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宣布的那天晚上，我跟一個猶太朋友在阿拉伯烤肉店聊天。我知道他一心想說什麽，卻故意吊著他的胃口把話題往別處岔。今年的諾貝爾獎隻剩下這最後一項，猶太人到這天為止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獲獎者。雖然大家都懷疑化學獎的獲得者Martin Chalfie是個猶太人，但當時並沒有足夠的證據。一周來我一直在跟這位朋友聊這個話題，雖然他從未說出口，但那份焦慮是明明白白的。
終於，他實在憋不住了，粗暴地打斷了我滔滔不絕的廢話：“你聽說沒有，經濟學獎給了Paul Krugman。”“是嗎，他是什麽人哪？”我一邊裝傻，一邊努力憋住不讓自己笑出來。“猶太人！”說完這句話，他仿佛了卻一樁終身大事似的，仰到椅子背上，頗為自得地左顧右盼。
當然，像我的這位朋友這樣直露的諾貝爾獎粉絲並不多見，不過猶太民族總體上對諾貝爾獎的內心關注程度遠遠超過外表上的冷靜。那位化學獎得主被人一通人肉狂搜，終於搜出他老爹的大名是Eli Chalfie，Eli？世界上除了猶太人，還有誰會拿Eli當名字？雖然他的母親是不是猶太人還不確定，但他的名字立刻就被加進了某些獲獎猶太人的名單。我看到這消息的時候就想：“瞧瞧這點在諾貝爾獎麵前的出息，跟中國人一個德性。”
當然，猶太人對於諾貝爾獎的心態，跟中國人其實還是不同的。中國人關注諾貝爾獎，是要看看是不是有中國人得獎；猶太人關注諾貝爾獎，是要看看是不是沒有猶太人得獎。猶太民族是世界上極少的幾個把諾貝爾獎看成自己囊中物的民族，得了是正常的，不得就會失望。自諾貝爾獎頒發以來，大多數年份都有猶太人獲獎，少則一兩個，多則三四個，迄今已經積累170多位猶太獲獎者，約占獲獎者總數的五分之一。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中，猶太人竟占了百分之四十一之多。
有這個數字撐腰，要說猶太人在玩錢方麵有得天獨厚的才華大概沒什麽大錯。當然說猶太人會玩並不等於說他們總能玩贏，世界上也有的是玩大發了的猶太人。最近華爾街倒台的雷曼兄弟投資銀行，便是這個倒黴蛋名單上新添的名字。不過有人就是不肯相信這一點。雖然該銀行的總裁Richard Severin Fuld很可能不是猶太人，但這家店是名聲在外的猶太百年老店，因此他們覺得這事總是跟猶太人脫不了幹係。經濟危機曆來是反猶主義的溫床，這次也不例外。反猶分子們宣稱猶太人這次又拿世人耍了猴子 雷曼兄弟銀行的錢都偷偷送給以色列國了，要不那麽大一家銀行，怎麽說沒錢就沒錢了？
這中間透露出來的一個秘密是：反猶主義的深層心理基礎是在在猶太人麵前的那種深深的自卑感。如果說歧視黑人的種族主義往往起源於對黑人的鄙視，那麽仇恨猶太民族的種族主義則往往起源於對自己的輕蔑。別人玩大發了是倒黴，猶太人玩大發了是中彩；別人破產是破財，猶太人破產是發財。總之一句話，就是不相信猶太人會跟別人一樣把事情搞砸，而寧願相信我們大家受罪的時候猶太人一定在什麽地方數著票子偷偷地樂。
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自卑感起源於猶太教及其兩個派生宗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關係。佛洛伊德在分析反猶主義時曾指出猶太教與天主教的關係導致猶太民族與歐洲天主教諸民族形成一種象征意義上的“父神”與“子神”的關係，由於人類潛意識中存在的“殺父娶母”的本能欲望，因此歐洲中世紀那些間發型精神病式的屠猶狂潮可以被理解為兒子們“殺父”的本能欲望的極端表達。此外，猶太人跟這些民族之間也存在著一種神的家庭中的兄弟關係。由於猶太人被《聖經》認定神的“選民”，而這位真神的其他信奉者無論發明多少理論來貶低猶太人都跳不過這道天生的門檻，因此這兄弟關係沒有多少手足之情，反倒像極了《舊約》裏約瑟跟他的兄弟們之間的糾紛，由於約瑟太出色，深得父親雅各的喜愛，他的兄弟們便恨得咬牙切齒，必欲置之死地才肯罷休。
現代心理研究通過對反猶主義者個案的大量心理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證實了佛洛伊德的理論。在反猶主義者中，親子關係不和，兄弟姐妹關係不睦是個常見的現象，有證據表明不少反猶主義者把對父母的仇視、對兄弟姐妹的嫉恨直接轉移到了猶太人身上。此外，佛洛伊德關於猶太人的割禮習俗引起恐懼的說法也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現代心理分析的證實。不少反猶主義者在潛意識深處並不覺得猶太人威脅世界，而是相信他們威脅了自己的生殖器，擔心有朝一日猶太人會帶把刀子來把自己的那話兒割了去。從這個意義說，納粹的那些關於猶太人大量奸汙雅利安少女的煽動宣傳背後也不乏“被猶太人剝奪了生殖器”的恐懼。
父親也好，得寵的兄弟姐妹也好，提著刀子的行刑者也好，都是“高人一等”的象征符號，都是反猶主義者們自卑心態的絕好寫照。而納粹的反猶主義根子上是一種極端自卑的反猶主義 他們真的相信猶太人有朝一日會統治世界，哪怕留下一個猶太人都會讓他們寢食難安。
正因為如此，在猶太人的成就與反猶主義的發展之間存在著一個悖論式的荒唐聯係：猶太人的成就就好像約瑟的彩衣，彩衣越漂亮，兄弟們越嫉恨；猶太人成就越大，反猶主義就越有市場，因為反猶主義者們的自卑感在猶太人的成就中得到了證實。所以猶太人獲諾貝爾獎的比例恰恰與華爾街猶太陰謀論的膨脹係數成正比，猶太人拿的諾貝爾獎越多，越容易被形容為經濟危機的操縱者。也正因為如此，反猶主義很難在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文化圈之外找到市場，那裏的人們未必喜歡猶太人，但在猶太人麵前沒有那種根深蒂固的絕望的自卑感。
當然，我並不是說每個基督徒或者穆斯林都是自卑的反猶主義者。事實上，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出路就寫在《新約》的《加拉太書》3: 29：“你們既屬於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為後嗣了。”把自己也看成猶太人，差別跟自卑感也就自然消失了，可惜不是每個基督徒都讀懂了這句話。美國的著名阿拉伯學者薩伊德也是這方麵的聰明人，他一邊倒地批評以色列，處處為阿拉伯世界辯護，甚至反對奧斯陸進程，但同時也奇跡般地把自己看成猶太人，他自稱“猶太巴勒斯坦人”，甚至大言不慚地宣稱自己是“最後一個猶太知識分子”。
有一點應該說清楚，猶太知識分子之所以成為“猶太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有膽子自我批判，敢於批判猶太民族和以色列國。薩伊德的批判精神也大多是用來批判猶太人和以色列國的，所以這“最後一個猶太知識分子”其實也隻是外表上的相似，而且有點類似於那個蘇聯人說“我也敢在紅場上罵美國總統”的笑話。但薩伊德就此跳出了自卑感的怪圈，仍然比那些無力自拔的反猶主義者要高明出很多倍。
張平 2008年10月19日 於特拉維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