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園 (非公開的博客)
高山流水遇知音,從此為你亂彈琴.癡人說夢逢知傻,有空為你胡亂碼.
提要: "一切人道主義的起點都在於麵對一個一個受苦的人並且發問：如果我是他呢？"
《Send a bullet》是我昨天看的一個電影，巴西的紀錄片。影片分兩個線索：一個是講述一個巴西腐敗政客Jader的貪汙、被起訴、被釋放、重新當選議員的故事；一個是講聖保羅市蔚然成風的“綁架富人”現象，在這條線索上，導演采訪了被割耳朵的一個女孩（割綁票耳朵是巴西綁架的一個常見行為）、殺過綁票的蒙麵綁匪、專門做再造耳朵手術的外科醫生、每天在膽戰心驚中研究防身術的商人。
有點象我三年前看的另一個綁匪電影：secuestro express。隻不過是那是一個故事片，場景在委內瑞拉。看來綁架流行不僅僅是“巴西現象”或者“委內瑞拉現象”，而是一個“拉美現象”。
那個膽戰心驚的商人說他最吃驚的是，有一次他遭搶，搶劫犯在大街上搶了他的錢之後，竟然公然站在幾米之外慢悠悠地數錢。The robber is not in fear, but the robbed is. This is
也是，有錢人隨時隨地可能被綁架，那誰還敢到你這個國家或者城市來投資？而投資萎縮傷害的僅僅是有錢人嗎？有錢人不去聖保羅投資還可以去北京去孟買，而失去就業機會的巴西人卻不可能隨隨便便移民到北京或者孟買。
但是綁匪不會或者不想明白這個道理，他要的是此時此刻的、自己口袋裏的cash，哪管綁架流行的宏觀經濟後果。他說他搶來的錢有一部分分給貧民窟裏的窮人看病，即使他說的是真的，他間接傷害的窮人可能比他直接幫助的窮人要多得多，這一點，他未必明白。
不明白的不僅僅是他，而是整個拉美大陸。拉美民粹主義成風，思想基礎往往在此：民眾往往願意為了暫時的、直接的利益分配而犧牲長遠的、間接的收益。
這種“短視”也恰恰為腐敗官員提供了機會。起訴Jader的檢察官在Jader重新當選議員之後痛心地說：這樣一個假公濟私的人，竟然還能再當選議員，實在令人悲哀。仔細想想，為什麽呢？Jader玩的無非是民粹主義那一套：用短期的救濟發放等等“小恩小惠”來籠絡地方選民，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現實的、看得見摸得著並且有一個集中的受益群體的，而製度扭曲的代價卻是間接的、長遠的、看不見摸不著並且分散在全民甚至接下來幾代人當中的。民粹主義式的救國，永遠是飲鴆止渴。
改善貧困向來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的利益再分配，一種是間接的投資激勵。前者往往可以成為政客發家的捷徑。直接的小恩小惠，加上政客充滿激情的民粹主義口號，可以造就查韋斯、卡斯特羅這種“拉美英雄”。問題隻是，拉美人民熱血也沸騰過了，有錢人也給詛咒過了，能國有化的都國有化了，能分的都分的，他們所指望的繁榮富強就是遲遲不肯來臨。
Of course you can always blame
當然委內瑞拉還有石油，還能風光地撐上一段，將“資本主義國際貿易體係”裏得到的好處說成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
我能想象，假設中國各大城市現在也開始綁匪成風，中國的經濟蕭條估計為時不遠了。哦，忘了，這事其實50年前早發生過了，隻不過當時綁匪是穿著製服，而且是“獨家經營”。
看完電影，同看電影的X有感於最後綁匪說自己給窮人醫藥費，說：“弄半天是個羅賓漢啊！”
我不以為然。窮人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殺人放火去解決貧困問題，所以不能用社會根源來為個人暴行辯護。與這話對稱的是，富人很多，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是通過不仁不義的手段致富（更不要說他們往往無辜的親戚、孩子），所以不能以複仇的名義對富人不加區分地施暴。
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一個“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認識論的差異。“集體主義”者的邏輯是：因為我屬於貧困階級，所以我可以如何如何……因為他屬於權貴階級，所以我可以對他如何如何……“個體主義”者卻會問：那麽個體責任呢？
我始終覺得以集體的名義逃避個體責任是一件很可恥的事情。
階級當然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東西，而且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東西，但它是一個“決定性”的東西嗎？如果階級可以“決定”一個人的行為言論，那麽我們為什麽還需要法院對案件一個、一個地做個案分析？隻要是富人，就通通送進監獄，隻要是窮人，就通通放走好了。
“個體主義”的核心並不是提倡人人自我中心，而是每一個生命，不管窮富、美醜、智力水平，都值得小心翼翼的對待。
Send a bullet裏麵，記者最後問那個綁匪，你殺人的時候，會思考你所作的事情嗎？綁匪說：“不想”。
我想，他也隻有通過“不想”來逃避這件事情的沉重，因為一個人認識論的飛躍恰恰就發生在“想”的那一刻，因為一切人道主義的起點都在於麵對一個一個受苦的人並且發問：如果我是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