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以來的曆史，我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2、第一個階段是1949—1978，我稱它為“國家精神病時代”，有鎮反大屠殺為證，有土改大搶劫為證，有“反右”大迫害為證，有大饑荒死亡3600萬人為證（此數據根據最新的權威研究，楊繼繩先生的《墓碑》），還有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為證，其最大特征是國家恐怖主義無處不在，人們的基本情感處於全麵解體與錯亂狀態，夫妻反悖、父子成仇、母女反目、兄弟姐妹敵如寇仇都是常見現象。
3、第二個階段是1979—2008，我稱它為“社會精神病時代”，政治製度上從極權時代走向後極權時代的這一總體特征，使得人們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放，但還必須生活在謊言和暴力構成的一定程度的國家恐怖主義與追尋基礎自由的狀態。這個時代最突出的精神特征是理想主義破滅與犬儒主義盛行；隨著生活的緩步正常化，人們的基本情感逐漸回歸，在此過程中展示出多樣化與混亂，各種不同時代的價值觀紛然雜陳，全社會缺乏統一的有底線倫理的生活方式，間歇性的國家精神病以及原有的國家精神病慣性，使得社會處於精神分裂與錯亂狀態，人各親其親，人各私其私，與外人為敵，與陌生人為敵。
4、第三個階段，2008以後，是為“個人精神病時代”，當社會的開放持續推進的時候，當製度的變革也在朝前艱難挪步的時候，前兩個時期所累積未及全麵爆發的問題將全麵綻放毒花、結出惡果，人們將長期處於大量社會人格與感情人格都不健全的家庭與社會氛圍之中。這個時代的最大特點是，理性的自由主義信念艱難起步，庸俗個人主義盛行，許多人的情感變得或偏執或冷漠，各種精神病人、心理疾病患者隨處可見，卻常常無法分辨，隻有出現極端案例的時候才被注意到。
5、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之下，考察現在與未來的社會與個人，我們如何生活，我們如何麵對這個社會，我們如何獨善自身——可能的話還要兼濟周圍。
6、 “文革”初期，僅僅“紅八月”大屠殺，北京一個城市被活活打死的文化界人士就達數千人（來自王友琴先生的研究成果）——那是國家精神病時代；在社會精神病時代，這樣的情況結束了，但是師道無存，學道也無存卻是常態，各個領域都缺乏自己的行業規範，既沒有行業獨立，也沒有行業自律準則；而在個人精神病時代，各類極端事件，雖然不再以國家支持的形式發生，卻以個人突發性人格障礙的形式展開，今年10月份連續數起教師被殺案預示著一個新的時代——“個人精神病時代”的開啟。
7、連續將近60年的愚民教育，它所包含的幾項主要指標是：謊言教育、意識形態洗腦、庸俗唯物主義（包括反宗教）、仇恨教育、暴力教育、反文化、反審美、反獨立人格、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這十一項特征貫穿於整個官方教育體係。前三十年以暴力貫徹，後三十年則以國家威權為後盾，以實用理性的手段阻撓自由、真善美愛等人類普世價值。
8、大量的教師出於基本的常識，厭惡上述教育模式，在自己的教學過程中，對上述教育目標做出了一定的調整努力——有些教師做出巨大努力，但整個大的環境沒有根本改變。而1978年恢複高考以來的這種新科舉製，即使無法實現徹底的愚民教育目的，至少在培養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腦殘計劃方麵是成功的，也基本確立了謊言教育、庸俗唯物主義教育以及仇恨教育的成功。
9、在網絡上，隻要看看國人對曆史的普遍無知，就知道這謊言教育是多麽成功；隻要看看那麽多人支持死刑的理由，就知道庸俗唯物主義和仇恨教育是多麽成功；再看看無處不在的謾罵和施暴威脅，就知道暴力教育是多麽成功。
10、 2006年世界讀書日，英國BBC調查中國人裏有讀書習慣的比率隻有5%，而我從自己日常生活的經驗裏感覺，懷疑這樣的概率可能還是偏高了。在我老家的那些城市和農村裏，尤其是農村，有讀書習慣的，我覺得有百分之一就了不得了——不搓麻將而讀書，在當地會是多麽奇怪的一件事情！許多人的家庭，除了孩子們的教材，是一本書也沒有的，偶爾出現幾本雜誌，都還是城市人的生活而不是農村人的生活。
11、這樣一個民智狀態，這樣一個社會環境，這樣一個讀書人倍感孤立無伴的氛圍，再加上腦殘教材和應試教育的重壓，以及庸俗唯物主義甚囂塵上、拜金主義日益毒化的社會倫理生活，會是一個什麽後果？這個後果很簡單，就是盛產心理不健康的各類障礙型人格。
12、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好，1949年以來的腦殘教育也罷，一個共同特征是極度缺乏情感教育，作為普世價值的“博愛”在中國文化裏從來就沒有很高地位，多的是“私愛”，而少博愛。
13、將自己所喜歡的人財產化、私有化，是“私愛”的最大特點。於是因愛情而自殺、殺人者時有耳聞，因“私愛”而幹涉子女婚戀者多如牛毛，因“私愛”而剝奪所“愛”者自由的也隨處可見……
14、由於公民教育的極度匱乏，自由、民主、平等、博愛，這些涉及公德的品質在中國還十分稀缺；由於情感教育的徹底荒蕪甚至扭曲，誠實、正直、勇敢、審美、高貴……這些既構成私德，也構成公德的品質，在中國同樣稀罕。
15、公民教育的匱乏、普法教育的工具化，導致大量國人缺乏“群己權界”的基本觀念，漠視公理、公德、公共事務，卻幹涉人的私生活已經成為國人頑疾。大量國人在公共事務麵前怯懦以至於冷漠無聲，卻對他人的床笫之私揮舞“正義”的拳頭，豔照門事件充分表現了大量國人在這方麵的惡習。
16、當這樣的社會文化侵入到個人生活中的時候，產生三種後果。一種是許多人的正常感情生活變得極容易被曝光，卻又極度小心翼翼，絕大部分人不敢麵對公眾對緋聞的好奇、亢奮與“正義的”憤怒——所謂“生活作風”之類的婚外情問題會導致一個人徹底身敗名裂；第二種後果，則是在原欲的煎熬和庸俗唯物主義的熏陶下，許多人突破底線倫理，從事性冒險活動（例如官員、商人以及一切權勢者對異性的玩弄）；第三種後果，則是那些“私愛”極端化者借助這樣的社會背景，名正言順、義正詞嚴地對無辜的第三人或者情感轉換者進行報複性行動——有些甚至是惡性的刑事案件。
17、中國近60年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就是它的反文化、反文明，即使還遺留了少量的優秀傳統以及對外來文明的接受，但總體上是上述性質。當代中國普遍存在的心理疾患以及大量存在的人格障礙，都與這一反文化的背景關係密切。許多人平時不會讓人感到有何驚人之處，甚至很善良，但在遇到一些衝突事件（甚至也未必有什麽真正的衝突）時卻做出驚人的惡行。尤其是在城市化過程中，許多人的孤獨感再加周圍環境的惡劣，心理上無法承受的時候，就做出一些令人深感突然以及無法想象的事情，這都是人格心理上的扭曲長期積累後的爆發。
18、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可以說除了政府實施的暴力之外（公權力的暴行不具有可原諒性），一切日常惡性暴力事件中的當事人，都是受害者，沒有人幸免於不幸。除了那些受害者理應受到愛護和安慰之外，所有出現人格心理障礙的人，都是值得同情，並且應該救助的。也隻有在這樣的文化背景和生存背景下，審視惡性事件中的加害者，才能在心靈深處給予他們悲憫與寬恕。這當然不包括法律上的寬恕，法律上的依良法懲罰是應該的，與博愛意義上的寬恕與悲憫是相協合一的。
19、西方的曆史也好，我們身邊的故事也罷，大量的情形在證明一個道理，越是具有悲憫情懷的人群和國度，人們越是親善並且人格健康。正如暴力滋生暴力，愛也助長愛，大愛促成更多的大愛，大悲憫促成更多更深的悲憫。
20、即使無法一步到位地全麵改革中國教育，至少應該在各級學校設置兩門新的課程，一門是公民課——應當由大學法科碩士以上的畢業生去授課；還有一門是情感教育課——我不知道如何在國內尋找師資，但這樣的課程已經刻不容緩，國內一時缺乏，就暫時先找外籍的相關專業教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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