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製度之惡還是人性之惡？

作者：何清漣

最近，中國發生一係列吸引眼球的現象，即無數“英雄”麵對極權體製競相折腰。章詒和的“告密者”與“臥底”剛披露了馮亦代等文化名流的告密舊事，北大教授孫東東的“訪民99%以上有精神疾病”論緊接著粉墨登場。似乎這些知識界人士的墮落還未足見證“精英”之醜陋，銀屏“英雄”成龍更赤裸裸地以“中國人需要管”為專製政治張目。

有人認為不應該追究馮亦代這類告密行為，理由是“告密是毛時代的政治高壓所造成，因此不能責怪個人”。這理由的前一半不無道理，因為極權政治掌握了人賴以存活的一切資源，不服從者不得食。這種體製將人分割成一個個互相分隔的原子，使人們陷入徹底的孤立狀態，親人、朋友之間亦不能互相信任。在這種巨大的壓力與恐懼之下，即使象金嶽霖、馮友蘭、朱光潛、周穀城等造詣很高的一代學人，也無一不在中共統治之下變成了低首伏心的“思想囚犯”。但後一半卻全無道理，因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重提舊事的目的主要不是清算當事人，而是要讓人們認識到極權體製讓人變成鬼的罪惡。畢竟，我們都經曆過或者正在經曆這種遠未結束的政治高壓，但不是每個人都墮落到糞土之中。

如果說馮亦代成為告密者尚可歸罪於時代，那麽孫東東與成龍的言論卻並非屈服於政治高壓，屬於主動迎合獻媚，因為後毛時代對人的嚴酷控製遠不如毛時代。更值得思考的是，據說孫東東在“六四”期間曾冒險保護過學生；而成龍當年“六四”時也曾放歌支持學生運動。是什麽力量使這兩位當年尚有是非之心的“精英”的價值觀發生這種倒轉乾坤的變化？僅僅從利益選擇上考量無法得到合理解釋。因為在當局無法控製的公共輿論中，這條向權力獻媚的道路通向的是恥辱而非榮耀。更何況如今中國取媚權力者日眾，當局已將獻媚視為理所當然，這種獻媚帶來的利益之“邊際效益”趨近於零：孫東東說了那些無良之語，他的政治地位不會立刻獲得提升；成龍如此獻媚，政府當局也不會組織各單位觀看他主演的電影，以提升其大陸的票房收入。將一些功成名就的精英變成無恥的政治獻媚者，不能不令人歎服極權體製對人的馴化功能。

如果說孫東東生活於中國這個不自由的世界，其行為是共產黨長期馴化的結果，那成龍化蟲的過程就不能如此解釋。因為成龍生長於港英時期的自由香港，沒經曆過中國大陸人都曾經曆且還在經曆的思想馴化過程，他成為一個向極權獻媚者的原因就更形複雜，值得追索。

自從羅曼·羅蘭封存蘇聯之行日記50年之遺囑事件曝光以來，我就開始注意一個令人痛心的現象：許多生活於自由世界的知識精英，他們在本國的民主政治體製之下常做獅子吼，敢於批評一切不公不義的現象，比如羅曼·羅蘭就有“法國的良心”之稱。但一旦他們與極權體製相遇，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極權統治的阿諛者與依附者。這條通向屈辱的道路上過去行進著不少人，比如那寫了《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約翰·裏德，比如《西行漫記》的作者愛德格·斯諾。他們為極權體製所做的宣傳曾為蘇共與中共立下汗馬功勞。

也許有人會辯稱西方人之所以受騙上當，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共產極權國家的真相，那麽我還可以找出許多華人精英竟相阿附於極權的事例，比如金庸身負將武俠小說這一俗品送入文學殿堂之功，阿附極權並不會使其聲譽更隆，但他偏要獻媚中國當局自汙其身。有人曾為金庸辯稱，認為是其性格軟弱所致，那麽強悍的李敖在台灣嗬佛罵祖，見佛殺佛，但到了大陸卻鋒芒盡斂，其鋒芒內斂之功令人歎為觀止。

極權統治為什麽會引眾多“精英”竟相折腰？這究竟是製度之惡還是人性之惡？多年以來，這個問號有如巨大的芒刺紮在我的心中。我認為，這應該成為一個大課題，因為“精英” 們變為卑汙的告密者與獻媚者的醜劇仍在中國上演，更可怕的是如今的告密者還不會象馮亦代那樣寫《悔餘日錄》以示懺悔之意。

因此，“我們需要靈魂的拷問”，這種拷問，既對他人，也針對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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