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周刊所作的多次辱華封麵報道。
從“新聞教科書”到“反華急先鋒”
默克爾政府需要通過媒體來為改變對華政策創造輿論環境，記者隻是在前麵“衝鋒陷陣”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董曉賓發自北京 從妄言中國掠奪德國財富，到給在德華人統統扣上間諜帽子，再到汙蔑中國政府背叛奧運精神，甚至為“藏獨”搖旗呐喊……
《明鏡》周刊——一本在德國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譽的雜誌，為何不顧新聞平衡與準確，連續推出歪曲事實的中國報道，成為“反華急先鋒”？
一本在德國很有聲譽的雜誌
想了解一本雜誌對它所生存的社會影響有多大，德國《明鏡》周刊或許是個再好不過的例子。
在德國，會有這樣的說法：爭論時， 人們會說：“這是《明鏡》的事”；威脅時，人們會說：“我把這事告訴《明鏡》”；遺憾時，人們會說“如果《明鏡》報道就好了”；找理由時，人們會說：“《明鏡》都沒在意這個”。
還有這樣的說法：喜愛讀書看報的德國人把《明鏡》的定期發行日星期一稱為“明鏡之日”。據說每到這天，德國的記者們都不出去采訪，每人手捧一份《明鏡》刻苦攻讀，以便找到本周的報道選題，盡管這隻是一個笑話，但的確反映出一種現象，德國社會的一些議題是由這本雜誌來設定的。
1947年，年僅23歲的奧格斯坦將一份名為《本周新聞》的媒體更名為《明鏡》，從此揭開了這本伴隨了德國當代曆史半個多世紀的周刊雜誌的第一頁。如今，奧格斯坦已不在人世，但在他的經營下，《明鏡》已經成為德國乃至世界最著名的新聞周刊之一，每周的發行量超過百萬冊。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裏，《明鏡》周刊始終鋒芒畢露，矛頭總是指向權勢階層和一切腐敗現象，這也使明鏡獲得了很好的口碑。有評價說：“《明鏡》挑起事端，從不顧及別人的臉麵，他把本該隱藏的事公布於眾。因此把監督權交予《明鏡》，正符合公眾的期待。”
曾被奉為“新聞教科書”
改革開放開始後，隨著西方媒體逐漸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明鏡》也逐漸為中國的知識階層、高校學生所熟悉。2004年，當時還在人民大學念研究生的馮靜，也成為從這本雜誌中學習新聞報道方式的眾多新聞專業學生中的一位。
“為明鏡周刊贏得巨大聲譽的正是這家刊物幾十年一以貫之的調查性報道。”馮靜在她與老師一起署名發表的題目為《<明鏡>周刊與調查性報道》的文章中寫道。
抱著一種學習的心態，中國媒體人對《明鏡》從組織報道、編輯加工甚至封麵設計，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位國內媒體從業者在1996年發表的一篇名為《<明鏡周刊>是怎樣杜絕差錯的》的文章中，毫不掩飾自己在走訪位於德國漢堡的《明鏡》總部時的“新奇感”：“作為這樣一份在德國以至於在歐洲和世界上有相當影響的新聞周刊，令我們驚奇的是它具有相當低的‘見報差錯率’。在采訪中，該刊政治部一位負責人的講述令我們吃驚:‘我們的周刊每期在正常情況下也就是錯幾個字母’。”
據說，能將差錯杜絕到很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明鏡》擁有一個在德國、歐洲的新聞媒體中可以說是最全的資料館，而且有專職的資料館專家。馮靜記得，“除了為報道提供詳實的背景資料之外，每一篇將要刊登的記者手稿都要經過資料館專家細致的核查，以確保報道盡量準確。”
就連《明鏡》周刊的封麵設計，也有中國媒體專家專門進行過研究，認為其“色彩潑辣大膽，讀者過目難忘；圖片形象具體，意蘊豐富；簡繁交替使用，封麵設計具節奏感；密切關注熱點觀點振聾發饋。”
此外，國內介紹這本雜誌傳奇經曆的文章更是舉不勝舉。
歪曲報道自取其辱
然而，時過境遷，對於國人來說，這本雜誌的“教科書價值”已大打折扣，甚至成了“反華報道的教科書”。
“小的時候我還以為《明鏡》是什麽好東西呢……現在才知道……都是偏見中國的貨色。”一位署名“小奔大夢”的網友寫道。
另一位叫“sisi”的網友則表示：“從來不知道有《明鏡》這個媒體,現在它卻頻頻出現在我的眼前……隻能說，你出名了……不過是臭名遠播了……”
還有更多表示不滿的留言，一篇國內評論甚至以“《明鏡》周刊遭網友唾棄”為題。“遭遇如此變故”，這本雜誌似乎怨不得別人。
5月14日，《明鏡》周刊在線刊登評論文章，無端指責中國政府“把災難變成公關行動”。文章竟稱：“共產黨想要利用這次災難的危機處理，結束在西藏‘3·14’事件之後的國際孤立，從來不無的放矢的中國官方媒體，充分利用了這次地震，用習以為常的政治口號把人民團結在黨的周圍……”
香港《大公報》批評這是篇“失操守”的報道。其實，《明鏡》最近何止一次“失操守”。
據說，在《明鏡》周刊創刊時規定的“三大寫作守則”裏，其中重要一條就是“提供真實確鑿的新聞”。包括“在不能確定其可信性時寧可放棄一條新聞也不能冒刊登假新聞之險”。
但這些守則在旅德華人周堅看來，早在2007年8月主題為《黃色間諜》的《明鏡》周刊封麵報道中，就已蕩然無存。
“好奇、勤奮、興趣廣泛———在德國高校和研究所有數以千計的中國人擁有這些特性，他們可能是完美的研究人員或者也可能是完美的間諜———或許可能兩者都是。”德國《明鏡》周刊這些“含糊其詞”的相關表述，徹底激怒了被描繪成“黃色間諜”的在德華人學者、學生。
甚至昔日曾被中國媒體人津津樂道的“封麵效應”，也成了這本雜誌極盡醜化中國形象之能事的工具。
2008年4月7日出版的《明鏡》周刊封麵，是以鐵絲網編成的奧運五環配以中國黨代會的圖片。封麵導語赫然寫著：“看看中國政府是如何壓製人民和背叛奧運會的。”
國內影評人司馬平邦說：“看到這本《明鏡》，我忽然想到2003年曾寫過一篇痛罵美國《時代》周刊的博客，那次，《時代》把中國國旗和一張非典病人的肺片合影在一起，惡心不堪。”
記者成見影響報道客觀性
2008年早些時候，一次偶然的機會，身為在德華人維權委員會發言人的周堅遇到了《明鏡》兩位駐華記者，當時，這兩位記者正在為自己所寫的名為《另一個中國》的新書舉辦一場讀書會，周堅也買了一本，“裏麵對中國的評論都是特別負麵的”。
書中曾寫到，一個中國工人一小時掙很少錢，待遇很底。當時在讀書會上，就有一個德國讀者對此提出疑問，“我去過中國，中國的物價相對是很便宜的，這樣算的話，那個工人的工資可不低呀？你們不覺得這些報道是誤導嗎？”
麵對疑問，《明鏡》記者當時也不得不承認，“您的說法是對的”。周堅記得他們還不忘為自己辯解，“不過，中國工人福利顯然沒有我們德國工人好。”
“這些記者誤導德國讀者最典型的辦法，就是不具體解釋相對性，孤立地采取一個簡單的數字，把它絕對化。比如批評中國沒有人權，就舉例說中國每年處死的人是全世界最多的，他不提中國有多少人，總人口是多少，比例是多少，美國一年要殺死多少囚犯，比例是多少。這些內容記者都不提。”周堅說。
可想而知，帶著如此成見，這些德國記者向本國讀者介紹中國時會產生多麽大的偏差。馮靜曾為研究《明鏡》有關中國的報道專門與其記者接觸。她發現，“在信息源選擇方麵，這些記者顯然對官方的信息持不信任態度，但又未找到能夠推翻中國政府信息的確鑿證據，猜測的成分較大。”
其實，《明鏡》對中國的尖酸刻薄也不是最近一兩年才有的，馮靜記得，在德國前任總理施羅德執政早期，也曾在人權問題上加大對中國的批評力度和壓力，那時《明鏡》對中國的報道圍繞著人權問題做文章。而當施羅德調整了對華政策，《明鏡》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報道就明顯少了，與此同時，有關中國經濟的報道量開始急劇增長。
為德對華政策調整背書
但隨著德國政局的再次變化，《明鏡》對華報道也再一次轉變風向。一位由於工作原因每天都要瀏覽德國各大媒體的國內編輯告訴本報，他的感覺是，近一年多時間，與其他德國媒體相比，《明鏡》周刊在攻擊中國的報道中表現最為突出。
默克爾上台後，推動價值觀外交，對華趨於強硬。《明鏡》周刊也隨之成為“反華急先鋒”，兩者其實不無淵源。
《明鏡》周刊最近一輪攻擊中國的報道中，源頭還要回溯到2006年11月9日題為“來自遠東的進攻——為富裕進行的世界大戰”的封麵報道，這篇報道的作者——《明鏡》周刊原柏林分社主任施泰因加特並不簡單，在2005年德國大選中，正是施泰因加特借助《明鏡》周刊，發表多篇文章力挺默克爾。
2006年，他發表了《為富裕進行的世界大戰》一書，宣揚來自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威脅，聲稱所有工業發達國家都正麵臨著所謂來自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對富裕的搶奪。施泰因加特在他的書中主張工業發達國家共同建立起“經濟北約”來對付所謂來自中國的經濟威脅。此書問世後不久，施泰因加特就受到了默克爾的接見，德國媒體高調報道了這次探討“新對華政策”的總理府之會。這次會晤後不久，默克爾就於2007年伊始，拋出了建立“經濟北約”的歐美“環大西洋經濟合作”政策。
“默克爾政府對中國這麽一個大國的政策改變，當然會引起一連串的反應，所以需要通過媒體來為政策改變創造輿論環境。”周堅認為，一份雜誌雖然不能完全決定政府的政策，但是通過輿論，卻能夠影響進而改變整個國家政治流派的力量對比。這也是為什麽《明鏡》周刊要做那麽多有關中國的煽動性負麵報道的深層原因。
在這種背景下，《明鏡》周刊成為“反華急先鋒”似乎就不難理解。周堅說：“《明鏡》周刊的駐華記者在中國那麽久，實際他們對中國情況是很了解的，如果實事求是寫中國的話，不可能寫成這樣，我和他們接觸後的感覺是，不是糊塗人在幹糊塗事，而是明白人故意辦糊塗事，來達到他們一些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