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漢學家再批中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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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波恩大學教授、知名的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曾因對中國當代文學和作家公開批評引發爭論。現又因在德國媒體批評中國詩人貝嶺“根本就不是流亡異議人士”，而是“投機取巧、獲得好處的人”而再發爭議。貝嶺則在接受法國廣播電台采訪時，斥責這位德國教授“不學無術”，是“逐臭之人”。 (博訊 boxun.com)

    
    顧彬上次對中國作家的批評，雖引起軒然大波，但卻不同於民眾對其他事件的反應。在多數情況下，西方媒體或人士對中國的事情“說三道四”或批評，中國網民往往一麵倒強烈反彈，甚至給批評者帶上“反華”的政治帽子，一片聲討。但顧彬對中國文學的毫不客氣的抨擊，不僅沒引起強烈反彈，反而很多人喝彩！德國之聲引述中國網絡上的統計說，相關鏈接多達21萬，“反響巨大”，很多人認為顧彬此說“一針見血”。
    
    為什麽中國網民對顧彬這樣“文質彬彬”？因為顧彬的很多批評，被認為直指要害，說了真話——
    
    棉棉、衛慧用“身體寫作”
    
    對於百年中國文學，顧彬認為，從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國再也沒有偉大作家，即使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顧彬也認為其作品很糟糕。顧彬是第一個把高的作品譯成德文的研究者。
    
    對於中國近年出現的所謂“美女作家”，如衛慧、棉棉等人的作品，顧彬批評這不是文學，而是“垃圾”，“她們把‘身體寫作’混同為文學。”
    
    對於中國轟動一時的薑戎（作家張抗抗的丈夫）寫的《狼圖騰》，顧彬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對德國人來說，這種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揚法西斯主義，“讓中國丟臉”。
    
    今年初顧彬在中國南京時，又大聲疾呼：“中國當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內在力量，他們的力量都去了哪兒？以前是政治，現在則賣給了市場！”
    
    德國之聲報道說，顧彬認為，中國的文學商業化傾向非常嚴重，這從書的長度就能看出，有些書譯成德語長達七、八百頁。“作家們不能把作品濃縮到兩三百頁，因為稿酬是按行計算的。這意味著他們不是為了文學本身，而是為了錢而寫作。”
    
    顧彬認為，當代很多中國名家，沒有什麽思想，語言水平也太低了。很多寫作是急就篇，匆忙製造，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勞》才寫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隻用了90天；一個德國作家一年才能寫出100頁來，莫言能在兩三個月之內寫出800頁，從德國的角度看，他很有問題。
    
    金庸已過時，但魯迅不會
    
    當中國媒體報道說，北京高中語文教材要用金庸的小說《雪山飛狐》取代魯迅的《阿Q正傳》時，顧彬毫不掩飾他的憤怒，這位編譯過六卷本德文版《魯迅選集》的專家認為，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偉大作家，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金庸隻是個通俗作品作家，顧彬表示，“對我來說，金庸在寫作上代表的是一種退步。”“一百年後我們還會看魯迅，但是不一定還會看金庸。”
    
    顧彬認為，中國當代一些作家，像莫言、餘華、蘇童、棉棉、薑戎等，都代表中國通俗作品，而不是語言性非常高。當然，讀者有選擇自由，“我不反對他們看棉棉、薑戎，但是我自己一輩子都不會看他們的作品。”
    
    對於不少中國作家抱怨，由於中國的檢查製度，加上沒有好的翻譯，所以他們的“傑作”無法打向世界。顧彬認為不是這樣，因為“你可以拿到香港或台灣出版”。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如果作品連中文讀者都感動不了，怎麽能歸罪於翻譯？
    
    應說出別人不想聽的事實
    
    顧彬的大膽評論，雖然很受中國網民歡迎，但也有中國作家不憤，認為顧彬是“文化種族主義者”。顧彬則說，“我知道，中國的學者可能又要對我表示失望。我覺得這不重要。德國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曾經說過：一個真正學者的任務就是犧牲他自己。他應該說出別人不想聽到的事實。”
    
    這次顧彬公開批評所謂中國流亡作家，又是說出當事人“不想聽到的事實”。在不久前的法蘭克福書展時，德方迫於中國官方壓力，一度取消了包括貝嶺在內的兩名中國異議作家參加書展會議，結果引至軒然大波。貝嶺等名字，被德國媒體不斷提到和報道。有評論指出，貝嶺獲得了和其寫作成就不相稱的“名聲”。貝嶺受到德國總統握手交談的禮遇，在德國幾乎成為“名人”。
    
    滑稽的“持不同政見者”
    
    顧彬專門研究中國文學，並翻譯了大量中國詩歌，也跟貝嶺熟悉。最近他在接受《西德意誌報在線》獨家專訪時表示，“西方對事實並不感興趣，而是盲目崇拜流亡異議人士。貝嶺當時是自願移居美國的，他根本就不是流亡異議人士。西方也不去調查，隻要有人說自己是流亡異議人士，就都信以為真。而貝嶺還很會投機取巧，他知道該說什麽話來打動德國媒體並獲得金錢上的好處。”
    
    早在幾年前，顧彬就在“21世紀中國文學的地位”一文中，批評貝嶺沽名釣譽。他說，當年貝嶺從美國回中國印雜誌被抓前，他們在北京見過麵，貝嶺告訴他，在美國印雜誌太貴，在中國便宜。顧彬說，貝嶺“決定在北京印刷，是出於經濟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這次逮捕是故意找的，因為被捕給他帶來了不少好處。全世界的記者，包括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為這次逮捕而指責中國，把貝嶺稱為一位有勇氣的編輯。”
    
    顧彬批評說，一些居住西方的中國作家，“他們每年都回中國，在大陸出書；可在西方，他們仍然自稱‘持不同政見者’。此事在目前已經變得相當滑稽”。但貝嶺對法廣表示，他沒有在中國大陸出書。據媒體報道，是楊煉和馬建在中國出書。
    
    顧彬認為，在法蘭克福書展上，貝嶺造成的轟動效應和西方盲目推崇流亡異議人士有關。但“貝嶺不是真正的流亡異議人士，而是一個投機取巧、獲得好處的人。”
    
    顧彬是逐“臭”之徒？
    
    貝嶺則在接受法廣采訪時，回擊顧彬的批評：“我覺得顧彬首先是一個逐臭之徒。因為他把中國文學稱作垃圾，可是他研究的就是他稱之為垃圾的人，一個每天凝視垃圾的人就是逐臭之徒。而且他經常故作驚人之語，他本是一個戲子漢學家，卻又讓人覺得像一個牧師一樣。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覺得他有時是潑婦罵街，有時又裝得溫文爾雅。我發現德國年輕一代的漢學家中文能力，如表達文學觀點的能力，口語都很好。但顧彬缺乏。” “關鍵問題是他變得不學無術，沒有思想卻隨意發表見解。沒去學去問。他就是謾罵。”
    
    有評論家指出，顧彬當年是批評衛慧、綿綿等作品是垃圾，並沒有說整個中國文學是垃圾。因此所謂“逐臭之人”就難以成立，更形同故意罵人。而把顧彬斥為“戲子漢學家”、“潑婦罵街”，指責他“故作驚人之語”、“虛榮，自以為是，貪得無厭”等，顯然都是抽象指責，而沒有用事實說話。
    
    至於指責顧彬的“中文說得不好，說出來的話基本上是不連貫的”，恐怕也不是事實。根據媒體報道，顧彬每年有四周到中國的大學講課，“在中國，我用漢語上課，不用德語或者英語。”中國媒體的采訪也說，顧彬“講一口流利的中文”。顧彬不到30歲就開始學中文，並主修漢語，至今已40年，說他不能講一句連貫的中文，恐怕是有意貶損。
    
    已學會中國人的圓滑？
    
    至於說顧彬“不學無術”，則肯定不是事實。顧彬從1995年就擔任波恩大學漢學係主任、教授，是知名的德國漢學家；他不斷評論中國當代文學和作家，這本身就說明他有學、有看、有研究。不要說他曾發表上百篇漢學論文，出版過《論杜牧的詩歌》、《空山：中國文學的自然觀》、《中國古典詩歌史》、《中國古典散文史》，編譯出版過《魯迅選集》和二十餘位中國詩人的作品，在這次法蘭克福書展之前三個月，他完成了被譽為“德國漢學界有史以來最全麵、最詳實的一套中國文學史”叢書，共十卷本；對中國的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等從古至今的發展進行了評述。所以貝嶺指責顧彬“不學無術”，明顯是不顧事實。至於貝嶺說顧彬對他的批評，“讓我想到納粹時代的戈培爾式的表達方式”，簡直是上綱上線到階級鬥爭了。戈培爾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內容，更是形式；納粹滅絕了一切反對的聲音。今天貝嶺可以對顧彬進行帶有謾罵性的反駁，本身就說明把顧彬和戈培爾相比的荒唐。扣納粹或文革的帽子，是講理講不過別人者的常態。
    
    在發出批評之聲後，麵對一些人的反彈，顧彬表示，“不論我對某一個作家重視與否，作為一個曆史學家我都應該介紹。所以在我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中，也包括一些我非常討厭的作家和作品。”
    
    盡管顧彬相當有勇氣批評中國當代作家，但對他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仍有專家認為，批評的棱角小了。顧彬自嘲說，可能“已經慢慢學會了中國人的圓滑”，“不好意思批評中國的作家朋友”；但其總體調子，還是批評當代，肯定現代。這回顧彬不再說衛慧、綿綿等作品是“垃圾”，而是用酒來比喻，讓讀者更清楚1949年為界的中國文學質量之差別：“中國現代文學是‘五糧液’，中國當代文學是‘二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