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在周向陽家談形勢
（1989年9月6日）
(在《理想與信念的破滅》第7部分，有一篇筆者與人大教師周向陽對話記錄，裏麵介紹了年輕學者、中共預備黨員、博士生周向陽的情況。下麵是第二次訪談記錄。)
上午，在門口遇到劉君山，他告訴我，周向陽回來了，他這次是接妻子去北京。
周向陽與妻子結婚後，一直是兩地分居，每年隻有寒假和暑假夫妻才能相聚，比牛郎和織女每年多一次相會的機會。現在孩子已經兩歲多，夫妻終於要結束兩地的分居生活，可以在一起過日子了。
我和劉君山約好一道去周向陽家看望他。我們到了他家，見周向陽和妻子都在。問周向陽何時走，他說，東西已經裝了集裝箱運走，但妻子每天要去學院參加政治學習，不準請假，學完才準離開。周又說，集裝箱運到北京後，十天之內必須提走，過期就按規定罰款。
我和劉君山最關心的是北京的情況，所以問周向陽，北京最近情況如何？
周向陽說，也和這裏一樣：每天學習，不準遲到，不準早退。每人在會上要表態，要寫出思想小結，要人人過關。
我說，真沒想到，又倒退到五十年代去了。我比他們兩個青年學者年紀大。他們倆都是五十年代生人，沒有經曆五十年代的各種政治運動，也不知道那時要經常寫思想匯報，以及如何向黨交心。
周向陽說，目前這種搞法，我看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性質差不多——同樣是踐踏人的尊嚴，侮辱人的人格！連七八十歲的老教授也不放過。人家那麽大年紀，平日就深居簡出，連研究生都很難見到，這次也強迫人家要參加學習。他們拄著拐杖，來到會議室，用哆哆嗦嗦的手，寫小結，實際上是寫思想匯報，交待六四前後自己的言行。然後再把小結交給係上的小姑娘——黨總支副書記。這不是侮辱人嗎？把一個老教授當成了什麽人？
是啊，鄧小平說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莫非就是這種“尊重”法？不過，正像一位老教授所說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近半個世紀的磨難中，已經骨頭被煨趴了，再也無法保持自己的尊嚴和人格了。這實際上是整個民族的悲哀。大家沉默了一會兒，我問：
“聽北京回來的人講，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常有人失蹤？”
“有。”周向陽用肯定的口氣講，“人大哲學係有兩個博士生就失蹤了。一個叫陳宣良，研究西方哲學的。他的那本《理性主義》，在青年學生中影響比較大。還有一個叫遠誌明，他在報刊上經常發表文章，有一本叫《沉重的主體》的書，是他寫的，在讀者中也很有影響。”
周向陽提到的這兩個哲學博士，我都有印象。1988年7月，我到北京參加《文化：中國與世界》講習班，曾經聽陳宣良博士講過課，他的課題叫“存在主義哲學”。他當時也就三十歲左右，體魄健壯，有點像個籃球運動員。從他那裏，我第一次聽到“黑格爾哲學是專製主義的理論”這種說法。他說，存在主義是對理性主義的反動。顯然，他對理性主義哲學和存在主義哲學都有較為深入的研究。至於遠誌明，我雖然沒見過其人，但他的文章，及他的《沉重的主體》一書卻令我心儀和欽佩！就在昨天，我還讀了他前一個時期寫的一篇談論《君王論》的文章，題目叫《民心為本，大智所用》。該文指出，統治者在民心和人性方麵應該重視曆史經驗和教訓。
“為什麽要抓遠誌明呢？”我問。
“他是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的副校長，特聘教授。”
是啊，有了這一條，政府就可以對他下手了。
“據說鄧小平把文化精英看成是‘動亂妖精’？”
一直沉默的周妻說，這些靠槍杆子打天下的農民領袖，是從來都不把知識分子放在眼中的。他們所說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必須像那幾個文化知識界的投機分子那樣，對他們言聽計從，即使他們殺了幾百上千的人，你也站出來說殺得好，幹得對，表示支持，表示擁護。不然，你再有知識，再是難得的人才，他也不會尊重你，不僅不尊重你，而且還要侮辱你，迫害你；倘若你還敢講真話，敢仗義執言，他還可以隨便找個借口，把你抓起來，甚至殺掉你！
真沒想到，周向陽的妻子看問題是這樣尖銳，這樣一針見血。在大學老師中，也算是看問題有水平的。周向陽見我們很關心北京秘密處決的事，他說：
“我也是聽別人講，晚上十二點以後，用警車把人拉到盧溝橋方向，在那裏處決一些運動骨幹。凡是燒過軍車，搶過軍用品，那怕是拿過一件軍服，一旦查實，立即就判處死刑，也包括大學生在內。”
大家聽了，都不再講話，陷入恐怖的沉默之中。還是周的妻子恨恨地說，這簡直和國民黨當年對進步人士的迫害一模一樣。
周向陽接著說，現在北京對大學生和研究生查得特別嚴。有個北大的研究生，暑假回到貴州的天柱縣鄉下。到家剛住下，村支部書記就帶著聯防小分隊和民兵隊長，前去搜查，然後告訴他，不準到處走動，不準亂講，外出要請假。完全把他當成了過去那些所謂“地富反壞分子”。他在家裏呆了幾天，全家都為他提心吊膽，也不知他到底犯了多大錯誤。他簡直沒想到，自己的家鄉竟然是這個樣子，覺得實在沒法呆不下去了，就提前返校。從天柱坐汽車到貴陽，一路上就搜查了三次。第三次特別仔細，連他的日記都打開翻閱，看到裏麵有幾頁記的是天安門廣場的情況，就要沒收。這個研究生爭辯說，日記是個人穩私，受法律保護，你們無權沒收！但那些公安人員哪聽他這一套，他們非常粗暴地說，你不願意交出來，就進公安局，先審查你半個月，弄清你的問題再說！停車檢查時間太長，起碼一兩個小時，旅客紛紛提出抗議。那些檢查人員背著槍，他們對旅客的抗議裝沒聽見。最後，這個研究生沒辦法，隻好把日記交出去了。他回到學校以後，非常氣憤地講了一句：“我現在真正認識到什麽是法西斯統治了！”
周君山說，我有個朋友，最近從四川秀山老家回來。他告訴我，有個從北京回秀山原藉過暑假的大學生，到家之後，他父母都很高興，便決定把親朋好友及兒子的中學同學請到家裏吃一頓。他父母準備好一桌酒席，剛吃了幾口酒菜，縣公安局的摩托車和警車就開到他家門口，殺氣騰騰地走進屋，問：
“你們今天要幹什麽？”
“老同學兩年不見，在一起吃頓飯。”那位從北京回來的大學生回答。嚇壞的父母趕忙站起來向公安民警敬煙、倒茶。一位負責人模樣的人說，你們聚在一起，不準聚眾鬧事，不準煽動演說，不準傳播北京的謠言……最後警告大家，如果不聽招呼，有違背上級指示精神的言行，將以反革命論處！”
“不是已經取消反革命罪了嗎？”我問。
“我的朋友是這樣介紹的。估計講的是以動亂分子的罪名論處。”
周妻說，我們學院裏政治係的主任老趙，五七年打成“右派”，在法國的老婆和他離了婚。平反以後，當了係主任，有了女朋友。學潮和六四事件以後，女朋友逃到美國，這次他又要挨整，真是一輩子倒黴！為什麽遭整？頭幾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有人舉報他，說他在講課時提到匈牙利事件，他說那是匈牙利人民爭取獨立，反對蘇聯統治，爭取民主，反對獨裁的愛國民主運動，定成“反革命事件”顯然是顛倒黑白。這次清查運動，省公安廳的一位副廳長在會上點了他的名，說他在課堂上向學生傳播美國之音的廣播內容。還有一條是，說他和“中國民聯”有聯係，而“中國民聯”是在美國的一個所謂“反動組織”。
老趙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很是緊張，他親自跑到省公安廳去找那位廳長。門衛攔住他，問他進去找誰？他說找副廳長。問他是哪個副廳長？他說是開會點他名的那位副廳長。問他有什麽事，他說是去坦白交待。門衛打電話，請示領導，同意他進去。
老趙被領進一間辦公室，幾個處長聽他坦白交待。他卻講他當年為了建設新中國，毅然離開法國，離開有錢的妻子，隻身回到中國，專心教書；並且和美國的“中國民聯”沒有任何聯係；也沒向學生傳播美國之音的廣播內容。幾個處長聽了他的辯解之後，讓他先回學校，調查期間，不要到任何地方去，有問題隨時找他。
調查情況如何？“中國民聯”的事否定了。原來是老趙接到過一個從四川打來的電報，落款寫的是“中國民聯”。公安機關得到學校保衛部門提供的材料，誤以為老趙與美國那個“中國民聯”有聯係。實際上，是一個叫“中國民間藝術聯合會”的群眾組織給他發的電報，通知他去開會。發電報時為了省幾塊錢，把“中國民間藝術聯合會”縮寫成“中國民聯”，結果害了不少人！關於傳播美國之音的舉報，現在已派人到鄉下去找學生取證。如果證明他確實在學生中傳播過美國之音的內容，那麽他就有可能被定罪。
“會定什麽罪呢？”我自言自語地講。
“恐怕要定為‘煽動學生鬧事’，‘顛覆政府’之類的罪名。”劉君山講。
看來，在各個高校都安插一些公安機關的耳目，他們專門搜集高校教職工政治思想方麵的材料，不然他們怎麽會連趙主任的一封電報落款都了解這麽仔細？
周向陽的妻子說，不僅黨委一班人，就連組織部、宣傳部，各係黨總支，都負責監視老師和同學們的言行，他們經常開會研究師生的思想動態。此外，還有個別奴性十足的左派分子，你比如我們學院的朱鵬，那麽大年紀，在大會上登台亮相，自我表白，說他對黨的感情是多麽深，一生是多麽熱愛黨，對動亂又是多麽深惡痛絕，好像他就是平息動亂的英雄……大家在台下聽了，都轟他，說他“恬不知恥”，真是什麽樣的貨色都有。在係裏組織的政治學習會上，要求大家人人發言，我隻說了兩句話：政治鬥爭是殘酷的，是你死我活的。這就是我的認識。
大家認為，目前統治者是用兩手對付人民：一手是搞大清查，對參加民主運動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搞政治迫害；另一手就是開動宣傳機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欺騙人民。當局自己很清楚：軍隊雖然把民主運動壓下去了，但他們的威信也隨著全部喪失了。人民群眾的普遍不滿，他們是一清二楚的。這次殘暴、血腥的鎮壓，其後遺症將逐漸暴露出來……
從那時起,我就預料,人民解放軍jun魂死了. 隻有等待下一場戰爭(如對日)時才可以再生.如果是和日本之外的國家打,人民的反應將是木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