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巨人魯迅說過一句偏激的名言:“中醫都是有意或無意的騙子”。
這句話決不是空穴來風,其中包含嚴肅的曆史內涵。追究起來,有兩件事情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是魯迅父親的死,二是魯迅治牙病的切身感受。關於前者,魯迅 在《父親的病》一文裏有沉痛的記述。看得出,父親的死在少年魯迅心裏結下了永遠的痛與恨,直接影響了他的人生觀、世界觀與文化觀。在魯迅筆下,給父親診病 的紹興城兩位中醫名士貪婪、冷漠、冬烘、愚昧,簡直一無可取,什麽“舌乃心之靈苗”、“蟋蟀一對”、“敗鼓皮丸”之類,都是打著“天人合一”的幌子自欺欺 人,散發著醬缸文化的臭味,令人想起《狂人日記》裏那個抨擊中國曆史的詞——吃人。
應當說明的是,魯迅對中醫的抨擊,是以西醫作為正麵參照的。在同一篇文章裏,作者感慨紹興城“那時不但沒有西醫,並且誰也沒有想到天下有所謂西醫”, 言外之意很明確:假如當時有西醫,父親很可能得救。魯迅對西醫的崇拜,除了時代背景的因素,更有自己切身的體驗。魯迅從小受牙病困擾,自稱“牙痛黨”,據 說來自父親的遺傳,其或蛀,或破,後來發展到牙齦出血,無法收拾的地步,試盡各種難驗方均無效。一位善人曾向魯迅傳授如此“秘方”:擇日將栗子風幹,日日 食之,有神效。可是結果依然無效。中醫名士對之束手無策,便以“牙損”打發了事,更有心理陰暗的長者,竟以“陰虧”相誣(因為腎主骨,齒為骨之餘),令魯 迅有口難辯。此病從此成為他的恥辱。直到20歲那年,魯迅到日本留學,在長崎找到一名牙醫,花兩元錢,用一個小時,就把牙齦出血的毛病治好了(《從胡須說 到牙齒》。魯迅後來選擇西醫作為人生事業,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救治像父親那樣的被中醫耽誤的患病國人。
然而,曆史真會捉弄人,崇拜西醫的魯迅最後竟死於西醫的誤診!
關於魯迅的死因,一直存在爭議。事隔45年之後,上海組織23位著名醫學專家、教授會讀魯迅的胸部X光片,得出結論:魯迅並非死於肺結核病,而是死於 自發性氣胸(肺氣腫)。這就是說,主治醫師將肺氣腫誤診為肺結核病導致的哮喘,采取了不當的救治措施,導致魯迅死亡。死於肺結核,還是死於肺氣腫,在當時 是有質和區別的,前者屬於不治之症,後者卻可以挽救。據此,有人斷定當初給魯迅治病的須藤是個庸醫,甚至抨擊為庸醫殺人。一位崇拜魯迅的醫學工作者經過多 年堅持不懈的調查研究,指出主治醫師須藤的失誤:從魯迅1936年10月18日3時30分氣喘發作到19日淩晨5時25分去世,共有26個小時的寶貴時 間,當時美國肺科專家鄧醫生就在上海,須藤沒去請教,卻請來肺科醫學水平並不高明的鬆井醫學博士一道會診,一致診斷為支氣管哮喘轉為心髒性哮喘——這是一 個致命的失誤;四個月前魯迅拍攝過胸部X光片,假如須藤有心,請一位高明的肺結核病專家來會診一下,或許能夠避免誤診。
以上質疑言之鑿鑿,無可辯駁,然而仔細一想,終究屬於事後諸葛亮。現實生活中,如此高明的神醫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心而論,須藤即便算不上出色的醫 師,也不會是草包,否則魯迅不會多年一直請他給自己看病。(要知道,魯迅本人就學醫出身,有相當高的醫學修養。)那麽,這一切應當如何解釋呢?
公平地說,須藤的誤診屬於正常的醫療事故,而不是草菅人命的瀆職。誤診在西醫是家常便飯,且不說在醫學尚不發達的當時,即使今天也是比比皆是。前不 久,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發表博文《醫生的診斷有三成是誤診》,引起很大震動,根據他的研究調查,醫生的診斷有三成是誤診:如果在門診看病,誤診率是 50%,如果住院會診檢查,誤診率是30%。廖新波認為:隻要當醫生,沒有不誤診的;比之於中國,西醫本家的歐美的誤診率則更高,美國是15%—40%之 間,英國是50%左右。由此可見,誤診是西醫與生俱來的副產品。現代西醫借助科學利器監測、控製、消滅病菌,防止病毒擴散,既是它的強項,也是雙刃劍;而 將人體視若機械,缺乏整體的、有機的把握,發生誤診是自然的事情。在全盤西化、崇洋之風甚囂塵上的時代,這一先天的局限無形中被遮蔽,導致一出出悲劇。一 批思想激進的文化巨人在摒棄中醫之後,前赴後繼,死於西醫的誤診之下,魯迅便是其中之一。不亦悲乎!
魯迅之父死於中醫,魯迅死於西醫,高度概括了近代以降的中國曆史:如果說前者象征著古老衰弱的中國封建文化的破產的話,那麽,後者象征“全盤西化”的破產。曆史完成一個輪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