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路六號
安吉路六號， 原浙江省人民出版社的宿舍之一。一扇左右開啟的大門和高高的圍牆，進門是兩棵高大的石榴樹和玉蘭樹，通往大院深處的路邊兩排冬青樹修剪得整整齊齊。時值文化大革命，大人們不是下放改造去了，就是去幹校進修了。整個大院裏剩下一群孩子，平時隻有舒奶奶一位老人。舒奶奶就似乎成了所有孩子的奶奶和主心骨了。院子的大門平時都關著，隻開一扇小門。一到天黑，我們一群孩子手持掃帚拖把排成隊，先把整個大院搜索一遍，看看有沒有壞人躲著，然後壯著膽去把小門關上。晚上則今天這幾人來我家睡，明天那幾人去他家睡，互相壯膽。有時為了預防萬一，還把臉盆和掃帚放在床前，有緊急情況可以敲鑼報警。當時我的父母去幹校了，隻有周末才能回家，無兄弟姐妹，全靠院裏的小朋友作伴和舒奶奶的照應。
房門鑰匙就像如今的項鏈一般天天套在脖子上。吃飯去出版社食堂，在食堂基本上都是買一角之內的菜，即使犒勞自己也最喜歡買一角或一角二分的爛糊肉絲 （大白菜絲肉絲勾芡）或者肉末打鹵蛋羹，記得最奢侈的一次是花一角五分買了一隻螃蟹。從安吉路六號到出版社食堂其實還是有一段路的，幾乎穿過整條毫無樹蔭的安吉路，然後左拐走一段武林路。但那時的治安似乎還不錯，一個人生活並沒有覺得害怕過。從小學二年級起我就自己洗衣服，床單，大件請小朋友幫忙兩頭絞才能勉強絞幹。
那時每個季節隻有兩件替換衣服，其中一件還是用我存入儲蓄罐的錢買的。記得我有過一件黑燈芯絨的上衣，人躥個兒了，衣服吊在腰上。手巧的母親把衣邊袖邊剪下，拚鑲上兩寸寬的黃色碎花布，再把剪下的黑邊縫接上去。這件獨特的上衣陪伴了我許多年。還有一套夏季的衣裙印象很深，由零頭綢緞縫製的蔚藍色短袖上衣和一條黃底小黑花玻璃紗麵料的腰裙，搭配在一起非常漂亮。有時我想父母了會自作主張去幹校看父母，為了省錢，我常走路去。從安吉路到當時在文二街的幹校還是有點路的，最怕那經過農田和農家時衝我汪汪叫的狗。
整個大院大大小小有二十來個孩子，除了幾個大孩子不跟我們玩外，大家相互間關係還不錯，也沒有特別調皮惹事的。暑假幾乎天天和小朋友們去省府大樓旁的彌陀山遊泳池遊泳，以至於和遊泳池裏的救生員叔叔都混熟了，甚至不對外開放時也讓我們進去，為讓我們學潛水把鑰匙茶缸等扔到池底讓我們去撿，還讓我們穿潛水蛙腳。有個別叔叔還為此受了批評。我的遊泳就是那時學會的。遊完泳有時會去保俶路上一食品店買油炸粽子吃，那是我吃過的最香的油炸粽子！我在這群孩子中算是年齡比較小的，記得大家擠一塊兒睡覺前比我大一點的小朋友複習英語，除了long live Chairman Mao 外還要學更難一點的句子，如：We are always loyal to Chairman Mao。清晰地記得她在課本上的loyal to 單詞下注音為‘老爺吐’，所以‘loyal to 老爺吐’這個詞也早早地烙在了我腦裏。
那時雖然沒有大人在身邊但日子還是過得很快樂的。玩的花樣很多，跳繩，跳橡皮筋，踢毽子，跳房子、丟沙包......。幾乎都不用花什麽錢自己都能做。我最擅長的是調皮筋和踢毽子，我小時候極瘦，身輕如燕，別人舉過頭頂的皮筋我都能跳進去。做雞毛毽子要有漂亮勻稱的公雞毛，隻要看到有殺公雞的就會設法討幾根毛。我專門有一本本子是夾雞毛的；還有一本夾糖紙的，不愛吃糖卻愛集糖紙，有時甚至為了好看的糖紙而吃糖。記得花幾分錢在獅虎橋頭一食品店買過一顆一種山東產的高粱飴糖，那糖紙由高貴的黑色打底大紅的玫瑰花點綴，豔而不俗。這是我積攢的最喜歡的一張，後來不知都到哪去了。丟沙包也是我喜歡玩的， 小朋友們圍在大院裏供大家刷洗衣服被褥的水泥桌邊，玩的人先把一把麻將牌撒到桌上，一隻手將沙包往上拋，同一隻手得手捷眼快地盡多地把麻將牌翻麵，然後用同一隻手接住落下來的沙包。難度有點大，比的就是誰牌翻得最多又能接住拋出的沙包。為了學遊泳我們還各自把家裏的臉盆盛上水，放在公用的水泥桌上，中間放一鬧鍾，喊一，二，三！一齊把臉悶入水中練憋氣，時間最長者贏。最傷心的是我們大家一起用雞蛋殼畫臉譜，用廢布料做衣服，做成了幾個木偶人，還自娛自樂地玩過幾次木偶戲，後來這些暫存在一對姐弟家的玩偶被他們發脾氣的母親給全毀了。從此不喜歡這位家長也同情他們有這樣不講理的媽。
文革，大人分兩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孩子們並非生活在世外桃源，於是自然也擺娃娃家似的玩派別。鬧意見了文明地互遞紙條：“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想和好了也是互遞紙條：“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都摘自毛澤東語錄，不可違抗的。就這樣反反複複地鬧家家。小小年紀就學會了活學活用，學以致用！
我還曾跟在大孩子後麵參加過由出版社大院孩子自發組成的文宣隊（文化大革命宣傳隊），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喊革命口號，到處表演。除了忠字舞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舞蹈招式我現在還會。記得一次合唱缺一指揮打拍的，我居然頂了一場指揮，記得當時有人教我手在空中劃八字就行，簡單易學實用。
同院有一位比我們大得多的姐姐，不常回家在外讀書或工作。一次午飯時間我們幾個小孩看見她和一男青年一起出了大門，立刻引起了我們的警惕性。那時談戀愛就等同於耍流氓啊！ 我們來不及放下飯碗，悄悄地跟在後麵，一路從安吉路跟到一大片田野裏，如今的浙江省政府大樓一帶。後來跟丟了。
還有一件事我永遠記得也一直愧對父親。我是獨生女又一直是好孩子聽慣了表揚聽不得批評。一次不記得因為什麽母親用手指戳著我的額頭批評我，傷了我脆弱的心靈，在黑夜裏跑出了家門。父親從安吉路六號一直找到少年宮廣場，還追過一輛載著一個小姑娘的三輪車。回家失望地對媽媽說：“找不到”。而我卻躲在窗外偷聽。孩子從小還是應該受點批評挫折的，我幸好膽兒小隻是在大院裏跟父親躲迷藏，隻是害父親竟一路找到少年宮廣場。
文革後期，大人們作為工作隊曾去武鬥較嚴重的地方工作。為了慰勞大人們，在他們將要回來的這一天，我們一群孩子一大早天還未亮就起床去菜場買菜。那時供給相當緊張，不摸黑起來排隊就買不到好東西。一個人排不過來就這個隊放塊石頭那個隊放隻籃子占位子。我買到了豬肝和活魚。回到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生著了煤爐，燒了一大鍋水，將豬肝扔進去煮了很久，把看去髒兮兮的湯倒了。舒奶奶知道後說我把營養都煮掉了。魚呢沒清洗就被我掛在屋簷下，被太陽曬臭了。
那時的生活今天的孩子一定覺得不可思議，現在我自己想想也覺得有點殘酷，但卻非常地鍛煉人。我們這一群人中恐怕不會有特別嬌氣的吧。我們雖然現在都無聯係了，但我仍會想起他們。可惜的是，在我上大學後曾舊地重遊，安吉路六號已不複存在。
2009年春節，當年出版社的四個家庭大院的我的同輩夥伴們邀請父母輩發起了一次飽含溫情的特別的聚會。可惜我未能趕回去，我母親去了。聚會後出了一本書，書中集結了我們這一輩人從嬰幼兒期及成長期中的照片，還有不少參加聚會的兩代人的合影。除了照片還有的兩代人對大院的充滿溫馨的回憶文章，我的一篇《我與安吉路六號》也被收錄其中。
在安吉路六號度過了我大部分的童年時光，在那裏那時的我是快樂的，盡管如今回望對一個二年級到五年級的小學生不得不獨自麵對生活有些唏噓。而有失必有得，若無當年也就不會有如今還算堅韌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