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 ! 資深北大教授評閱電影《黃金時代》

原文標題:  從電影《黃金時代》看社會文化麵臨整體坍塌

轉自: 北京青年報

戴錦華，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曾任教於北京電影學院電影文學係，後任教於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從事比較文學、大眾文化、電影與性別研究。專著10餘部。專著與論文，被譯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韓文及阿拉伯文出版。

1) 北青報：盤點今年大半年來的中國電影，有影評人說今年的特點是“有票房，無電影”？您的觀察呢？有值得一看的電影嗎？

戴錦華：今年引起我關注的國產片是《黃金時代》，也許還要加上《藍色骨頭》。

2) 北青報：《黃金時代》這部電影引起了截然相反的非常大的爭議。
戴錦華：老實說，《黃金時代》是今年目前為止我看到的最認真、最完整、最有抱負的國產片，顯然從編劇、導演到各個部門都極為認真地盡了全力，他們對於自己要表達的東西，以及如何表達有相當成熟的考量。

3) 北青報：在微博上曾經看到您的學生問您對《黃金時代》的看法，您當時說許鞍華和蕭紅氣場不合？

戴錦華：對，看片之前。我開始對這個電影沒抱太大期待的原因就在這裏。我知道許鞍華是一個極為敬業、有情懷、有能力的導演；蕭紅是我最愛的女作家之一，蕭紅極為特殊。她是典型的大時代之女，是天才型的作家。蕭紅極為“女性”，所謂“為自我犧牲精神所縛”的“高貴的大鵬金翅鳥”，但超越了人們對女性書寫的一般想象，她攫住了她所遭遇的那個災難的時代，她用自己的文字碰觸並網羅住了那個時代的輪廓。蕭紅沒有那種輕盈的浪漫，她身上有著一種魔咒般的氣質與特質。我以為許鞍華獨有的那份豐滿的現實感與同情並不適合蕭紅。這是看片前的感受。

4) 北青報：看了之後呢？

戴錦華：這就是我說的許鞍華（也許應該說李檣？）的自覺，他們另擇路徑，沒有試圖去捕獲蕭紅，而是環繞著她，以對蕭紅的記憶和講述去勾勒她的形象和所在。毫無疑問，這讓影片的接受門檻有點高了。

從幾個層麵來看：《黃金時代》的形式和設定，先在地要求人們了解蕭紅、蕭紅的時代，她所書寫的時代，而且必須多少了解此後大半個世紀裏講述、評判蕭紅的曆史—文學史、也是冷戰、後冷戰史。可以說，影片不僅是一部蕭紅的傳記片，而且是某種與多重曆史敘述的對話。影片最重要的形式元素，講述著會不斷撕裂封閉的電影世界，直麵攝影機、直麵觀眾，便旨在於此。這的確是個高門檻。而換一個角度說，今天的中國和世界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曆史縱深的消失，我有時候也會用“曆史坍塌”來表述這一特征。必須說明的是，我所謂的坍塌不是曆史空間成了廢墟，而是“降維”為二維的扁平，猶如一幅圖畫，不再有縱深，無法進入，一個試圖和曆史對話的作品本身就會碰在圖畫所形成的牆壁上。

第三個層麵的問題是，電影在多個不斷往返的時間維度上，圍繞蕭紅來講述她，致使蕭紅本人成了一個沉默的中心，一個始終穿透又無法穿透的堅硬或空洞的內核。它努力誠實地與曆史對話，也最終陷落於失語的症候。不錯，影片有缺憾，有難度。但偌大的中國，如此的觀眾數量，《黃金時代》沒有獲得它可能的觀眾仍必須視為怪現象。

5) 北青報：這部電影的票房不理想，也有人看完之後表示失望。

戴錦華：中國電影市場產業規模的成長速度是天文數據式的，世界電影史上沒有先例，影院的擴展和銀幕數的激增，再造出的觀眾數是十分驚人的。但問題也就在這裏：眾多的觀眾是某種意義上的“非電影觀眾”：缺少最起碼的電影知識，不要說文化。舉個例子，我在某天本著“敬業精神”，連續看了《小時代》和《後會無期》，現場的效果之好，觀眾和影片之間的共振讓有準備的我，也大跌眼鏡。但一個細節，令我記憶頗深：那便是《後會無期》中賈樟柯出現的時候，相對於始終處於亢奮中的現場觀眾，對這個大噱頭毫無反應。顯而易見，他們不是我們所謂的電影觀眾，他們不認識明星級的封麵人物賈樟柯，他們是韓寒帶入的、為了韓寒而來的觀眾。他們興奮的是他們或許已然熟悉的韓寒的段子。

當然，關於《黃金時代》的票房失利，人們已說到了營銷定位、預期與影片的錯位。影片的宣傳用曆史想象許諾了一個“民國故事”，這是他們大失所望的成因之一。關於民國，我的同事李零教授就說過一句非常樸素、誠懇的話：民國年代不可能是黃金時代，優雅、自由、個性，因為它是一個戰亂、流離失所的年代。這也是影片《黃金時代》的基調。蕭紅的文學史身份是東北流亡作家，她的一生不是“奮不顧身的愛情”、“說走就走的旅行”，而是逃亡、流亡、求生。她的偉大，是在這間隙裏留給了我們偉大的文學作品和她生命的傳奇。但我們今天的民國想象被所謂“臨水照花人”式的張愛玲鎖定。因此無法指認大時代與小兒女之間的天壤落差。

我們永遠受製於時代於文化的限定，我們永遠隻能看到我們預期的東西，而對別樣的表述與事實視而不見。於是人們看到的是三人同床，看到的是蕭紅的吃，似乎那是一份風情，一種怪誕，好像我們已完全無法想象戰爭與災難的時代，不知饑餓、貧窮與匱乏為何物。相對於人們的民國想象與營銷案誤設的預期，觀眾的失望是必然的，但幾乎可以說，與影片無關。

6) 北青報：你覺得處理這樣的民國題材，還有更好的選擇嗎？

戴錦華：這恐怕不是一部影片所能回答的問題。首先我不會以票房成敗論英雄，其次，我一向把電影視為某種監視社會文化的終端顯示屏（這也是我持續關注電影而非電視劇的原因）。《黃金時代》的票房不理想和其他熱賣影片的票房成功一樣，展示的是我們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態及其問題。如果曆史已然缺席，那麽要問的是，我們如何讓曆史在場？讓怎樣的曆史在場？否則，我們是否讓可能與曆史對話？《黃金時代》絕非完美，但它的定位、訴求，它的視聽語言與結構嚐試，已彌足珍貴。

7) 北青報：對比國慶檔同期上映的另外部影片《心花路放》的大賣，你覺得這折射出一種什麽樣的文化生態？

戴錦華：不是說這類樣式不負載社會信息，而是說它有著最簡單的感官效果。我以為，這也是今年票房熱賣片的共同特征。上半年的電影，人們一定會討論其中的粉絲電影。我不想討論《小時代》的極端惡評與巨大票房之間的反差，不去討論郭粉與韓粉之爭，我並不認同某些對類似影片的批判，盡管都有道理，但我不認為類似影片的成功與問題是“拜金主義”、“物質至上”，或“偽文藝”，而是相反，這類影片的成功與問題在於他們的非價值化。用我自己的語言就是對“坍塌”與“中空”的印證。影片甚至無需（也許無能）提供一個完整的情節鏈所必需的內在邏輯與價值依托。《小時代》中的男裝廣告、女裝廣告與各類流行文本的搬用或拚貼、十分鍾一個極度戲劇性的事件而後瞬間冰釋；《後會無期》的汽車旅行展現的並非公路片必需的空間穿越與時間累積，而是一個懸浮舞台上的片段偶遇（有人稱段子）。同樣，《心花路放》的“公路”更是一個“開心麻花”式的舞台……在我感知中，這與其說是價值取向的問題，不如說是非價值化的問題。其成功是在於以價值展覽的表象拒絕了價值表述。於是，“我們”甚至無需“擔心”在影片中遭遇價值，更不必“擔心”在影片中遭到任何對我們熟悉的邏輯的冒犯。

8) 北青報：您從這類賣座電影中感覺到的“坍塌和中空”，能更詳細地談談嗎？

戴錦華：在我看來，熱賣片成功的共同元素是感官性的，身體性的，直戳你的淚點和笑點，同時，以擁抱主流的姿態拒絕意義與價值。這次我真的必須說，這是中國商業電影與好萊塢的巨大落差：因為，好萊塢電影立足市場的前提之一，是以某種超越性價值為內核，藉此支撐其人物情節、敘事邏輯。

我所謂的“曆史坍塌”不僅關於曆史，更關於現實。曆史從來不是關於過去的，而是關於未來的。曆史意義、曆史綿延的呈現始終為未來視野、願景而獲得並賦予。現代中國文化極為典型。當中國在帝國主義的衝擊下開啟其現代曆史之時，我們曾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未來視野中喪失了自己悠長的曆史，遭到了無情的“降維”，中國曆史一度喪失了它必需的時間維度，成為三維而非四維的空間所在：那是魯迅的“鐵屋子”，張愛玲的“泡在福爾馬林藥水裏的嬰兒”，是第五代電影中“空間對時間、天空對流水的勝利”。而伴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上獲得的份額而加入了未來視野，我們由此而贏回了自己的曆史時間。於是，中國進入了寫史時代，我們驀然擁有了對諸如“晚明現代性”、“康乾盛世”、“白銀資本”的曆史指認。然而，令我錯愕的是，與此同時，我們卻在大眾文化的場域中再度自我降維：不僅是三維，甚至是二維：曆史與價值建構坍塌為扁平的圖畫。我們可以對這一現象作出諸多解釋：文化全球化進程、消費主義、景觀社會的蒞臨，全球流動伴隨的身份離散、獨生子女結構化……但這一曆史的贏回與得而複失，綿延的曆史進程的顯影與扁平而炫目、脆弱而堅硬的降維圖畫，的確標識著今日中國社會、文化的巨大而急迫的問題。關於電影，遠不僅止於電影。

今年的有趣現象之一，是《後會無期》成了“文藝片”。影片的熱愛者以文藝片之名為其辯護。而略帶一點文藝氣質的電影均遭到市場拒絕，我感受最深的是崔健的作品，《藍色骨頭》。

我當然知道，崔健不是一個當紅的明星。但是崔健是一個曆史的標識，見證，甚至介入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轉折時刻，當年崔健的成千上萬的擁躉者，追隨者，今天已在中國社會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擁有不容置疑的經濟實力，但是《藍色骨頭》幾乎沒有票房，甚至沒有反響。是什麽東西令崔健的影片無法形成或分享粉絲電影的效應？是什麽東西令人拒絕了《黃金時代》？我想，藝術片氣質是答案之一。

但不僅於此。對曆史的拒絕是另一個答案。一如曆史感的蕩然無存是熱映片的共同特征。杜可風攝影的《藍色骨頭》有一個極漂亮的片頭段落，伴著旁白。旁白告知，影片試圖觸摸“一個不可觸摸”的時空。因為一經觸碰，它就會消失，“變為曆史”。換言之，崔健非常清楚，他試圖觸碰搖滾的曆史，80年代中國的曆史，以及對“文革”歲月的上溯，但那是不可碰觸的記憶。不可碰觸，不僅因為塵封，而且由於它已徹底喪失了自身的敘述的語言與邏輯。也就是說，崔健為自己設定了不可能的任務。但更慘烈的是，市場並非由於崔健曆史叩訪的失敗而拒絕了他，而是尚未進入，已遭拒絕。

9) 北青報：今年除了張藝謀，還有陳凱歌、薑文等第五代導演的作品上映，很多人稱為今年是第五代的回歸年，您對他們有期許嗎？

戴錦華：坦率地說，今年我抱有期待的是薑文的《一步之遙》，侯孝賢的《聶隱娘》和張猛的《勝利》。對張藝謀和陳凱歌，我久已不再期待。1987年我已在文章中寫過，第五代作為一個藝術群體已經終結了，一個美學浪潮，《孩子王》和《紅高粱》就已經標誌著這個群體的解體。我們已不能對其做整體評價。因此不存在回歸的問題，隻是說他們作為個人創作。從語言風格、審美上，他們的基本特質都已經喪失了。

10) 北青報：上半年，很多青年導演的作品上映引起了大家的關注，比如《繡春刀》的口碑就還不錯，你對這一代導演有什麽期待嗎？

戴錦華：我對這代導演滿懷期待，事實上，近兩年來我毫無保留，由衷地喜愛的作品，都出自這批新導演，比如說《鋼的琴》，還有《美姐》。影片給我帶來始料不及的驚喜感，年輕導演們的電影視野開闊，在數碼轉型中起步。他們是這個數碼電影時代的天之驕子。因為數碼不僅意味著特技手段，而且是電影媒介的革命性斷裂與演變。由此，電影和電視劇之間，電影和卡通之間，電影和錄像藝術之間的牆倒塌了，大量的電視導演進入電影，電影導演進入電視業，這幾年非常精彩的電影作品是電視電影，比如說BBC的《黑鏡子》，HBO的一些政治電影《規則改變》、《大而不倒》，或單本劇《燭台之後》。《繡春刀》等作品令人期待著數碼時代的武俠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