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園 (非公開的博客)
高山流水遇知音,從此為你亂彈琴.癡人說夢逢知傻,有空為你胡亂碼.
據說岑之和陶今芬就那樣一個睡在大教室的桌子上，一個睡在陋室裏兩條板凳頂一塊門板的小床上，整整睡了一個暑假，沒越雷池一步。
白天，他們形影不離，果真是你挑水來我澆園，你挑糞來我上肥，把學校幾塊菜地侍弄得十分興旺。做完農活了，剩下的時間就是他們自己的。他們或者在家裏看書吟詩，或者到水庫去遊泳，傍晚的時候，找個沒人的地方，手拉手地散散步，倒也過得十分小資。
一直到開學了，學校領導都回來了，才由岑之出麵向領導申請結婚。
領導怎麽也不相信這個右派份子一個暑假就把省城分來的女大學生搶到手了，領導專門找陶今芬老師談話，看是不是右派份子在玩什麽花招。
陶老師羞澀地承認了兩人的戀情，請領導批準結婚。領導慎重表示這事要報請學校黨支部討論決定。
討論的結果，是不同意結婚，理由是陶老師剛到三中，還在試用期，不能結婚。
這個理由很過硬，陶岑二人接受了黨組織的決定。
過了一個學期，陶岑二人再次申請結婚。學校黨支部再次表示要進行討論。這一討論，就討論了很長時間。
其間，陶今芬的父親，省城某大學的陶教授親自寫來長信，詢問女兒是否真的要跟一個右派份子結婚，是否知道這樣做的後果。
陶今芬回信，反問是不是E市三中領導告的狀。
陶教授說：“人家也是為你好。你年輕，不懂事，很容易上當受騙。”
陶今芬沒有正麵回答，隻把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的故事寫給父親。
父親指出：十二月黨人是革命家；而你要嫁的那個人，卻是個右派，是反對革命的，那怎麽能比？
女兒回答：岑之不反對革命，他隻是向黨提了幾條意見，也許提得不正確，但他的用心是好的，是為了幫助黨整風，而不是反對黨。
父親生氣了：你小孩子，懂什麽？如果他不反黨，黨怎麽會把他打成右派，下放到那個破地方去呢？你們兩個到現在都沒認識到他錯誤的嚴重性，這很危險。
父女倆在信裏唇槍舌戰一番，誰也說服不了誰。
最後陶教授下了通牒：要父母，還是要那個右派份子，你自己拿主意吧。
女兒也不含糊，告一聲：親愛的爸爸媽媽，那就原諒女兒不孝了。
右派份子岑之發現自己成了陶家父女不合的因素，不由得含淚規勸：“今芬，你就聽父母一句吧。為了我，你們父女反目，我於心不安啊！”
陶今芬態度明朗：“你別管我們父女反目不反目，你隻告訴我：你愛不愛我？”
“愛！”
“你以前愛過別的女人沒有？”
“沒有！”
“你今後會不會愛別的女人？”
“不會！”
陶今芬一展笑顏：“那就行了。你隻好好記住你今天說的話，別的都是我的事。”
父母那邊偃旗息鼓，聽天由命了，但群眾又被發動起來了，熟悉不熟悉的人，走馬燈一般地上來勸阻，有勸男的放女的一條生路的，有勸女的莫為了一時的感情耽誤終生的，有現身說法的，有推薦更佳候選人的。
等到這一切都忙過，又一學期過去了。
陶今芬來到E市三中的第二年，學校終於批準了她跟岑之結婚。
沒搞什麽婚禮，正是困難時期，物資緊缺，糖都很難買到，更別說其他物品了。岑之把陶今芬的幾件行李搬到自己的陋室裏，在兩條板凳旁各加了一個凳子，在上麵再搭一塊木板，就成了婚床。板凳與凳子不一樣高，就在板凳上墊幾本書。
就在這搖搖欲墜的高低床上，岑之與陶今芬結成了夫妻。
俗話說“貧賤夫妻百事哀”，但岑之和陶今芬一點也不覺得哀，大概是因為他們賤而不貧。
三中的老師，很多都是所謂“半邊戶”，夫妻中隻有一方在學校教書，拿工資，吃商品糧，但另一方還在鄉下務農。像岑之和陶今芬這樣兩個人都在學校工作，都拿工資，都吃商品糧的，還不多。陶今芬又是三中少有的正牌子大學本科畢業生，工資比很多老師都高。
那時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物資匱乏，缺油缺鹽缺糖缺肉缺米缺麵，每個老師每個月隻有二十多斤糧，又沒油水，哪裏夠吃？有些“半邊戶”老師貪圖農村吃糧不要計劃，還可以在自留地裏種紅薯種南瓜種蔬菜，搞所謂“瓜菜代”，便辭職回到鄉下種地去了。
老師不夠了，學校決定讓岑之出來教書，為了防止他借課堂重地向學生灌輸反動思想，隻讓他教理科方麵的課程。
三年自然災害，成了岑之與陶今芬的三年夢幻蜜月，他們不僅沒餓死，還孕育了一個孩子。
直到文革前，岑今家的生活在三中可以算個中上，她是同齡小夥伴裏吃得比較好穿得比較好的一個，很惹人眼紅。
文革開始之後，作為“地富反壞右”之一的岑之就被揪了出來，不過他的問題是老問題，沒什麽新東西值得揪鬥，所以基本上是做個“陪鬥”，跟其他“牛鬼蛇神”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起，在群眾監督下勞動改造。
這似乎並未超出岑之和陶今芬的預算，所以兩人都能泰然處之。岑之還開玩笑說：“以前隻我一個人勞動改造，現在有了這麽多人陪我，不孤獨了，而且我現在級別也提高了，連王書記這個走資派都跟我一起勞動。”
但岑今姥姥的一封來信把全家人的樂觀心情徹底摧毀了：岑今的姥爺，陶今芬的父親陶教授，被揪出來批鬥了，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經常被紅衛兵拉到外麵去遊街示眾，頸子上掛個牌子，上書“打倒陶春來”，還要自己敲著鑼沿街叫喊：“我是反動學術權威陶春來！”“我是反革命份子陶春來！”
姥姥說：“如果不是我看得緊，你爸爸他就尋了短見了。今芬，你寫給你爸爸的信，也被紅衛兵搜出來，當做罪證拿走了。你趕快把你那裏的東西處理一下吧。這次運動與以前不同，以前隻涉及到少數人，但這次可能人人都要經受革命烈火的煆燒。你嫁的是右派，要特別當心。”
晚上，陶今芬和丈夫關上門，打開大木箱，拿出裏麵珍藏的情書和家信，找了個舊搪瓷臉盆，開始燒信。那些信，都是兩人戀愛時寫的，一直珍藏著，準備有朝一日寫回憶錄用的，現在也不得不忍痛割愛了。
岑今那時還小，很多細節都是後來聽媽媽講的。她自己記得的，就是某天睡夢之中，聽到“砰”的一聲，把她驚醒了，睜開眼來，看見爸爸媽媽兩人坐在小板凳上，中間是一團火，屋子裏有些黑灰色的東西在飄動。
她好奇地問：“媽媽，你在烤火？”
媽媽走到床邊來，拍她入睡：“睡吧，睡吧，媽媽有點事，辦完就來陪你睡覺。”
燒掉的信有一大箱子，燒出來的紙灰，有一大堆，舊臉盆也燒變形了。處理這些東西要特別小心，萬一被人發現，那就糟糕了，肯定要當成焚燒罪證來處理。
據說聰明的爸爸是這樣處理“罪證”的：在舊臉盆底部挖了個圓洞，找了些黃泥，做成了一個小煤爐。而那些紙灰，據說是混在煤粉裏，做成煤餅，用來燒飯了。
那個暑假，媽媽第一次帶岑今去省城看姥姥和姥爺，爸爸因為在監督勞動，不能同去。
她隻記得開船的時間很早，他們半夜就起了床，外麵還有點冷，她穿著裙子和涼鞋，有點打哆嗦。小城空曠的街道上，沒有別人，就他們三個。
爸爸把她頂在肩上，兩手握著她的兩條腿，她覺得暖和多了。
到了江邊，在黑色的天幕下，她看到一條大船，有很多小窗子，透出燈光，像一幢大房子一樣。媽媽告訴她，那是輪船。
從岸上到船上的跳板很長，爸爸踩上去，搖搖晃晃，她嚇得抱住爸爸的頭。
爸爸說：“今今，你遮住我的眼睛了，我看不見，會掉水裏去的—”
她趕快放開手，改抓住爸爸的耳朵，問：“爸爸，掉水裏去會不會淹死啊？”
“爸爸會遊泳，不會淹死，但墜著你這個大石頭，就會沉水底去了—”
“墜著石頭就會沉水底去？”
“是啊，石頭重，浮不起來嘛—”
爸爸把她和媽媽送到船上的一個小房間裏，有四個床，上麵兩個，下麵兩個，她還小，沒買床位，跟媽媽睡一張床。
她和媽媽站在船舷旁，看爸爸一個人走下船去。她提著一顆心，老覺得爸爸會從晃晃蕩蕩的跳板上掉到水裏去。
江水拍打著船底，發出一種空寂的聲音，輪船拉響汽笛，突如其來，聲音淒厲。天還沒亮，輪船突突突地起航了，爸爸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後終於看不見了，她難過得哭了起來。
媽媽抱住她：“別哭，別哭，我們是去看姥姥姥爺啊，馬上就回來的，爸爸在家等我們—”
船上生活很奇特，好像一所大房子在水上漂一樣。媽媽不用上班，成天陪著她。但船上沒什麽玩的，她和媽媽經常站在船舷邊，看沿岸的景色，但沿岸沒什麽景色，就是長長的河岸線，那麽長，全都一樣，使她覺得輪船一點都沒開動，老停在一個地方。
好像過了很久很久，她們才到了省城。媽媽怕紅衛兵看見了找麻煩，帶著她趁黑溜進了姥姥姥爺家。
姥姥姥爺住在樓房裏，E市的樓房很少，岑今還是第一次親自走進一幢樓房，第一次在樓上的房間睡覺，她老想著樓房會不會塌掉？會不會睡到半夜，床下麵出現一個洞，把她連人帶床全都掉下去了？會不會一覺醒來，發現不是什麽樓房，而是一條大輪船，樓房裏所有的人都是在一條大輪船上？
但她沒機會問媽媽，因為媽媽忙著跟姥爺和姥姥說話，好像要把這一生的話都說掉一樣，而且幾個大人都把嗓音壓得低低的，很緊張的樣子。她每次想問媽媽什麽，都被媽媽擋回了：“媽媽有事，今今自己玩會。”
在姥姥家玩了幾天，別的都不記得了，隻記得姥姥說：“唉，我們家今今完全成了一個鄉下姑娘了，說一口的E市話，如果不是你姥爺現在這個樣子，姥姥就不放你回E市了，就在這裏跟著姥姥—”
姥爺說：“你媽那時不聽勸啊，不然的話，你也不會生長在那個小地方—”
媽媽笑著說：“今今，姥爺老糊塗了，媽媽不去那個小地方，怎麽會有今今呢？”
姥爺堅持說：“你留在省城，難道就不結婚不生孩子了？”
“但那就不是今今了啊！”
然後幾個大人談論起爸爸來，雖然他們都沒提爸爸的名字，但她知道他們是在說爸爸。
媽媽對姥爺說：“你自己現在也被打成敵人了，你還認為他是壞人？”
姥爺漲紅了臉說：“我跟他不同，我這是群眾鬥群眾，是那些平時不服氣我的成就的人報複我，黨和政府遲早會給我平反的。那個人是右派，是黨定的性，永遠都不會平反的—”
媽媽爭辯說：“誰說永遠都不會平反？人家俄國的十二月黨人最後不是都平反了嗎？列寧都稱他們為‘貴族革命家’—”
“十二月黨人是反對沙皇獨裁，推翻帝製，孫中山才可以跟十二月黨人媲美。那個人，哼，他是反黨，誰給他平反？”
姥姥插嘴說：“婚都結了，孩子都多大了，現在說這些有什麽用？難道你還想把他們兩個人戳散掉？”
姥爺歎口氣說：“戳散掉是不可能的了，孩子都有了，難道還能讓孩子沒爹？我就是擔心那個人對我女兒不好—有些男人—是隻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我現在這個樣子—不知道他會不會—反過來嫌棄我們家—”
媽媽安慰說：“他不是那樣的人。再說，他自己是右派，還能嫌棄誰？”
姥姥擔心地說：“唉，我就怕他一生背運，越過越糟—”
媽媽自信地說：“不會的。嫁給右派的好處，就是嫁之前就知道他已經到了人生的最低穀，今後即使不往高處走，也不會更低了。”
後來媽媽回憶起這段，一直埋怨自己大話說早了。要知道，人生低穀這玩意，沒有最低，隻有更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