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受這份情意
十多年了，每年年終，收到的第一張賀年片總是她寄來的。照例，第二天會有一封長長的信，問候我的健康，告訴我她近來的工作和生活情況。
這個一直稱我為老師的人，其實並不是我的學生，而是我在職時的一位作者。然而作為編輯的我，卻沒有發表過她一篇作品，也沒有做過半點對她有幫助的實事，“秀才人情紙半張”，隻是通過幾封信而已。
那是1985年初，收到一部寄自江西來的初稿，厚厚的一摞，五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我粗粗看一遍，覺得不錯，便去信了解創作經過，實際上也是核實一下是否她自己的創作。在來信中，知道她是上海知青，70年代下放到江西農村勞動，後來調到一個中學教書，在那裏結了婚，生了一個孩子。可是不久前丈夫與她離了婚，她獨自帶著孩子住在那舉目無親的小山城。這部長篇就是在離婚後的無數個不眠之夜寫成的，作品寫的雖不是自己的生活，但寫作的樂趣幫助她度過了許多難捱的時日，排遣去不少錐心的痛苦。
來信文字清新，感情樸素真實。編輯的責任感和女性的同情心，使我竭力想幫助她將作品改好。於是我又認認真真讀了一遍，寫出了詳細的意見將稿子寄回去。數月之後，她寄來了改稿，基本上達到了要求，我認為再作些精加工，就可以定稿了。
轉眼已到了1986年，就在這時候，我離休了，稿子移交給另一位同誌。可是送往上一級審稿時，卻被否定了，意見是：“我們應該出更好的書稿！”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誰又能說不是呢？當時，我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消極態度，也便沒有力爭。這樣，一部作者花了幾年心血寫成的作品，被輕易地退回去了。我心裏不好受，她心裏一定更不好受。出於紀律和道德，我並沒有告訴她真相，隻是內心十分愧疚。
可是她十分寬厚，毫無怨尤，仍舊給我寫信。後來，她回到了上海，分配在一家工廠任統計，業餘時間仍在寫作，在當地和外地刊物上發表過幾個短篇，那部長篇也終於出版了，還給我寄來了樣書。
這年春節，她給我寄來了桂圓荔枝等一些補品，我收到包裹單，心中很不是滋味，一則是受之有愧，再則是她作為一個單身母親，要養活自己和孩子，經濟肯定不寬裕。想退回給她，又怕傷了她的心；收下吧，實在又不忍。最後在收下的同時給她寫了一封信，說定下不為例。誰知第二年她又寄了人參來。我沒奈何，隻好寄了一筆錢給她，說是給孩子的。這樣才使她不再寄東西來了，可是年年總是早早地寄了賀年卡來。
每收到她的賀年卡和那親切的問候信，總使我心情不太平靜，種豆得瓜，我愧受這份情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