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遠新長到1歲半的時候，軍閥盛世才轉向反蘇反共的立場，新疆的局勢急轉直下。1942年9月中旬，盛世才下令將中共派在新疆的重要幹部陳潭秋、毛澤 民、林基路等百餘人，先是分開軟禁，繼而投入監獄，最終將陳潭秋、毛澤民等人殺害。一直無法得到毛澤民確切訊息的朱旦華，抱著小遠新，天天思念著丈夫。這 種深深的思念和擔憂伴隨著她在監獄中度過了艱難的三年半時光。1946年，在黨中央的大力營救下，被國民黨新疆反動當局關押的100名共產黨人及20多個 孩子，曆經艱辛回到延安。
5歲的小遠新已經懂得很多事了。他瞪著大大的眼睛對朱旦華問：“媽媽，叔叔們都說我的大伯叫毛主席，他是什麽樣子？長得和爸爸一樣嗎？”朱旦華對於孩 子這樣的發問怎樣回答呢？小遠新兩歲不到，毛澤民就被捕入獄，對父親的鮮活模樣，已經難覓蹤影了。但孩子的提問總是要作答的，於是她告訴小遠新：“毛主席 是你的親大伯，他和你爸爸長得很像，你看了就知道。你等著吧，大伯一定會讓你去見他的。”
朱旦華心中的那種盼望，終於成為事實。7月中旬的一天，吃過晚飯後，中央軍委保衛部的一名幹事，將朱旦華母子接往王家坪毛澤東的住處。這是朱旦華與毛澤民結為夫妻後，第一次以弟妹的身份去見毛澤東，心情不由得既緊張又興奮。
陝北的夏天，吃過晚飯天邊還布滿半空的餘暉。朱旦華牽著小遠新來到王家坪，老遠就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在窯洞前的一棵樹下等候著，他就是毛澤東。毛澤 東在看見了朱旦華母子後，大步上前，伏下身子，一把抱起小遠新，動情而大聲地說：“噢，潤蓮的兒子，我抱抱，大伯抱抱！”
朱旦華趕緊對兒子說：“快叫大伯，叫大伯！”
由毛澤東緊緊抱在懷裏的小遠新，一點也不認生，甜而脆亮地叫了一聲“大伯！”叫完後，表現出一般小孩所不具備的大膽和靈性，稚聲稚氣地問：“大伯，你怎麽有毛主席和毛澤東兩個名字呢？”
毛澤東聽得樂開了懷，哈哈地笑了。
把朱旦華讓進窯洞，毛澤東親切地詢問了朱旦華回到延安後的主要情況，還問及了新疆方麵的若幹情形，就是沒有一句涉及到毛澤民。毛澤東是怕重提弟弟的犧 牲會引起弟妹的悲痛？還是到目前為止對毛澤民的生還抱有一線希望？抑或是二者心情兼而有之？就是朱旦華心裏也明白在這種時候提到澤民，會引起哥哥的感傷。 兩人一個是手足之情，一個是夫妻之情，都在這樣的場合下避免談到毛澤民，還有什麽比這更能體現他們之間的心頭悲傷和兄弟深情！
這天是農曆6月16日，月亮向大地灑下如水的光華。明亮的月光下，朱旦華發現毛澤東顯然心裏處在傷感之中。她強烈抑製著自己的感情，將小遠新叫過來，對他說：“孩子，大伯還有工作要忙，我們以後再來看大伯。”
毛遠新聽話地向毛澤東作了道別，隻見毛澤東忽然招手把他叫過來，半蹲著身子撫摸著侄子的頭，連連點頭而道：“你這伢子，我喜歡，以後多到大伯這裏來！”
朱旦華從毛澤東的有些發硬的話語中，聽出了一種別有的深情。她努力地調整自己的情緒，上前拉過小遠新，在毛澤東的目送下走出窯洞。
毛遠新住進了中央機關托兒所，與一批高幹孩子一樣享受到供應標準比一般幹部還要高的供給製，同時開始接受文化教育。
相距8個月之後——1947年3月，隨著國民黨胡宗南部23萬軍隊對延安的大舉進攻，中共中央決定撤離延安。中央機關托兒所的孩子們也被有組織地撤走。
在中央婦委秘書處工作的朱旦華，這天下午正在住處收拾行裝，毛澤東的警衛員來了，要她到王家坪去一趟。朱旦華跟著警衛員來到毛澤東家居住的窯洞，江青 也在收拾物件。毛澤東聽見了她們的說話聲，從工作的窯洞中走出來，與朱旦華說了一番話，問了問小遠新的情況，就進窯洞去了。江青拿出一條淡紅色的機織毛毯 對朱旦華說：“旦華，這是潤之蓋的，潤之叫送給遠新，特意要你來拿一下。”
“這是潤之決定了的事，也是我們對孩子的一點心意。”江青說。
朱旦華驀然明白了：幾個月前，國民黨新疆省主席張治中已正式通知中共中央：陳潭秋、毛澤民等人已在盛世才的獄中犧牲。毛澤東欲用這種方式表達對弟弟的 綿長思念，但他不忍心觸動那悲傷的心靈，所以悄然離開，由江青轉交毛毯。朱旦華想到這裏，不覺眼睛濕潤了，她雙手顫動地接過毛毯，回了一句：“我這就送到 遠新那兒去。”
從清華園到哈軍工
1949年7月毛遠新隨母親和繼父——方誌敏的弟弟方誌純從北京來到南昌，住在供給製的八一保育院，由保育院送到一所小學讀書。到抗美援朝發生後，已 經會唱《誌願軍戰歌》的毛遠新，多次纏住母親要到北京去讀書，長大後好參軍打美國侵略者，還說北京育英小學的男同學長大後都要參軍的，自己和那裏的同學、 老師是怎樣地要好，現在弄得他一個人在南昌上學，一點也不好。這就是他要回北京的理由。
兒子老是吵著要到北京上學，朱旦華亦感到為難。1951年9月，她赴北京參加全國婦聯工作會議，同時帶上了毛遠新。康克清一見到毛遠新，就心生喜歡地 拉過他，問長問短，又對朱旦華說：“你開會帶著孩子多不方便，我把他送到他大伯那兒去。”當晚，康克清回中南海就把毛遠新帶到豐澤園。毛遠新見到李訥就有 一種姐弟的親熱，兩個孩子在毛澤東身邊燕子似地穿來跑去，嘰嘰喳喳鬧個不停，無形中把毛岸英朝鮮犧牲後籠罩在豐澤園的壓抑氣氛打破了。
全國婦聯的會議結束後，朱旦華來到中南海看望毛澤東，言談中講到：毛遠新老是吵著要在北京上學。毛澤東聽後未加任何思索，回道：“伢子要在北京讀書， 這好嘛！”說完，他大著嗓門叫了一句：“遠新，你過來！”聽到喊聲的毛遠新來到伯父麵前，毛澤東問他：“你想在北京上學，是嗎？”毛遠新一聽嘟起嘴回道： “我本來在北京讀書的嘛，幹嗎要搞到南昌去？”毛澤東點著頭，“嗯”了一聲，隨即想到什麽，愛撫的目光落在侄兒身上：“在我這裏就像溫室的花朵，跟你媽媽 在江西可以說經風雨見世麵，你曉得嗎？”
毛遠新反應靈敏，馬上大聲“搶白”說：“大伯，我不住你這裏，住到學校去，怎麽是溫室裏的花朵呢？”
毛澤東聽了侄兒這番體現個性的回話，非但不怪，反而被逗得哈哈大笑，點頭讚道：“說的有道理嘛。”
在一旁的江青，已經從毛澤東的笑聲中有所感悟。這是自從毛岸英在朝鮮犧牲以後的時間裏，她頭一次看到毛澤東愉怡而笑，頓時感覺到毛澤東是非常喜歡侄兒 的，毛遠新留在北京上學，對毛澤東的心情改善很有利。江青想到這裏微笑著說：“遠新願意在北京上學，就讓他在北京讀吧。”毛澤東見江青也欣然應允，更是高 興，一把拉過遠新，繼續同他說話。
留在北京讀書的毛遠新，很快地成了毛澤東家庭中的一名成員。毛澤東夫婦都把他當成自己的孩子看待。凡是穿的用的，隻要李敏、李訥有，就少不了毛遠新 的。毛澤東每次外出，不管到北京近郊還是北戴河，或是更遠的外地，都要帶上毛遠新，讓這個長得蠻俊氣的少年跟在身邊。在很多的場合，毛澤東將毛遠新視如己 出的抵犢深情，是那麽真摯地流露出來。李敏、李訥姐妹倆和劉思齊，親熱地給毛遠新起了個“小豆豆”的外號。毛遠新偏不服小，老是說自己隻比李訥小半歲。而 李訥就提出跟他比高矮，氣得毛遠新噘起嘴：“才不跟你比呢。”在一家人的融融親情中，得到了毛澤東特別關愛的毛遠新，幸福健康地成長著。從1951年9月 起，毛遠新在大伯的身邊讀書9年有整。
毛遠新於1954年在育英小學畢業，被保送到北京101中學讀了6年。在這所高幹子弟中學，毛遠新一直是學生中引人注目的角色。他的各科學習成績都很 優秀，組織能力也很強，因此總是擔任班長、少先隊大隊長。毛遠新有著愛好體育運動的活潑性格，喜歡踢足球，還能夠在校樂隊吹長號。更讓毛澤東欣慰的是，他 還在高三就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
以毛遠新的家庭出身和“又紅又專”的政治標準，1960年下半年，他高中還未畢業就被組織上保送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哈軍工”是50年代初由蘇聯 幫助我國建立的尖端軍事學科最高學府，不少中央領導幹部的子女都在該院讀書。能夠進入“哈軍工”，是個莫大的榮譽。毛遠新回到中南海，有些得意地將消息告 訴大伯。不料毛澤東聽後看了侄子一眼，不以為然地說出一句：“你上哈軍工是國家保送的，算什麽本事？有本事自己去考嘛。”毛澤東的話激發了毛遠新的一股心 勁，暗自說一定要考取能與哈軍工齊名的名牌大學，於是當著毛澤東的麵說道：“那我自己去考！”結果，毛遠新參加了高考，並以優異的成績被清華大學無線電係 錄取，可謂名校名係。毛澤東知道後這才點著頭高興地說：“唔，這才像潤蓮的兒子！”
1961年元月期間，毛澤東赴廣州主持會議，又帶上毛遠新到了廣州。毛遠新在廣州碰上好幾個北京101中學的同學，他們多數是哈軍工的學生，大家都熱 切地鼓動毛遠新到哈軍工讀書。大道理是國家科學事業的需要，小道理是同學之間的情誼。眾人七說八說讓毛遠新動心了，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寧還為毛遠新出主意： “你考上了清華，實力不成問題，就向你大伯提出轉學嘛。”在一次毛澤東關心地問起毛遠新在清華的情形時，毛遠新趁機提出了轉學的問題。毛澤東知道侄兒能考 上清華，轉到哈軍工也可以，便慈愛地望著毛遠新說：“不曉得陳賡要不要你？”毛遠新一聽高興地說：“你同意了就好說！”後來，當陳賡得知這件事後，立即回 話說：“清華的高材生，當然歡迎，進哪個係由他挑。”
就這樣，毛遠新在清華無線電係讀了一個學期，又轉學到哈軍工導彈無線電控製係，學的都是無線電專業，基礎課程是相通的。
進了哈軍工的毛遠新發現自己的轉學選擇無意間“走對”了一步。當時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糧食供應緊張。他在清華的糧食定量是每個月32斤，而到了哈軍工的定量是43斤。
毛遠新在哈軍工的學習成績依然很好，在全係成為全麵發展的佼佼者。尤其他在各種勞動中具有不怕累不怕髒的精神，就是掃廁所掏糞溝也肯吃苦。因此，毛遠 新每個學期都要獲得各種獎狀。寒、暑假時，他把這些獎狀帶回北京，給毛澤東看。毛澤東雖然心裏滿意，嘴上卻說：“這些都是形式主義的東西，沒有多大用，還 不是5分，應該在分析和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上得5分。”
每年的寒假和暑假，毛遠新都回北京，住在豐澤園。毛澤東隻要外出，就把他帶在身邊。
1965年12月，在黑龍江巴彥參加了“社教”運動的毛遠新，回到哈軍工提前畢業。畢業證書上寫的是“李實”的名字，這是毛澤東於1965年7月為他 取的。毛遠新畢業1個多月，按照常規像他這樣的優等生要被分配到研究單位的。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毛澤東問起侄兒的分配去向，搖著頭說：“年輕人不吃苦怎 麽行？才從學校出來，又到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去，不了解工人，不了解農民，不了解士兵，怎麽行？你從軍事學院畢業，應該當兵去！”
毛澤東發了話，毛遠新怎能不遵照執行。哈軍工根據毛澤東的意思，將毛遠新分配到空軍部隊。空軍司令吳法憲見毛主席的侄子到空軍來，當然求之不得，內定 毛遠新在空軍司令部擔任參謀。這情況被毛澤東知道了，大伯對侄兒說：“當兵不吃苦怎麽行？當參謀是吃不到苦的。”這話傳到了吳法憲耳裏，吳法憲這才決定讓 毛遠新到空軍高射炮兵某師去當戰士。
毛澤東知道了這一情況，才滿意地對侄兒說：“到連隊當兵，這才對頭。這件事要讓你媽媽知道。”1966年1月下旬，毛遠新穿著嶄新的軍裝告別毛澤東，離開中南海，前往南昌看望母親朱旦華。
非同一般的“毛主席聯絡員”
毛遠新在南昌看望了母親，由方誌純安排上了一趟井岡山。聽說大伯正在湖北南巡，他又來到武漢向毛澤東辭別。看到侄兒到來，毛澤東甚為高興，似乎有很多 話要對他說。把手一招：“你去部隊要路過湖南，跟我一道走，回韶山一趟。”毛遠新登上了毛澤東的專列，列車在離長沙不遠的大托鋪停下，毛澤東將慈父般的目 光落在侄兒身上：“你替我到家裏去看看。”
毛遠新奉命代訪故裏。這是他頭一次回韶山，按照伯父的意思也沒有通知湘潭和韶山的地方政府，是由省委接待處派車從長沙乘輪渡過江，於晌午到達韶山。毛 遠新看了老家的故居，拜訪了村中的幾位同宗老人，下午3時乘車返回。誰知到了湘江邊，恰逢風雨交加，輪渡停開，毛遠新隻好折回韶山在招待所住了一晚。
毛遠新於次日繞道湘潭回到長沙，向毛澤東報告在韶山的所見所聞。伯父聽侄兒講到湘江被阻，開心地大笑起來，手指毛遠新說：“祖宗有靈，你不住一晚就想 跑，那不行呢，還是乖乖地給我呆一晚上。”毛澤東對侄兒那種寵愛而又親和的父子般深情，淋漓盡致地得以表露。這天晚上，毛澤東在住房裏同毛遠新聊談到深夜 才休息。
這時候的毛遠新，決非一個普通的空軍戰士所能相比，在他身上已經具備著很大的政治能量，他的所言所行，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早在1964年，即毛遠新還 在哈軍工上學的時候，毛遠新就曾成為毛主席的傳言人。這年暑假毛遠新回到北京，由伯父帶著到北戴河，在一次遊泳當中，伯父與侄子作了一番關於大學生參加階 級鬥爭的談話。開學回到哈軍工後，毛遠新向院長、政委傳達了毛主席關於哈軍工教職員工全部下鄉搞“四清”的指示。院長與政委還向毛遠新問：“毛主席還講了 什麽？”毛遠新又將北戴河毛主席的談話講了。哈軍工黨委很快地將毛遠新的傳達整理成材料，上報給國防科委，國防科委又形成文件下發。不久，毛澤東“大學生 要參加階級鬥爭”的指示在全國各大院校得以實行，哈軍工的畢業班學生最早奔赴農村參加“四清”運動。
猶如暴風驟雨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不久，毛遠新從空軍部隊又回到了哈軍工，在學院率先組織了“紅色造反團”。有毛遠新的特殊政治背景，造反團的勢力 迅速擴大，校外許多社會上的造反派組織，紛紛傍上了毛遠新，不久以哈軍工的紅色造反團為核心，組成了規模極大的造反派聯合組織——黑龍江紅色造反革命委員 會，毛遠新成為頭頭。
1967年5月，毛遠新回到北京，向毛澤東匯報了東北的局勢，毛指示他要多留意遼寧“文化大革命”的進展。紅衛兵組織將這次談話整理成《毛主席與侄子 毛遠新的談話》，廣為散發。這樣，毛遠新的政治影響更大了。不久，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年僅27歲的毛遠新擔任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沈陽軍區政治部 副主任、遼寧省區政委等要職。
政治上嶄露頭角的毛遠新，在1973年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中，為了配合江青一夥向周恩來發難，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交白卷”反潮流事件，將考試中交白卷的張鐵生當成一塊“有棱有角的石塊”砸向周恩來林彪事件後的糾左勢力。毛遠新的這一舉動深得江青的賞識。
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業已升任為沈陽空軍部隊政委、第一書記的毛遠新，與江青一夥緊密配合，在華北農大搬遷等事情中，將暗算的矛頭指向 周恩來。毛遠新還別出心裁地在遼寧搞了一個“哈爾套趕大集”的經驗，以此頌揚“文化大革命”。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大集”在遼寧持續了兩年多，給農村經濟 和黨的聲譽帶來嚴重的損害。
毛遠新的一係列“驚人之舉”，給自己贏得了豐厚的政治資本，這裏麵的關鍵是毛澤東對於他的那些做法予以了肯定，作出這樣的結論：“遠新還是有一些理論 功底的，雖然比不上春橋、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來是強多了。他在基層很有一套寶貴的經驗，這正是我們中央的某些老爺們最缺乏的。”毛澤東的這一番話，無 疑成為罩在毛遠新身上熠熠閃亮的光環。
1975年春節過後，毛澤東的身體狀況越來越惡化，根本無法外出活動或主持會議聽取匯報。他決定選擇一個自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這樣一個非同 尋常的重要角色，當然非毛遠新莫屬。從此，毛遠新成了發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這更為顯赫的是，舉凡包括中央政治局在內的所有需要反映到毛澤東那兒 的事情，均由毛遠新代為傳達，他在毛的麵前怎樣匯報，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毛澤東的決策。
毛遠新在特殊時期擔任特殊的角色，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問題是享有這一殊榮的毛遠新，其政治立場一頭歪在江青的一邊，完全受到了江青的指使。江青及其 “四人幫”利用毛遠新特殊的地位，對複出後領導全麵整頓的鄧小平進行一再的打擊。毛遠新在毛澤東麵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實的匯報，使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發 生了急劇變化。毛澤東最忌諱的是否認“文化大革命”，而毛遠新恰恰在這一問題上向鄧小平捅軟刀子。“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毛遠新在向毛澤東遞交的書麵報告 中寫到：“去年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反總理，他帶頭散布了大量謠言，去年一直未認真追查和辟謠。近幾年鄧小平名聲不好，就抬起總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壓 活人……”
毛遠新口袋裏經常性地裝著一個精製筆記本，這是一個裝著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寶葫蘆”，隻要他拿出筆記本傳達什麽，任何人都得遵照執行。如此權勢遮 天，難怪毛遠新曾對親信驕橫地說：“我隻要搞出主席的幾段話，就夠他們學習一個月的。”在毛澤東逝世前的八個月當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會議，第一項內容 就是由毛遠新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所有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以及列席者，都隻能恭敬聆聽。在討論時隻能按“最高指示”作出辦理。
作為“文革”後期擔任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參與了“四人幫”的一係列陰謀活動，受到江青等人的支使，做下了許多掩蓋真相而左右毛澤東決策的事情。當“四人幫”被一舉掃除之際，毛遠新的被隔離審查是必然的。
毋庸諱言地說，毛澤東對於毛遠新一向有著將侄比子的深情。這種情結到了毛澤東晚年更加強烈，可惜身處這樣政治環境下的毛遠新，沒有把握好自己，而傍在了“四人幫”的身上，喪失了基本準則，從某種程度上也辜負了毛澤東對他的如子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