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園 (非公開的博客)
高山流水遇知音,從此為你亂彈琴.癡人說夢逢知傻,有空為你胡亂碼.
2009年7月，連嶽出了他的第三本情感問答合集《我愛問連嶽III》。連嶽，用他的專欄，旗幟鮮明地表達並捍衛了人（特別是女人）的情感權利，這在中國男人普遍“不敢談愛”的前提下，顯得尤為珍貴和體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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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我們這兒是被貶謫的王子
連嶽是誰？可以這樣說，哪怕隻有10％的中國男人能達到連嶽的水平，中國女人的幸福程度就可以往前邁出一大步。
這個水平，並不是指他能賺多少錢（連嶽隻是一個自由撰稿人），也不是指他有多麽高大帥氣（連嶽隻是一個看起來清爽溫和的中年男人），但是他足以讓中國的都市女性視其為“真正懂得女人”（讀者評語）的“精神伴侶”，他自己也欣然接受“婦女之友”這個稱呼。
從2003年起，連嶽開始在《上海壹周》主持“我愛問連嶽”，回答讀者的情感問題。與當時人們對情感專欄的期待大相徑庭，連嶽提供的不是溫暖的安慰，而是的“殘酷”的解剖。麵對一個個陷入感情困惑、顯得可憐又無助的“癡男怨女”，連嶽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身上流淌著惰性和慣性的血液。而滋生這種惰性與慣性的，是這個缺乏愛的常識的社會。
通過大量的來信，連嶽發現，現今社會的婚姻關係還處於非常蒙昧的狀態。一方麵， “大家先是急著結婚，在婚姻裏都很害怕真相，對出現的衝突、問題采取鴕鳥政策。”另一方麵，“很多人的婚姻像演戲一樣做給別人看，讓長輩、父母開心，身處其中的人很痛苦。”
“愛在我們這兒是被貶謫的王子”。寫了近7年的情感專欄，連嶽總結自己所做的一切，不過是－－“讓愛再次受寵”。
能夠率先承擔起解救“愛”的使命的，肯定是女人。
“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女人天生喜歡追問：這個人是不是愛我？我是不是愛這個人？而很多男人，可能在眾人麵前大談國家與社會，回到家裏卻並不懂得尊重自己的妻子。” 在連嶽看來，關注自身細節的女性無疑要比關注宏大敘事的的男人優質得多。
“我愛問連嶽”80％－－90％都是女性來信。“我想，很多男人到書店買我的書，可能都會不好意思。”連嶽對中國男人的心理太了解了，他們還是習慣於將感情歸為“低端的、專屬女性的、不是男人該關注”的範疇。
很明顯的證據是，在網易女人的“情流感”論壇，許多女性網友在描述情感煩惱時，使用了驚人相似的句子：“我每次想和他說說我的感受，他總是愛理不理”、“我和他說十句話，他才回我一句”、“一回到家，他就隻奔電腦，把一個冰冷的背影扔給我”。中國男人喜歡假借“做大事”為由，理直氣壯地忽略與伴侶的溝通。這種普遍現象的深層次原因，正是中國男性有意識或者潛意識地“貶低了愛的地位”。
“我希望有更多的男性來參與討論愛情和情感。”連嶽在專欄裏呼籲。
兩性的品味和標準，差得太遠
或許是父輩的榜樣作用，或許是的確把精力應付於現實壓力，或許根本就是天生的惰性，中國男人在情感領域的進化，相比中國女人而言，顯得尤其遲鈍又緩慢。
在中國的城市（以北京、上海為代表）中，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一批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中產知識女性正在崛起。她們自愛、愛人，卻發現僅僅因為自己跑得太快，遭受了中國男性的集體“冷落”甚至“攻擊”。比如，隻是因為暫時享受單身的狀態，就會被大批男人冠以“剩女”、“非處女”、“滅絕師太”等稱號。為了做一個忠於自己的、具有獨立人格的人， 她們承受了更多的社會壓力和孤獨。連嶽，以一個男人的身份，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他的觀點：
“抗得住壓力、尋找自己成功的女性，也許真的是‘第三類人’，她不是男人，也不是屬於男人的女人，她是屬於自己的女人。
“男性有其物種‘原罪’，急了，摸著個有髻子的人，就能結婚。這是造成女人找不到好男人的根本原因。因為兩性的眼光、品味、標準，實在是差得太遠。
“女人在漫長的單身日子裏，多賺些錢，給自己買間漂亮的房子，保持身材與容貌，得到一些適當的性，這些都是很開心的事情，不必自尋煩惱。”
當社會還蔓延著種種對女性不利的“貞節觀”，連嶽再三強調被蒙蔽已久的“常識”：
“一個女人的處女膜，是這個女人可以百分之一百掌握決定權的私人物品，一個人女人在和你戀愛之前，可以有幸福快樂的性經驗。有處女情結的男人，隻會覺得他一生都被其他男人奴役。
“我們碰上的錯總是比對多，最後遇上那個對的男人，也許要經曆許多錯的男人－－這也很簡單地可以將處女情結證偽：一件注定隻能給第一個性伴侶的東西而且不可再生，就不能用來作為女性的價值衡量標準。”……
這些文字，在大量物化女性和將女性當作附屬品的男性話語中，顯得如此珍貴。“這是我見到過的，最尊重女性的文字。”連嶽的一名女粉絲這樣說。而連嶽的出發點是如此簡單：他並沒有刻意偏倚，他隻是在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無論是女人，還是男人。他用最顯而易見的常識，賦予都市女性更多的勇氣，去擺脫社會主流言論帶給她們的身心脅迫。
愛不重要的社會，則無其他有價值的可追求
熟悉連嶽經曆的人，更能理解這一檔看起來不過是“小兒女情感”的專欄，被他注入的特別意義。連嶽做過檢察官，當過《南方周末》的記者，擅長寫“時政專欄”，在著名的廈門“PX”事件中，他以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為人所知。
“時政和情感，如果我隻能寫其中一種，我會選擇情感。”連嶽對網易女人記者說，“愛就是最重要的題材；愛不重要的社會，沒有其他有價值的可以追求。而且，它完全可以承載我在時評中想要表達的東西。一個人隻有愛自己，愛自己想愛的人，才會愛一個正常的社會和國家。”
“在我們的教育中，沒有‘我’，也沒有‘愛的常識’。” 是的，無論是50後、60後、70後還是80後，一代又一代，我們從小受集體主義的熏陶；青春期第一次情感萌動時，四周彌漫的是“視愛情為猛獸”的白色恐怖；當我們試圖從父母身上學習親密關係的相處模式時，看到的更多是麻木、枯燥和“貌合神離”；一旦婚姻中出現了棘手的難題，我們便手足無措，觀望四周，大家都是渾渾噩噩，誰也不比誰有更多的智慧和勇氣。於是原本是無力改變，最終導致無心改變。
對愛的“無知”和“蒙昧”就是這樣相互感染，甚至遺傳。社會的大合唱，足以將個別人的呐喊湮沒。
但是連嶽仍然執著地說著這些話：
“愛情就是知識的一種，可以求取，可以學習，可以用來使我們的生活更舒服一些。
“我們的愛情普遍質量低下，和我們的前輩有關係。我們把上一代的尷尬男女關係當成了愛情的樣本，要麽虛榮得半死，要麽軟弱得半死，合起來就是一個全死。
“在中國這個傳統壓力大、家族壓力大、思維定勢壓力大、虛榮壓力大、個人存在價值小的‘四大一小’現實中，要有點自己的愛情，不從眾的勇氣是第一位的。”……
連嶽喜歡王小波和羅素，他自己也在寫作的過程中，不知不覺成為了別人的啟蒙者。連嶽就像是站在他的山頭上，大聲唱著和這個社會大合唱不太一樣的歌。有些人能聽到，有些人聽不到。聽到的人當中，有人不以為然，但是總有人聽了後，知道自己多了一種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