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天安門之 援引：環中網報道稱 六四翹楚已沉淪，生存掙紮無盡頭

  近日海外媒體出現一篇關於當年六四時期的學生領袖、幹將們對比的文章，頗為有意思，昔日六四翹楚在學運過程裏叱吒風雲，享譽萬人擁戴，可如今都已沉淪，生存的艱辛與壓力早已讓這些早年就投入政治浪尖的學運領袖在為自己的後半生著落而掙紮。 

 

昔日學運領袖 今日掙紮沉淪

   
   近日海外媒體出現一篇關於當年六四時期的學生領袖、幹將們對比的文章，頗為有意思，分析指出他們出身麵貌，背後政治動機的不同等等，但是無論他們當年如何風光無限，今時今日，比起當年的意氣風發都已陷入人生低穀，為了後半生的生存而奔波，完全可以視作掙紮狀態，甚至苟延殘喘，這絕不是當年他們所預料到和期盼的結果，然而現實的發展就是這麽不以人的意願而改變。

   該做過中共監牢的王丹，現在任台灣東吳大學政治係兼任助理教授，當年他是以保外就醫（就是中共常用的赦免方式）的形式被釋放，流亡到美國的。由於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政治外交能力對世界影響力的空前加大，民運勢力在海外給中國所能施加的影響越來越小，當年的民運學生領袖們的反共價值也日漸貶值，這也是為什麽王丹、烏爾開希和柴玲都沒能最終立足美國長久定居的根本原因。
 

   王丹在美國取得過東亞語言學博士專業學曆，所以能在學術圈裏紮根，但必須明白，學術成就才是立足根本的學院派係競爭同樣激烈，王丹沒能呆在美國出走台灣，2009年8月於台灣的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任教，2010年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2011年被台灣國立成功大學聘請為客座專家，2012年1月，成大的一些老師強力反對王丹在成大教課，不得已2012年9月，履職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在同年9月，擔任台灣東吳大學政治係兼任助理教授，王丹在台灣的工作並不穩定，他更傾心於社會運動，這也符合他當年學生領袖的身份追求，實際上是他個人沒有紮實的學術能力，無法勝任自己的學術教育工作，遊走於各種會場才是他的長項，這也是很多方麵都揭露他是拿台灣政府錢來搞反共的事實接近，身無長物總要被人拿短，遭受利用。因為才華有限，遭受圈內排擠，各種辛酸他必自知，為了求生存，求矚目，王丹剛剛人到中年就隻能依靠回憶錄來控訴中共混日子，可悲可歎，在所謂六四學生領袖中他已經算是混的最有人樣的了。
 

   說道吾爾開希，逃亡到美國後也沒能最終在民運勢力裏混出個江湖地位，雖然曾與人共同創立“民主中國陣線”，並擔任副主席，但亦陷入到長久內鬥裏，為自己人身安危計，在美期間結識台灣赴美女留學生後，給自己找到了後路，一路出溜到台灣做了上門女婿。吾爾開希在台期間可算是嚐試過很多行業，但最終還是選擇賣嘴，因為除了嘴大，他更是沒有什麽真本事，現在自封為政治評論家，其實就是各個媒體平台混場子，拿茶水費。在2004年吾爾開希到過香港，曾表示希望並呼籲中共赦免，讓他回國，沒能得到任何響應，可見這時他已經沒有什麽影響力和籌碼。2009年6月，澳門政府機構拒絕吾爾開希入境，他當時表示回來目的是向中共自首，並要求中共“中央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協助他返鄉探親。這個時候的吾爾開希早就沒了骨氣，俯首隻為個人利益訴求。但當年大陸發生“七五事件”，作為維族血緣，又給了他表現的機會，吾爾開希在他的個人網站上發表聲明，認為是政府鎮壓維族人和平示威，呼籲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施行民主。不論其目的如何，如果繼續堅持自己理想，當職業反對者也令人欽佩，但是時隔近近一年，2010年6月4日，吾爾開希再次透過自首的方式，要求與中國大使對話，因不得其門而入，而想硬闖入中國駐東京都港區大使館，隨即被日本警方逮捕。從行為上看，這是多麽反複無常之人。他在民主派口口聲聲宣揚的自由民主的台灣應該很滿足才對，怎麽一再動作，甚至舉動失常，要求回到專製獨裁的大陸受中共監押呢？美國呆不住，台灣的環境對他也是折磨麽？這還沒有完，2013年11月25日，吾爾開希乘坐往曼穀在香港轉機期間向香港入境處表明是中國的通輯犯並要求自首，冀香港方麵能拘捕他予中央政府，以換取與家人見麵的機會，但最終入境處把他遣返台灣。屢次闖關，哀求中共允其回國，這是何等的令人唏噓，當年的學運領袖今日竟如喪家之犬，連個正經的人樣都混不好了。

   經曆過婚姻挫折的柴玲，現在是一個混跡於商業領域的經營者，也是一名皈依了基督教的耶教徒，要說她之所以有今日的選擇，還是人生坎坷而不得不尋求歸宿感所致，長期得不到安全感使然。柴玲宣稱自己曾四次被迫流產，最初兩次在北京大學本科生期間，第三次在北京讀研究生期間，第四次是1990年流亡巴黎期間。實際上熟悉大陸曆史政治環境的人都明白，20世紀80年代，大陸在性自由選擇上依然封閉，即使是大學生在校期間不能隨意就出現墮胎現象，除非自己生活不檢點，也沒有采取必要避孕措施，才會導致選擇流產，那時為學業也不會把孩子生下來，這完全是由自己個人性開放所致，在那個年代這樣的女人是不被社會道德認可的。柴玲的人生頂峰就是在1989年和199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但未有獲獎，與戈爾巴喬夫、哈維爾、曼德拉諸人，並列為當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熱門人選。那個時候她是何等風光，今夕國際社會上還有誰記得柴玲？曼德拉到是作為一代偉人安眠去了另一個世界。

   柴玲的商業經營並不順利，畢竟她是政治人物，她永遠無法擺脫自己的標簽，2007年，擔任Jenzabar公司總裁的柴玲以損害名譽和商標侵權為由，起訴《天安門》紀錄片製片人卡瑪。美國法院決定不予受理有關“損害名譽”的起訴，對“商標侵權”的指控，法院也認為其勝訴可能極小。最終柴玲官司輸了，公司被令賠償51萬美元律師費。2013年10月16日，麻州最高法院就長弓提出的律師費和相關費用問題作出判決，責令Jenzabar支付 51萬1943.12美元律師費和相關費用。

  實際上柴玲選擇的路越來越窄，和她的政治背景關係極大，反一胎化組織“女童之聲”(All Girls Allowed) 主管張菁於2012年在美國對柴玲提起訴訟。因她信仰天主教，但信仰基督教福音派的柴玲強迫她改信失敗後，開除她的職務，她所創辦的婦孺權益保護團體“中國婦權”，也失去了柴玲的資助，因此張菁對柴玲提起侵犯人權與宗教自由的訴訟。現在柴玲是官司纏身。身心疲憊，已快步入知天命年齡的柴玲大嬸在2012年6月4日以英文發表了一篇名為《我原諒他們》，稱已原諒中共，2013年5月，柴玲接受香港電台專訪時再次表示因已信奉基督教並受洗的關係，已原諒當年的中共領導人及進行鎮壓的士兵，更表示對六四紀念日的到來由痛苦轉為感到喜悅。這倒不是柴玲發自內心有所感悟，而是她目前的處境讓其身心俱疲，無法應對各種現實壓力，銳氣早已磨盡，無法在適應折騰。

  以上三人都曾在六四過程裏叱吒風雲，享譽萬人擁戴，可如今都已沉淪，生存的艱辛與壓力早已讓這些早年就投入政治浪尖的學運領袖在為自己的後半生著落而掙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