬於重刑嚴管對象，因此他被單獨關押在一個6平方米的牢房裏。不但不允許會見家人，就連秦城監獄關押的其他“犯人”也見不到。由於監獄管理人員規定“犯人”睡覺時，隻能夠麵向房門睡覺。許建國接近1.8米的身體就隻能蜷縮成1.5米，致使他的左腿最終被壓得麻痹了。又長期不能與外人接觸，影響到他正常與人交談的能力，致使他幾乎失聲。長期關押的寂寞、孤獨的折磨、迫害，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極大的損害。

盡管環境如此惡劣，但是許建國卻始終保持著極為樂觀的態度。每天一起來，就在火柴盒大小的房間裏做自己設計的廣播操，並且每天堅持在房間裏鍛煉。其餘的時間便是學習。他堅信，烏雲遮不住太陽，自己的冤案遲早有一天會弄清白的。

由於許建國是被秘密關到秦城監獄的，所以他的夫人方林及幾個孩子一直不知道他被帶到哪裏去了。盡管他們到處打聽許建國的消息，卻象石沉大海一樣杳無音訊。

1968年底，許建國的夫人方林也受牽連，離開了北京，到外交部在江西的幹校勞動改造。幾個孩子們也先後離開了北京，分別到東北、甘肅、山西農村插隊勞動。所以從1967年到1971年四年的時間裏，許建國家人既不知道他關在什麽地方，更沒有見過他了。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國內政治空氣有所鬆動。這個時候方林才終於打聽到，許建國是被關在秦城監獄。於是，方林多次給中央領導寫信，要求探望許建國，並為他申冤。雖然申冤未能成功，但是探訪的要求總算獲得了批準。時隔4年之後，許建國和方林以及孩子們才得到這樣一次見麵的機會。

1971年12月，方林和孩子們來到了聞名已久卻從未踏入過的秦城監獄。當許建國在監管人員的帶領下來到會麵室時，他們幾乎認不出他了。幾年的監禁生活使他形銷骨立、麵黃肌瘦，完全變了一個人。原本精神煥發，時常洋溢著笑容的臉，由於長期見不到陽光，臉色灰白又浮腫。目光也顯得有些呆滯，說話時反應遲鈍。走起路來邁著蹣跚的碎步，左腿還一瘸一拐的。方林和孩子們一見他這個樣子，原先想好的千言萬語不禁全忘光了，隻知道放聲痛哭。反而是許建國安慰他們道：“不要哭，我很好、很好，沒有什麽。”

短暫的會見對許建國及其家人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後來，許建國又被獲準每隔半年和家人會見一次。

 

許建國從1967年被關押，直到1975年“保外就醫”，經受了七年的漫長時光考驗。

一絲餘望依舊複劫

1975年夏，一封信擺在了剛剛複出沒有多久的鄧小平的案頭。

這封信是許建國的夫人方林寫的，內容主要是請求批準讓許建國“保外就醫”。鄧小平看到方林的這封信後，作出了批示：同意方林的請求。這樣坐了7年監牢的許建國才得以“保外就醫”，住進了北京複興醫院。隨後又被秘密轉移到安徽六安地區，實行的是“流放管製”。他在六安地區醫院治病時，不準他講自己的姓名和來曆，還說他是一個帶有些危險性的人物。

1975年10月27日，中央專案三辦作出《關於許建國的審查結論》，仍然將許建國“定為叛徒，清除出黨”。

這個決定對許建國打擊很大。原本虛弱的身體如雪上加霜，病情急劇地惡化了，從六安地區醫院送到合肥人民醫院。最後確診患了肺癌。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了，許建國給黨中央寫出了大量的揭發江青罪證的材料，同時他也向黨中央寫了申訴信，要求對他的曆史做出公正的結論，並渴望馬上得到為人民繼續工作的權利。

他在申訴書上寫道：“幾十年來我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和黨中央周圍做保衛工作。由於我在延安時期，特別是在上海工作時期了解了一些江青的問題，所以江青(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利用審幹的機會，對我進行殘酷的迫害。采用逼供信的手段，給我扣上了叛徒、特務的大帽子，企圖使我至死不能翻身。幾年來，由於江青的專權橫行，所以我有話不能講，有話講不清。以英明領導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我和全國人民一樣是很高興的，感到黨有希望了，我們的國家有希望了。所以我再次向中央要求對我的曆史進行重新審查。”

“目前，我身患肺癌，已經擴散，可能不久於人世了”

“相信我，曆史將證明我是無罪的。”

這位中國共產黨公安與情報工作的卓越創始人和領導人許建國，並沒有等到黨中央給他的平反決定，1977年初，許建國患了肺癌，同年10月4日，就這樣帶著一身的遺憾和悲憤，在安徽省合肥市與世長辭，終年74歲。

1980年3月，中共中央為許建國徹底平反昭雪，恢複黨籍，恢複名譽。公安部、外交部聯合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為許建國舉行追悼會。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胡耀邦、宋慶齡、徐向前、聶榮臻、彭真、鄧穎超、王震、烏蘭夫等中央領導同誌獻了花圈，李先念等同誌參加了追悼會。時任公安部部長趙蒼璧致悼詞。追悼會後，許建國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