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二）戀愛中的林立果
林立果平日沉默寡言，但在他離世前談的一場戀愛中，則表露了他內心深處的一些真實思想，也顯示出他的人品。根據他的未婚妻張寧的後來回憶，林立果的母親葉群憑借林彪和她的特殊地位，為林立果在全國範圍內大選美女，使林立果可以接觸到不少年輕貌美的女子。但林立果對待戀愛婚姻的態度卻十分嚴肅，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就介紹給自己的戰友兄弟，絕不隨便拈花惹草和胡作非為。最後他看中南京軍區歌舞團舞蹈女演員張寧，就小心翼翼接近張寧，對張寧百般遷就，努力取得張寧的好感。本來林彪一家四口對張寧都很看好，但林彪之妻葉群卻中途生變，對張寧不太滿意，而林立果卻對張寧十分癡情，堅持打消張寧的種種顧慮，決心和張寧成婚。說明林立果絕不是一個花花公子和紈絝子弟，對戀愛十分嚴肅認真，
在林立果與張寧的交談中，曾經幾次涉及到政治方麵的問題。據張寧在回憶錄中記述，一次是在車上放搖滾樂，張寧非常驚奇，以為耳朵聽錯，張寧寫道：“在當時紅透天的文化革命中，聽這種音樂即是反動，在基層準被政治收審。”林立果卻不顧這些，並且問她：你喜歡嗎？張寧點點頭。林立果更加得意地說：“那個‘旗手’是‘下裏巴人’，懂什麽藝術？總有一天，我會讓中國人知道世界上還有這麽好的音樂。”林立果在得意忘形中，對當時的所謂文藝革命旗手江青說出大不敬的話，讓正在開車的周宇馳非常緊張，趕忙提醒他“莫談國事”。林立果馬上意識到，張寧是從基層上來的女兵，肯定已經被徹底洗腦，才沒有進一步發揮。但從他不小心說出的這幾句中，我們不難看出，林立果外表靦腆，但內心卻桀驁不馴，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對江青搞的那一套是看不上眼的，對她的藝術審美追求，更不以為然，而且透露出決心要改變當時中國的文藝狀況的雄心。
另外一次是張寧問林立果關於清查‘五•一六’的問題，張寧說：“我很認真地問林立果：基層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我團二百多號人有近二百人是‘五•一六’，這也太玄了。”林立果不假思索地道：“我不相信有‘五•一六’”。張寧聽了十分不解，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是毛主席下的指示，你爸爸也說過。你怎麽這樣說？”林立果隻能這樣講：“你剛上來，很多事不懂，以後你就知道。怎麽給你解釋呢，你知道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名言嗎？他說政治鬥爭是最肮髒的，無實話可言。”
當時張寧說：“我傻愣著，思路完全轉不過彎，我再次強烈感到他與很多高幹子弟不同，他的思想與我們這一代受著同一教育模式的青年人不同。”看來，張寧憑著年輕女孩的直覺，已經敏銳地感覺到林立果的超凡脫俗和內心的叛逆。接著林立果又說：“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教育正規，潛力很大,卻失去自我，沒有出息。”（以上見張寧《自己寫自己》中“我在林彪家裏的日子”一節）顯然，林立果作為一個對高層政治鬥爭情況十分熟悉，並且能夠看透毛的統治手法的先知先覺者，他對當時閉關鎖國中的年輕人也看得很透，他所謂“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沒有出息”，應該是指當時中國年輕人普遍被成功洗腦，對西方社會缺乏了解，許多人失去獨立思考能力，像當年義和團那些群氓一樣沒頭沒腦，一味地盲從和崇拜獨裁者。但他不能直截了當說出自己的想法，隻能用張寧能夠理解的現實生活中的例子，說“ ‘五•一六’就是最好的例子。”林立果意識到自己和眼前的女友張寧在思想認識上的差距太大，便趕忙結束談話：“好啦，我看你對我的觀點一時不會理解，不說這些了，談點別的吧。”張寧說：“他的觀點我想都不敢想，在基層他應該是進政治大牢的人”，又說“怪不得他父母常說他‘邪端異說’、‘標新立異’……”這說明林立果在林彪和葉群麵前，也常常發表一些不同觀點，所謂標新立異的‘邪端異說’。
（三）《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產生
如果沒有1970年夏末的廬山會議，沒有毛澤東和林彪在這次會議上的翻臉，可以預見的是，林立果會在空軍部隊繼續幹下去，並且前途無量。
廬山會議上，由於林彪一夥繼續強調“天才論”和主張設立國家主席，對“四人幫”一夥中的張春橋進行猛攻，結果違背毛的意誌，毛再次發難，寫出《我的一點意見》，先是拋出陳伯達，開展“批陳整風”運動，然後毛把鬥爭矛頭對準林彪一夥，讓黃永盛、葉群、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不斷寫檢查；同時又在組織上采取一係列措施，所謂“拋石頭”（敲打林彪一夥），“摻沙子”（派心腹進軍委辦事組）和“挖牆腳”（改組北京軍區）。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夫婦和林立果感到毛已經開始動手宰割林彪，林立果和葉群為了不像當年高崗、彭德懷和劉少奇那樣坐以待斃，便開始謀劃尋找出路。於是，林立果在1971年3月份，夥同周宇馳（1935——1971）、於新野（？——1971）和李偉信（1934——）四人，共同研究製定了《紀要》。
說來讓人難以置信，參加製定《紀要》的幾個年輕軍官，都是所謂根正苗紅的紅二代：周宇馳是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從祖父到父親，三代都是跟著共產黨幹革命，他本人曾經是原空軍司令劉亞樓的秘書，並且為黨刊《紅旗》雜誌寫過社論；而於新野的父親曾任蘇北某縣縣委書記，後到上海電視台任第二台台長職務，據說於新野七八歲就當共產黨的地下交通員。於新野1947年參軍入伍，擅長寫作，在部隊搞宣傳工作，後任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升任副部長以後，任林的秘書；李偉信15歲初中畢業後參軍，擔任空四軍政治部秘書，林立果在上海讀小學期間，李被選為其生活秘書，李陪伴林立果20多年，並升任空4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以上四個人多次在上海集會密謀，製定了《紀要》。其內容為：
首先，《紀要》把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展現在國人麵前：“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層）幹部實際生活水準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人們）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凡經曆過文革年代的人都記得，當時報刊廣播的宣傳是形勢大好，而且是越來越好；但實際情況是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糧食豬肉食用油這些生活基本需要物品，都是定量供應，牛奶白糖雞蛋手表自行車縫紉機等，這些家庭用品樣樣要票；農村裏的情況更糟，在貧困地區，農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過著原始人一樣的日子……因此，盡管《紀要》透露出的真實情況僅僅是冰山一角，但也可以引起人們的共鳴。
另外，《紀要》中還具體指出：“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炮灰，後期被壓製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當年，無論是上山下鄉，進五七幹校，工資長期凍結，大家心裏有苦說不出，心中疑慮說不清，經《紀要》這麽一點撥，人們一下子醒悟過來，認識到事情原來如此！而有反思能力的人，則開始認識到，自己一直是在被愚弄和欺騙。
還有，《紀要》裏談到當時的政治形勢：“筆桿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還說“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一場政治危機正在醞釀。”……
文中所謂“筆桿子托派集團”，是指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廬山會議後，江青張春橋一夥，受到毛的支持，於是《紀要》提出：“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就是說，林立果等明確提出，要搞武裝政變。
《紀要》第二個重點是對毛主義的討伐。60年代，由林彪掀起的對毛的個人崇拜，在文革初期已經達到瘋狂的程度，毛再次登上神壇。而《紀要》告訴國人：“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歷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援。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麵。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而這個當代的秦始皇，“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
睡夢中的國人，看到這裏，心中不免恍然大悟。又說，這個當代秦始皇“今天甜言密(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壓(押)的關壓(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又說，“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不被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是一個懷疑狂、瘧(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紀要》還指出：“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紀要》還非常明確地指出毛澤東追求的是：“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家長製生活。”
這份《紀要》與其說是一份武裝政變計劃，不如說是一篇討毛檄文，而且是建國以來曆數毛的罪惡最尖銳最無情的一份檄文。這篇檄文一下子撕破了毛的“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導師、偉大舵手”的畫皮，露出一個禍國殃民暴君的真實嘴臉。如果《紀要》製定者知道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農民的慘禍，寫進《紀要》之中，那麽這份討毛檄文 ，就更加完整有力。
中共高層看到這篇討毛檄文以後，周恩來和紀登奎等認為《紀要》有損毛的形象，主張秘而不宣；但毛錯估了形勢，以為全國人民對他的崇拜無法撼動，執意下發基層，結果看了這篇《紀要》，凡是有點頭腦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都被這篇檄文所觸動，內心有了想法，也就是說，從此毛的威信一落千丈！
