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時代“多子多福”的人口觀是與古代小農經濟相適應的。從漢代畫像磚“戈射收獲圖”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中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耕文明的某些鮮明特征。
人口觀即人口思想，一般指人們對人口現象的認識或看法，自有人類社會，就會有人口觀。中國傳統人口觀是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形成， 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在現在仍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作用。研究中國傳統人口觀的發展及變化，對於我們今天正確認識我國人口政策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華封三祝”——“多福、多壽、多男子”，最早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唐堯時代，反映了古人祈求多子多孫的一種社會共識
夏、商和西周三代，中國傳統的人口觀已開始萌芽。史書與考古發掘都表明：當時是以集中大批勞動力的大田集體勞作占統治地位。而從人自身的再生產（即種 的繁衍）的角度看，三代之時以男性家長為中心的一夫一妻製已確立。這一時期考古發掘可以判定為夫妻關係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常見的葬式是男子仰身直肢葬， 女子側身屈肢葬，且麵向男子，表明男子開始居統治地位，女子降居於從屬和被奴役地位。三代時的婚姻又有媵妾為補充。殷商王朝所實行的已是以納妾為補充的一 夫一妻製。周代直到春秋時諸侯仍可多次婚娶，而且多有陪媵。
中國傳統時代以多生育男子，也即“田力”為美好的祝願。這一祝願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唐堯之時。《莊子·天地》篇中，記有華之封人（守邊人）與堯的對 話，他祝願堯長壽、富有、男孩多。這反映了當時人們祈求多子多孫的一種社會共識。“華封三祝”後被敷衍為“三多”——“多福、多壽、多男子”，並深刻地影 響到後世人們的生育意願。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擴充軍備，增強實力，多以行政措施鼓勵生育；人丁興旺以後，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受到重視
春秋戰國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偉大變革的時代，也是中國傳統人口觀的形成期。中國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領域都經曆了巨大的變化。傳統時代，人們的生活 資料主要是“食”和“衣”。由於鐵器和牛耕，農田的糧食生產不再像以前那樣需要勞師動眾，而可由“匹夫耕之”；桑在西周時還是大田作物，而到春秋戰國也已 在房前屋後栽種，並可由“匹婦蠶之”。由牛郎和織女攜手組成的個體小農家庭就此登上中國曆史的舞台，成了中國傳統時代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單位。
兼具人口再生產和生活資料再生產兩大職能的小農家庭，開始在春秋霸權的爭奪中發揮出自己的功用。各諸侯國為了擴充軍備，增強實力，多以行政措施強製早 婚，鼓勵生育。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齊桓公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春秋末年，越王勾踐在與吳國的戰爭中遭到慘敗後，也下令早婚並獎勵生 育。當時的一些思想家，如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墨子認為：世間唯有人最難成倍增長。如欲盡快增殖人口，隻有通過早婚早育。
人口眾多的目標達到後，又有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方麵的追求。春秋後期，孔子到衛國（今河南濮陽一帶）訪問，感慨其人丁興旺。學生冉有問他人口眾多以後 該怎麽辦。孔子答道：“使他們富裕起來。”冉有再問富裕以後又該如何？孔子說：“教育他們。”（《論語·子路篇》）孔子本人也幸逢其會而成為中國曆史上私 人辦學且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他麵向社會廣泛招收學生，並提倡“有教無類”。這就使得原本隻是少數貴族才能受到的教育，開始成為布衣平民的事業。身為教 育家的孔子，對於財富和人口增殖的見解也與那些急功近利的統治者們不同。他說：“我聽說過：無論是諸侯或者大夫，不必著急財富不多，隻須著急財富不均；不 必著急人民太少，隻須著急境內不安。若是財富平均，便無所謂貧窮；境內和平團結，便不會覺得人少；境內平安，便不會傾危。做到這樣，遠方的人還不歸服，便 再修仁義禮樂的政教來招致他們。他們來了，就得使他們安心。”（《論語·季氏篇》）
●戰國時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體歸結為“廣土眾民”；孟子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思想，深刻地影響到後世人們的婚姻觀和生育意願
戰國時期，中國人口有了空前的增長。與此相適應的是嚴密的戶籍管理，尤其是被稱為“上計”的統計製度在此期間開始形成。戰國時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 體歸結為對“廣土眾民”的追求。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提出“徠民”的各種主張，以加強對人力資源的爭奪，其中以秦國的商鞅最為突出。商鞅提出：地方狹小而人 民眾多的，叫“民勝其地”，務必開墾荒地；地方廣大而人民稀少的，叫“地勝其民”，必須招徠人口。《管子》則提出“三滿”的命題：擁有廣大土地而不加以開 發利用，叫做“土滿”；擁有眾多人口而不能加以治理，叫做“人滿”；擁有強大武裝而不知道止息，叫做“武滿”。如果聽任“三滿”的狀況持續下去，國家就不 成其為國家了。這是後世“人滿”之說的源頭。
戰國之時，一方麵是各大國的爭城爭地，殺人盈野盈城；另一方麵是古老的氏族封建製的消亡——大批邦國被滅，無數世家絕祿。激烈的社會變革的現實使人們 認識到：無論是君子還是小人，他們的流風餘韻最多五世就斷絕了。孟子提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反映了當時的人們對家族是否有“後”，也即是否有男性後 代這一問題的關注。在孟子看來，一切“孝”的行為，都應以繁衍後代、子孫眾多為首要前提；從不絕子嗣這個大前提出發，私自娶妻也變得無可非議了。他的這一 思想深刻地影響到後世人們的婚姻觀和生育意願。
●漢代人口觀中，賈誼的“民本”思想極為突出，他的結論是：人民是“萬世之本”，決不可輕忽欺淩
秦漢以降，中國進入了大一統王朝相繼更替的發展時期，春秋戰國時代業已形成的傳統人口觀在這一漫長的曆史時期中也有著一些新的發展變化。
漢代的人口觀中，賈誼的“民本”思想是極為突出的。賈誼所生活的文帝時期，上距漢興還不到四十年，對秦亡的教訓記憶猶新。他大聲疾呼：“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不忘記以往的經驗教訓，作為以後行事的借鑒），並寫下了《過秦》等政論性文章。他竭力倡導“民本”的思想，指出：人民雖然低賤卻不可以怠 慢，雖然愚笨卻不可以欺淩。自古至今，凡是與民為敵的，人民或遲或早終將戰勝他。他的結論是：人民是“萬世之本”，決不可輕忽欺淩。
社會上，一些探討養生與治病以及論述人之身體素質之類的論著也在漢代應時而生。大約最後成書於秦漢之間的《黃帝內經》，全麵係統地探討了人之生長發育 以及疾病的機理，是中國傳統醫學的經典之作。賈誼在其所撰的《新書》中甚至專門列有《胎教篇》，闡述懷孕的母親通過自己的行為對子女進行先天教育的重要意 義。在西漢後期，已有人公開對早婚習俗提出質疑。宣帝時的諫臣王吉即認為：夫婦是人倫的大綱，人之壽命的長短也由此決定。世俗嫁娶太早，還不懂得如何做父 母就已經有了孩子，教育感化不明，所以人民往往早夭。
●東漢末年，荀悅提出“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的思想；唐初王梵誌竭力主張少生少養，以防“人滿”之患
生活在東漢末年的荀悅，親身經曆了黃巾起義的動亂和戰後的蕭條，由此得出了“古者人民盛矣，今也至寡”的印象。但他認為：人少也有人少的好處，因為 “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曾先後在南朝梁、北齊、北周和隋任職的顏之推，在成於隋初的《顏氏家訓》一書中以自己的親身經曆向子弟講述立身、治家、 處世的道理。他深切體會到南北自然條件的差異對人的素質的影響，認為“九州之人，言語不同”，必須正音、正字，才有利於國家統一思想交流。他主張實行胎 教，沒有條件的，至少也要從嬰兒期教起。他反對溺女嬰，可又對當時北朝婦女行動不受束縛，甚至交結官府等等看不慣，主張婦女隻可任家務，不可持家政，更不 可參加社會活動。《顏氏家訓》被認為是傳統家訓的楷模，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唐初，曾任太史令的傅奕對“數盈十萬”的寺院僧尼“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深惡痛絕，主張讓這些僧尼還俗婚配，以使國家一下子就可多出十餘萬戶人家 來“產育男女”，這樣既有利於人口的增殖，也有利於朝廷兵源的擴大。但另一位初唐人士王梵誌卻認為，如果聽任人口增長，就會造成“人滿”之患，因此竭力主 張少生少養。在初唐人口水平還十分低下的情況下，王梵誌的觀點確實是很“另類”的了。
●宋代重視加強人口管理，教育家、思想家李覯讚成“限田”，並要求取締那些“冗者”，尤其是取締僧尼道士
作為對人口管理方麵的一個補償，保甲製度於宋代興起並逐步得到發展完善。而從人口統計的角度看，成丁之由男女兼指發展為專指男子，成丁的統計由男女兼 備而演變為隻統計男丁，也是始於宋代。北宋教育家、思想家李覯認為：四民之外的“冗者”，也即大量無職業或從事不正當職業的過剩人口以及過量的工商人口的 存在，造成了平民生計的艱難；而究其原因又是土地兼並使然。因此，他讚成“限田”，並要求取締那些“冗者”，尤其是取締僧尼道士。
值得注意的是，自宋代起婚齡較前代已有上升的趨勢。北宋還依唐開元令，規定“男年十五歲，女年十三歲，聽嫁娶”；到了南宋嘉定年間已改為男年十六，女年十四。而實際婚齡，男多在二十歲左右，女多在十五到十九歲之間。
●明代末年，人們對“人滿”之患有了較多的思考和憂慮；到了清代，傳統時代的“多子多福”觀念遭到了顛覆
明代末年，人們則對“人滿”之患有了較多的思考和憂慮。文學家馮夢龍說：如果每對夫婦總是生一男一女，永遠沒有增減，可以長久維持下去；倘若生二男二 女，每一代就加一倍，隻增不減，如何來養活他們？科學家徐光啟根據宗室貴族人口的增長為依據，得出結論：所謂古代人民多，後世人民少是沒有根據的。人的增 長率，大抵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如果沒有大的戰爭，決不可能減少。
清代乾隆末年，已屆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在一份上諭中表達了他對人口增長太多的憂慮：國家承蒙上天的眷佑，一百多年來太平無事，但人口也比往昔多了十餘 倍。以一人耕種而供十多人食用，生產的糧食已不可能像從前那樣充裕了，再加上廬舍所占土地也在成倍增長，從事生產的人手少，消費糧食的人口多，這與百姓的 生計很有關係。倘若再因年成好，隨意浪費糧食，民情遊惰，田畝荒蕪，勢必有糧食不夠吃，而經濟窘迫的那一天。朕對此十分憂慮！
著名政論家、文學家洪亮吉也明確提出了關於人口增長帶來危險的警告：治平的時間長了，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所以用來養人的資源是有限的；治平的時間 長了，國家也不能不讓人出生，而政府為人民所能采取的手段也是十分有限的。一人居住的地方，讓十個人來住就已不夠了，何況讓百人來居住呢！一人的食物讓十 個人來吃也已不夠了，何況讓百人來吃呢！
活躍於道光年間的龔自珍、魏源等人，對中國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極為焦慮，對可能到來的大動亂也十分敏感。除“平均”之類古已有之的主張外，他們還主張對社會上大量存在的“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的遊惰人口實行自願或強製性的遷徙。
曾親眼目睹太平天國占領南京的文人汪士鐸，把太平天國革命爆發的原因直截了當地歸結為中國的“人多”，並提出了一係列超越甚至違背情理的減少人口的措 施。他的中心論點是：“世亂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則窮（地不足養）。”因為“世上女人多，世亂之由也”，他所提出的減少人口的措施中，除了 對“亂民”的屠殺政策外，更多的是針對婦女的，如推廣溺女之法，施送斷胎冷藥，嚴再嫁之律，立童貞女院，等等。中國傳統時代的人口觀至此遭到了顛覆，終於 發生了從“人多為福”到“人多則窮”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