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零八政見—兼答零八憲章

近幾天，一篇叫做《零八憲章》的東西正在海內外的華人世界征集簽名支持。起草者名曰“國內各界”，公布之日有三百多人在正文之下落款。
    
    　　“憲章”正文的第一句提到，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為了有一個共同的邏輯起點，我的《零八政見》也從一百年前的立憲開始說起。
    
    　　百年曆史教訓
    
    　　回溯曆史，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之前的中國，革命黨和立憲派兩派政治勢力的交鋒已持續多年，晚清中國的命運一直左右搖擺地徘徊在岔路口上，麵臨著非此即彼的選擇。
    
    　　革命黨慷慨激昂，充滿改天換地的政治激情，雖然武裝起義一再失敗，但目標卻越來越高，不僅要排滿立國、實行民主共和，在新思潮的激勵下甚至預言 20世紀是“亞洲人的新世紀”，要超歐趕美。“廿周新紀太平洋，墨雨歐潮推亞強。軍國民誌正激昂，奔雷掣電孰敢當？”這是當年孫中山的好友、那位著名的“ 革命和尚”黃宗仰在1903年發表的詩作。明眼人不難看出，其中的激進政治基因與半個世紀後“革命領袖”的“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一脈相承。
    
    　　另一邊廂，立憲派以康梁為代表，堅定地反對以革命的方式實行民主共和。其理由除曆史傳統、國民程度等方麵外，突出強調了“革命絕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專製”這個要害。早在1902年，康有為就曾在一篇《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中寫道：“然則革命者之言民權自立，不過因人心之所樂而因以餌之，以鼓動大眾，樹立徒黨耳！假令革命果成，則其魁長且自為君主，而改行壓製之術矣。不見法之拿破侖乎？始則專倡民權，每破一國，輒令民背其主，既為民主，事事皆俯順民情，而挾其兵力以行之，於是複自為君主矣。”
    
    　　1902年，那位後來果然靠農民革命而成為“魁長”的毛澤東還在他的家鄉韶山讀私塾，晚清政壇上由立憲派和革命黨所構成的政治光譜上還沒有生長出他的那一段。康梁等人關於革命必得專製的深刻預見，是在革命黨的大業一步一步成功之後，開始在這位漢族拿破侖身上一一得到證實的。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06年載澤上奏“奏請宣布立憲密折”，07年官製改革、試行地方自治，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政府推行憲政的決心不可謂不大，步伐不可謂不快。然而，革命黨人靠人體炸彈開路的革命事業決心更大，步伐更快，1911年武昌城內幾千士兵在某“文學社”率領下的一場聚眾鬧事，竟然一舉促成了革命的成功。
    
    　　辛亥革命的成功埋葬了立憲派最後的努力，同時也顛覆了晚清政壇脆弱的政治平衡，保守主義的右派勢力土崩瓦解，激進主義的左派勢力開始橫行天下。
    
    　　清末民初中國政治光譜發生大幅度的“紅移”，隻用了很短的時間。胡適先生曾經有過二十五年時間三個雜誌分別代表三個時代之說，即梁啟超先後主編的《時務報》、《新民叢報》和後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若從政治光譜的角度看，從百日維新時代的《時務報》到五四時代的《新青年》，也正好折射出中國政治光譜從藍色向紅色的大遷移。五四時期，陳獨秀曾論“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麽？”，放言“五四精神”一是直接行動，二是犧牲的精神，“直接行動就是人民對於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製裁，不訴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因為法律是強權的護符，特殊勢力是民權的仇敵，代議員是欺騙者，決不能代表公眾的意見。”(1920年4月在中國公學第二次演講會上的演詞)反映出其政治立場已經直逼深紅色。而原本堅守深藍色立場的康有為大人，也發表《康有為痛斥國賊通電》，為學生痛毆曹、章叫好，“則學生此舉，真可謂代表四萬萬之民意，代伸四萬萬之民權，以討國賊者。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者也。”
    
    　　在五四時期這樣一條藍色完全失守、紅色全麵覆蓋的政治光譜帶中，那一條比“陳獨秀紅”還要更紅數倍的“毛澤東紅”光譜段，幾乎就是被八抬大轎邀請出來的。1927年，毛澤東在那篇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理直氣壯地質問：“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麽國民革命！嘴裏天天說” 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麽兩樣！”
    
    　　毛澤東覺得自己正確極了，咱們不是鬧“國民革命”嗎？咱們不是“喚起民眾”嗎？連堅決反對民主共和的大右派康大人都認為人人可以“代表四萬萬之民意，代伸四萬萬之民權，以討國賊”，我們這些發誓要將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葬入墳墓的共產黨人還有什麽不能幹的！
    
    　　這是一個經典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故事：中國國民黨這隻螳螂，用自己關於民主共和不容置疑的振振有詞無情地絞殺了一直像蟬鳴一樣宣講君主立憲道理的立憲派，但還沒等自己的美好理想實現，死前的老蟬關於革命必內亂然後必專製這個魔咒般的預言，就引出了毛澤東的共產黨這隻凶狠的黃雀。
    
    　　諷刺的是，引來黃雀甚至可以說製造出黃雀的不是別人，正是螳螂自己。老蟬的君主立憲說千錯萬錯，關於速行民主共和必然反得專製這一點卻肯定是對了，螳螂的民主共和說千對萬對，對於膚淺民主、庸俗民主、劣質民主的為禍之烈認識不足這一點，肯定是錯了。
    
    　　革命黨的錯誤幾乎是注定的，因為它落入了一種頑固的、與思維方式有關的錯誤模式。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黨與立憲派的論戰中，革命黨的主筆之一汪精衛對於民主革命之展望曾有如此描述：“(民主革命)實行時代，去專製之苦，嚐自由之樂，夷階級之製，立平等之域。國民主義民族主義昔存於理想，今現於實際，心理之感孚，速於置郵而傳命也。”(《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
    
    　　“速於置郵而傳命也”！之所以竟然樂觀到如此程度，因為有著這樣一種堅定不移的信念：“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人類之普通性也。…我國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民權立憲則本乎此精神之製度也，故此製度之精神必適合於我國民而決無虞其格格不入也。”(同上)
    
    　　自簡化的信念始，經過被浪漫情緒所引導的輕率行動，釀成適得其反的惡果，人類這種極常見的錯誤模式在曆史上重複了不止千萬遍了。這種錯誤模式被激進主義的革命家們複製到政治領域，其結果就是這個民族和國家的大劫難。
    
    　　曆史還在重演
    
    　　一百年後，喜讀2008年的《零八憲章》：“…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製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製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21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抉擇。”
    
    　　其不容置疑的振振有詞依舊，其信念之簡化依舊，其情緒之樂觀依舊，好像一隻複活的螳螂，盯住了共產黨威權統治這隻新蟬，又高高舉起了它那雙帶有鋸齒的螳臂。其挑戰的架勢和用詞，像極了汪精衛們的複活。
    
    　　而康有為的後繼無人卻是注定的。整個藍色段政治光譜不僅隨著他那一代“公車”們的自然死亡而早已消失在曆史的地平線之下，經過了“毛澤東紅”對 “孫中山紅”、“陳獨秀紅”的先後覆蓋以及“反右”、“文革”等對“劉鄧紅”的再覆蓋，整個中國政治光譜不要說藍色，連淺紅色和粉紅色都已經難見蹤影了。
    
    　　鄧小平在毛澤東去世後的“改革開放”路線，從政治光譜上講，也就是粉紅色對深紅色的反複蓋。三十年時間，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沿著與當年從粉紅到深紅完全相反的方向大踏步地複辟，以“和諧社會”口號的提出為標誌，這個政治複辟甚至已經回歸到了清末。曆史的諷刺無出其右，從深紅色的黃雀蛻變而來的這隻新蟬，竟然在藍紅光譜的交界處與保守主義右派那隻久違的老蟬握手了。
    
    　　新蟬隻是嘴上不說，但它的所作所為說明它對這一百年輪回有著透徹的認識：當年的革命黨錯了，我現在正是自己前身的對立麵。若康有為地下有知，無論他多麽不情願，卻也隻可能將今天的共產黨胡溫政府認同為自己遲到的後代傳人。
    
    　　與康有為一百年時間後繼無人的冷清相比，從汪精衛經陳獨秀直到毛澤東這一段紅色光譜所孕育出的後代傳人大軍卻猶如過江之鯽般浩浩蕩蕩、代代相傳。從1989年的“六四”，直到今天的《零八憲章》，近二十年的時間裏，一直有一個似乎從未被認真提出的簡單問題：主流的反共派，真的不知道自己一直站在比如今的共產黨還要紅的光譜位置上反共嗎？不知道自己一直深陷在早以被共產黨本身放棄的深紅色政治文化泥淖中無力自拔嗎？主流的民主派，真的不知道自己不過是百年前那場失敗的民主實驗更加不堪的翻版嗎？不知道自己並沒有解決當年康梁派提出的那個輪回問題嗎？
    
    　　“毛澤東紅”一統中國政治光譜長達幾十年，自“民主牆”直到今天，大小反共運動、民主運動的主要參與者，無論是“理論家”們還是“實踐家”們，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除了深紅色政治文化的那一套，對其他顏色的政治文化所知甚少，其反共的思想資源來自於何處呢？其民主的曆史經驗又取自於何處呢？
    
    　　《零八憲章》宣告：“在中國，帝國皇權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了；在世界範圍內，威權體製也日近黃昏；公民應該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祛除依賴”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識，張揚權利為本、參與為責的公民意識，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
    
    　　恕我直言，這樣的話真的還不如請毛澤東來代筆。
    
    　　憲章起草者錯在哪裏？
    
    　　“憲章”的起草者一定不服：難道宣揚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有錯嗎？
    
    　　回答是：曆史非自今日始，自啟蒙時代以來，世界各國從左到右所有的政治派別，無不高舉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的大旗。但幾個世紀以來的人類曆史卻見證了這樣一個簡單經驗：從自由到奴役、從人權到壓迫、從平等到等級、從共和到專製、從民主到威權、從憲政到獨裁，其實隻有一步之遙，轉瞬之間即可正反易位。而決定著從懸崖到深淵那一步之差的，恰恰就是隱藏在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這些堂皇辭藻背後那些深層的東西。
    
    　　中國人花了一個百年輪回以無數人頭作代價所換回的教訓就是：除非在一個藍色和紅色相平衡的政治光譜中，在保守主義右派勢力和自由主義左派勢力相對稱的政治博弈中，以謹慎小心的態度，漸進地推行這些堂皇辭藻所代表的高級政治，才具有起碼的可能性條件。而指望一群比百年前的淺紅色民主派更偏紅，紅到深陷於共產黨遺留的深紅色政治文化中不能自拔的革命後代，再來重提百年前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的曆史舊事，還有比這個錯誤更錯的事嗎？
    
    　　等待真正符合資格和水平、符合時代精神和曆史規律的政治反對派，三十年沒有等到，一紙《零八憲章》，再次葬送人們的期望於繼續的等待之中。(作者：文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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